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他們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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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情的最高境界是什麼？你一定有自己的答案。中國共產黨走過百年歷程，許多先輩也曾收穫珍貴知己。面對生死考驗，他們如何用行動詮釋“風雨同舟”？央視新聞推出專欄《那時他們的友情》，記錄一代又一代中共黨員與摯友的難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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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	專欄內容	海報
2021年5月10日	周恩來和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相識，兩人曾在不到5平方米大的房間裡編制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刊物《赤光》，撰稿、油印、裝訂.....工作到深夜，就並肩打地鋪。他們都愛看足球，也都喜歡吃牛角麵包。那時當地最普通最廉價的食物對他們來說也是難得的美味，但他們學習和傳播新思想的熱情卻從未受影響。在以後的半個多世紀裡，他們始終懷念這段艱苦但美好的時光，也一直將對方視為真正的知己。	周恩來和鄧小平
2021年5月11日	1922年，一心嚮往共產黨的朱德在柏林見到中共旅歐組織的重要負責人周恩來，兩人相差12歲，卻很快達成理想，追求，信念的一致。經周恩來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7年冬天，周恩來去處理西安事變善後事宜，朱德將陪伴自己走過長征的一條毛毯送給周恩來，讓他沿途禦寒。國共合作成功實現後，朱德率軍東渡黃河抗日，周恩來又將毛毯回贈給朱德。這條伴隨朱德迎來新中國的誕生，也是兩人為民族和國家出生入死的真實見證。	周恩來和朱德
2021年5月12日	何叔衡和林伯渠既是同鄉又是同學。他們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據地重逢，分別擔任要職,常常促膝長談。 1934年10月，林伯渠隨軍出征，出發前，留守的何叔衡脫下身上的毛衣送給好友。這是何叔衡在由上海來蘇區前，他的女兒連夜趕工織就的，是他最珍惜的物件。林伯渠接過毛衣百感交集，更沒想到這一別就是永別。 1935年2月，何叔衡在轉移時遇襲，年近花甲的他為了不連累戰友，縱身跳下懸崖。林伯渠後來一直保留著那件毛衣，深深懷念昔日戰友。	何叔衡和林伯渠
2021年5月13日	1930年夏，徐特立和瞿秋白在莫斯科學習時相識，後又共同在中央蘇區從事教育工作。兩人年齡相差22歲，卻配合默契，短時間內就使蘇區的文化教育有了顯著改觀。 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進行戰略轉移，徐特立自30里外專程趕來，與留守蘇區的瞿秋白道別。那時瞿秋白已身患嚴重肺病，他不顧虛弱的身體，將自己的馬匹和身強體壯的馬夫都換給徐特立，目送好友踏上長征路。這是兩人最後一次見面，八個月後，瞿秋白英勇就義。	瞿秋白和徐特立
2021年5月14日	1932年，田漢認識了聶耳，並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兩人年齡相差14歲，卻都有相識恨晚的感覺，兩年間他們聯手創作了十多首“戰歌”, 呼籲人民反抗黑暗，抵禦侵略。 1935年，他們合作了最後一首歌，但都沒能在第一時間聽到最終的成品。那時田漢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聶耳則在完成譜曲後不久溺水身亡。田漢出獄後接到噩耗痛哭失聲這首歌名叫《義勇軍進行曲》，它見證了田漢與聶耳的戰鬥友情，也是中華民族不屈精神最真實的怒吼。	聶耳和田漢
2021年5月17日	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任弼時與賀龍率領的軍團原來來自不同地方，習慣，作風等難免有些差異，但由於賀龍與任弼時互相尊重，互相默契，兩個軍團也親如兄弟，團結一心。戰士們都說：“這兩位'小鬍子'首長，性格不一樣，相處的倒比一家人還親咧。“ 1935年，兩人奉命率部轉移。任弼時一度病倒，虛弱到無法騎馬，在賀龍的百般勸解下，才同意坐在擔架上行軍。賀龍常拄著拐杖走在擔架旁，陪任弼時說笑，全然不顧自己的雙腳也在流血。	賀龍與任弼時
2021年5月18日	毛澤東與蔡和森的革命友誼始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他們在刻苦學習之餘，曾各帶一把雨傘，腳穿草鞋，身無分文走遍洞庭湖區5個縣市，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調查。那時他們就意識到，將來在改造國家與社會的道路上，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甚至疾病折磨，必須在身體和意志上作準備。冷水浴、游泳、爬山都是他們喜歡和堅持的鍛鍊方式。蔡和森犧牲後，毛澤東悲痛不已，這樣評價他:“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毛澤東與蔡和森
2021年5月20日	李大釗和陳獨秀曾並肩宣傳研究，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學說開始風靡中國。五四運動中，陳獨秀被捕入獄，李大釗全力營救，陳獨秀獲釋時，李大釗激動不已：“你今天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什麼監獄什麼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 1920年，反動軍警試圖再次逮捕陳獨秀，收到訊息的李大釗雇了輛騾車親自護送陳獨秀出京。也就在這輛騾車上，他們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這被人們稱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	李大釗和陳獨秀
2021年5月21日	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的革命友情始於留法勤工儉學期間，鄧小平曾和蔡暢一起宣誓加入旅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李富春一同在周恩來的領導下編輯少共機關刊物。鄧小平和李富春常常是白天做工餬口，晚上做黨的工作，雖身居陋室，條件艱苦，卻始終保持著樂觀向上的熱情。鄧小平也是李富春、蔡暢夫婦愛情的見證人，在巴黎的革命歲月和艱苦生活中，他們是為理想而奮鬥的年輕革命家，是親密無間的戰友，也是情濃於血的親人。	鄧小平與李富春、蔡暢
2021年5月24日	1938年，加拿大人諾爾曼·白求恩赴晉察冀軍區任衛生顧問。司令員聶榮臻盡最大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上支持照顧白求恩，白求恩則在戰火中夜以繼日救治八路軍傷員。他們經常像兄弟一樣談心，憧憬著打敗敵人後的美好前景。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手術中遭遇感染。聶榮臻立刻要求部隊不惜一切代價轉移白求恩到後方。11月，白求恩給聶榮臻留下長信後去世，聶榮臻問訊熱淚長流。他親自為白求恩入殮，白求恩留給他的一床絨被他也一直帶在身邊。	白求恩和聶榮臻
2021年5月25日	中共黨員是什麼樣的人？為什麼有成千上萬中國人冒著危險加入共產黨？1936年，一個美國人懷著這樣的疑問突破重重關卡抵達中共中央駐地延安。四個月里，他多次和中共領導人長談，遍訪了上百位紅軍將領，記錄了紅軍戰士的日常生活並廣泛接觸普通民眾。他稱共產黨人是"在中國十年以來所遇見過的最優秀的男女“，有著優越的"軍事紀律、政治信念和制勝意志”。他後來寫下《紅星照耀中國》，第一個將中國共產黨介紹給世界。他就是“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	埃德加·斯諾
2021年5月26日	馬海德來中國原本是為了考察當時在東方流行的熱帶病，但當看到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時，他決定留下來。他和宋慶齡成為朋友，了解到中國共產黨，開始投身革命動動。他開的診所常常成為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聯絡、開會的地方。 1936年，馬海德來到延安，成為了蘇區衛生顧問。僅在1944年到1947年，馬海德就曾診治傷病員4萬餘人次，老百姓都稱他為“馬大夫”。新中國成立後，馬海德加入了中國國籍，為中國的醫療事業貢獻了一生。	馬海德
2021年5月27日	飽含著對中國革命的深切同情，1937年，史沫特萊來到延安，走近中國共產黨。她多次採訪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人，和不少中共領導人、紅軍戰士建立了深厚友情。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史沫特萊跟隨朱德和他率領的八路軍親赴抗日前線，成為第一個八路軍外國隨軍記者。她還分別和毛澤東、朱德聯名向國際呼籲派遣援華醫療人員。在近一年的生活和採訪，史沫特萊得出了堅定的結論：“中國革命只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最終勝利。”	史沫特萊
2021年5月28日	七七事變”之後，朝鮮青年鄭律成和一批有志青年一道奔向延安。他在這裡如饑似渴學習、積極創作，還認識了詩人公木，兩人惺惺相惜，決心為八路軍寫一部大合唱。公木每寫成一篇歌詞，鄭律成就拿去作曲。當時沒有什麼樂器，鄭律成只能搖頭晃腦哼哼打手勢，當他意識到公木帶著笑意注視他時，還會“躲”上山坡去創作。他們完成的歌曲中，一首《八路軍進行曲》幾經傳唱，後來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	鄭律成
2021年5月31日	1939年，猶太裔奧地利人羅生特醫生因受納粹迫害流亡中國，目睹侵華日軍的惡行後，他主動要求加入新四軍。軍營中，他和陳毅一見如故。受陳毅委託，羅生特率醫療小組赴山東抗日根據地。他治癒了不少當地軍民的疑難雜症，培養起一批我軍衛生戰線上的骨幹，還親自設計，在莒南縣陳家老窩村建起了一所近百間房屋的戰時醫院，規模在當時的根據地中首屈一指。羅生特回國前夕，陳毅特意為他餞行，稱他是新四軍中的“白求恩”。	羅生特和陳毅
2021年6月1日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多次訪問中國。1946年6月，斯特朗遍訪解放區，和戰士們一起吃小米飯、住窯洞。她還和毛澤東在延安長談，向世界轉述了毛澤東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著名論斷。她也因此得了個綽號“紙老虎女士”。訪問結束時，斯特朗說：”當我離開延安的時候，我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將是我度過餘生的地方。“ 1958年，73歲的斯特朗第六次訪華。這一次，她選擇留在中國，在她的“理想歸宿地”度過了生命的最後12年。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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