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笛

1964年12月生，原名張紀保。山東省蒼山縣人。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1983年入伍進疆，1995年退出現役，現居烏魯木齊。先後在兵團日報社做編輯、記者十餘年，現供職於《綠洲》文學雜誌社，任副主編。新疆兵團作協秘書長。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200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詩集《遠去的鳥》、《激情的輓歌》、《風中的馬車》、《低語的詩行——郁笛十四行詩選》、《新鮮的往事——郁笛九行詩選》，隨筆集《貴族的邊疆》、《被耽擱的遺忘》，散文集《行走阿勒泰》，長篇紀實文學《白克日·卡依爾》，詩影集《新疆肖像》等近20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郁笛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山東省蒼山縣
• 出生日期：1964年12月
• 職業：詩人
• 性別：男
• 政治面貌：黨員

人物簡介

1964年12月出生於山東省蒼山縣。1983年入伍進疆，現居新疆烏魯木齊。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疆兵團作家協會秘書長，《綠洲》文學雜誌社副主編。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詩集《遠去的鳥》、《激情的輓歌》、《風中的馬車》、《低語的詩行——郁笛十四行詩選》、《新鮮的往事——郁笛九行詩選》、《青湖詩稿》、《惶然書》，隨筆集《貴族的邊疆》、《被耽擱的遺忘》、《藏石記》、《讀城記》、《樹梢上的春天》，長篇散文《行走阿勒泰》，長篇紀實文學《白克日·卡依爾》，詩影集《新疆肖像》等20餘種。

作品欣賞

風吹草低

從汗德尕特鄉政府所在地，去鐵木爾牧場，還有六七公里的山路要走。

我們從阿勒泰市裡帶來的桑塔納車，左沖右拐，走了不到兩公里的路程，便不得不在一個斜坡下面，面對著又一灘泥水路面停了下來，一行人跟隨著尼永梅副鄉長，繼續往草場上進發。

此行的目的地，是巴圖巴依爾家的草場。巴圖巴依爾是汗德尕特小有名氣的年輕的民間藝人，他的絕活是一種名叫“喉麥”的藝術，是一種難度很高的從胸腔里往喉嚨里發音，而完全不依靠嗓子，同時發出多個聲音的藝術。在汗德尕特鄉的蒙古族藝人中間，能夠達到巴圖巴依爾這樣的可以演出水平的人非常少。因而，負責文化工作的尼永梅副鄉長，有一種迫切的願望，要我們了解和認識巴圖依爾和他的“喉麥”藝術。

從車子上下來，穿過一些雨後留下的泥濘路面，很快就進入了山裡的草場上。打草時節，牧人們大多忙碌在自己的草場上，尼永梅副鄉長也只是大概知道巴圖巴依爾家草場的大致方位，準確地在哪一片山坡上，恐怕連她自己也是說不清楚的。

徒步跋涉，草深路長，不一會兒，細密的汗珠便爬上了額頭，賴洋洋的太陽也顯得有些無奈，好在不時會有一股涼爽的山風從山谷里吹來，使這山間草地上的行走者，多了一些輕鬆和隨意。

只是年輕的尼永梅副鄉長或許是找人心切，她一個人遠遠地把我等一行人落在後面。後面的人，便有了一些懈怠，或者乾脆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大口喘著粗氣，休息起來了。如是這樣，兩三次，便很快進入了草場腹地，這片不大的山間草場，背依兩側寬大的山體，天，在這一此刻也變得如此地親近，所謂藍天白雲，清風徐徐，在草地上的人們看來，才是如此的現實而趣味盎然。

中途，見兩頭碩壯的黃牛在不遠處的一片窪地里，低頭吃草，或者低頭飲水的樣子，我便不由自主地對著它們扯開了嗓子，肆無忌禪地長吼了一聲。這一聲長吼，在山谷里迴蕩了好一陣子，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

不知是狼叫還是驢嚎的聲音吧，兩頭牛，一定是被這片山野間，從未有過的聲音給驚呆了。

兩頭埋首吃草或者飲水的牛當中，不知是公牛還是母牛率先警覺地抬起了頭，向著我所在的方向張望過來。稍頃，另一頭牛也抬起了不解的眼神。

我仿佛受到了一種意外的鼓舞，便興致勃勃地朝著兩頭牛又長長地吼了一聲。這一聲，似乎理會加粗壯一些，渾厚一些吧，一對老實巴交的牛兄弟，或者任勞任怨的牛姐妹，便真正地感到了恐懼，也似乎下定了決心，背對我走來的方向，昂首奮蹄，有些恍然地，急速地奔去了。

我感到了一絲不安。

作為一個外來者，面對一片燦然而盲目的山水，一片收割季節的草場，我情不自禁地發出了這些自由主義的聲音。我不知道這是否違背草場或者山野的法則，我竟然忘記了自己來到這山野和這片草場上來的目的，是來尋找一位民間歌手，而不要自己對著兩頭無辜的牛，發出野獸般的嗥叫。

這時，走在我身邊的地委宣傳部的張勇副主任，見到我如此放鬆，便也毫無拘束地說笑起來。而我們此行的領隊、年輕的蒙古族女副鄉長尼永梅，至今沒有結婚，走在草場的山路上，小張副主任故意問她的年齡，遭到了委婉的拒絕。我們就這樣一路笑談中，忘卻了上山的艱辛和疲勞。而我們要尋找的那位民間藝人，卻遲遲沒有出現。

終於，尼副鄉長問了幾個在山上打草的人之後，打聽到了巴圖巴依爾家的那一片草場。

二十八歲的巴圖巴依爾正在同他的父親在一起，收割著自家的一片草場。在山草沒有完全枯黃，或者說，在天氣還沒有完全變壞以前，把這些牲畜們越冬的飼料運回家去，對於牧民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了。巴圖巴依爾和他的父親早早地就出了家門，中午的飯都沒有回去吃。可是由於我們的到來，父子兩人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活計，坐下來，算是一陣勞作間的休息吧。

應尼永梅副鄉長的要求，巴圖巴依爾有些為難地答應為我們表演一段“喉麥”，他說幹了一天的活，嗓子有點幹了，不知道能不能發出聲來。不明就裡的我，拚命地鼓勵巴圖巴依爾表演一番，在我的心裡，其實是有另一種想法的。因為徒步行走了這么長的時間，在大多數時間裡，只是自娛自樂，同一位真正的山裡牧民這么近距離的交流，這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巴圖巴依爾清了清嗓子，坐在剛剛割過的草地上，對著午後的陽光下空曠的山谷，發出了一陣低沉、宏闊而悠長的聲音。他的臉脹得有些紅，胸腔里的聲音，卻依舊那樣渾厚。在眾人的掌聲完了之後，巴圖巴依爾有些不好意思地說，沒有準備好，身體也不行，今天的表演不算成功。

事實上，就專業的角度來說，對於像我這樣的不通音律的人，是無所謂成功與否的。

讓我感到欣慰的，倒是這個不大的山間平地時里，草色微茫中，那些山風吹動的美妙時刻。你看，風從山的另一邊吹過來了，整個山坡上的草，像集合了一般，配合著風的音樂，向著一個共同的方向，彎下腰去，又會在大約相同的時間裡，重新抬起頭來，或許會向著另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轉過頭去。

這是一群怎樣的舞者啊。

是季節的追趕，還是陽光的描繪，一面又一面的山坡，草木皆兵，聞風而動。自由而高邁的山岡，那些茁壯的草，盛夏時節開放的花朵，她們正在慢慢地收攏了自己的翅膀，等待著一個莊嚴時刻的到來。

草是這個季節里最為旺盛的民眾，它們鋪展著自己的身軀，不計較腳下的哪能怕是只允許一絲根須伸展的土壤，卻依靠最為樸實的願望，連線著一片又一片天和地的縫隙。

是啊，這芳草碧連天，草色近卻無。如果不是還有諸如採訪這樣的任務，我真願意在這樣的山間草地上，美美地待下去，直到天色融化在遙遠的黑暗中去，直到寒冷的季節，收攏了草原的翅膀。無奈我們還是要早早地歸去，歸於生活的瑣碎和庸常里去。

而此時，天際里的晴朗，又總是影響著草場上的收割情景。多數時候，人們會趕在好天氣里，儘可能地收割完自家草場上的草，運回家去，等待那個漫長冬季的到來。我在這山地草場上停留的這個下午，見到三三兩兩的割草人，揮動著長長的“大甩鐮”，一下一下地從草地上“掃”過時，心裡便禁不住痒痒起來，就在巴圖巴依爾表演的時候，我試著揮動了幾下那個在電影和電視見到的割草工具--“大甩鐮”，由於用力過猛，差一點將那長長的鐮刀割到了自己的腿上去，所幸，我很快就掌握了割草的技術，聽著鐮刀霍霍聲響，草聲四起，堆積在被鐮刀割過的土地上時，我的耳邊，再一次響起了遠外的風聲，由遠及近。

風吹草低，一聲緊似一聲。我卻很少見到牛羊，在草聲揮舞處，是一片又一片被鐮刀割倒的青草，是三三兩兩的割草人和他們背負著的，山一樣結實的日頭。高遠的天空下，山地牧人的生活，在這樣的季節里，有著不可重複的節奏和不可更改的，命運的色彩。

相關評論

《遠去的鳥》序

文/韓子勇

“ 詩人”－－這個語詞正在成為一種反諷。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洶湧澎湃，這種珍稀的褒揚和誠懇的稱呼帶有了尷尬和難為情的性質。而戲擬和媚俗又不斷地消解著它的神聖和神秘性－－如同一件破爛的牛仔服，往往是主人身份的反襯。增加概述我們遇到的公眾是一群大眾文化的嬉皮士，沒有誰願意為詩人承諾一個嚴肅而認真的當代處境。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次對詩歌或詩人的討論都是一種成功的逃避與克服：堂吉訶德走出家門，他遇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風車，一場嚴肅的戰鬥就這樣被讀者的譁笑瓦解了，我們成了自己的“移民”。

寫了上面這段話之後，再來談論郁笛和郁笛的詩，我們就劃定了一個大致的精神範圍：譬如如何認定詩人或詩歌的當代性質，譬如話語的權力和引起的反應，譬如破碎的詩性鏡像和詩人的解魅，等等。第一次遇見郁笛這個人，是在一次青年詩歌討論會上。在此之前，作為詩人的郁笛只是我的一種揣度和想像，真實的情況僅限於知道郁笛是個軍人，而且是個青年軍人。當兵與寫詩、威武與柔情、恪守與浪漫、一絲不苟與誇張和想像等等。這些矛盾的側面使郁笛變為重重的幻象。在那次討論會上我與郁笛交談的時候，腦子一直在尋找著什麼，好像經歷一場變故之後確定殘存的遺蹟，同時也是一種修復，一種對差異的合理解釋。詩人作為一種符號與作為一種現實，竟然有這樣大的差距，好像是一次玩笑、一次蒙面遊戲供你猜測。這種經常發生的情況源於寫作，源於寫作這種如期而至的文化事件。寫作使真實變得異乎尋常，作者與詩中的敘述者分離開來，作為青年軍人的郁笛和詩歌中那個被閱讀揣度的郁笛，在後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中進一步被剝離，好像脫軌的車廂靜止在遍體鱗傷的時間裡，而兇狠的車頭仍然在遵循慣性的規律。這樣，當略有口吃、謙卑而辭不達意的郁笛出現在我面前的時候，我不得不時時中斷交談的語句，抓緊滑動的瞬間把他與詩歌中的敘述者進行比較：他們之間的風格是這樣的不同，仿佛是為了專門愚弄像我這樣自以為是的觀察者。

詩人，作為活的個體是隱匿的，作為一個符碼正在成為一種反諷。不錯，我所經歷的正是這樣。

在認識郁笛這個人之前，我讀過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有兩條：一是他的名字在域內外刊物上有較高的閃現頻率，二是因為他是新疆的青年詩人。儘管那種閱讀談不上是一種“細讀”和“重讀”，從專業角度來看非常粗疏，幾乎是一種閒人的瀏覽。但是，我仍然對他的作品獲得了一個最初的印象，並且大膽地在一篇文章中進行了自以為是的分析。相識了之後，他曾寄來一沓詩稿，題目叫“絲綢與利刃”，我又為此寫一篇短文。當這次他的第一本詩集將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時，他請我寫序，我感到為難。一本詩集對我們大家來說算不了什麼，這類“讀物”在書店和書攤都著實不少，不管是好書還是壞書賣不動了過段時間就會半價處理。然而，對於一個寫詩和愛詩的人來說，那可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其份量不亞於海灣戰爭和柯林頓的總統選舉。作序，常常是方家對後學的加冕，必須有足夠的身份或學識，作序於我是無法承受之重。握著手中這支筆，我有南郭吹竽的尷尬，只能自欺欺人地把這件事當成一次學習的機會。狡猾的郁笛，抓住了我的弱點，我只能倉促上陣。

郁笛的詩最初給我的印象是那種明快的抒情，是略帶陽剛之氣的優美，旋律、陽光、跳動和適度的音量是他作品的特點。在那段時間，中國詩歌抒情方面的欠缺非常明顯，仿佛經受一場暴力之後的荒蕪與憤怒，詩的質地陷入兇狠與極端。在這種背景之下，閱讀郁笛的詩歌是一種對詩歌閱讀的恢復。這種“童貞”的、“烏托邦”式的言語噴吐，對於失范和碎裂的文化家園起到了某種溫情的安撫作用。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郁笛詩歌創作的發展，並不被潮湧潮落的諸種“主義”的偷襲所左右，直到後來的一些變化也很難看出某種大規模的外來植入。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郁笛本人特定的生活環境在變動的社會結構中是一個不變的定數，二是郁笛的經驗主義的寫作方式。郁笛不是那種書生型的詩人，不是那種依仗大量的翻譯書籍進行發酵轉化、不失時機地改變自己的詩人。他有另一種獲取外部世界的方式，這種方式是 東方式的、神秘主義的，它來自理性世界的基層，來自直接或直覺的把握。當“第三世界文化”開始說話的時候，當“少數話語”、“邊緣話語”開始運用某種程度的敘述權力的時候，“主人”的語言就應當成為被克服的對象，那種被“中心文化”所強加的東西，那種“後殖民主義”的文化入侵就成為確立新的文化認同的障礙。因此，對經驗的恢復與認定，對“民族寓言”與“民族象徵”的發掘與串通，就可能成為克服失語症的一個有效辦法。郁笛初期詩歌的“童貞性”和“經驗性”之所以是有益的，就在於它以回溯的方式確定了第三世界語境的某種起點－－儘管這個起點是幼稚的，但卻是真實的。

在組詩“絲綢與利刃”之後，郁笛詩歌的抒情性質有了較大的變化。以前作為插曲和伴奏的鄉情色彩很濃的思鄉之作，從一種“童年記憶擴展和演化為一種民族性、農村性和歷史性的詩化寓言－－並且上升為合唱中的主聲部”。在這裡，郁笛的那種經驗主義的寫作方式，變成了類似“人民記憶”、“集體無意識”和民族根性的夢幻之旅。戰火、暴力、農村的變遷、東方式的物象、冥冥之中不變的延續、後悲劇與後歷史的諺語等等，這些在沉積中逐漸走向風化的東西被翻騰出來。敘述的調子是一種平靜、澄徹的憂鬱，透明之物影影綽綽地流動於字面之中，一種膨脹的能指使對應的實體逐漸趨於抽象和空明，詞組和句子的跳動加大，意象密度的提高，暗示、比喻和象徵從枝節走向整體……從這些變化可以看出，郁笛詩歌創作的發展並不接受某種強制的東西，初期的那種抒情爭彩被保留下來，“童貞性”、“經驗性”的特點得到加強，但最後的結果卻很驚人，仿佛完全是兩種境界。一個簡單的核、一個鬆脆的籽，變成一片森林的草原。這個過程是自然的，也是實在的，符合“關於成長”的觀念。史詩與自我消失是同義語，其實不光是史詩，一個詩人只要進入了一個更為龐大的表現領域，他就不可能僅僅停留於“代言者”的位置，他必須與他的對象構成一個整體，而“發話”的過程仿佛發生了轉移，“文本”的誕生過程就可能帶有先驗的性質－－它不是被“寫”出來的，而是一種先在的事實，僅僅因為缺乏合適的時機而暫時地處於隱匿的狀態。在這時，詩人所要做的就只是“發現”或“發掘”，而不是“創造”。詩歌就是這樣地成長著，儘管他在每個具體的詩人生活中都好像經歷了一次從幼稚到強大的過程，但這肯定是一種假象：反覆的重複不是事實，事實是水滿之後溢出器外的那一滴。因此，如何看待一個詩人的成長和他對詩歌的貢獻就可能是兩種意思。在這裡，郁笛的逐漸強大是有希望的，只要這種過程不陷於重複，他就可能留下自己的名字。

《遠去的鳥》這部詩集，收錄了郁笛現有的精粹之作，它像一段濃縮的記憶，把郁笛的生命過程保留下來。大量的引證和對某些個別句例的分析肯定是一種損害，我討厭那種帶有炫耀性的肢解舉例，這種作法的專橫的武斷已經多多少少地傷害了公眾的欣賞能力。因為，要想真正了解郁笛，我奉勸讀者跳過我的文字，直接進入郁笛的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