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郭培貴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畢業院校：內蒙古大學歷史系
人物經歷,人物評價,主要作品,論文,著作,社會活動,參與項目,學術活動,學術價值簡介,
人物經歷
1982年1月於內蒙古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畢業後，一直在高校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和研究工作。
1982.1-1987.8 包頭師範專科學校歷史系助教。
1987.8-1992.3 河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
1992.3-1997.11 河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1997年，晉升教授。1999年—2006年任河南師範大學校級重點學科——歷史文獻學學科帶頭人、專門史（明清文化史方向）和歷史文獻學碩士生導師。
1999年1月至2003年4月，任河南師範大學歷史系主任；2003年4月至2006年8月任河南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河南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理事等職；多次應聘為河南省高等教育高級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及歷史學科組成員。
1993年，榮獲中國曾憲梓教育基金會頒發的首屆“全國高等師範院校教師獎”；並多次獲得校級“先進教師”、“文明教師”、“三育人先進個人”“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先後當選為河南省新鄉市政協委員和大連市沙口區人大代表。
2011年8月，調任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及中國古代史博、碩士點學科帶頭人。
人物評價
多年來，為本科生講授中國古代史、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中國古代社會生活史，為研究生講授中國古代文化史專題研究、明史文獻研究、明代政治史研究等課程。對明代政治制度尤其是選舉制度及其相關文獻有較為深入和獨到的研究，1991年以來，在《歷史研究》、《文史》、《史學月刊》、《文獻》等重要學術刊物發表相關論文50餘篇，出版專著12部。其中，獨著《明史選舉志箋正》（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一書，被中國明史學界稱為“二十世紀考釋《明史》的最為重要的寶貴成果”之一。獨著《明史選舉志考論》（中華書局2006）一書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原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先生評價為“十年磨一劍”的力作、“出色地完成了前人尚未解決的任務”；《光明日報》2007年2月3日和4月7日“讀書”欄目先後為該書發表題為《考據是歷史學的生命》、《寓論於考 糾謬鉤沉》的書評，充分肯定其為推進明代選舉制度研究的深入所做出的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也發文指出“郭培貴教授的《明史選舉志考論》和相關的30多篇論文在諸多方面將明代選舉制度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獨著《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科學出版社2008）一書則是國內外學術界第一部以編年形式考證明代科舉基本制度和史實的學術著作，獲“華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學術著作出版資助。
主要作品
論文
1.《關於明中葉徭役制度改革的幾個問題》，《內蒙古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
2.《試從晉唐間的社會習俗簡析武則天秉政稱帝的歷史條件》，《陰山學刊》，1986年，第1期。
3.《明代府州縣學教官選任來源的變化及其原因和影響》，《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4期。
4.《朱元璋的興學重教及其歷史地位》，《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
5.《朱元璋的教師觀》，《河南師範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
6.《明代教官地位的卑下及其影響》，《明史研究》第4輯，黃山書社，1994年。
7.《論明代監生的“淹滯”及其原因和影響》，《北方論從》，1996年，第3期。
8.《論明代提學制度的發展》，《文獻》，1997年，第4期。
9.《〈明史·選舉志〉標點正誤一則》，《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
10.《〈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糾誤一則》，《史學月刊》，1997年，第1期。
11.《〈明代外國官生在華留學及科考〉質疑》，《歷史研究》1997 年，第5 期。
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1997年第6期全文轉載。
12.《〈明史·選舉志〉榷補一則》，《文史》，第45 輯，1997 年。
13.《〈明史·選舉志〉標點商榷》，《文史》，第51 輯 ，2000 年。
14.《〈明史·選舉志〉記時考誤》，《文史》，第53 輯 ，2000 年。
15.《明代府州縣學教官考核制度述評》，《第七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東北師大出版社，1999年。
16.《建文帝有實錄嗎》，《殷都學刊》，2000年，第4期。
17.《朱元璋的天人觀及對其施政的影響》，
龍西斌等主編《第八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中國歷史大辭典· 明史卷〉若干辭條商榷》,《學術界》，2001 年，第5 期。
19.《〈明史· 職官志四〉兵備道補正》，《文史》，第68 輯，2004 年。
20.《論明代科舉制的發展及其消極影響》，[韓]《啟明史學》，第14輯，2004年。
21.《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歷史研究》，2005 年，第2 期。
22.《〈明史·選舉志〉編纂考述》,《史學月刊》，2005 年，第4 期。
23.《明代殿試榜數與進士數考辨》，《明清論叢》第七輯， 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24.《〈明史·選舉志〉編纂考述》， 《史學月刊》，2005 年，第4 期。
25.《二十世紀以來明代科舉研究述評》，《中國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
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2007年第12期、《教育學》2008年第1期全文轉載。
26.《明代各科庶吉士數量、姓名、甲第、地理分布及其特點考述》《文史》2007年，第1 期。
27.《明代科舉各級考試的規模及其錄取率》，《史學月刊》2006年，第12 期。
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2007年第3期全文轉載
28.《明代科舉的發展特徵與啟示》，《清華大學學報》，2006 年，第6期，
《新華文摘》2007年第3期“篇目輯覽”收入。
29.《〈明史·七卿年表〉人名考誤》，《文史》，2008年，第2期。
30.《明朝的歷史特點及其滅亡原因》，《光明日報·史學版》，2008、1、20。
31.《明朝華籍交人進士略考》， 《文史》，2009年，第4期。
32.《明代科舉的堅實基礎——官學教育的發展特點及其經驗教訓》，《中國文化研究》2009年，第2期。
33.《關於明代科舉研究中幾個流行觀點的商榷》，《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6期。
34.《明代遼東進士考述》，《故宮學刊》，第五輯，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
35.《〈明史·禮志〉人名考誤五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7年，第2期。
36.《〈明史·禮志〉記時考誤》，《清華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37.《〈明史·禮志〉史實考誤》,《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第4期。
38.《明代科舉制度研究的一部力作——評〈明代科舉制度考論〉》，《遼寧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39.《明代科舉研究的一部新作——〈明代科舉文獻研究〉》，《東嶽論叢》2008年，第6期。
40.《評張顯清、林金樹主編〈明代政治史〉》，《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10 期。
41.《明代科舉研究中幾問題的辨證》，《第十三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遼寧師大出版社，2009年。
42.《一部重要的明代科舉文獻—〈類姓登科考〉》，《文化學刊》，2007年，第3期。
43.《〈國朝典匯〉輯成年代考》， 《圖書館雜誌》，2003年，第10期。
44.《論明代中後期銓選的獨重進士》，《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3年，第5期。
45.《明代的歷史特點及其經驗教訓》，《河南師範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2006年第1期全文轉載。
46.《明代〈遼東志〉與〈全遼志〉及其研究》，《文化學刊》，2009年，第5期。
47.《明代的樂舞生》，《故宮學刊》，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版。
48.《明代東莞地區的科舉群體及其歷史貢獻 》，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6期，第116-125頁。
49.《明代鄉試錄取額數的變化及舉人總數考述》，《東嶽論叢》，2010年，第1期。
50.《明史·職官志一》考誤十一則，《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0年，第2期，第36-39頁
51.《明代廣西進士人數及其地理分布考述》，《教育與考試》，2010年，第4期，第25-30頁。
52.《張廷玉〈明史·職官志〉考誤》，《明清論叢》，第10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月，第321-336頁。
53.《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的發展特點與啟示》，《明史研究論叢》，第九輯，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54.《明代遼東進士的歷史貢獻》，《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第1期。
55.《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第118-133頁。
人大複印資料《明清史》2012年第4期全文轉載。
56.《明代軍籍進士總數及其時空分布特點與成因考述》，《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57.《明代一甲進士群體戶類與地域分布考述》，《東嶽論叢》，2012年，第6期。
58.《明代解元考中進士的比例、年齡與空間分布》，《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
59.《論明代科舉中的座主門生關係及其對政治的影響》，《中國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75-190頁，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3年第5期摘登3000餘字。
著作
1、獨著《明史選舉志考論》（48萬字），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12月版。
2、獨著《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32萬字）獲華夏英才基金第八批學術著作出版資助，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3、獨著《明史選舉志箋正》（17萬字），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
4、主編《官德》，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3 年4月版。
5、主編《歷史典籍和傳統文化研究》，北京：方誌出版社2004 年3 月版。
6、合著《生死存亡之戰——歷代廉政問題論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獨著《明代學校科舉與任官制度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版。
代表性獎項：
1、博士學位論文《〈明史·選舉志〉與明代選舉制度考論》獲2008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
2、《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獲河南省2005年度社科優秀成果二等獎。
3、《明史選舉志考論》獲遼寧省2005-2006年度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二等獎。
4、博士學位論文《〈明史·選舉志〉與明代選舉制度考論》獲2007年天津市優秀博士論文。
5、《明史選舉志箋正》獲河南省教委1998 年社科優秀成果專著二等獎。
社會活動
參與項目
1、主持河南省教委社科規劃項目《明史選舉志補正》，已結項。
2、參加國家社科規劃項目《中國歷代人口素質研究》（96BSH024），已結項。
3、主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項目“科舉與社會和諧研究——以明代為例”，批准號：07JA770006，已結項。
4、主持全國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資金資助項目《明代科舉群體與政治及社會變遷研究》，批准號：200913
5、主持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遼寧明清時期文化教育發展與社會和諧研究，批准號：L07BZS006。
6、參加國家出版署、教育部重大項目——中華書局點校本《明史》修訂工程，負責其中《選舉志》、《職官志》的校勘，已完稿。
7、主持《明代進士群體與政治及社會變遷研究》，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批准號：11BZS030
學術活動
1、應邀出席由中國明史學會主辦的第五——十三次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分別提交題為《明代教官的卑下及其原因和影響》、《論明的監生的淹滯及其影響》、《明代教官的考核制度述論》、《論明代監生的淹滯》、《朱元璋的天人觀及對其施政的影響》、《論明代文官蔭敘制度的發展》、《明代官學教育的發展特點》、《明代遼東進士考述》的學術論文，並在第十二次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做題為《明代科舉研究中幾個問題的辨正》的大會發言。
3、2004 年11 月，應韓國嶺南大學校邀請，在其文科大學歷史系做《明代科舉制度的發展及其影響》學術演講。2005 年11 月，應韓國嶺南大學校中國研究中心的邀請，出席“中國學的研究動態與展望國際學術討論會”，做題為《明代選舉制度的研究動態與展望》的大會發言。
4、2007年10月，應台灣明代史學會的邀請，出席分別在台灣東吳大學和國立暨南大學舉辦的“全球下明史研究新視野國際學術討論會”，在會上發表了《明代的舉人數和進士的平均中式年齡》的學術演講。
5、2008年8月，應邀出席由暨南大學和東莞市政協舉辦的“明清珠江三角洲（東莞）國際學術討論會”，提交題為《明代東莞地區的科舉群體及其歷史貢獻》的學術論文，2008年8月20日《東莞日報·東莞新聞·時政版》（A04）等報刊媒體紛紛予以摘登和報導。
6、2007年應邀參加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黑龍江大學聯合主辦的全國第三屆科舉制與“科舉學”研討會，做了《二十世紀以來明代科舉研究述評》的大會發言。
7、2008年10月，應邀出席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單位主辦的中國第四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並做《關於明代科舉幾個問題的辨正》的大會發言。
8、2009年9月，應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的邀請，出席“紀念鄭天挺先生誕辰110周年暨中國古代社會高層論壇”，在會上做了題為《明代文官銓選制度的發展特點與啟示》的發言。
9、2010年3月，應邀參加第六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做了題為《論明代遼東進士的歷史貢獻》的大會發言。
10、2010年12月，應邀出席了在寧波召開的“科舉與明代科舉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做了題為《明代進士群體社會流動再考察》的學術發言。
11、2011年5月，應邀參加在台灣清華大學召開的“第七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討論會——東亞的書院與科舉”，並做了題為《明代軍籍進士總數及其時空分布特點與成因考述》的大會發言。
12、2011年 9月，應邀參加“第八屆科舉制與科舉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並做了題為《明代解元群體的構成特點考略》的大會發言。
13、2012年6月，應邀參加由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明史研究室和南開大學歷史所明史研究室主辦的“明代國家與社會學術討論會”，並做了題為《明代進士群體地理與代數分布及其特點》的大會發言。
學術價值簡介
《明史選舉志考論》，郭培貴著，42萬字，該書從表面上看似乎屬於傳統的文獻考證，但若沒有對明代選舉制度的深入研究，又何談對專門記載該制度的《明史 選舉志》進行考論。故實際上，這是一部把明代選舉制度的研究與對記載該制度的代表性史籍的考證緊密結合起來，從而對明代教育、科舉和官員銓選制度進行全面闡釋和論述的學術專著，也是作者耗費十餘年之力才付梓的傾心之作。全書把明代選舉制度放在中國古代乃至近現代選舉制度發展的巨觀視野之下，在整體把握明代選舉制度發展及其內在聯繫的前提下，對《明史 選舉志》進行了逐節、逐條的考論：不僅索其史源、辨其正誤、補其缺略、明其原委，而且對其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都溯其源流、考其演變、論其得失、明其意義。旨在通過對明代選舉制度系統、深入的研究，不僅深化和豐富對明代乃至中國古代社會的認識，而且希望對現實相關方面的建設與改革也有所裨益。
該書主要創新點大致表現在以下四大方面：
一、首次對《明史 選舉志》的編纂及其特點進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統研究指出萬斯同初稿開創了該《志》的基本規模；王鴻緒二稿對《志》的成稿起了關鍵作用；張廷玉定稿對二稿的結構有所調整，但內容幾乎一仍其舊。總體來看，該《志》在為人們提供了明代選舉制度基本構架和基本史實的同時，也存在著對富有特色的民眾乞留地方官制度完全缺載，對武選、吏員、迴避等制度記載過於簡略和有諸多語焉不詳與訛誤等六大不足。上述結論對於人們正確認識該《志》具有重要意義。
二、首次對《明史 選舉志》進行了全面、
對該《志》全文進行了逐節、逐句的考論，共考證出史實、人名、紀年等訛誤七十餘處，糾正疏陋一百餘處；補充並論述相關重要史實二千餘條，糾正中華書局1974年點校本標點錯誤近三十處。從而形成該《志》迄今最為完善的一個文本，為人們正確使用該《志》提供了便利。
三、對明代選舉制度若干重大而又研究薄弱甚至無人問津的問題進行了專門、深入的探討，在考證史實、糾正訛誤和全面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許多不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且具有很強啟示和借鑑意義的結論，具有重要實踐價值。如：
（一）首次對明代文官蔭敘制度進行了全面的考證和深入、系統的研究：1、推翻成說——關於明代文官蔭敘，正德《明會典》、萬曆《明會典》和《明史?選舉志》等明史文獻皆載為“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蔭子一人以世其祿，後乃漸為限制”。本文則得出如下結論：“明代文官蔭敘制度始定於洪武十六年，但雖定未行；明中葉後，才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以閣臣蔭敘為核心、以三品京官考滿蔭子入監為主體的文官蔭敘制度體系”。2、指出其歷史特點和積極作用——“相比於前代，不僅大大縮小了蔭敘的範圍，而且把蔭敘與官員考核相結合，把承蔭者納入國子監教育入仕的軌道，蔭敘官在官員隊伍和政治生活中處於邊緣地位，作用微弱。從而，既有效地弱化了傳統蔭敘制度的消極影響，又使其在激勵官員忠於職守、積極進取和加強官員凝聚力以及提高蔭敘官素質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成為中國古代制度建設中處理繼承與創新關係的成功範例”。（二）揭示了明代學校發展的以下特徵及其積極意義——1、儒學設定空前普及、切實和穩定。2、包括國子監、府州縣儒學和都司衛所儒學等在內的官辦儒學體系空前健全。3、民生成為儒學生員和國子監生的主體，教育更加平民化。4、生員、歲貢和監生成為固定功名，官學吸引力空前增強。5、監生獲得了入仕資格，成為明代文官的最主要來源。6、西南地區儒學和兩京國子監都有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學生，對促進民族融合和鞏固統一發揮了積極作用。7、制度空前完備，如國子監的分齋肄業、升堂積分、歷事等制度，至今仍有借鑑意義。8、南京國子監是一座國際性的高等學府，接受高麗、日本、琉球官生留學累計六十九人次；其中，琉球生為其主體，達六十三人次，萬曆時“猶有至者”；為向海外傳播儒學文化、擴大明朝的國際影響做出了重要貢獻。9、另設武學、宗學、社學等學校，作為上述主體教育的重要補充。指出其局限性——由於明代學校完全處於政治附庸地位，沒有自身獨立甚至相對獨立的地位，故其教育功能日趨衰微，明中後期已淪為朝廷主要用來牢籠士子甚至壓抑和摧殘人才的工具；國子監的主要事務不再是教學，而是“撥歷”，即排定監生的歷事順序；同時充當朝廷籌措財政收入的工具：景泰四年開生員納粟入監之例，嘉靖年間，又明確允許民間子弟納貲入監；對生源質量、士風和吏治都產生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三）首次總結了明代科舉處於中國古代科舉發展鼎盛階段的八大主要特徵及其積極意義——1、實現了科舉與官學空前緊密的有機結合：科舉成為官辦教育的軸心和導向，而官辦教育成為科舉廣闊而堅實的基礎和重要補充。2、形成了科考、鄉試、會試、殿試和庶吉士考選五級考試體系，進一步提高了科舉的規範程度和難度。3、形成了空前完備的由狀元、榜眼、探花、庶吉士、二甲進士、三甲進士、舉人等科舉功名和監生、歲貢、生員等學校功名構成的層級功名體系，顯著提高了科舉和學校的包容性、適應性及吸引力。4、科目單一和考試高度統一，為統一閱卷標準、提高科舉的公平性創造了條件。5、防範和懲治作弊的制度空前嚴備，基本保證了科舉考試在規範、公正的軌道上進行。6、取士地域空前廣泛並得到制度保證，空前提高了全國各地各階層的對朝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7、創建了進士觀政制度，對新進士熟悉政務和提高行政能力具有重要意義。8、明中葉後形成了中央和地方要職幾乎全部由進士占據以及“非進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不得入內閣”的局面，科舉功名已成為決定士子個人前程和朝廷分配政治資源的決定性因素。揭示其形成原因——最高統治者的高度重視，朝野的高度關注，繼承前代科舉制度發展的成果，適應明代強化中央集權尤其是強化皇權、官僚制度空前發達和建立與此相應的文官統治的需要，適應明代階級關係的新變化。指出其負面影響——在選拔了大批人才的同時，也壓抑了大量人才，所選人才素質距當官行政所需素養越來越遠，造成了人力和才智資源的極大浪費，延緩了明代社會的發展進程。（四）考證並確認最低一級科舉考試是“科考”，而非“童試”——據正德、萬曆兩部《明會典》記載：“正統九年奏準，各處應試生儒人等從提學官考送。”這就是後來被稱為“科考”的開端，也即從這一年開始，各省直應試生儒必須首先通過由提學官主持的這一考試，方得參加鄉試。這樣，科考就成為科舉考試體系中的最低一級考試。然而，長期以來，流行觀點卻認為“童試”是科舉的最低一級考試。可實際上，它僅僅是“未入儒學的士子”（弘治以後專稱為“童生”）的入學考試，而與科舉考試無直接關係；有明一代，各省直都有許多“未入儒學的士子” 考中舉人、進士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五）總結了出身資格在中下級官員銓選中地位的變化及其原因：明代中下級官員的銓選也經歷了由明初“不拘出身資格”到天順後“重出身資格”的變化，甚至發展到“獨重進士資格”，銓選“不問政績、只論出身”的地步，給當時吏治、士風造成了嚴重消極影響。上述變化既與官員來源日益供過於求、進士素質在整體上具有優勢有直接關係，也與銓選規範化的內在要求有關，但從根本上說，則是皇權專制政體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傳統官僚制度的必然產物。（六）廷推是弘治以後發展起來的高級官員的選任方式，即吏部奉旨會廷臣推舉大臣人選並奏請皇帝裁定的制度。本文在全面考察 “廷推”制度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指出其實質：“廷推中，無論吏部主導，還是閣臣‘陰操’之，或是‘權散九卿’，最終都要由皇帝欽定。所以，說到底，它是明代皇帝為選拔高級官員而採取的既能充分集中群臣輿論、又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群臣之間的相互牽制，從而最終有利於強化皇權的制度，表面具有“民主”色彩，實為君主專制高度發達的產物。”（七）在全面考察保舉制度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指出其經驗教訓——保舉是負有連帶責任的薦舉，大規模行於明初。仁宣時期由於多次敕令嚴行連坐之法，並始行“連名舉保”之制，所以成為明代實行保舉最為切實、成效也最為顯著的時期。但正統以後，由於“未聞連坐舉保之人”，保舉者只有特權，而無責任，故保舉偽濫日趨嚴重，濫舉者“互相仿效，略不知懼”，也就成為必然的現象。（八）揭示了傳統專制官僚政體及其統治理念對選舉制度建設的負面影響——由於統治者在選舉制度建設中對於形式公平的追求優先於對於實效的追求，甚至為形式而完全不顧實效，故出現了科舉“嚴於防弊而忽於求才”、銓選“獨重資格”甚至“掣籤”授官而不問真才實能等明顯弊端；明代統治者昧於世界發展大勢，仍與前代統治者一樣，把施政的著眼點始終放在單一的強化皇權和維護主要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之上的統治秩序上面，故完全忽視了在培養人才的多樣性和追求選才、任官的實效性等方面對選舉制度進行改革，從而導致了人力和才智資源的巨大浪費、統治效能下降、科技水平開始落後於西方、延緩了社會的發展進程等嚴重後果，埋下了近代中國淪入被動挨打地位的伏筆。
該書出版後，很快就引起學界的積極反響，清華大學仲偉民先生在光明日報2007年2月3日《讀書》欄目上發表《考據是歷史學的生命》一文，照錄如下：
史料是歷史學研究的基礎，使用正確的史料是歷史編撰學賴以成立的根本，而正確的史料必須經過嚴格的考據，所以考據是歷史學家的基本功夫。中國史學史上著名的史學家無不受過嚴格系統的考據訓練，傳統史學家都 強調研究要從考證史料開始。針對有人過於強調理論和方法而忽視史實辨證的現象，胡適尖銳地說：“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歷史便無信史的值。”強調史實的辨證和考據在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因為現在的歷史學研究崇尚巨觀、理論、架構等等，而忽視對重要歷史事實的辨證。因此，史學界恢復實證主義的學風顯得非常迫切。郭培貴《明史選舉志考論》一書的嘗試值得稱讚。
在二十四史中，官修《明史》質量尚屬上乘。但畢竟這部300餘卷的著作出自眾手，訛誤疏漏仍不勝枚舉。先是黃雲眉積30年功力，成《明史考證》8冊，首次對《明史》進行全面清理，功莫大焉。《明史》各志記載明代典章制度，對研究明史至關重要，但黃氏著作涉及較少。《明史選舉志考論》洋洋40餘萬字，專門考證《明史?選舉志》，並對明代選舉制度多方論證，不僅清理訂正了很多歷史事實，而且對明代選舉制度的論述亦最為全面、系統和深入。此書名為“考論”，“寓論於考，著重於論”。用力點主要有三：一是逐條辨析正誤，澄清史實；二是補缺略，明原委；三是對志文涉及的每一制度和事件，努力溯其源流、考其演變、論其得失、明其意義。前兩點屬於“考”，後兩點屬於“論”。無論“考”或“論”，事實上都可以歸入考據學的範圍。既考且論，於是有明一代的選舉制度便清晰地展現在了讀者面前。
近幾十年來歷史學研究領域重理論與方法的風氣遠甚於重考據，這本來無可指責。但倡導者卻忘卻了考據不僅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而且也是歷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謂之最重要的方法亦不過分。考據就是對史料進行考辨，以達到去偽存真、溯源補闕、探求歷史真實的目的，這是史學研究必不可少的一個步驟，也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正是歷代史學家秉承了這樣的優良傳統，我們今天才可能看到系統完整、各種體裁的歷史著作，我們才有了引以為豪的未間斷的幾千年的文明史。可是，考據在現代中國卻很難長成大樹。20世紀50-70年代，考據學被認為是走實證主義路線，認定是資產階級的學術，“談考據而色變”；80年代後至今，很多人則看不起考據，認為考據是雕蟲小技，只有建構起所謂的大理論框架，才是真正好的歷史著作，“談考據而色愧”。到頭來其後果是，關於中國史學的研究在實證方面比不上日本史學家，在理論方面又被歐美史學家超越。痛定思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丟棄了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丟掉了史學家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明史選舉志考論》對學術界的貢獻，一是對明代選舉制度歷史事實的澄清，二是向傳統史學復歸的可貴努力。
年過不惑，我終於理解了傅斯年先生“史學就是史料學”一言的真正含義。先生說此話的目的決不是想對所謂的歷史學下定義，而是力圖說明，什麼才是歷史學最本質的東西。
《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一文觀點簡介
該文具有以下三個特點：一是選題新。對明代庶吉士的類別、選拔頻率及比率、分甲、地域、出身和戶類等構成狀況及其成因與特點進行系統研究，這在學術界還是第一次。二是史料翔實可靠。除傳統相關文獻外，本文全面、系統運用了現存明代各科《進士登科錄》、《進士履歷便覽》等第一手的科舉文獻。三是以考證、統計、比較和定量分析為主要研究方法，在對明代1420名庶吉士的姓名、科別、類別、分甲、戶籍所在地、鄉試中式地、上四代出身、戶類等史實進行逐一考證、確認的基礎上，統計為系統的數據，再依據這些數據並結合相關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和定量分析。因而本文具有考實性強和所得結論精度高的特點。
該文主要結論如下：
1、明代庶吉士可分為六類。其中，只有“進學”類先後淘汰了其它各類而處於常態以及主體和主導地位。這既是明代統治者為完善該制而進行了不斷的探索和努力的結果，也是該類庶吉士具有明顯優越性的結果。清代考選庶吉士即直接繼承此制。
2、明代有庶吉士的科次已占進士總科次的68.18%；永樂後則為71.6%，其中直接考選庶吉士的科次占62.96%；隆慶至明亡直接從新科進士中考選庶吉士的科次已占同期總科次的73.08%；考選庶吉士的次數與進士科數之比達到84.62%。明顯體現出庶吉士選拔日益經常化和規範化的趨勢。天順後，各科所選庶吉士的數量及其與同科二、三甲進士的比率也避免了此前大起大落的現象，平均比率為7.90%，大致保持在與其作為精英人才相稱的規模上。
3、各類庶吉士共“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進士總數的5.84%，比明代進士占舉人總數之比低18個百分點，比一甲進士占進士總數之比高4.76個百分點；說明庶吉士作為固定的科舉功名已成為明代科舉功名體系中高於一般進士而低於一甲進士的重要一環；由此也就相應成為在仕途發展和統治高層發揮影響等方面僅次於一甲進士而高於一般進士的政治和社會群體。這既是明代對科舉制度的重大發展，同時也為明代銓選形成科舉功名與任官等級大致對應的特點、從而把形式公平貫徹到空前水平提供了重要條件。
4、庶吉士考選給二甲特別是三甲進士帶來難得的上升契機。其中，半數以上庶吉士來自三甲進士，在邊遠地區則有近70%的庶吉士來源於三甲進士，說明該選對於三甲尤其是邊遠落後地區的三甲進士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成為三甲進士尤其是邊遠落後地區的三甲進士進入統治高層尤其是內閣決策層的最主要通道。這不僅對於減少考試偶然性的負面影響具有積極意義，而且對選拔邊遠落後地區人才進入統治核心具有重要意義。
5、庶吉士來源十分廣泛。這首先表現在地域來源的廣泛上，全國各省、直都有庶吉士分布；特別是為邊遠和落後地區的進士入選，明廷還於正統後的某些科次採取了指定區域考取的措施，天啟、崇禎間更實行了按省、直分配名額的辦法；從而，使該選不僅成為各地區人才進入統治高層的重要途徑之一，而且成為北方、西北、西南地區以及其它邊遠省份人才進入統治集團核心的最主要通道，也為清代進一步完善庶吉士制度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其次表現在出身和戶類來源的廣泛上，出自進士家族的庶吉士僅占庶吉士總數的17.62 %、出自庶吉士家族的庶吉士僅占庶吉士總數的2.48%；而出自進士家族的庶吉士又以一代進士家族為主體、庶吉士家族絕無超過三代者；出自非民戶的庶吉士占到了庶吉士總數的五分之二強。所有這些，都表明該選確已成為明廷吸納各階層、各戶類人才進入統治上層的得力工具；反映了明代社會具有很高的社會流動率。以上兩點不僅對改善明代高級官員尤其是統治集團核心成員的地域及其出身結構，實現來自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人才之間的優勢互補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增強朝廷凝聚力、穩定社會和鞏固統一，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6、為比較進士家族在考選庶吉士的激烈競爭中是否具有一定的優越性，筆者對永樂至崇禎52科14763名進士上三代功名狀況進行了統計，所得數據表明，庶吉士出自進士家族的平均比例高於二、三甲進士出自進士家族的平均比例，反映出進士家族在考選庶吉士的激烈競爭中占有一定優勢：一是擁有良好的文化積澱、應舉氛圍和優越的物質條件，二是擁有明顯的政治資源優勢。
7、軍、匠籍庶吉士在庶吉士總數中所占比例皆超過軍戶、匠戶各自在戶籍總數中所占比例。其中，以軍籍庶吉士表現最為突出，平均高出軍戶在戶籍總數中占比11.81個百分點。這說明軍、匠籍人戶通過科舉考試獲得了相對於其它戶類更高的社會流動率；證明了社會地位較低的人群比地位較高的人群總體說來具有更為強烈的上升欲望並會為此付出更為艱辛的努力，而明代科舉恰為這種努力和上升的實現提供了穩定而公正的渠道以及制度保障。
8、庶吉士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現在出自浙、贛、閩、豫、魯諸省和南、北直的庶吉士構成了明代庶吉士隊伍的主體，而其餘八省擁有庶吉士僅占庶吉士總數的五分之一強；但這一格局又與這些省直在人口、經濟、政治、文化發達程度和科舉實力等方面在全國所處的地位相適應。
9、庶吉士選拔具有很高的公平性。表現為93.31%的庶吉士都是經考試產生，而以考試決定去取則是官僚體制下最為公平的甄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