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編輯
鄧南光祖父姜滿堂,娶廣東籍鄧吉星女兒鄧登妹為妻,第一個孩子繼承鄧家香火,故從母姓,即鄧南光的父親鄧瑞坤。該家族日後成為地方上的富豪之一,地方稱為“新姜”,以別於被稱為“老薑”的姜秀鑾家族,並有“新姜比老薑辣”之說。
姜滿堂暴富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說法是他遇到1895年從台北城潰逃的台灣民主國廣勇,獲得扁擔裡面的龍銀致富,所以他們家還拜扁擔,稱扁擔為“布施爺”。當時廣勇在各地被劫財,後來人們建立忠義祠等來祭祀。姜滿堂還集資建立了大壢老仙爺廟
生平編輯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的鄧南光年表,有其生卒年月日。
早年
鄧騰輝出生於北埔,17歲就前往日本接受高中、大學教育。就讀法政大學經濟系時,參加寫真俱樂部,從此喜歡上攝影。他最初使用的相機是Kodak Autographic Camera。該年代攝影相機為奢侈品,但因家境好能給予支持,母親鄧吳順妹也賣了首飾支持。當時他每天都背著沈甸甸的相機上學,並隨時用來捕捉身邊的人、事、物。
念大學時,鄧騰輝與家住新埔的潘慶妹結婚,一起到東京,作品首次投稿日本《Camera》雜誌就入選,更激發他對攝影的興趣,用萊卡拍攝的作品也入選上海一屆國際攝影展。他的題材多元,參加比賽也頻頻獲得獎賞,還成為全日本萊卡協會與全關東學生寫真聯盟的會員。1932年,長子鄧世光出生。
當時源自德、法的新興攝影浪潮在日本萌芽,其美學與形式強調即興、自由速寫、蒙太奇組合、中途曝光、潛意識意境等,為對保守、傳統畫意攝影的反動。身處日本的鄧南光受此攝影思想的影響,信奉木村伊兵衛所說要相機用起來跟自己身體形成一體、要成為自己眼睛或頭腦的延伸的觀念,並認為現代攝影是動的、寫實的、實用的,要與過去靜的、人為的、裝飾的畫意沙龍有所區隔。
中晚年
鄧南光在1935年拍攝北埔慈天宮廟坪的照片。
攝影家張照堂評論鄧南光的作品,“充滿浪漫與落寞”,鏡頭單純,直接觸動人心,並將鄧南光攝影生涯分三個階段,一是留日時期的戰前風情,二是台灣風貌寫真,三是人像、女性特寫,其中以台灣風貌寫真最為豐碩。鄧世光回憶父親早年是用較不易潮濕的紙做的底片保存冊,來收藏底片,並以微粒子顯影技術親自沖洗,品質較佳,因此很多底片重新放大還依然一樣精細。
1935年,鄧騰輝取得學士文憑後,回到台灣,在台北京町(今博愛路)開了一家照相材料行,名為“南光寫真機店”。因此店名,同好都稱“南光先生”,後鄧騰輝乾脆以“鄧南光”自稱。在《鄉愁.記憶.鄧南光》中,張照堂寫道,鄧南光店務之餘所思所想,是如何尋找拍攝題材、如何將寫實攝影在台灣落實、如何使自己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攝影家,而他選擇用行動來解決心中的疑惑。
兒子鄧世光表示,1935年到1944年為父親攝影巔峰期,父親走訪全台灣拍攝了近六千張底片,有台北、新竹市街販夫走卒、北埔迎神賽會、客家婦女浣衣、採茶、樵夫砍樹、燒炭、牧童放牧、中壢望族吳鴻麒、吳鴻煎兄弟送行出征的鏡頭。此外,鄧南光於1938年左右,對八厘米電影發生興趣,也嘗試拍了幾十卷,被日本當局選為台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他也曾以子女為主角,以8mm攝影機拍攝“漁游”、“動物園”兩部動態影像作品獲獎。兩片被日本人頒獎為八厘米電影片佳作獎。後來,因二次大戰趨烈,他關閉台北的店,返回北埔故居。張照堂認為,該段時間為鄧南光創作量的顛峰階段,以相機作筆,撰寫影像日記,替該時代的台灣情境,留下許多珍貴的見證。
戰後時期,鄧騰輝再回台北重開照相器材行,1951年獲聘為台灣文化協進會攝影委員,翌年創設自由影展社,每年舉辦一次攝影展。他投入攝影的推廣,於1952年和張才、李鳴雕一起出錢舉辦台北攝影月賽,後由台北攝影會接辦,更名“台北攝影沙龍”,每月舉辦比賽和展覽,繼續由他們擔任評審,長達十年之久,提攜了不少年輕攝影家。鄧南光也與張才、李鳴雕三人被冠稱“台北攝影三劍客”。
此外,鄧南光想自組攝影團體,曾申請了好幾回,都遭警備總部駁回,只好在1953年聯契約好一起發起地下社團、名為“自由影展”同人會,輪流在每位發起人家中開會。其創辦宗旨是走出畫意沙龍,推廣樸素、富有內涵的寫實風格。大家經常帶著便當、騎著腳踏車,到各地郊外拍照,故有“便當隊”之稱。
在朋友眼中,鄧南光平時少話、隨和、溫文儒雅,拍照時不慌不忙,沉著穩定,在擔任評審時看到不佳的作品,也只淡淡地用客語婉轉說生趣(意指有意思)。他也拍攝大膽開放的戶外裸女寫真,有第一酒店酒家女和北投茶室女。1960、1970年代,當時民風保守,人體模特兒難找,連一般女性也不輕易出場給人拍照,常去到酒家消遣娛樂的會員為捕捉女性倩影,邀請的模特兒常是酒家女。
鄧南光對郎靜山高唱的畫意沙龍不以為然,不過對於暴露台灣低賤落後的影像也不鼓勵。1965年,他在〈革新攝影風格,確認努力方向〉寫給台灣省攝影學會員的文中,認為拍攝破爛服裝、赤腳、纏足,山胞們的紋身等等為題材,送到外國參加比賽,固然入選率高,但容易被人利用為惡意宣傳的資料,對國家民族產生一種損害。但他1956年在萬華候車室無意拍到一名盛裝女子與窮困小姐弟,形成艷麗與髒污、富貴與貧窮對比的《艋舺》之作,儘管生前從未沖洗,卻成為他之後最知名的創作之一,不但幾次以他為名的攝影展皆甄選此作,幾本傳記也選錄。
1960年,南光寫真機店終因營運困難而關閉,鄧南光到美國海軍第二醫學院研究所負責醫學攝影工作,並自費出版兩本書:《最新照相機指南》、《攝影術入門》。另一方面,1963年,自由影展擴展為全台灣性的聯誼組織,更名“台灣省攝影學會”,由他連任台灣攝影學會七屆理事長,直到去世。1971年因心肌梗塞逝世,妻子潘慶妹活了百歲以上。
身後
鄧南光影像紀念館一景
台灣攝影家鄧南光、張才、李鳴雕、林權助、林壽益、駱香林等人,各自留下的成千上萬張原版底片。台灣國際視覺藝術中心主持人全會華在2003年呼籲,因儲存環境的限制,恐在三、四十年後毀損殆盡,政府應儘快成立攝影博物館,搶救一失去即不復得的台灣影像資產。
兒子鄧世曾將父親昭和5年至10年的遺作,在東京的土井藝廊展出,如東京銀座、車站、後樂園等街景等戰前風情。而家族在北埔所開設的世源醫院,成了鄧南光影像紀念館,也不定期舉辦影像美學課程與影像相關活動。該館在2009年10月開放,地址是北埔鄉公園路15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