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長者》一篇。先秦道家著作，先韓子，韓子稱之。為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其說在戰國後期影響頗大。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鄭長者
- 作者：秦道家
東漢史學家班固(32-92年)在其編撰的《漢書·藝文志》(下文一律省稱為《漢志》)中考察由先秦至西漢時期的學術源流得失，並就所見的不同著作判分學派歸屬。班氏在道家類載籍中著錄了一部佚失已久的作品—《鄭長者》，本文即試圖對此部佚籍作一探討。
關於《鄭長者》，《漢志》中如此記述:“《鄭長者》一篇。”班固自注:“六國時，先韓[非]子，韓[非]子稱之。”而唐人顏師古(581-645年)在註解《漢書》，提及《鄭長者》作者的時候，引用西漢晚期學者劉向(前77一前6年)的《別錄》，指稱:“鄭人，不知姓名。’，①可知《鄭長者》只有一篇，篇幅短小，作者大概生於戰國時期，但是在班固的時代，對其身份已不大清楚。到唐代的顏師古為《漢書》作注時，也僅能指出其書作者是鄭國(今河南省新鄭市)人，真實的姓名已無從知曉。另一位東漢學者應韻的《風俗通義》，也透露了一點有關《鄭長者》作者的訊息:“春秋之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長德艾，事長於人，以之為長者故也。’，②這裡把《鄭長者》的作者前推至春秋末年，而“長者”一名的由來，應勁據傳聞指出，因為其人年壽較高，閱歷比常人豐富，所以得名“長者”。綜合來說，《鄭長者》的作者是鄭國一位年長的賢者。以下為了方便討論，不妨將鄭長者其人視作《鄭長者》一書的撰著者。
雖然有學者提出疑問，質疑《鄭長者》的實際著作年代③。但可以肯定的是，《韓非子》曾徵引其書，而韓非(前280一前233年)是戰國晚期人，證明在戰國晚期前，《鄭長者》業已問世。此外，鄭長者曾對戰國初期政治人物田子方的言論作出批評(見後文)，這點反證了鄭長者的生活年代，必定不可能早於戰國初期。把上述兩點結合來看，鄭長者的生活年代及其書的形成時間，大概界乎戰國初期與中期之間。
自《漢志》著錄((鄭長者》後，到隋唐時期的史志書籍中已不見有關的記載，可知其書早已亡佚。清人馬國翰(1794-1857年)加以輯佚，在其《玉函山房輯佚書》卷七十中有輯本一卷④。可惜的是，馬氏的輯本未盡完備，僅由《韓非子》中收錄了一則《鄭長者》的佚文。但正如本文稍後所示，考《韓非子》一書，便會發現當中保留了三則跟鄭長者相關的文字，馬氏的輯佚工作顯然有所遺漏。至於現代學者對《鄭長者》的討論，也殊不多見，只有寥寥可數的幾位學者曾經談到這部先秦道家的佚籍。⑤
以下即根據《韓非子》中存留的《鄭長者》佚文，闡述鄭長者的思想。《韓非子》中包含的三則《鄭長者》佚文，皆集中反映了鄭長者對治國原則及為政者從政態度的看法。第一則佚文見於《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自御之，子謹周子凜。”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凜，而未得所以為凜。夫虛無無見(現)者，凜也。’，⑥
這裡記述了田子方與唐易鞠兩人的對話，從射鳥問題談到治國方法，最後引來了鄭長者對田子方的評斷。
田子方原名無擇，曾為魏文侯(魏斯，前445一前3%年在位)師，是戰國初期的政治家。至於唐易鞠，史籍無記載，但他既與田子方會面，自然也是戰國初期人。田子方向唐易鞠請教射鳥者在行動時需要慎重的地方，唐易鞠認為射鳥者一人面對數百雋、雀鳥的注視，必須小合翼翼地把自己在糧倉草屋中隱藏起來。即是說，為了提高射中鳥兒的可能，先決條件是不引起鳥兒的注意，然後才把握時機，一矢中的。田子方對這個答案很滿意，並以為可以將其套用作治國的方法。
鄭長者聽聞田子方的說話後，作出回應，批評田子方雖然知道了統治者在治國上必須把自己隱藏起來(為廩)的重要性，但卻不曉得怎樣做才會成功。他由此說出了自己的見解:若做到“虛無”和“無現”，便是隱蔽自己的最佳辦法。鄭長者在這裡提出了“虛無”及“無現”這兩個概念。
接下來是《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載的另一則佚文:
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凜。”王曰:“何謂謹凜?”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漂也?故曰‘在於謹凜’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凜?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為凜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現)也。’其可以為此凜乎!’，⑦
這是另一段內容相近的說法。齊宣王(田辟疆，前319一前310年在位)向唐易子(即唐易鞠)請教射鳥的訣竅，由此申延到治國的問題上，唐易子最後援引鄭長者的說法以作回復。
齊宣王問唐易子有關射鳥的要點所在，唐易子答稱，關鍵是要謹慎地隱蔽自己於草屋之中。理由是，要射擊的鳥兒數量眾多，射者一人二目，但卻受到十數倍目光的注視，行蹤容易敗露，因此必須謹慎地將自己隱藏起來，才可以達成射鳥的任務。齊宣王緊接著問，人君只有兩隻眼睛監督全國，但全國百姓卻用上了千萬隻眼睛察視人君，怎樣才能夠替國君建造一間句供藏身以治理天下的草屋呢?唐易子由是引用鄭長者的說話，宣稱:只要具備“虛靜”，便可以做到“無為”和“無現”。這大概就是一種可為國君營建藏身草屋的方法。
第二則引文將第一則佚文里的“虛無”拆分為“虛靜”與“無為”兩個內涵更為深細的概念，再加上“無現”，合共有三個重心概念。
最後是《韓非子·難二》所記跟鄭長者相關的第三則文字:
昔者文王侵孟(孟或邢)、克苔、舉娜，三舉事而封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避)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封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封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權格囚於美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現)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⑧
在這一段文字里，韓非通過文王(姬昌)被商封王(帝辛)猜疑囚禁的事跡，顯示孔子(字仲尼，前551一前479年)讚賞文王的言論，實在不如鄭長者的見解高明。
過去，文王曾經攻克了邢(今河南省沁陽縣)、苔(今山西省祁縣)和綁(今陝西省戶縣)三地，惹起了商封王的憎厭。文王感到恐懼，遂進獻了洛水以西土壤肥美、方圓千里的封地，請求廢除炮烙酷刑，普天下高興萬分，皆感戴文王的美德。孔子聽聞這事件，讚美文王仁智俱備。文王不在乎用方圓千里的封地以求取廢止炮烙的刑罰，是仁的表現;而獻出了方圓千里的土地以獲取天下的人心，則是智的表現。
韓非跟著指出，孔子認為文王有智的表現，其實並不恰當。假使文王是因為不曾獲得人心擁戴而被封王憎惡，則他為了爭取人的支持以解除封王的憎惡，便是應該的，但實際上封王卻是因為他極得人心愛戴而憎惡他，文王自己反倒輕率地以放棄土地的手法來進一步爭取人心，使封王加倍猜忌，結果當然免不了被囚禁於羨里(今河南省湯陰縣)的命運。韓非於是引用鄭長者的說話，強調“體道”的人，是會達到“無為”和“無現”的，並以為這種見解方適合於文王，才足以使文王不致引起封王的猜忌。至於孔子稱美文王的說話，相比之下，便不及鄭長者的見解精妙，切合文王政治活動的實際需要了。
韓非的意思是，文王明目張胆地爭取人心，將自己的政治意圖清楚顯示出來，只會促使封王無法忍受而著手打擊他，所以文王此舉根本就是不智的表現，並非如孔子所說的明智舉動。韓非認為鄭長者所提倡的“無為”、“無現”，才對文王真正管用，可令封王對文王的政治動向不起疑慮。於此明顯可見，韓非有意讚揚鄭長者的觀點，而貶抑孔子的識見。
把上述三則引文中與鄭長者直接有關的文句結合來看，便會發現當中牽涉到鄭長者思想中的幾個重要概念:“道”、“體道”、“虛靜”、“無為”、“無現”。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若將這些概念連貫起來，便會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脈絡。
“道”即是道體，是一形而上意義的實體，道體並不是孤懸獨存，與世間截然分離的，道體本身所涵蘊的性質，正是世人進行自我修養的依據。鄭長者特彆強調“體道”，指的卻是一種實踐修養的功夫，要求踐履者對道體有一切身的體悟，並就此體悟加以貫徹力行，務求通過踐履的功夫令踐履者把握道體的特質，且將這特質透顯出來。那么，道體的特質是什麼呢?就是“虛靜”。虛靜是道體所具有的一種特質，若更確切地說，這其實是指道體本身常處的一種狀態—道體經常呈現一種虛空靜寂的狀態。道體好像沒有產生什麼活動或含藏什麼事物似的，由於沒有具體的活動或事物，因而其自身只呈現一片虛空，也由於沒有什麼活動性的表現，所以偏向於靜寂。
踐履者體悟到道體的特質後，便能讓自身也達到一種虛空靜寂的狀態，以至於在外在的行為活動與內在的思維意念上，分別做到“無為”和“無現”。“無為”指涉人的行動層面，其表面的意思是無所作為，即沒有任何具體的行動，但其更深微的意思，實是指一種非人為的表現⑩，即沒有經過刻意計畫及預訂目標的行動;至於“無現”，則是不把自己的意圖、情感表露出來，這是對應人的意念層面來說的。若某人有一意圖，必須透過具體的行為(或為行動，或為語言)加以呈示，意圖是內在的，行為是外在的，兩者緊密相關，互為表里。故此，某人如體悟到道體虛靜的本質，而令自身也彰顯此特質，即可做到“無為”和“無現”，兩者並且是一起達致的。對照上引《鄭長者》的佚文，便會發現，射鳥者在射鳥活動中的狩獵舉動，以及文王呈獻土地以求廢止炮烙刑罰的行動，俱是刻意的表現，當中意圖不難明白，與“無為”、“無現”說的要求有很大的差距。
為什麼只有掌握到“虛靜”，才能做到“無為”和“無現”呢?這是因為，“虛靜”就是一種不產生活動或抱持事物(包括念慮或意圖)的狀態。某人若體悟道體的本質，達到虛空靜寂的狀態，心中只有一片空明，自然不會持任何念頭或意圖，由此遂能做到“無為”和“無現”。
雖然有關鄭長者的思想資料十分有限，但從以上的分析中可見，鄭長者對政治問題無疑感到很大興趣。。在從政者治國的態度上，鄭長者明顯傾向於提倡一種退讓的排除積極行動的管治方式，希望主政者儘量減少個人的意圖和欲望。。但頗具特色的是，鄭長者並非孤立地處理統治者的個人修養問題，而是聯繫到形而上的道體論來建立其構想，他將政治生活與形上世界貫通起來，而形成一頗具條理的思維路向。
鄭長者思想中的“道”、“虛靜”、“無為”等概念，早在活動於春秋晚期的老子的思想體系中，已占有重要的位置和得到充量的闡釋，鄭長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擷取老子學說中某些基本概念以發展自己的看法，由此看來，鄭長者大概是老子的後學或追隨者。而其關注的焦點，明顯是在道體對踐履者的現實作用之上。
綜上所述，目前所知的鄭長者思想雖側重於政治層面，主張統治者在治理上要做到“無為”和“無現”，但其成功與否的關鍵，卻在於統治者能不能跟道體相契合，因此，道體才是鄭長者思想中的根本概念，無怪乎班固把《鄭長者》一書列人道家類的著作行列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