《與當代大師對話》這套叢書絕不是曲學阿世、心血來潮的產物，而是一批有志於重新振興學術事業的中青年學者沉潛往復、從容含玩的結晶。每一個關注這套叢書的編者和作者、策劃和寫作的人，都會發現它具有如下的特徵: 其一、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遴選欲與之對話的學術大師。 其二、注重與西方學術大師之間的直接對話。 其三、在中西文化比較研究上做出了可貴的嘗試。 其四、對問題意識的深化。 本書是對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流派的研究，以當代美國文化學派傑姆遜的理論為討論對象，剖析其“後現代文化”理論構架，探求其理論體系中有關“總體論”與“後現代性”的衝突與闡釋悖論。
基本介紹
- 書名：重建總體性:與傑姆遜對話
- 作者：梁永安
- 出版日期：200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220056877
- 外文名：Dialogue with F. Jamson
-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 頁數：332頁
- 開本：32
- 品牌：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梁永安，山東威海人，文學博士，1954年生，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副教授，從事中國當代文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新中國文學詞典》文化評論集《繆斯琴弦上的貓頭鷹》、長篇歷史小說《王莽》等。
媒體推薦
前言
弗雷德里克·傑姆遜(Fredrie Jameson)1934年4月出生於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上學位和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他的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擔任副教授、教授，主講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1976年後，又回到耶魯大學法文系擔任教授。1986年，他來到杜克大學擔任主講比較文學的講座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批評理論中心主任。從學術背景來看，傑姆遜前半期是一個文學研究家，他的文學理論專著《馬克思主義與形式》 (1971)、《語言的牢籠》(1972)、《政治無意識》(1981)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三部曲”。但傑姆遜本人後來卻並不認為自己專屬於文學研究，而是一個“文化批評家”，“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傑姆遜的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學術興趣的轉移：出版
《政治無意識》之後，他的視野轉入了文學的外部文化環境，開始了對後工業社會的總體性觀察。1982年，他在美國惠特尼博物館發表的“後現代主義和消費社會”的演講，標誌著他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獨到的思路，在資本擴張與文化生產之間探索深層的關聯。隨後他陸續出版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可見的簽名》、《地緣政治美學》、《時間的種子》、《文化轉向》等等論著，都聚焦於瀰漫於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並將其納入歷史化的語境中條分縷析，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中國學者對傑姆遜並不陌生，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學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講學。講學內容後來整理出版為《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學界頗為流行。那一年，傑姆遜曾來到復旦大學與中文系的師生交流，他那縱橫交錯的理論體系給筆者一種思想壁壘的深刻感受。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化思想界，整體上還繼承著“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沉浸在對現代性的仰望中。傑姆遜教授帶來的“後現代”諸種理論，突然將現代性及其諸位大師擠到思想史的邊緣，福柯、格雷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後現代理論家占據了前台。此時，中國學者驀然意識到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已經今非昔比，都變成了“後”的天下，傑姆遜由此也成為把後現代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大陸的“啟蒙”人物，備受推崇。細究起來，中國思想家親近傑姆遜，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語境前提：一方面，他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對各種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對文學中的各種文本進行社會歷史維度的闡釋，這是我們所熟悉的路徑。但另一方面，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又不是單一的政治理論，而是包容了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等等當代新觀念、新方法的“新馬克思主義”。從接受理論的角度看，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理論最容易引起廣泛的興趣。
2002年7月28日上午，傑姆遜再來中國，精神矍鑠地登上華東師範大學的講台，為上海學者作了題為《現代性的幽靈》的演講。這距離他第一次到北京已經十七年了。然而，傑姆遜2002年之夏帶到』：海來的“現代性的幽靈”，卻沒有當年的颶風式效應，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評。傑姆遜講演之後，長期研究後現代文化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會科學報》撰文批評傑姆遜“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與王岳川觀點類似的文章接連問世，而為傑姆遜“正名”的聲音也同樣響亮。尤其是傑姆遜的中國門生張旭東專門給《社會科學報》寫了一封信，呼籲“參與討論的人士以文本為根據，以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誤讀和空論”，並提醒“這是任何嚴肅討論的底線”。兩種觀點的爭論，不是這裡探討的對象，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樣的強烈反差：傑姆遜為什麼能給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帶來興奮不已的後現代“主義”，而在21世紀的初端卻只能留下疑竇重重的現代性“問題”?是傑姆遜的理論變了，還是中國的文化氣候變了?要搞清這一點，先要看看傑姆遜在《現代性的幽靈》中說了些什麼。
……
弗雷德里克·傑姆遜(Fredrie Jameson)1934年4月出生於美國的克里夫蘭，在耶魯大學獲得碩上學位和博士學位，博士專業方向是法國文學，他的博士論文是《薩特：一種風格的起源》。耶魯畢業後，在哈佛大學任教。1967年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擔任副教授、教授，主講法國文學和比較文學。1976年後，又回到耶魯大學法文系擔任教授。1986年，他來到杜克大學擔任主講比較文學的講座教授、文學系主任兼批評理論中心主任。從學術背景來看，傑姆遜前半期是一個文學研究家，他的文學理論專著《馬克思主義與形式》 (1971)、《語言的牢籠》(1972)、《政治無意識》(1981)獲得了極高的聲譽，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的三部曲”。但傑姆遜本人後來卻並不認為自己專屬於文學研究，而是一個“文化批評家”，“注意的是世界範圍內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傑姆遜的這一自道概括了他的學術興趣的轉移：出版
《政治無意識》之後，他的視野轉入了文學的外部文化環境，開始了對後工業社會的總體性觀察。1982年，他在美國惠特尼博物館發表的“後現代主義和消費社會”的演講，標誌著他已經開始形成自己獨到的思路，在資本擴張與文化生產之間探索深層的關聯。隨後他陸續出版的《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可見的簽名》、《地緣政治美學》、《時間的種子》、《文化轉向》等等論著，都聚焦於瀰漫於西方社會的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並將其納入歷史化的語境中條分縷析，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
中國學者對傑姆遜並不陌生，1985年秋，他到北京大學進行了為期四個月的講學。講學內容後來整理出版為《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一書，在20世紀80年代的學界頗為流行。那一年，傑姆遜曾來到復旦大學與中文系的師生交流，他那縱橫交錯的理論體系給筆者一種思想壁壘的深刻感受。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中國文化思想界，整體上還繼承著“五四”以來的啟蒙主義，沉浸在對現代性的仰望中。傑姆遜教授帶來的“後現代”諸種理論，突然將現代性及其諸位大師擠到思想史的邊緣，福柯、格雷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後現代理論家占據了前台。此時，中國學者驀然意識到西方當代文化理論和文學理論已經今非昔比，都變成了“後”的天下，傑姆遜由此也成為把後現代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大陸的“啟蒙”人物，備受推崇。細究起來，中國思想家親近傑姆遜，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語境前提：一方面，他一貫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思想，對各種後現代主義文化現象、對文學中的各種文本進行社會歷史維度的闡釋，這是我們所熟悉的路徑。但另一方面，他所說的馬克思主義又不是單一的政治理論，而是包容了精神分析、結構主義等等當代新觀念、新方法的“新馬克思主義”。從接受理論的角度看，這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理論最容易引起廣泛的興趣。
2002年7月28日上午，傑姆遜再來中國，精神矍鑠地登上華東師範大學的講台，為上海學者作了題為《現代性的幽靈》的演講。這距離他第一次到北京已經十七年了。然而，傑姆遜2002年之夏帶到』：海來的“現代性的幽靈”，卻沒有當年的颶風式效應，反而引起了不少批評。傑姆遜講演之後，長期研究後現代文化問題的中國學者王岳川在上海的《社會科學報》撰文批評傑姆遜“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與王岳川觀點類似的文章接連問世，而為傑姆遜“正名”的聲音也同樣響亮。尤其是傑姆遜的中國門生張旭東專門給《社會科學報》寫了一封信，呼籲“參與討論的人士以文本為根據，以避免
一些不必要的誤讀和空論”，並提醒“這是任何嚴肅討論的底線”。兩種觀點的爭論，不是這裡探討的對象，值得注意的倒是這樣的強烈反差：傑姆遜為什麼能給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帶來興奮不已的後現代“主義”，而在21世紀的初端卻只能留下疑竇重重的現代性“問題”?是傑姆遜的理論變了，還是中國的文化氣候變了?要搞清這一點，先要看看傑姆遜在《現代性的幽靈》中說了些什麼。
……
圖書目錄
前 言
第一章 總體性
——傑姆遜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黑格爾的總體論
第二節 馬克思的總體性
第三節 盧卡契總體論
第四節 傑姆遜的總體性
第二章：總體性視野下的後現代文化批評
第一節 對後現代主義文化的歷史追溯
第二節 後現代主義的文化邏輯
第三節 後現代文化的構成特徵
第四節 後現代的二律背反
第三章 總體性視野中的文學批評理論
第一節 敘事是對現實矛盾的象徵性解決
第二節 文學文本是階級之間意識形態對峙的象徵舉措
第三節 文學文本是生產方式的痕跡或預示
第四節 傑姆遜文學理論的啟示
第四章：中國當代文學的總體性觀察
第一節 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文革”前文學的經濟觀察
第二節 欲望與遏制
第三節 “啟蒙”者的退場——1980年後的知識分子小說
後記
第一章 總體性
——傑姆遜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黑格爾的總體論
第二節 馬克思的總體性
第三節 盧卡契總體論
第四節 傑姆遜的總體性
第二章：總體性視野下的後現代文化批評
第一節 對後現代主義文化的歷史追溯
第二節 後現代主義的文化邏輯
第三節 後現代文化的構成特徵
第四節 後現代的二律背反
第三章 總體性視野中的文學批評理論
第一節 敘事是對現實矛盾的象徵性解決
第二節 文學文本是階級之間意識形態對峙的象徵舉措
第三節 文學文本是生產方式的痕跡或預示
第四節 傑姆遜文學理論的啟示
第四章：中國當代文學的總體性觀察
第一節 經濟理性與道德理性——“文革”前文學的經濟觀察
第二節 欲望與遏制
第三節 “啟蒙”者的退場——1980年後的知識分子小說
後記
文摘
書摘
嚴格地說，阿爾都塞的這套理論並非獨一無二，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中持此觀點的不乏其人。英國的英格爾頓曾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寫道： “藝術可以如恩格斯所說，是與經濟基礎關係最為‘間接’的社會生產。但是從另外的意義上看，它也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它像別的東西一樣，是一種經濟方面的實踐，一類商品的生產。……我們可以視文學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他形式並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形式。”但任何理論家都沒有像阿爾都塞這樣系統地建構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方式”總體，並且在尋求總體內的各種要素的相互關係上進行了縝密的推論。這樣的方法自然使傑姆遜對阿爾都塞的社會歷史多元決定論讚賞有加，稱其為“當代西方思想界最為成功的一個概念”。讚賞的主因，顯然是阿爾都塞的總體化思路符合傑姆遜“從總體上把握對象”的思想方法。
傑姆遜在讚揚阿爾都塞的同時，也看到了他的盲區。
傑姆遜認為：
阿爾都塞的新穎之處在於顛倒了老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現實存在於“人的頭腦之外”，符合現實就是真理，但這似乎又很難證實。不過在阿爾都塞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實際上從來也不可能跳出自己的頭腦。思想意識和真正的哲學思辯，或者是他所說的“理論的套用”都是在人的頭腦這一封閉的密室內進行的。因此唯物主義觀點是靠認定一切思維本質上都是唯心的這一點才能成立。的確，在某一個層次上，意識形態和理論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承認自己是唯心的(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意念)，而前者則總想冒充實際。但在另一個層次上，意識形態則似乎是決定我們的行動的方式、常規和信念所構成的支架。而理論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自覺的知識的產生。因此，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仍有作用。因此有兩類具體的現象：具體的現實和具體的思想。“在認識層次上產生一件具體的事物的過程完全是在理論套用的範圍內進行的。當然，它也與現實中的具體事物有關，但這一具體的現實‘任何時候都是獨立存在於人的頭腦之外的’ (馬克思語)，是從來也不會和作為對它的認識的另一類‘具體事物’相等同的”。(阿爾都塞語)因此，如果理解正確的話．理論也是一種生產：它以已經產生的實物(以前的理論或具體的思想)為原料，然後就像物質世界中的生產一樣，把它們轉變成新的東西。阿爾都塞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科學史(包括馬克思的發現)，在這一範圍內，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他把知識的產生理解為基本上是對已有思想的加工：即把後者，也就是意識形態或者是不成熟的概念(他稱之為通則I)通過理論套用(通則Ⅱ)的作用轉變為精確的科學知識(通則Ⅲ)。……如果我們問在純精神生產和物質世界之間能建立起什麼聯繫的話，那么看來阿爾都塞有兩種答案：一種站在思考對象一邊，另一種站在思考者一邊。第一種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談，它給我們指出了思雛和實際之間的中間物，即所謂的“問題結構”，或者叫問題的分層結構，它把外部的歷史現實中的種種變更轉移到在用頭腦進行思考的理論家身上，因為它正是“歷史給意識形態提出的客觀問題”。但是，從思考者的角度來說，只有把理論套用和政治套用區剮開來才有可能對一個真實的，儘管是間接認識的世界產生作用。鳥姆貝爾托·埃科曾指出阿爾都塞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最終可追溯到斯賓諾莎身上。他說：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夠對客觀世界起作用，因為，歸根結底，思想之間的規律和關係就是事物之間的規律和關係。”不管怎么說。由於阿爾都塞認為我們只能間接地進入真實的歷史時間。對他來說我們的話動就像是一種盲目的行動，一種遠距離操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最多也只能像在鏡子裡看自己的動作一樣。從為適應外界情況的變化所產生的各種意識調整的角度往回看。這一錯綜複雜的答隸不管有什麼優點，問題的基本性質現在已看得很清楚了。它本質上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論的翻版。”
對阿爾都塞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結構主義方法的批評。傑姆遜認為結構主義有一種“認識論上的困境”，即一方面承認在符號系統本身之外有一種最基本的存在，但能否認識它，卻只能依賴“思維的結構”和“外部世界的規律”之間“先天的和諧”。在傑姆遜的審視性眼光中，阿爾都塞的根本缺陷，是在於他只看到了個體，並將個體作為主體對待，沒有看到階級意識的歷史作用。傑姆遜要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政治、法律等要素之間找到真正的聯繫。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概念：意識形態素(Ide010geme)。
這個概念，在傑姆遜的總體性思想里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傑姆遜在《政治無意識》為文學的闡釋畫出了三個視域： “首先是政治歷史觀，即狹義的定期發生的事件和頗似年代順序的系列事件；然後是社會觀，在現在已經不太具有歷時性和時間限制的意義上指的是社會階級之間的構成性張力和鬥爭；最後，是歷史觀，即現在被認為是最寬泛意義上的一系列生產方式，以及各種不同的人類社會構造的連續和命運，從為我們儲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遙遠的未來歷史。””這三個視域被傑姆遜稱為“三個同心框架”。在第二個視域中， “我們分析的客體本身已經被辯證地改造，已不再被理解成狹義的個別‘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構成偉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而文本不過是這些話語的個別言語或表達。在這個新的視域內，我們的研究客體將證明是意識形態素(Ideologeme)，即是說，是社會階級在本質上不相容的集體話語的最小可讀單位。”在《政治無意識》中，傑姆遜還這樣概括過意識形態素：“每一特定時期的文化或‘客觀精神’都是一種環境．那裡棲居的不僅僅是承襲的語詞和倖存的概念，還有那些社會象徵類型的敘事整體，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素。””
什麼是“社會階級在本質上不相容的集體話語的最小可讀單位”?什麼是“社會象徵類型的敘事整體”?
首先，它是具象的階級語言，表現在文學具體的敘事材料里。傑姆遜贊同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觀點： “在索緒爾看來，階級語言顯然是某種理想的構造，在任何個別言論中從來不是完全可見的，也從來不是完全呈現的。這種較大的階級話語可以說是圍繞我們將稱之為意識形態素的最小‘單位’來組織的。這種表述的優越性在於它作為抽象意見、階級價值等意識形態概念，能夠與我們這裡將使用的敘事材料相調和。”
……
嚴格地說，阿爾都塞的這套理論並非獨一無二，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中持此觀點的不乏其人。英國的英格爾頓曾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中寫道： “藝術可以如恩格斯所說，是與經濟基礎關係最為‘間接’的社會生產。但是從另外的意義上看，它也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它像別的東西一樣，是一種經濟方面的實踐，一類商品的生產。……我們可以視文學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種社會活動，一種與其他形式並存和有關的社會、經濟生產的形式。”但任何理論家都沒有像阿爾都塞這樣系統地建構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方式”總體，並且在尋求總體內的各種要素的相互關係上進行了縝密的推論。這樣的方法自然使傑姆遜對阿爾都塞的社會歷史多元決定論讚賞有加，稱其為“當代西方思想界最為成功的一個概念”。讚賞的主因，顯然是阿爾都塞的總體化思路符合傑姆遜“從總體上把握對象”的思想方法。
傑姆遜在讚揚阿爾都塞的同時，也看到了他的盲區。
傑姆遜認為：
阿爾都塞的新穎之處在於顛倒了老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現實存在於“人的頭腦之外”，符合現實就是真理，但這似乎又很難證實。不過在阿爾都塞看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實際上從來也不可能跳出自己的頭腦。思想意識和真正的哲學思辯，或者是他所說的“理論的套用”都是在人的頭腦這一封閉的密室內進行的。因此唯物主義觀點是靠認定一切思維本質上都是唯心的這一點才能成立。的確，在某一個層次上，意識形態和理論之間的區別在於後者承認自己是唯心的(或者根本就是一種意念)，而前者則總想冒充實際。但在另一個層次上，意識形態則似乎是決定我們的行動的方式、常規和信念所構成的支架。而理論則是一種完全不同的自覺的知識的產生。因此，即使在社會主義社會，意識形態仍有作用。因此有兩類具體的現象：具體的現實和具體的思想。“在認識層次上產生一件具體的事物的過程完全是在理論套用的範圍內進行的。當然，它也與現實中的具體事物有關，但這一具體的現實‘任何時候都是獨立存在於人的頭腦之外的’ (馬克思語)，是從來也不會和作為對它的認識的另一類‘具體事物’相等同的”。(阿爾都塞語)因此，如果理解正確的話．理論也是一種生產：它以已經產生的實物(以前的理論或具體的思想)為原料，然後就像物質世界中的生產一樣，把它們轉變成新的東西。阿爾都塞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科學史(包括馬克思的發現)，在這一範圍內，我們不難看出為什麼他把知識的產生理解為基本上是對已有思想的加工：即把後者，也就是意識形態或者是不成熟的概念(他稱之為通則I)通過理論套用(通則Ⅱ)的作用轉變為精確的科學知識(通則Ⅲ)。……如果我們問在純精神生產和物質世界之間能建立起什麼聯繫的話，那么看來阿爾都塞有兩種答案：一種站在思考對象一邊，另一種站在思考者一邊。第一種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談，它給我們指出了思雛和實際之間的中間物，即所謂的“問題結構”，或者叫問題的分層結構，它把外部的歷史現實中的種種變更轉移到在用頭腦進行思考的理論家身上，因為它正是“歷史給意識形態提出的客觀問題”。但是，從思考者的角度來說，只有把理論套用和政治套用區剮開來才有可能對一個真實的，儘管是間接認識的世界產生作用。鳥姆貝爾托·埃科曾指出阿爾都塞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最終可追溯到斯賓諾莎身上。他說： “馬克思主義哲學之所以能夠對客觀世界起作用，因為，歸根結底，思想之間的規律和關係就是事物之間的規律和關係。”不管怎么說。由於阿爾都塞認為我們只能間接地進入真實的歷史時間。對他來說我們的話動就像是一種盲目的行動，一種遠距離操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最多也只能像在鏡子裡看自己的動作一樣。從為適應外界情況的變化所產生的各種意識調整的角度往回看。這一錯綜複雜的答隸不管有什麼優點，問題的基本性質現在已看得很清楚了。它本質上就是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論的翻版。”
對阿爾都塞的批評實際上也是對結構主義方法的批評。傑姆遜認為結構主義有一種“認識論上的困境”，即一方面承認在符號系統本身之外有一種最基本的存在，但能否認識它，卻只能依賴“思維的結構”和“外部世界的規律”之間“先天的和諧”。在傑姆遜的審視性眼光中，阿爾都塞的根本缺陷，是在於他只看到了個體，並將個體作為主體對待，沒有看到階級意識的歷史作用。傑姆遜要在意識形態和經濟基礎、政治、法律等要素之間找到真正的聯繫。為此他提出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概念：意識形態素(Ide010geme)。
這個概念，在傑姆遜的總體性思想里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傑姆遜在《政治無意識》為文學的闡釋畫出了三個視域： “首先是政治歷史觀，即狹義的定期發生的事件和頗似年代順序的系列事件；然後是社會觀，在現在已經不太具有歷時性和時間限制的意義上指的是社會階級之間的構成性張力和鬥爭；最後，是歷史觀，即現在被認為是最寬泛意義上的一系列生產方式，以及各種不同的人類社會構造的連續和命運，從為我們儲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遙遠的未來歷史。””這三個視域被傑姆遜稱為“三個同心框架”。在第二個視域中， “我們分析的客體本身已經被辯證地改造，已不再被理解成狹義的個別‘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構成偉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而文本不過是這些話語的個別言語或表達。在這個新的視域內，我們的研究客體將證明是意識形態素(Ideologeme)，即是說，是社會階級在本質上不相容的集體話語的最小可讀單位。”在《政治無意識》中，傑姆遜還這樣概括過意識形態素：“每一特定時期的文化或‘客觀精神’都是一種環境．那裡棲居的不僅僅是承襲的語詞和倖存的概念，還有那些社會象徵類型的敘事整體，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素。””
什麼是“社會階級在本質上不相容的集體話語的最小可讀單位”?什麼是“社會象徵類型的敘事整體”?
首先，它是具象的階級語言，表現在文學具體的敘事材料里。傑姆遜贊同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觀點： “在索緒爾看來，階級語言顯然是某種理想的構造，在任何個別言論中從來不是完全可見的，也從來不是完全呈現的。這種較大的階級話語可以說是圍繞我們將稱之為意識形態素的最小‘單位’來組織的。這種表述的優越性在於它作為抽象意見、階級價值等意識形態概念，能夠與我們這裡將使用的敘事材料相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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