鄖陽開府，指的是明朝成化年間為解決荊襄流民問題，在鄖縣設府，為鄖陽府。設定鄖陽提督撫治都御史行台，簡稱“鄖台”。
鄖，古以鄖國而得名；陽，水北為陽。春秋至明代成化十二年間，它指鄖縣。元至明時南山老林、巴山老林多聚流民謀生。明初禁山，流民為反抗朝於成化元年（1465年），於房縣大木場舉行起義。朝廷對流民所採取的禁、驅、剿、遣無濟於事。為了生計，流民去而復聚，老林流民問題成了皇帝心病。國子監祭酒周洪謨及李賓等，根據東晉處置僑民的經驗而著《流民說》：前朝處置流民甚得其道，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寬徭役，使守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天子從其言。
鄖陽府城建於成化成化十二年（1476年）析湖廣襄陽府的屬縣而設定。即鄖縣、上津、房縣、竹山四縣置。同時析鄖縣的武陽二、三、四、五、六里和上津縣的津陽四個里，即今黃雲、香口、馬鞍、羊尾，置鄖西縣；析竹山縣的尹店設定竹谿縣。1959年，丹江口工程截流合龍，這座古城橫遭滅頂之災。
基本介紹
事件背景,事件經過,事件結果,設府範圍,社會評價,主要影響,後世紀念,
事件背景
劉通、李原等所領導的農民大起義失敗以後，連續多年乾旱，民生凋敝，荊襄一帶山區流民依然是“屯結如故”。明代流民的進山墾荒鬥爭，從整體上說，農民還沒有獲得澈底的勝利，但在社會生產力的量的方面，卻有無限的擴大和深入的發展。明朝農民起義鬥爭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震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核心，對流民採取了有限的讓步，“禁山”範圍及律令有所放寬；打擊了地方霸主勢力，“地租”剝削有所減輕；為流民的生存爭得了空間，“戶籍”制度有所改進。另一方面，源源不絕的農民湧入鄖陽一帶山區，促使明朝廷啟用都御使原傑撫治鄖陽，設定鄖陽撫台，允許流民就地安家，墾荒立業，對川、陝、鄂、豫邊遠山區的開發和繁榮，提供了無法估量的動力和難以想像的機遇。鄖陽府的開治，完善了荊襄山區的社會管理體制，“割地三省，設定六縣，而鄖陽巍然重鎮矣。”特別是湖廣行都指揮使司坐鎮鄖陽，以重事權，加強了對流民的督察和治理。從此，“流人得所，四境乂安”，真正實現了變流民為齊民的目標，穩定了川、楚、陝、豫四省社會秩序。
據《明憲宗實錄》載，明廷為防止流民復入山區，申明榜諭：“若復有流入前禁山場者，執付巡按三司，枷號一月，于山口示眾，全家謫戍邊衛。”在十二個通衢要路設立營堡，駐兵二百，常年戍守。又在八個水陸要衝設巡檢司，盤查行人。但由於執行不再苛厲嚴格，流民入山之勢仍然不減。為了管制這些流民，明朝採取遣返回籍和就地附籍的方法，重新編制，迫令流民繼續納糧當差。
鄖陽一帶山區從洪武時“勦民禁山”以來，農民起義見於記載的，宣德間（1426-1435年）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等在荊襄起義；正統時（1436-1449年）胡忠等開墾荒田，終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在南漳、房縣等地相繼起義，戰爭起伏，持續七八年。鄖陽一帶的墾荒鬥爭，連綿不斷，時有發展。“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又命刑部尚書何鑒撫治荊、襄流民，鑒得戶二十三萬五千有奇，口七十三萬九千有奇，願附籍者各給戶由，收入版籍。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撫治鄖陽都御史孫需奏，續清出荊、襄、鄖陽、南陽、漢中、西安流民一十一萬八千餘戶，願附籍者九萬二千餘戶，皆給戶由”。
事件經過
成化十二年（1476年），荊襄流民又在廣袤山區聚集了幾十萬人。鑒於兩次出兵，並無實效，尤其是項忠濫殺造成的惡果，當時朝中一些官員開始尋思改變政策。廷臣中已不乏有識之士，提出較為切實的治理流民問題的策略與措施。如祭酒周洪謨曾著《流民圖說》曰：“東晉時廬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設松滋縣於荊江之間；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隸於荊州，南雍州隸於襄陽，垂千餘年靜謐如故。以前代處置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他建議用東晉時設僑置郡縣的辦法處置流民，實屬高見。兩個月後，北城兵馬指揮司吏目文會上書條陳三事：“曰荊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御，則流民自安；曰荊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多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文會的建議與周洪謨的出發點是一致的，殊途同歸，但具有更強的可操作性，既要撥給已附籍的流民以田土，保障他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又要設官府加強管理，更注重經濟開發和文化教育，促進區域社會的和諧發展。可惜這一見識未及時疏奏於上，後來該見識，輾轉為大理寺正王君軾、監察御史薛為學、右都御史李廷用見知，認為“斯說甚善”，遂撮其大意上奏，憲宗從其議。
周洪謨文會的這些意見都給原傑提供了有益的啟迪，並逐步付諸於實踐。首任鄖陽巡撫都御史原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正統年間進士。他臨危受命，奏請增設鄖陽府、縣、司、衞，以“撫治流民”，得墾曠土為永業，對流民治理和山區開發做出了巨大貢獻。
二月，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原傑以撫治荊襄等處名義，前往襄陽處理流民問題，經略鄖陽，撫治流民。原傑謹遵聖諭：“圖經久之計，毋徇目前之謀……凡事悉聽便宜處置。”他到任後遍游楚、豫、陝三省之邊，親察八郡之地。經調查走訪，原傑認為，應該採取懷柔的安撫政策，以處置該地區流民問題。主張撤除禁令，允許流民在山區附籍為民，開墾荒地，永為己業。
五月，原傑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安置流民十一萬三千餘戶，計四十三萬八千餘口，遣返故土一萬六千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其在山區附籍為民，自占曠土，開墾為業，以供賦役，設定郡縣進行管理。“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衞、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遍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他堅持撫治，不遺餘力，遂使地方化亂為靖，人民安居樂業，解除朝廷積憂。
九月，原傑奏請於南陽、信陽、商城和六安等州縣布置巡檢司的防務，“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俾得專御盜賊，禁治銀洞”。封建主在各山區增築關隘堡砦，加強武裝封鎖，但農民決不因關隘弓兵的扼阻而停止鬥爭，仍繼續進入山區。官兵不敢立刻再向流民強行進攻，遂採用軟化手段，招撫散戶農民。設立專府，把流民納入版籍，徵收賦稅。
十一月，原傑擬議：因原襄陽府轄之鄖縣地接宛洛川陝，路通水陸，居竹山、房縣、上津、商洛諸縣之中，為四通八達要地，奏請開拓鄖縣城，置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立鄖陽衛，以之“控制其地，以永保無虞”。疏奏到達朝廷，憲宗詔示“如議行之”。 後之撫治，均以他為楷模。奏準即鄖縣開設鄖陽府，在三邊增添縣治，於鄖陽建都察院，設湖廣行都司及衛所，改荊襄撫治為鄖陽撫治，設定郡縣進行管理，統轄鄂、豫、陝、川邊區八府、九道、九州、六十五個縣，到清康熙十九年置鎮，存在205年，歷任巡撫120餘人，其史實足可為後世借鑑。
十二月，朝廷決定將鄖縣從襄陽府之均州劃出，升為府，定名“鄖陽”。鄖陽府正式開設。湖廣割竹山縣的尹店新置竹谿縣；割鄖縣的武陽、上津縣的津陽新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分商南、山陽二縣，以商縣為商州。鄖陽府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以後又增轄保康縣，衛設於鄖陽。原傑在陝、鄂、豫山區新置竹溪、鄖西、桐柏、南召、伊陽、商陽、山陽等七縣。
事件結果
這些安撫措施都是農民用血汗換來墾荒的權利，是農民用反抗手段打開部分“山禁”的結果。首任鄖陽撫台原傑《處置流民疏》引敕諭曰：“近聞湖廣荊襄、河南南陽等處流民自往年驅逐之後，中間多有去而復來。及近時各處災傷陸續逃移之數目漸眾多，不可不預為處。命爾前往彼處，遍歷地方，除原有附籍外，其新集流民須一一取勘見數，公同各該鎮守、分守、巡撫、內外官員從長計議。查照宣德、正統年間以來官司行過事跡，或編戶籍附入州縣，或驅道復業，嚴立禁防。二者之間孰得孰失，務在詢察人情，酌量事勢。”身為首任鄖陽巡撫，都御史原傑實有首創之功，委實值得讚許。
鄖陽一帶山區的新懇耕地的畝數，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僅經原傑所“處置荊、襄流民”的統計：“凡招流民以戶計一十九萬一百七十有奇，墾荒田以頃計一萬四千三百有奇”。成化十五年（1479年）三月，“給陝西，鳳翔、鞏昌、漢中等府所屬流民戶田，為戶一萬一千七百有奇，從陝西諸守臣奏，仿都御史原傑處置荊、襄流民例。”又在弘治十五年（1502年）統計，湖廣布政司田土總額比洪武時增加三萬三千八百五十三頃。這個稅田數字和實際耕地的面積相差甚遠。因為農民墾荒在巨額發展中，一方面要補充郡縣舊田的失額，另一方面要滿足奸豪對新田的霸占，越過了這兩項龐大侵吞的數字，仍然顯露出稅田增額三萬三千餘頃。當時民間歌謠里流行著“天上仙人，地下撫民”，和“立了鄖陽，害了襄陽”等沉痛憤慨的呼聲，充分表露出貪官污吏對人民墾荒事業的擾害和坐享新墾耕地的果實。
設府範圍
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前往荊襄，撫治流民。原傑大會湖廣、河南、陝西等省的撫、按、藩、臬撫治流民。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谿縣，割鄖津之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南召、伊陽、桐柏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升商縣為商州，又割旬陽地，分置白河縣。新置八縣及鄖陽府。又於馬良坪、上津立堡。在穆冊、趙保、楊埠等處添設巡檢司。鄖縣地方廣闊，迫近漢江，通竹山、房縣、上津、旬陽、淅川等處，為四通八達要地，東抵荊襄，西通隴漢，北達商洛，南接夔夷，應合展築城池，添設府衛，控制地方，撫安軍民。原傑趁時修築，以撫流逋，以守地方，為千載幸甚！於是湖廣行都指揮使司，鄖陽撫治，都御史行台駐鄖城。清初沿明制。鄖陽老城斯時相當省會城市，達二百零四年之久，在明一百六十八年，在清三十六年（自明成化十二年到清康熙十九年）。
社會評價
裴應章，福建清流縣人，隆慶年間進士。明萬曆十五年（1587年）十一月，他接李材之職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其時鄖陽撫治已歷114年。裴應章慮其事久而無征，乃招文學名流纂修《鄖台志》，並為之作《敘》。裴應章在《鄖台志·敘》中指出：“鄖台肇自成化十二年，蕩平劉李巨寇之後，其地據荊襄上游，為三楚北門鎖鑰，東控宛洛，西連漢沔，而北枕南於，是故分野異星，職方異域，風氣剛柔之異其質，逋流土著之異其居，山川險厄之異其形，兵馬錢穀之異其額，政教、號令甲可乙否之異，其設施、事權參錯，民志攜貳，而諸有司者，且觀望軒輊於其間，此其異同難易視之建衙全省者，詎不大相逕庭哉！”
主要影響
明朝行政區劃，其先只兩京及十三省，後來又增加了一些與省平級的撫治特區，或在一省之內，或地跨數省，鄖陽撫治即屬於後者。它歷時兩百餘年，經任巡撫一百二十餘人，其史實足可為後世借鑑。
明廷在鄖陽設鄖陽府，下設六縣統治。荊襄流民起義付出了巨大的犧牲，終於爭得了著籍墾田的合法權利。流民問題得到暫時解決。明朝政府決定成立鄖陽提督撫治都御史行台，簡稱“鄖台”，巡撫又稱撫台、撫軍或撫院，其駐地稱行台。鄖陽撫治的設定是解決流民問題的有效舉措，加強了明清王朝對秦巴地區的控制，確保了荊襄秦巴地區的安寧。從鄖陽撫治的管轄範圍來看，它實際上是一個中央直屬的跨地區的省級行政軍事機構，並設立湖廣行都指揮使司，鄖陽巡撫擁有軍事職能，加提督官銜，對四省邊陲的政治、經濟、軍事、人文進行了一次大整合，為周邊地區的人們交流找到了一個理由和一種情結紐帶，是秦巴文化的一次大融合。提督軍務，節制總兵，統兵作戰。在歷次政治、軍事的“博弈”中，其戰略地位進一步凸現，枕秦巴，控川陝，扼豫鄂，西進東出、使荒蠻邊緣地帶不斷被中心化，使秦巴荊襄被凝成一個建置完整的行政板塊，形成以鄖陽城為中心的行政點，號令九州（府），帶來了整個區域的聯合、開發、繁榮。
廣大流民的汗水沒有白流，他們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把昔日荒蕪的曠野墾種成為膏腴的熟田，以至於引起了官軍的覬覦。特別是鄖陽府設定後，大批流民被納入版籍，允許他們開墾荒地，永為己業，而且降低稅額，以示獎勸。雖然流民被重新套上了封建枷鎖，但他們在付出鮮血和生命的代價後，終於取得了開發荊襄山區的生存權利，這是他們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因而勞動積極性大受鼓舞，以加倍的熱情投入到山區經濟開發中。
劉通所領導的流民起義失敗後，明王朝對流民作出了讓步，收回封山成令，許多流民在山區附籍為民，開荒種田，對包括十堰在內的秦巴地區人文歷史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鄖陽府的設立，可以說是專為安置荊襄流民而為，也可以說是荊襄流民為爭取生存權而進行長期生死鬥爭的成果。鄖陽府的設立對當時社會的穩定，經濟的開發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流民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撫治、安置。該地域以後再未出現過大規模的流民舉事、起義。同時，客觀上，鄖陽府的設定也為後來的鄖陽地區、乃至地市合併後的十堰市打下了統一的地市級行政區建置的基礎。鄖陽撫治這一歷史實實，決不可置之不顧，更不可輕視它資政、教育和史存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