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自述》為“共和國開國元勛自述叢書”中的一部。從《鄧穎超文集》、與周恩來來往書信及鄧穎超同志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回憶文章、訪談及談話記錄中遴選與其生平有關的重要文字加以整理，以編年史的方式結集成書，以“自述”的形式出版，內容涉及青少年時期、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建國以後直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很多內容為首次披露，真實生動地再現了鄧穎超平凡而又偉大、曲折而又光輝的歷史，熱情歌頌了老一代共產黨人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的堅苦卓絕的鬥爭以及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頑強的革命意志、無私無畏的高尚品德。 《鄧穎超自述》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等編著。
基本介紹
- 書名：鄧穎超自述/共和國開國元勛自述叢書
- 出版社：解放軍出版社
- 頁數：245頁
- 開本：16
- 作者：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 周恩來思想生平研究會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鄧穎超同志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等編著的《鄧穎超自述》從《鄧穎超文集》、與周恩來來往書信及鄧穎超同志在各個歷史時期的回憶文章、訪談及談話記錄中遴選與其生平有關的重要文字，講述她的一生。
圖書目錄
開篇自述
第一章 青少年時期
第二章 戀愛與結婚
第三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
第四章 堅持白區鬥爭
第五章 參加長征
第六章 在北平西山療養
第七章 戰鬥在國民黨統治區
第八章 延安歲月
第九章 轉移晉綏
第十章 參加土改
第十一章 迎接勝利
第十二章 建設年代
第十三章 “文革”歲月
第十四章 走進新時期
第十五章 晚年情懷
第十六章 憶恩來
尾聲 致中共中央的信
委託下列幾位同志辦的幾項事
附一 愛潑斯坦等訪鄧穎超記
附二 大事年表
第一章 青少年時期
第二章 戀愛與結婚
第三章 在大革命洪流中
第四章 堅持白區鬥爭
第五章 參加長征
第六章 在北平西山療養
第七章 戰鬥在國民黨統治區
第八章 延安歲月
第九章 轉移晉綏
第十章 參加土改
第十一章 迎接勝利
第十二章 建設年代
第十三章 “文革”歲月
第十四章 走進新時期
第十五章 晚年情懷
第十六章 憶恩來
尾聲 致中共中央的信
委託下列幾位同志辦的幾項事
附一 愛潑斯坦等訪鄧穎超記
附二 大事年表
文摘
投身學運
1919年“五四”運動時，我才16歲，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念書。今天談起30年前的往事，由於30年不算短的時間和中國革命的曲折複雜經歷，已經沖淡了我的許多記憶，現在僅就我能記得的談談：
那年5月4日，北京學生髮動示威，要求“懲辦賣國賊”、“拒絕《凡爾賽和約》”，學生們在激憤中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怒打賣國賊的事件。次日訊息傳到天津，震動了天津各校的同學，紛紛議論，立即回響北京同學的愛國運動，在7日，天津學生就舉行了示威，很快的（地）組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以女學校同學為主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當時我們只憑單純的愛國熱情，喊出的口號除了前面的兩個以外，還有“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不做亡國奴”等等。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採取鎮壓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彈、水龍掃射、毆打以至逮捕等各種辦法壓迫學生。我們在鬥爭中鍛鍊，逐漸提高了覺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湧入古老的中國，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開始在中國青年中起了影響，這就給了“五四”運動以新的進步因素，使之向前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質，但當時，在我們的思想上還沒有弄明確。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的認識也才逐漸地明確起來。“五四”時，我們也不知道“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只知道列寧是蘇聯革命的導師，他是要為被壓迫的工人和農民謀解放而已，不過我們當時的確也有一種自發的直覺認識，要救國需要衝破學生的圈子，救國不能單靠學生，必須要“喚醒同胞”。所以，我們很重視宣傳工作，組織了許多講演隊。我當時就擔任著“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和“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我們的講演隊定期地經常地到各處講演。在初期，女學生因受社會封建習俗的束縛，還不能和男學生一樣地出現在街頭講演，而是限於在市內各宣講所、民教館，以及公共集會的場合。每次聽講的人都很多，我們講的是要大家起來齊心救國，要達到懲辦賣國賊的目的；講述朝鮮亡國後，當亡國奴的慘痛；我們應有愛國開會的自由，抗議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迫害等等。我們講的人，有時聲淚俱下。聽的人也很受感動。另外我們還作家庭訪視，常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挨家宣傳。有的人家對我們很熱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門一關、拒我們於門外。但我們碰了釘子一點不灰心，還是挨家敲門訪問。記得那年暑假期內，有一次出發去天津西頭講演，回來時趕上傾盆大雨，每個人淋得和水雞子一樣，但同學們一點也不泄氣，下次還是按時照樣地去乾。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重視文字的宣傳和報紙的作用，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出版了3日刊的《學生聯合會報》，後來改為對開一大張的日報，和現在《人民日報》的篇幅一樣大。每期銷到20000份以上，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個報的主編人就是周恩來同志。“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出版了一個周刊。這兩個報紙報導著當時國內外的時事訊息和全國各地的學生愛國運動訊息及反壓迫的鬥爭，還有社論和政治性的論文及文藝作品等等。
關於“五四”運動中，學生要求民主和科學的具體事實，我只能從當時天津一個地方的情況和我所活動的一個角度上舉幾個例子：
由於反動的北洋政府，對外媚日，對內袒護國賊，不斷地壓迫學生，我們沒有愛國的自由，當時我們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權利。我們為此遭受過多次的壓迫，也作了多次的鬥爭。例如“五四”那年的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天津全市市民大會，繼續堅持懲辦賣國賊，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加緊抵制日貨，舉行遊行示威。在事前，我們已經風聞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外號叫楊梆子）準備以武裝解散我們的集會，阻止我們的遊行。但我們毫不恐慌害怕，我們也作（做）了應付武裝警察的準備。會場的布置和隊伍的排列是把市民們站在主席台的周圍，然後把有組織的學生站在市民的外圍，又把女學生站在最前列，準備被武裝包圍時先由女學生衝出重圍。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拿的旗子，都是用專買來的堅固竹竿製成的，準備把竹竿作為事變發生時鬥爭的武器。在預定開會時間以前，市民和學生的隊伍大群大群的（地）向南開廣場集合起來。果然不出我們的預料，警察們大批出動，拿著上了刺刀的長槍，把我們整個的會場包圍起來了。我們仍按開會的秩序進行，直到遊行示威開始時，我們就和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首先我們學生向前沖，一面沖一面向他們宣傳呼喊：“警察也應該愛國！”、“不要打愛國學生！”，同時因為他們已經動武，用槍托毆打我們，很多同學挨了打，有的眼鏡亦被打破，於是我們也就揮動手上的竹竿抵抗，並用竹竿把他們的帽子掀掉地上。當他們彎腰去拾帽子的時候，我們就乘這空隙向前沖。正在搏鬥緊急的關頭，來了一支外援的隊伍——恰巧學聯的汽車宣傳隊開到會場。里外夾攻就打開了一個缺口，大隊跟著汽車沖了出去，於是環城示威遊行，直到警察廳質問楊以德，向他提出抗議，一直堅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學極大的憤慨，於是不再管封建習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頭，不顧一切，到處舉行街頭露天講演，控訴楊以德對於學生的迫害。P8－11
1919年“五四”運動時，我才16歲，正在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念書。今天談起30年前的往事，由於30年不算短的時間和中國革命的曲折複雜經歷，已經沖淡了我的許多記憶，現在僅就我能記得的談談：
那年5月4日，北京學生髮動示威，要求“懲辦賣國賊”、“拒絕《凡爾賽和約》”，學生們在激憤中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怒打賣國賊的事件。次日訊息傳到天津，震動了天津各校的同學，紛紛議論，立即回響北京同學的愛國運動，在7日，天津學生就舉行了示威，很快的（地）組成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和以女學校同學為主的“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隨後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當時我們只憑單純的愛國熱情，喊出的口號除了前面的兩個以外，還有“取消《二十一條》”、“收回青島”、“抵制日貨”、“提倡國貨”、“不做亡國奴”等等。當時北洋軍閥政府對學生的愛國運動是採取鎮壓的政策，是用警察、刺刀、子彈、水龍掃射、毆打以至逮捕等各種辦法壓迫學生。我們在鬥爭中鍛鍊，逐漸提高了覺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地湧入古老的中國，蘇俄十月革命的成功，也開始在中國青年中起了影響，這就給了“五四”運動以新的進步因素，使之向前發展。
“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質，但當時，在我們的思想上還沒有弄明確。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才明確地指出中國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我們的認識也才逐漸地明確起來。“五四”時，我們也不知道“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結合”，只知道列寧是蘇聯革命的導師，他是要為被壓迫的工人和農民謀解放而已，不過我們當時的確也有一種自發的直覺認識，要救國需要衝破學生的圈子，救國不能單靠學生，必須要“喚醒同胞”。所以，我們很重視宣傳工作，組織了許多講演隊。我當時就擔任著“女界愛國同志會”的講演隊長，和“學生聯合會”的講演部長。我們的講演隊定期地經常地到各處講演。在初期，女學生因受社會封建習俗的束縛，還不能和男學生一樣地出現在街頭講演，而是限於在市內各宣講所、民教館，以及公共集會的場合。每次聽講的人都很多，我們講的是要大家起來齊心救國，要達到懲辦賣國賊的目的；講述朝鮮亡國後，當亡國奴的慘痛；我們應有愛國開會的自由，抗議當時北洋政府對學生的迫害等等。我們講的人，有時聲淚俱下。聽的人也很受感動。另外我們還作家庭訪視，常到比較偏僻的地區和貧民區，挨家宣傳。有的人家對我們很熱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門一關、拒我們於門外。但我們碰了釘子一點不灰心，還是挨家敲門訪問。記得那年暑假期內，有一次出發去天津西頭講演，回來時趕上傾盆大雨，每個人淋得和水雞子一樣，但同學們一點也不泄氣，下次還是按時照樣地去乾。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重視文字的宣傳和報紙的作用，由“天津學生聯合會”出版了3日刊的《學生聯合會報》，後來改為對開一大張的日報，和現在《人民日報》的篇幅一樣大。每期銷到20000份以上，是一個不小的數目。這個報的主編人就是周恩來同志。“女界愛國同志會”也出版了一個周刊。這兩個報紙報導著當時國內外的時事訊息和全國各地的學生愛國運動訊息及反壓迫的鬥爭，還有社論和政治性的論文及文藝作品等等。
關於“五四”運動中，學生要求民主和科學的具體事實，我只能從當時天津一個地方的情況和我所活動的一個角度上舉幾個例子：
由於反動的北洋政府，對外媚日，對內袒護國賊，不斷地壓迫學生，我們沒有愛國的自由，當時我們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權利。我們為此遭受過多次的壓迫，也作了多次的鬥爭。例如“五四”那年的10月10日，由“天津各界救國聯合會”召開天津全市市民大會，繼續堅持懲辦賣國賊，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加緊抵制日貨，舉行遊行示威。在事前，我們已經風聞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外號叫楊梆子）準備以武裝解散我們的集會，阻止我們的遊行。但我們毫不恐慌害怕，我們也作（做）了應付武裝警察的準備。會場的布置和隊伍的排列是把市民們站在主席台的周圍，然後把有組織的學生站在市民的外圍，又把女學生站在最前列，準備被武裝包圍時先由女學生衝出重圍。另一方面，我們每個人拿的旗子，都是用專買來的堅固竹竿製成的，準備把竹竿作為事變發生時鬥爭的武器。在預定開會時間以前，市民和學生的隊伍大群大群的（地）向南開廣場集合起來。果然不出我們的預料，警察們大批出動，拿著上了刺刀的長槍，把我們整個的會場包圍起來了。我們仍按開會的秩序進行，直到遊行示威開始時，我們就和武裝警察發生了衝突，首先我們學生向前沖，一面沖一面向他們宣傳呼喊：“警察也應該愛國！”、“不要打愛國學生！”，同時因為他們已經動武，用槍托毆打我們，很多同學挨了打，有的眼鏡亦被打破，於是我們也就揮動手上的竹竿抵抗，並用竹竿把他們的帽子掀掉地上。當他們彎腰去拾帽子的時候，我們就乘這空隙向前沖。正在搏鬥緊急的關頭，來了一支外援的隊伍——恰巧學聯的汽車宣傳隊開到會場。里外夾攻就打開了一個缺口，大隊跟著汽車沖了出去，於是環城示威遊行，直到警察廳質問楊以德，向他提出抗議，一直堅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學極大的憤慨，於是不再管封建習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頭，不顧一切，到處舉行街頭露天講演，控訴楊以德對於學生的迫害。P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