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鄧拓評傳
-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 頁數：247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日報出版社
- 作者：王必勝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1514998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鄧拓評傳》再現了人民日報社原總編輯鄧拓的生平，翔實而客觀地評價了他的人生際遇和文化貢獻。鄧拓的形象在作者（王必勝）筆下更加生動親切，於樸實中蘊含著思想者的光芒。作者秉持嚴謹的學術風格，力求掌握第一手資料，做到言之有據，徵引翔實。本次再版，鄧拓之子鄧壯提供了很多照片資料，為《鄧拓評傳》增添了些許現場感。
作者簡介
王必勝，湖北荊門人。武漢大學中文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人民日報社高級編輯。創作以文藝評論、散文隨筆為主，著有《繆斯情結》《夢中的風景》《雪泥鴻爪》《東鱗西爪集》，《浮生札記》等；主編有散文年選多種。作品曾獲多種文學獎，曾擔任新聞出版署、中國作協和解放軍八一文學獎等獎項評審。
圖書目錄
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鄧拓評傳》代序
第一章 故鄉和童年
在“第一山房”
在“鳳池書院”
第二章 上海一開封時期
“補讀平生未見書”
鐵窗風雨唱高歌
哲學論戰——嶄露思想光芒
“中州客夢寒”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歷史
一部“扛鼎”之著
第三章 晉察冀邊區十年
“奮翅越重山”
“戰史編成三乾頁”
引線與號角——數百篇社論的寫作
黨的新聞事業的財富
宣傳毛澤東思想
革命友誼戰鬥情
“戰歌詩思倍匆匆”
文藝理論的探求
散文和報告文學寫作
第四章 在人民日報社
“為新生活而奮鬥”
社論、時評及其他——深沉思考的結晶
《人民日報》改版前前後後
關於報紙與社論、新聞與哲學
“文章 常助百家鳴”
“屈指當知功與過”
第五章 文之殤：捍衛真理的鬥爭
《前線》社論和“於遂安政論”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
繪畫藝術研究和詩歌散文創作
不屈的抗爭
不能忘懷的紀念
第六章 結束語
附錄一鄧拓生平年表
附錄二鄧拓主要著述目錄
後記
修訂補記
——《鄧拓評傳》代序
第一章 故鄉和童年
在“第一山房”
在“鳳池書院”
第二章 上海一開封時期
“補讀平生未見書”
鐵窗風雨唱高歌
哲學論戰——嶄露思想光芒
“中州客夢寒”
深入研究中國經濟歷史
一部“扛鼎”之著
第三章 晉察冀邊區十年
“奮翅越重山”
“戰史編成三乾頁”
引線與號角——數百篇社論的寫作
黨的新聞事業的財富
宣傳毛澤東思想
革命友誼戰鬥情
“戰歌詩思倍匆匆”
文藝理論的探求
散文和報告文學寫作
第四章 在人民日報社
“為新生活而奮鬥”
社論、時評及其他——深沉思考的結晶
《人民日報》改版前前後後
關於報紙與社論、新聞與哲學
“文章 常助百家鳴”
“屈指當知功與過”
第五章 文之殤：捍衛真理的鬥爭
《前線》社論和“於遂安政論”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
繪畫藝術研究和詩歌散文創作
不屈的抗爭
不能忘懷的紀念
第六章 結束語
附錄一鄧拓生平年表
附錄二鄧拓主要著述目錄
後記
修訂補記
後記
這本寫於近三十年前的（1986年6月由民眾出版社出版）書，置放了好久，猶如一件衣服，現在拿出來總是覺得它有些不合時宜，不太時尚，有太多的嫩稚和醜陋。幾乎在我記憶中忘卻的這本書，能夠又提起，還能再細讀它，並做些修訂，我得感謝人民日報社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今年，是我寫的傳主鄧拓誕生百周年，5月份只有中國作協的紀念會和鄧拓家鄉福州的一個會，但出版社的同志卻捕捉到我曾經出版過這本書的信息，他們寬容的接納，得以再面世，這不僅是對一本書的關愛，是對鄧拓這位文化、新聞大家的尊重和懷念，特別是作為他曾經付出過心血以至生命的人民日報社的出版社，有這樣的胸懷以這樣的方式紀念他，更是有著特殊的意義。
作為第一本鄧拓的傳記，當年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白手起家，儘可能蒐集素材，較為全面地寫出主人公的文化貢獻和生平歷史，但囿於當時的認識水平、資料欠缺和某種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採取了較為粗線條地展示鄧拓的主要成績，主要是文化貢獻，我曾經以“文化赤子”概括他對文化和新聞事業的貢獻。所以，以社會歷史為經，以傳主寫作為緯，是本書的基本結構，對鄧拓後期的工作經歷，特別是被中央領導人批評後的有關史實，稍有謹慎，也大而化之，自己當時就有些遺憾而是自覺無能為力的。於今已有些時日，這段歷史明白了些，但說清也難，憑我之力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沒有太多的深人的研究，也視為難題。再是因為，書出後，因為工作原因，再沒有時間作深入下去的研究。闕如者也只好如此而已。
本書出版後有一些反響，不少後來研究者們引用、抄錄，有的是內部文章，也有是公開出版物，北京的福建的都有。雖沒有標明出處，但如果追究不難取證的，我只當是幫助傳揚而顯得淡然而已。
因為多年沒有再研究之故，這次再版出版社讓我可作些改定，我只是對少數地方進行了修刪壓縮，除了個別地方有些新的評述外，沒有太多新資料補充，一是時間關係，再是因為保存原貌，也許更有價值，即使幼稚也問心無愧。
最後，重新寫讀之時，不禁想起曾經給我很大幫助的鄧拓夫人丁一嵐先生，她幾乎把手頭的資料悉數給我任意取用，有的地方我已在文中註明。她過世有年，但她那溫暖的目光和仁厚的情懷，以及對史實的嚴謹作風，讓我感動，也讓我常常想到她是在看著我的寫作。借這本書的再修訂，當是為她的在天之靈做一次天地問的祭奠吧！
作為第一本鄧拓的傳記，當年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白手起家，儘可能蒐集素材，較為全面地寫出主人公的文化貢獻和生平歷史，但囿於當時的認識水平、資料欠缺和某種可以理解的原因，我採取了較為粗線條地展示鄧拓的主要成績，主要是文化貢獻，我曾經以“文化赤子”概括他對文化和新聞事業的貢獻。所以，以社會歷史為經，以傳主寫作為緯，是本書的基本結構，對鄧拓後期的工作經歷，特別是被中央領導人批評後的有關史實，稍有謹慎，也大而化之，自己當時就有些遺憾而是自覺無能為力的。於今已有些時日，這段歷史明白了些，但說清也難，憑我之力完成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沒有太多的深人的研究，也視為難題。再是因為，書出後，因為工作原因，再沒有時間作深入下去的研究。闕如者也只好如此而已。
本書出版後有一些反響，不少後來研究者們引用、抄錄，有的是內部文章，也有是公開出版物，北京的福建的都有。雖沒有標明出處，但如果追究不難取證的，我只當是幫助傳揚而顯得淡然而已。
因為多年沒有再研究之故，這次再版出版社讓我可作些改定，我只是對少數地方進行了修刪壓縮，除了個別地方有些新的評述外，沒有太多新資料補充，一是時間關係，再是因為保存原貌，也許更有價值，即使幼稚也問心無愧。
最後，重新寫讀之時，不禁想起曾經給我很大幫助的鄧拓夫人丁一嵐先生，她幾乎把手頭的資料悉數給我任意取用，有的地方我已在文中註明。她過世有年，但她那溫暖的目光和仁厚的情懷，以及對史實的嚴謹作風，讓我感動，也讓我常常想到她是在看著我的寫作。借這本書的再修訂，當是為她的在天之靈做一次天地問的祭奠吧！
序言
去年《吳晗傳》出版時，我曾想過：鄧拓同志也應當有一本傳記。想不到前幾天王必勝同志來訪，談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鄧拓評傳》的書稿，即將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鄧拓同志離開我們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禍的最先受難者。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利用為他們篡黨奪權而掀起的一場災難性的動亂。林、江集團為了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擾亂全國，就抓住所謂“三家村的黑店”，向它開火。《三家村札記》不過是林、江反革命集團向全黨全國發動爆炸的引火線而已，爆炸的重點，並不在引火線上。但是他們這個陰謀，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時，人們是絕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當林、江一夥通過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黨黑店開火”時，一時之間真像是“黑雲壓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壓力都加在“三家村”的頭上，尤其是加在鄧拓同志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頭上，這是使人難以忍受的；再加上鄧拓同志當時本已身患多種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將們卻開始“破門而人”，攪得天翻地覆，鄧拓同志受不了這種侮辱，只得以一死來表示抗爭。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訊息，是稍後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後，於1969年末死於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後，“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雲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於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於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裡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於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裡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裡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於無產階級而屬於剝製階級，即使他們投身於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麼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麼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係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於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裡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複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後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採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去年《吳晗傳》出版時，我曾想過：鄧拓同志也應當有一本傳記。想不到前幾天王必勝同志來訪，談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鄧拓評傳》的書稿，即將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鄧拓同志離開我們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禍的最先受難者。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利用為他們篡黨奪權而掀起的一場災難性的動亂。林、江集團為了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擾亂全國，就抓住所謂“三家村的黑店”，向它開火。《三家村札記》不過是林、江反革命集團向全黨全國發動爆炸的引火線而已，爆炸的重點，並不在引火線上。但是他們這個陰謀，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時，人們是絕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當林、江一夥通過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黨黑店開火”時，一時之間真像是“黑雲壓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壓力都加在“三家村”的頭上，尤其是加在鄧拓同志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頭上，這是使人難以忍受的；再加上鄧拓同志當時本已身患多種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將們卻開始“破門而人”，攪得天翻地覆，鄧拓同志受不了這種侮辱，只得以一死來表示抗爭。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訊息，是稍後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後，於1969年末死於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後，“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雲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於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於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裡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於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裡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裡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於無產階級而屬於剝製階級，即使他們投身於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麼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麼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係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於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裡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複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後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採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訊息，是稍後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後，於1969年末死於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後，“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雲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於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於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裡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於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裡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裡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於無產階級而屬於剝製階級，即使他們投身於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麼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麼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係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於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裡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複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後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採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去年《吳晗傳》出版時，我曾想過：鄧拓同志也應當有一本傳記。想不到前幾天王必勝同志來訪，談到他最近已完成了《鄧拓評傳》的書稿，即將出版。這是一件令人滿意的事。鄧拓同志離開我們快20年了，他是“文化大革命”這場災禍的最先受難者。現在大家已經知道，所謂“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領導者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乘機利用為他們篡黨奪權而掀起的一場災難性的動亂。林、江集團為了從北京市委打開缺口，擾亂全國，就抓住所謂“三家村的黑店”，向它開火。《三家村札記》不過是林、江反革命集團向全黨全國發動爆炸的引火線而已，爆炸的重點，並不在引火線上。但是他們這個陰謀，在1966年的4、5月——“文革”初起時，人們是絕不可能看清楚的。所以，當林、江一夥通過姚文元宣告“向三家村反黨黑店開火”時，一時之間真像是“黑雲壓城城欲摧”，一切沉重的壓力都加在“三家村”的頭上，尤其是加在鄧拓同志這位“三家村的黑掌柜”的頭上，這是使人難以忍受的；再加上鄧拓同志當時本已身患多種疾病，而“革命派”的小將們卻開始“破門而人”，攪得天翻地覆，鄧拓同志受不了這種侮辱，只得以一死來表示抗爭。
我得到鄧拓同志去世的訊息，是稍後一些時日，當時我雖因失去一位領導和戰友而痛心，但也為他在那樣疾風暴雨之下能自己解脫自己而慶幸。
“三家村”的另一位戰友吳晗同志則死得更加悲慘，是經受了三年的殘酷迫害之後，於1969年末死於獄中。我也被關禁著，直到1973年才聽到這個噩耗。從此以後，“三家村”三去其二，只留下我孑然一人。
在今天，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黨中央已經為十年動亂中受誣陷、受迫害的大批同志平反昭雪，20年前的漫天風雨，早已是煙消雲散，現在已經是天朗氣清，海天如鏡。但是，倘有人再向我提到“三家村”冤案，提到鄧拓、吳晗兩位戰友時，我仍然感覺到摧心裂肺般的傷痛，同時也百感交集，連談話都不知道從何處談起。
幸虧關於鄧拓同志從一個愛國知識分子走上共產主義的光輝大道，他的一生革命的經歷，他作為黨的優秀的文化戰士為黨、為人民、為革命事業所作出的一切優異貢獻和成就等，都大體反映於這本《評傳》之中，用不著我再來一一加以評介了。在這裡我只就我同本書作者王必勝同志交談中，聽他一再提到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問題，略談我的一點看法。
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遭受政治上的迫害，遭受精神和肉體的摧殘，這在中外歷史上不但是“古已有之”，而且是屢見不鮮。問題不在這種歷史現象的必然出現，而在它竟然出現於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新中國，而且是以史無前例的規模、橫掃於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之上，這就使“文化大革命”成為歷史紀錄的一個突破點：大革文化命。
為什麼會產生這樣一個破歷史紀錄的文化大災難？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問題有正確、詳盡的分析與論斷，除開《決議》所指出的“文革”的歷史根源、社會根源以及個別領導者的錯誤思想之外，我還從《決議》中發現我們黨在教育、科學、文化和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一條長期存在的“嚴重的左的偏差”。在這裡我且引一段《決議》的原文為證：
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
這裡所說的“左的偏差”，是指“文革”以前就已存在，而且是長期存在，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曾經發生過多次左傾路線的錯誤，而且在那些路線錯誤中，知識分子和教育科學文化，往往是這種左傾路線摧殘迫害的重點。這就是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源之一。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輕視教育科學文化和歧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誤解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誤解了馬克思“勞動創造世界”的觀點中的“勞動”一詞，以為人類的生產勞動只是手的勞動，只是體力勞動。真正的革命力量只有工農業勞動者、無產階級，從事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既不是勞動者，也不屬於無產階級而屬於剝製階級，即使他們投身於革命陣營，也仍舊是無產階級的異己分子。
這些錯誤思想發展到“文化大革命”，就出現了這樣一些宣傳口號：“知識越多越反動”、“文革”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在這樣一種錯誤思想的指導之下，一切的教育、科學、文化機關以及在這些單位工作的一切知識分子，當然大禍臨頭，成了重災區和主要的受害者。
為了徹底破除這種“左”的錯誤思想，必須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澄清這樣一些問題：什麼是人類的生產勞動？什麼是勞動生產力？完全不用腦力單用體力的生產勞動在人類社會中存在不存在？教育科學文化等腦力勞動算不算勞動？它們同生產勞動的關係如何？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究竟是屬於哪個階級？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不需要教育科學文化？需要不需要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
要回答這些問題，非寫一本“萬言書”不可。我現在沒有這個力量，且把它們留待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去作研究的課題吧。我在這裡只是把偶然翻到的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的一段話摘下來，作為這篇序言的結束：
由於手、發音器官和腦髓不僅在每個人身上，而且在社會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進行愈來愈複雜的活動，提出和達到愈來愈高的目的。①
最後我還要把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的一段話抄下來，供讀者參考：
中共中央已經多次指出，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必須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同一切輕視科學技術、輕視智力開發、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作鬥爭，堅決糾正許多地方仍然存在的歧視知識分子的狀況，採取有力措施提高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這就是我們黨中央對前面所說的那些問題十分正確、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的有力的回答，也是我們懷念鄧拓、吳晗等一大批受“文化大革命”迫害的優秀知識分子、反思“文革”歷史，引起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