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解釋
◎ 邊區 biānqū
(1) [border area]∶地區與地區之間的交界地區
(2) [wing]∶邊遠地區
特指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政權在幾個省接連的 邊緣地帶建立的根據地，如陝甘寧邊區，晉察冀邊區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邊區
- 拼音：biānqū
- 注音：ㄅㄧㄢ ㄑㄩ
- 出處：《步董必武同志原韻》
- 釋義：邊緣地帶建立的根據地
詞語解釋,詳細解釋,
詞語解釋
【名稱】：邊區
【拼音】：biān qū
【注音】：ㄅㄧㄢ ㄑㄩ
詳細解釋
【出處】：朱德 《步董必武同志原韻》：“歷年征戰未離鞍，贏得邊區老少安。”
釋義：(2).邊遠地區。
【出處】：戴裔煊 《宋代鈔鹽制度研究》第三編第二章一：“ 河北 、 河東 、 陝西 三路，俱為邊區，在昔交通工具未發達，運輸殊感不便，尤以 陝西 為甚。”
(以下摘自李勝良的部落格） 在中國革命史上，“邊區”並不只是一個自然地理概念。也就是說，並不是“幾個省接連的邊緣地帶”的意思。因為同樣的意思，在國共第一次內戰時期，是多被叫作“邊界”的。事實上，諸多的革命根據地，都建立於數省交界的地方——在劃省分治的情勢下，處於邊界可以達成一種天高皇帝遠、三不管的行政效果的。你江西管得緊了我就往湖南串一串，你湖南剿得嚴了我就往江西靠一靠。
“邊界”的稱謂到了抗日戰爭前後的國共合作時期，開始稱為“邊區”。這顯然是一個行政概念，而且是有著特定級別的行政概念。比如陝甘寧邊區就特定為下設的財政等部門應是“廳“而不是“處”而與國府交涉，而晉察冀邊區則在報送了財政廳、實業廳各部門首腦之後得到了由閻錫山轉來的國府批示：所報各“廳”均稱“處”。
然而相對“合法”的“邊區”只有陝甘寧和晉察冀兩個。因為只有這兩個是履行了相應的報批程式的。至於後來國府方面又不願意再承認其邊區地位並想改之為意義又有所指的“行政區”，則是後話了。
“邊區”尤其是陝甘寧的建立，一定有著豐富的意涵。從政治上來說，這是共產黨力量歸附於國民政府的一種表現，共產黨人主動放棄“蘇維埃”的特別姿態而向三民主義的溫柔義理靠攏；從軍事上來講，紅軍的稱號從此取消，當年的三大方面軍，分別整編為一一五師、一二零師、一二九師的國民革命軍；從經濟上而言，邊區政府既然是國府轄下地方，也便有了服從國府統一政令並從國府取得轉移支付的權利和義務，邊區的軍隊也自然應該從國府獲得軍餉；從財政上而言，邊區的建立意味著打土豪分田地等階級色彩明顯的取給方式必須放棄，對地主階級的剝奪政策必須取消，而代之以政府的補給和自身的稅收。
而邊區是一些很窮的地方，人煙稀少則可供徵兵征夫征役的餘力很小，經濟落後則可徵用的糧款有限，工礦業薄弱則可建立兵工廠的資源匱乏，這勢必需要政府給予相當的救濟。否則，八路軍的後勤補給不能保障，他們就不能不去自己選擇合適的籌款籌糧方式。
邊區建立後也確實渡過了一段與國府的蜜月生活。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後，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60萬元（法幣）左右的軍餉，當時法幣的價值較高，1元可兌銀元1元。另有海外華僑及各方進步人士捐款給八路軍，這兩項就占邊區1937年至1940年財政收入的70%左右。國民黨政府對八路軍的發餉數目，是根據協定對八路軍三個師按4.5萬人計算。每月發給軍餉，其中生活費30萬元，戰務費20萬元，補助5萬元，醫療補助費1萬元，米津貼補助及兵站補助費7萬元等，至完全停發之前，每年略有小小增減。從1937年7月到1940年10月，陝甘寧邊區收到國民政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計16405340元（法幣）[1]，平均每年在400萬元法幣左右。
平均下來，八路軍的待遇仍然比國軍其他部隊為差。國軍最低一級士兵的月餉為20元，而八路軍的平均月餉僅僅11元。更何況，因為部隊發展很快，這些外援也不能全數地發給戰士們。邊區制定的供給標準，是按照5元、4元、3元、2元、1元的級次下發的。雖然軍人們的糧食補給比行政幹部們要多（每天一斤半），仍然不可能過上正常國軍士兵的生活。
好在共產黨的士兵大多來自窮人，這與國軍中的某些職業軍人的耐力肯定不同。何況士兵們的生活無論如何不會差過百姓，在特定的情況下，“當兵吃糧”甚至是一些實在活不下去的老百姓的救命稻草。在連命都不容易保住的情況下，也許沒有幾個人再去堅持什麼“好男不當兵”、“好女不做妾”了。加上共產黨人的巨大感召力，儘管待遇遠差於國軍，他們也似乎很少在兵源上出現多么大的困難。當然，也不排除好多被收編的隊伍帶有強烈的投機心態，我曾經在賴傳珠的日記中一次次看過某支小部隊“叛變”的記錄。但是畢竟，雖然只有很少的一些後勤補給，邊區的子弟兵畢竟是一天天地壯大了。
邊區的這一財政意義，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是非與國民黨頑固派徹底決裂的決策。依著毛澤東的性格，他曾經多次地動過與蔣頑勢力放馬一戰的念頭。可是，就是財政問題，讓他冷靜和理智下來。就是因為這類考慮，面對多次的反共高潮和摩擦，共產黨人都忍了下來。“有團結，有鬥爭，在鬥爭中求團結”這樣漂亮的策略，說白了還是四個字：“避免分裂”。一九三九年，作為將來會與國系決裂的準備，他把在延安已經有些養不起的好多學校機關先期轉移到了其他根據地。比如華北聯合大學就是當年的陝北公學，而晉察冀的抗大二分校疏散了抗大的很多人員。
然則財政無論如何還是要服從政治的。皖南事變的發生，讓任何人都不可能再忍。而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無須再忍。共產黨人選擇了與國民黨反目，甚至於差一點就要派出十五萬精兵挺進四川推翻國民黨的統治。但毛澤東的這一浪漫計畫雖然沒有實現，邊區與國府的財政關係卻確實中斷了。國民政府停發了在他們看來也是一筆巨款的邊區經費和八路軍軍費，共產黨人無奈間搞起了大生產運動。
雖然說“屯田”自給幾乎是一個養兵的常規戰略，可處在日偽頑匪多重包圍下的共產黨軍事力量卻並沒有多么好的屯田條件。更何況，縱使是著名的三五九旅的開發南泥灣也僅僅是確保了他們自己的糧草補給，期望“大生產”徹底改善已經有些惡化了的財政形勢是不大可能的。畢竟，邊區丟掉的不只是國府給的那些經費，還有民間捐助的孔道。
在這樣的形勢下，窮困的陝甘寧終於爆發了因為稅負太重而引起人民反感的社會事件[2]。必須有更有管用的策略才能把出現財政危機中解救出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一個有大本事的人出現了。他就是後來被稱為救星和功臣的南漢宸。臨危就任邊區財政廳長的他，尋到了一組在當時特別有銷路的土產，並通過積極的貿易組合把延安經營為一個富庶之地。關於這套組合拳的具體情節，檔案中公開的還不是很多。但是有一個結果是肯定的，邊區渡過了財政危機，並越來越以一個獨立的力量出現在國際反法西斯有舞台上。
反目後的邊區當然不再“合法”。但這支不合法的力量卻越來越強悍。隨著在日軍進攻下國民黨軍隊的日益後退，共產黨人獲得了更大的活動空間。一個十分弔詭的例證是，當日本人在一九四四年發起豫湘桂一號行動之時，國民黨人喪師失地一退千里地讓出了大陸交通線的廣大地區。恰在這個時候，王震、王首道、王恩茂等一群姓王的將領，帶著四千名在南泥灣種了好幾年地的戰士，幾乎是沿著日軍向南挺進的路線，一口氣打到了湘粵邊界。如果不是趕上了日軍投降，這支小小的部隊有可能表演一番從陝北打到廣東的奇蹟遠征。一支久疏戰陣的共產黨部隊居然可以在不到一年的時間穿越中華南北走廊。這在證明了國民黨士兵戰力低下、日本鬼子戰力低下的同時，不是也證明了共黨力量的勢不可擋么？也許僅僅憑了此次“王家班”的瀟灑演出，毛澤東就在心底里打定了和蔣委員長掰一掰手腕的主意也未可知。
邊區從一種軍事存在、經濟存在、財政存在，逐步發展成了一種擴張了的政治存在。當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終於因為石家莊的攻克而連成一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彩排組織——華北人民政府隆重誕生。到了這個時候，共產黨人可能早就不再計較，邊區乃至華府，是不是一個正統承認的合法存在了。因為他們正在建立自己的“正統”。
共產黨人的“邊區”前後有三種表現形式：在1927年至1937年叫蘇區，在1937年至1947叫邊區，再到以後，便改叫“解放區”了！當毛澤東已經開始把電報里的“進攻”改成“反攻”，“解放”已經是他的字典中最陽剛的辭彙了。
當解放區的範圍從量變積累到質變，原來的“邊區”，赫然生長為一顆改朝換代的參天大樹：中華人民共和國。原來邊區所具有的“後方”的功能，繼續支撐了經略大西南、解放海南島、抗美援朝等重大軍事行動。邊區的財政價值，繼續地延伸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