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價值與決策:目錄,叢書序一,叢書序二,推薦序,譯者序,前言,作者簡介,

行為經濟學界的兩位權威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聯手優選當今世界行為經濟學理論與套用的研究成果，通過各個階段與主題相關的代表性文獻，勾勒出了行為經濟學決策理論的一個完整知識框架，幫助你準確了解行為經濟學。

基本介紹

書名：選擇、價值與決策
作者：[美] 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
原版名稱：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譯者：鄭磊
ISBN：78-7-111-58851-1
頁數：888頁
定價：259.00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03
裝幀：平裝
開本：16開

目錄,叢書序一,叢書序二,推薦序,譯者序,前言,作者簡介,

叢書序一

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

機械工業出版社經過長期的策劃和細緻的組織工作，推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該叢書預計出版經濟學獲獎者的專著數十種，精選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計畫在三四年內面世。我以為這是國內經濟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要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學領域內名家輩出，學術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許多觀點令經濟學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這既是一個懷疑和思想混亂的時期，也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說激烈交鋒的時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斷探索和在理論上尋找新的答案的時期。人們習慣了的經濟生活和政府用慣了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學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尋新路，提出新的解釋，指明新的出路。經濟學成為各種人文學科中最富有挑戰性的領域。難怪不少剛剛步入這個領域的經濟學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台階，也就是說，這等於告訴初學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位經濟學家是怎樣針對經濟學中的難題提出自己的學說和政策建議的，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論、如何探尋新路的。這就能夠給後來學習經濟學的年輕人以啟發。路總是有人探尋的，同一時期探尋新路的人很多，為什麼他們有機會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呢？經濟學重在思考、重在探索，這就是給後學者最大的鼓勵、最重要的啟示。

正如其他人文學科一樣，經濟學研究也必須深入實際，立足於實際。每一個新的經濟觀點的提出，每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種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導，都與實際有關。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脫離實際而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進展，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致用之學。這可能是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所選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著作為例，有哪一本不是來自經濟的實踐，不是為了對經濟現象、經濟演變和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說明而進行的分析、論證、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脫離了經濟的實際，這些分析、論證、推理全都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即經濟學的驗證經驗是滯後的，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經濟學中一些有創見的論述，既在驗證方向是滯後的，而在同時代湧現的眾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驗證的滯後性，表明一種創新的經濟學研究思路也許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時間間隔才能被變化後的形勢和經濟的走向所證實。觀點或者論述的超前性，同樣會被經濟的實踐所認可。有些論斷雖然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證實，但只要耐心等待，經濟演變的趨勢必然遲早會證明這些經濟學中的假設一一都會被人們接受和承認。回顧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歷和學術界對他們著作評價的變化，難道不正如此嗎？

經濟學同其他學科（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學科）一樣，實際上都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跑。後人是有幸的，為什麼？因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經在學科探索的道路上做了不少努力。後人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即使前任在前進過程中有過疏漏，有過判斷的失誤，那也不等於後人不能由此學習到有用的知識或得出有益的啟示。

我相信，機械工業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經濟學的進展，促進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的深化，並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2014年9月21日

叢書序二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

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後半葉，是經濟學家人才輩出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其成立300周年的時候設立，並於1969年首次頒獎。這一獎項被視為經濟學的最高獎。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經濟學家獲獎。

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諾貝爾獎論英雄。有些經濟學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獲獎的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授予一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領域熱門，有些領域冷門，博弈論是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個領域，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領獎台。有時候，諾貝爾獎的授獎決定會引起爭議，比如1974年同時授給左派的繆爾達爾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時授予觀點相左的法瑪和席勒。儘管同是得獎，得獎者的水平以及學術重要性仍存在較大的方差。但是，總體來看，可以說，這75位經濟學家代表了20世紀經濟學取得的重大進展。

經濟學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經濟學發展出了一套系統的分析框架，從基本的假設出發，採用嚴密的邏輯，推導出清晰的結論。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會發現和同行的學術交流變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夠知道觀點的分歧在哪裡，存在的問題是什麼；經濟學形成了一個分工細密、門類齊全的體系。個體經濟學、總量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是經濟學的旗艦，後面跟著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主力，以及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新興或交叉學科；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規範而標準化的訓練，不管是在波士頓還是上海，是在巴黎還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使用的大體上是同樣的教材，做的是同樣的習題。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經濟學訓練拾級而上，由易入難，由博轉精；經濟學還值得驕傲的是，它吸收了最優秀的人才，一流大學的經濟系往往國際化程度最高，學生的素質也最高；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濟學成為一門顯學，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有重大的影響，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里有經濟學家，大眾媒體上經常見到活躍的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經常會到經濟學的殿堂里接受培訓，然後回到自己的陣地傳播經濟學的火種。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頸”，創新的動力明顯不足。經濟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整齊劃一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有很多人指責經濟學濫用數學，這種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並沒有擊中要害。經濟學使用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數學，即極值方法。消費者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他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效用的最大化。企業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資源的約束下尋找利潤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社會福利函式的最大化。經濟學的進步，無非是將極值方法從靜態發展到動態，從單個個體的最大化發展到同時考慮多個個體的最大化（博弈論），從確定條件下的極值發展到不確定下的極值，等等。其他學科，比如物理學、生物學也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但它們所用的數學工具多種多樣，變化極快，唯獨經濟學使用的數學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經濟學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較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經濟學家原本也是各執一詞，爭吵激烈，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還是要“和平共處”。20世紀70年代之後，經濟學不僅在研究方法上“統一”了，思想上也要“統一”，經濟學界對異端思想表現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會被邊緣化，被發配到海角天涯，根本無法在經濟學的“部落”里生存。這種力求“統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經濟學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經濟學常常被批評為社會科學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常會滲透到其他學科，更主要的是因為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交流並非雙向而平等的，別的學科向經濟學學習的多，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學習的少。經濟學變得日益封閉和自滿，討論的問題“玄學”色彩越來越濃厚，往往是其他學科，甚至經濟學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都不知道討論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於是，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現實的挑戰。20世紀中葉經濟學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戰後重建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回應。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引起了經濟學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們正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新階段，經濟成長前景不明，金融風險四處蟄伏，收入分配日益惡化，這些複雜的問題給經濟學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經濟學或將進入一個反思、變革的新階段，有可能迎來一次新的“範式革命”，年輕一代學者將在銳意創新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創新來自繼承，也來自批判。機械工業出版社擬推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出版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的各類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奧的基礎理論，又有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分析，還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們對自己成長道路的回憶。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也有一些是過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經淡忘的。這將是國內最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系列叢書，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2014年12月12日

譯者序

本書的出版過程比較漫長，經濟學界很多人聽說過本書的出版計畫，但是其真正出版時間遠遠超出了原定時間表，卡尼曼在前言中對此做了說明。本書最終將成為行為經濟學套用於決策理論研究的集大成者。由行為經濟學領軍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主編的這部著作，其編排形式並非教材格式，而是通過各個階段與主題相關的代表性文獻選擇，勾勒出了行為經濟學決策理論的一個完整知識框架，適合對這個領域感興趣的讀者依次閱讀學習。

本書原版書名是《價值判斷、選擇和決策框架》，出於易於理解和通俗起見，中文版使用了現在的書名。

本書匯總了行為經濟學從1979年（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表前景理論基礎模型）到2000年為止完成的行為經濟學決策理論的代表性成果（其中部分論文還未發表）。從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行為經濟學界的權威地位看，經過他們優選的這本行為經濟學理論與套用研究成果，顯然是目前國內最好的一本適合碩士、博士和專業研究人員研讀的行為經濟學決策理論專著。

對行為經濟學有所了解的讀者知道，從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第一次提出前景理論，到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2002年卡尼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特沃斯基已經於1996年去世），其間只有短短的20多年，行為經濟學就得到了主流經濟學界的認可。這已經可以充分說明，以前景理論為中心和理論基石的行為經濟學的發展潛力。儘管新古典經濟學依然占據固有地位，但是行為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進一步融合和發展，無疑會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推動力。現在歐美的總量經濟學和個體經濟學教學已經出現了融合行為經濟學概念和理論模型的全新教材，這種努力也已經開始向經濟學基礎教育領域滲透和擴散。

由於原書篇幅較大，因此翻譯工作花了我很長時間，但是我認為這是一件非常值得做的學術工作。本書的架構非常清晰地分成三個階段（部分），便於讀者循序漸進地學習消化並領會其精華：第一階段是前四部分，主要構建理論框架並提供相關實證研究成果；第二階段是第五部分，介紹各種套用；第三階段是第六部分到第九部分，為引申專題研究，仍側重理論與實證。本書第1章和最後一章（第42章）分別是全書導引和總結，以及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書雖然是由論文集結而成，沒有統一為教材格式，但由於編者的獨具匠心，其給出的知識框架是完整的。第1章是全書的點睛之處，書名也來自這篇文章，它可以算是全書的引論，為後續前景理論（prospect theory）的引入做了知識上的鋪墊。由於非期望效用理論的發展時間較短，其很多術語在國內有多種譯法。出於方便讀者閱讀的需要以及譯者自身的一些想法，本書對術語做了一些譯法上的調整，現簡單做一個說明。

期望效用理論的英文為“expected utility theory”，這個術語在國內有兩種常見譯法：一個是“期望效用理論”，另一個是“預期效用理論”。如果單從翻譯角度看，選擇任何一個都是合適的。但在國內的文獻中，看不出哪種譯法屬於被多數人認可的譯法。而與期望效用理論相反的理論已經出現了幾十種，它們被統一划分到非期望效用理論（nonexpected utility theory）範疇，因此這個術語也就可以有兩種譯法。但是其中有一種理論獲得了廣泛認可，即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前景理論。

本書作者曾經解釋過為何採用“prospect”這個比較生僻少用的詞，用不常見的詞是為提醒大家，以示與傳統期望理論的區別，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為了“搏出位”和“吸引眼球”。這個理由很現實，也容易理解。因為一個敢於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很容易被人們忽略和遺忘，而這一領域的學者為了引起學界的關注和探討，必須要讓自己顯得與眾不同，值得大家關注。然而，這種情況在中國略有不同，因為中國學者對於期望效用理論的信從，並沒有西方學者那樣根深蒂固。換言之，對於期望效用理論和作者提出的前景理論，可能並沒有哪個理論具有先入為主的優勢。從這個角度講，與其採用一個大家難以理解的生僻詞（如“前景理論”，“前景”這個詞，在漢語中有比較明確卻和西方理解區別較大的含義），不如依照中國人常見的思維方式，改用“預期理論”或“期望理論”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譯者不反對沿用約定俗成的“前景理論”這箇中文譯法，但也有人將其譯為“展望理論”，這個詞比較接近作者的原意，如果本書的讀者不喜歡譯者將其譯作“預期理論”，可考慮採用“展望理論”這個譯法。

prospect有期望、展望、未來出現的情況或選項等意思。其實我認為作者所指的應該是“未來出現的可能的情況或選項”，這確實包含了“前景”的意思。但是，從其理論內涵來講，作者擴充了期望效用理論中的效用和對效用的處理機制，使其成為prospect thoery的一種特殊形式。從理論進化角度，我們也可以將prospect theory簡單地譯為“預期理論”，以示與傳統理論的區別和理論發展路徑。不過，這樣的譯法可能會引起學界的爭議甚至批評。還有一種常規處理方式是將前景理論譯成“卡尼曼-特沃斯基理論或模型”（簡稱KT理論或KT模型）。譯者雖然建議用“預期理論”代替“前景理論”這一譯法，但採用哪種譯法仍留給讀者自行決定。

為了表達對作者的尊重，在具體展開描述時，仍將prospect譯為“前景”。儘管這個詞可以理解為“未來的選項”，我們還是把它處理成一個專有術語。當然，在有些段落里，“前景”與“選項”是可以互換使用的。

對於另一個重要術語“value function”[記作v（x）]的譯法，國內有學者譯作“值函式”，從value字面上看，這個譯法並無不可，但略顯寬泛且缺少必要的內涵。如果譯作“價值函式”，又容易引起誤解。考慮到期望效用理論中u（x）的譯法，本書將其統一譯為“效用值函式”，以便與期望效用理論中的效用函式區別，並為“值函式”這個譯法增加一個具有明確指示意義的限定詞。同理，我們也將相應出現的value直接譯為“效用值”。當然，也可以用爭議較小的方式，將其分別稱為KT函式和KT值，這些都只是譯者的一點兒個人建議，僅供參考。

本書體系清晰、選題嚴謹，提供了理論的多方面套用。譯者學識有限，由於本書涉及的套用研究範圍很廣，涵蓋多個社會科學學科，而且很多專業術語在國內尚未有統一譯法，在翻譯過程中難免有所疏漏，還請大家指正。譯者在此衷心感謝機械工業出版社華章公司引進了本書，相信其對於中國學者掌握近期行為經濟學的主要進展大有助益；在審校本書時，正值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理察·塞勒，以表彰其對行為經濟學理論研究的重大貢獻，本書引用了他多篇代表性論文，因此更具深遠意義和價值。

感謝我的妻子朱紅燕為我準備了這本厚厚著作的英文掃描版，使我在翻譯時不至於總是捧著這本巨著；另外感謝正在東北財經大學攻讀公司金融博士的徐慧琳同學，她幫我通讀了一遍譯文，提出了一些疑問和文字修改建議。本書確實不易讀懂，但是我們盡最大努力來完成此書的翻譯，希望以此對中國的行為經濟學研究做一些綿薄的貢獻。

鄭磊

2017年8月

前言

這篇前言不是我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想要寫的。就在特沃斯基於1996年突然獲悉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幾個月時間後不久，我們決定合編一本決策方面的專著，收錄我們在這一領域的大部分成果以及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這本選集是幾年前我們與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編輯的一套有關直覺推斷法和判斷偏向的書的續集，也可以作為我和特沃斯基履行了為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寫一本書的承諾。

本書的大部分編輯工作很快就完成了，但是一些特沃斯基想放進去的新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需要我寫的文章，在他過世後很久才完成。寫一篇前言要比篩選我們喜歡的文章更困難。起初我們對寫這篇前言很有激情，計畫寫一篇內容豐富的介紹這一領域近20年是如何發展的文章，但是在寫完一篇可以拿得出手的文章之前，時間已經消耗得差不多了。特沃斯基建議我“信任自己腦中的模型”，並代表我們兩人寫完它。這不是一個我能夠遵從的建議：以他的名義寫的內容也許會違背他的想法，這樣做是有風險的。所以，我選擇承擔較小的風險，以我自己的名義並以更個性化的風格來寫，而不是用我們過去合寫時的風格。我打算討論本書的一些重點主題，並追溯我們過去緊密合作解決這些選擇問題時的一些看法。

我和特沃斯基是從1974年開始合作進行決策研究的，那是在完成了一篇關於我們早期在判斷問題上的研究工作的回顧文章之後，該文登載於那一年的《自然科學》雜誌上。由於我缺乏選擇理論方面的正式研究經驗，而他早已是這個領域的“明星”級學者，特沃斯基鼓勵我讀一讀他和他的導師克萊德·庫姆斯（Clyde Coombs）以及同事羅賓·道斯（Robyn Dawes）合寫的關於數學心理學的書。其中最有關聯性的一章討論了博弈偏好，包含一個效用理論引論以及對阿萊悖論的討論。我們對這一章的討論很快聚焦於一個明顯的缺陷：在理論分析上，效用的載體是財富狀態，而博弈的結果卻總是被說成收益和損失。顯然我們需要增加一些額外的假設條件，來彌補這個空隙：要么是一個自發心理活動，將盈虧轉換為財富狀態；要么是在財富的心理物理學和盈虧的心理物理學之間，需要有一個受到嚴格限制的傳遞者。這兩個假設條件看上去都不太吸引人。這個問題導致我們建立了一個風險選擇理論，我們將其稱為前景理論（見第2章）。



也有人譯作“預期理論”或“期望理論”，此處採用其中一個譯法。基於譯者序里的說法，我們建議用“預期理論”或“期望理論”譯法代替“前景理論”。——譯者注

我們在耶路撒冷做研究的那段時間所用的方法非常有趣。我們每天下午花幾個小時討論，創造出一些有趣的博弈遊戲，觀察我們直覺上的偏好。如果我們贊成同一個選擇，就會假設這是人類的特點，然後繼續研究其理論內涵，而把嚴謹的論證留到以後再做。這種不同尋常的實證研究模式，讓我們迅速取得了進展。過了幾個月，我們得出了20多個不同的理論。我們曾經考慮用後悔來處理風險選擇，但是後來放棄了這種方法，因為它無法符合我們稱為“鏡像”（reflection）的結果：改變博弈中所有結果的符號，幾乎必然導致偏好方向由風險規避轉變為風險尋求，反之亦然。

大約在1975年春天，前景理論接近完成，起初被稱為價值理論（value theory）。熟悉這個早期版本的讀者可以從中找到幾乎所有的重要觀點。然而，在接下來的三年里，我們完善了這個理論，才使其更加可靠。至於編輯本書的想法，源於我們想對許多潛在的反面例子做出回答，這件事足足擱置了三年才提上日程。特沃斯基有無限的耐心，經常一再勸誡我，“讓我們一起把這件事做好”。而他在思考過程中發現的具有傳染性的愉悅感，讓我們一直停留在等待可能出現的反對意見的狀態中。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反對意見，我們都會等待很久，直到那些問題被徹底解決，而不是只在紙面上使之得到解決。

我們已經儘可能保守地建立我們的理論了。我們立足於決策理論框架，認為賭局間的選擇是適用於所有決策問題的一個模型。對基於效用理論的信念和欲望所做選擇的哲學分析，我們沒有提出挑戰，也不質疑馮·諾依曼和摩根斯坦以及後來薩維奇提出的理性選擇的規範性模型。我們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對期望效用理論做出最小修正，使其涵蓋我們所知的一類嚴格受限的決策類別：具有客觀機率和最多兩個非零解的簡單貨幣賭局選擇。如果不附加額外的假設條件，前景理論不適用於具有更多個結果的賭局、基於事件的賭局或者與選擇無關的交易。這個理論甚至不為貨幣賭局規定售價。我們想要表達的說法“方程（21）和（22）可以直接擴展到具有任意數量結果的前景”（第34頁），最終被證明是過於樂觀了。直到大概13年後，我們才完成這一擴展，但還是做不到那么直接（見第3章）。

如果有人質疑，為何在這樣一個嚴格受限和人為設定套用範圍的理論上花費如此多的精力，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答案是，賭局之間的選擇就是決策理論上的一隻“果蠅”，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情形，但其中包含了更大問題中的許多基本要素。由於有了這隻“果蠅”，我們在研究博弈時，就有希望把適用於簡單情形的原理，拓展為複雜情況下可識別的形式。一個選擇理論應該用兩個重要標準進行評估，而成功的選擇理論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標準：一個是要求在特定範圍內“正確表述”，這個理論應該在該領域是可以辯駁的，但不會被駁倒；另一個關鍵點還不在此，通過提出一些假說，並為現象的識別提供一些模板和標籤，該理論的原理應該為分析更複雜的決策帶來啟發。例如，在國際關係領域，用前景理論挑戰效用理論肯定有很大空間。損失規避和偽確定性（pseudocertainty）概念對於理解戰略決策非常重要。當然，這個理論並不提供任何保證，使用它的學者自行承擔用其解釋更複雜決策問題的風險。

本書的許多章節談到，我們當初嘗試建立一個可行理論的四個主題中的一個或幾個。在發表前景理論時，我們只對其中兩個主題是明晰的：決策權重的非線性和效用值函式的參照依賴特性（referencedependent characteristics）。第三個主題是框架效應的顯著性，在那篇文章里只是初具雛形，我們之後很快給出了更清晰的表述。第四個主題是將體驗效用（experienced utility）從決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中區分出來的必要性，當時只是提及，很久之後才成型。

非線性的決策權重

效用理論的期望原理（expectation principle）要求機率的變化對應的結果也是線性的。從描述性一般化角度看，這個觀點明顯是錯誤的：直覺和實驗已經證實，將一項結果的機率從039提高到040對偏好的影響，要遠小於將從0提高到001或者從099提高到100。這個由沃德·愛德華（Ward Edwards）和其他人發現的現象，是包含在前景理論的決策加權函式之中的。本書的一些章節記錄了在理解決策權重的過程中陸續取得的成果，包括將前景理論一般化推廣到結果為任意個數賭局的等級依賴（rankdependence）公式（見第3章），德雷森·普雷萊茨（Draen Prelec）對決策權重形態的新穎分析（見第4章），以及一個有關事件博弈（gambles on events）的重要擴展，其結果同時涉及埃爾斯伯格悖論和阿萊悖論（見第5章）。我相信，在特沃斯基去世前的最後一年裡，他已經非常接近完成一項前景理論在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統一處理方面重要的一般化拓展成果（見第6章），但不同意將其命名為“廣義前景理論”。第6章也展示了一項重要成果，特沃斯基和他的學生分析了在支持理論（support theory）的框架下“包裝”或“解包”事件對於主觀機率的巨大影響，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決策權重的影響。為了維持風格的一致性，特沃斯基決定不把他在20世紀90年代曾付出巨大努力，與彼得·瓦克（Peter Wakker）合作完成的有關前景理論的數學推導結果收錄在本書中。

參照依賴與損失規避

效用理論的標準套用是將風險前景的結果作為財富狀態評估的。這個假定是1738年丹尼爾·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提出的效用理論的基石，而且從那時開始，這個假定一直都成立。效用的載體是財富狀態，這個說法被視為經濟分析的一個過程和決策分析的一個前提條件。儘管如此，仍有跡象表明這個假定也需要修正。在決策理論的術語中，財務方面的結果大多表示為收益和損失，除非考慮到死亡或毀滅的可能性，否則很少提及財富狀態。馬修·拉賓（Matthew Rabin）的證明似乎已經結束了這個爭議。他證明當人們面對的是損益較小的賭局時，財富的效用函式無法解釋人們表現出的極端風險規避現象（見第11章）。

前景理論中的孤立效應（isolation effect）被當作“對賭局的偏好由財富的效用確定”假說的直接檢驗，要求受試者想像自己已經得到了一份禮物——不附加任何條件的現金，他們要在一個確定結果和一個公平賭局之間做出選擇。這個問題有兩個版本，包含了不同的禮物大小和可能選擇的結果組合。兩個版本給出的前景在最終可能的財富狀態和機率方面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其中一個是在確定的收益和正博弈（positive gamble）之間做出選擇，而另一個是在確定的損失和負博弈（negative gamble）之間做出選擇。從鏡像效應中可以預知，大多數受試者在第一個版本的問題上表現出風險規避，而對於第二個版本的問題，大部分受試者願意承擔風險，即使完全不提到那筆作為禮物的現金，他們也會這樣做。這種結果也給出了“效用的載體是財富狀態”的一個反例，並提供了收益和損失所發揮作用的正面證據。這也是我們之後研究架構效應時所用方法的第一個套用例子。

收益和損失是有效的效用載體這個觀點並不新奇，馬科維茨很早前就將其提出。前景理論的突出貢獻是在本書的很多章節里提到的S型效用值函式。這個凹凸形的函式為鏡像效應提供了解釋，之後被業內視為最傑出的實驗成果。效用值函式在損失區比在收益區顯得更為陡峭，這個特點後來被稱作“損失規避”。損失規避的假設有助於解釋兩個明顯的風險選擇事實：幾乎所有人都不接受以相同機率獲取同樣大小收益和損失的賭局，這種規避程度隨著金額的增加而提高。我們並非心甘情願地引入損失規避這個概念，因為我們知道，一個引發對正前景的風險規避和為可能出現損失的負前景給出各種解釋的選擇理論很難做到非常精緻，但是我們發現找不到更簡單的模型來解釋這些事實。過了很久，我們才意識到，損失規避是前景理論的基礎元素，具有遠超其狹窄範圍的豐富含義。

一位朋友在提升損失規避的重要性方面為我們提供了不小的幫助。當時我們還在完善前景理論的最後版本，一位名叫理察·塞勒（Richard Thaler）的青年經濟學者把我們拯救了出來。他還在讀研究生的時候，就對其專業領域提出了深刻見解，收集了各種日常與標準經濟學理論不符的有關消費者的逸聞趣事。他意識到（見第15章），將損失規避的概念擴展到無風險決策，就可以解釋很多異常現象，最重要的套用是稟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塞勒列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瓶儲存很久的紅酒的主人拒絕以200美元出售這瓶酒，也不願意付100美元再買一瓶同樣的酒。這種情況從標準經濟學理論角度看是很奇怪的，因為一件商品的買賣價格只會由交易成本和收入效應決定。但是，稟賦效應可以用前景理論的兩個假說來解釋。首先，效用載體指的不是狀態（擁有或不擁有那瓶紅酒），而是變化——得到還是放棄那瓶紅酒。從風險規避角度看，放棄紅酒的做法會被看得更嚴重。

因對行為經濟學和行為金融理論的貢獻獲得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譯者注

“損失比收益的影響更大”這個觀點是本書的一個主題。損失規避用於解釋各種現象：無差異曲線的相交（見第9章）、司法補償原則（見第24章）、商業公平規則（見第18章）、金融市場股權溢價之謎（見第17章），以及紐約計程車司機在繁忙時段的出工時間（見第20章）等。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個話題已經泛濫。偏好具有參照依賴效應和損失規避的假說仍需要更全面的探究。

框架效應和心理核算

本書的另一個主題是，對於決策問題的陳述和解釋，人們所做的選擇具有依賴性。我和特沃斯基在完成前景理論之後，馬上轉向框架效應的研究，在1979年已經掌握了大部分證據並於1981年公布。後期的文章（見第1、3章）回顧了這些結果，反映出我們對其重要性的理解逐步加深，這是針對理性選擇一般模型的挑戰。

關於這個新概念如何命名，我們當時做出了一個重要且可能不太幸運的決定。出於經濟術語和概念方面的考慮，我們選了“框架”這個詞指代對決策問題的具體描述，其中有兩層意思：決策者面對的選擇以及他們的解讀。所以，框架指代兩個非常不同的東西，它們共享一個標籤：一個指的是實驗性的操作；另一個指的是決策活動的組成部分。我們在術語使用上的克制，有利於框架這個概念被接納，但是這樣做也是有成本的。使用簡單術語模糊了決策者所做的和他們所面對的事情之間的重要區別：一方面是編輯和心理核算活動；另一方面是對框架效應的感受。

前景理論包括一套為簡單博弈制定的規則。我們假設存在初始決策階段，在這個階段規定了選擇問題的編輯操作，通常是將問題轉化為較簡單的形式。當時引入編輯操作的目的是防守性的：可以去掉前景理論無法處理的一些愚蠢預測。例如，決策權重的性質似乎意味著對前景（100美元， 001； 100美元，001）的偏好高於前景（100美元，002）。這個預測是錯誤的，因為大多數決策者會馬上對之前的前景進行編輯和修改，將其置於之後的前景中，並在後續的評估和選擇過程中將其視為相同的前景。編輯操作針對這類與該理論核心不符的膚淺反例，提供了一個準確的心理學防範方式。當時我們沒有立刻發現，“編輯”這個概念還引出了更一般化的結論，即真正的評估和選擇對象既不存在於真實世界，也不是可用語言描述的，它們是心理表征。這個概念上的轉變在決策研究領域是全新的，但是對於認知心理學家則再自然不過了。任何學過認知課程的人，都學過從觀察者接觸的近端刺激（proximal stimulus）中分辨出客觀現實，以及從觀察者逐步形成的心理表征中辨認出現實和刺激。

我們採納了理察·塞勒關於心理核算的早期觀點（見第15章），並提出了一個人們如何決策以及對某些賬戶加總，從而分隔開其他賬戶的非正規處理方式。這樣的做法經常違反了經濟理論的標準假設。有關主動性框架（active framing）的心理學，其中大部分已經在塞勒的第14章里討論過了。賬戶隱喻的一個特別明顯的特點是，心理核算會被逐漸關閉，而在計算那些賬戶的時候，可能會體驗到強烈的情緒上的衝擊。這個觀點的一個隱含意思是，人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對自己的回報和懲罰，這可以通過確定是否關閉一個賬戶和何時評估該賬戶而做到。我們對這個強大的主題做一些修改，可以解釋為何沉沒成本不能被忽略（見第14、15章），為何計程車司機在繁忙的日子裡過早下班（見第20章），為何投資者在清理頭寸時更喜歡出售“獲利股”而不是“虧損股”（見第21章），以及為何股票的回報率高於債券（見第17章）。

在第1章，相比構建框架，我們對框架效應的興趣更大。我們驚奇地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當合在一起考慮時，給出決策問題的內容完全相同但形式不同的版本何其容易，而單獨考慮框架效應時，卻會導致不同的偏好。心理學對這些效應的分析是不足的，因為這個要解釋的對象是決策者沒有去做的：他們在需要判斷是否是相同的決策問題時，不會自動產生一個共同的表征。為什麼會這樣呢？一個令人掃興的答案是決策者一般都很被動，所以他們傾向於接受既有的框架。框架效應對於心理學的貢獻沒有它在真實世界中的重要性那么大（本書多次出現這個主題，見第13、16、19和25章），也沒有它對理性決策模型基礎的挑戰大（見第12章）。

孤立效應是我們對各種產生不同偏好的“相同”決策問題版本的第一個套用。我們構建了一對從效用理論上看等同的問題，認為由此產生的不同偏好是該理論的一個反例。然而，對於為何這兩個問題是相同的，我們後來接受了一個理論性不太強的觀點。決策制定者在充分考慮了這兩個問題之後，應該確定它們之間的差異是否足以導致做出不同選擇，而無須對於問題中哪些是相同的做出判斷。對不變性（invariance）的這種違反，展示了人們並沒有從是否等價角度做出判斷的不一致（incoherence）現象。框架效應的普遍存在表明，人類大腦的判斷並不一定要保持前後一致（coherence）。我們在幾年後才意識到，對不變性的違反極大地挑戰了經濟學和其他決策科學中的重要概念——“理性”（見第12章）。違反不變性現象提供了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將描述性選擇模型與規範性選擇模型區分開來。對待相同問題應該用相同方式，這顯然是理性的，然而人們並不經常這樣做。

這就是我和特沃斯基共同得出的結果，但在後來的10年間，我們各自與其他合作者更深入地探討了這些問題。特沃斯基仍痴迷於評估對象是描述（descriptions）而不是指稱（referents）的觀點。主觀機率的載體是事件的描述，這種說法曾用於解釋支持理論的強大效應，特沃斯基直到生命的最後階段都在研究機率判斷（probabilistic judgement）模型（見第6章）。他更是直接將違反不變性的概念，從框架效應擴展到各種類型的偏好反轉（見第28章）。在與幾位密友和同事，特別是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埃爾達·沙菲爾（Eldar Shafir）、伊塔瑪爾·西蒙森（Itamar Simonson）什穆埃爾·薩塔斯（Shmuel Sattath）的合作成果中（見第28、29和34章），他探討了人們的偏好受希望忽略的變數影響的其他情形。我關注的是將框架看作一種行為，特別關注決策者將判斷和選擇問題處理得比原本更狹窄這個傾向（見第22章）。

本書的各章只是簡要介紹了一些反映選擇對於形式（formulation）、情境（context）和過程（procedure）極端敏感的證據。不斷增加的大量發現，對大多數經濟理論的核心假設“人類存在穩定的偏好”提出了嚴重挑戰。一位決策者通過借鑑預先已經存在的偏好順序來做選擇，這種情況似乎越來越不可信了。另一個畫面是一位決策者不情願和困難地做選擇（見第34章），以及按照一種特殊情況要求的形式和情境構建偏好（見第27~29章）。當然，沒有人希望在追求情境依賴性（context dependency）的過程中發展到虛無主義。選擇並不像偏好順序那樣是連貫的，但也遠不是隨機的，因此需要對其有限的連貫性做出解釋。也許人們更適合被說成是有態度的，而不是有偏好的（見第35、36章）。

體驗效用

在早期我們研究前景理論的效用值函式形態時，我向特沃斯基提了兩個至今仍困擾著我的謎題：考慮到一個人面對的是每天都要接受注射的治療過程，他預計他每天都會感到很痛苦。第一次注射是明天，他是否願意在今天支付同樣多的錢，以取消為期20天或5天注射療程的最後一次注射？如果今天就必須對15天后開始的一個5天注射療程做出決定，他會怎么做？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直覺回答是既肯定又明顯不理性的。這樣的情況普遍存在，我們會陸續從赫恩斯坦（Herrnstein）、塞勒（Thaler）、勒文斯泰因（Loewenstein）和普雷萊茨（Prelec）的研究成果中了解到。當然，大多數人願意支付更多的錢將注射次數從5次減到4次，而不是從20次減到19次。在付錢減少明天或15天后開始的注射療程上，他們表現出的意願遞減模式也是不同的。以勒文斯泰因和普雷勒克（見第32、33章）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將注意力放在了時間偏好和折扣的標準經濟分析之間的明顯衝突方面。引起我們興趣的問題是不同的：如果患者認為注射的疼痛程度每天都是一樣的，在評估注射問題時，是什麼導致了對線性的偏離？更一般地，在這類情況下，對曲率很大的效用函式和陡峭的折扣函式的規範性處理立場是什麼？

這個注射的小故事包含了一些思想的種子，這些思想後來才被人們注意到，而且仍有待全面發展。第一，這個故事假設啟發引導出結果的“預測效用”（predicted utility）的可能性與結果的“決策效用”（decision utility）無關，在這個例子裡是通過患者對注射疼痛的看法獲得的“決策效用”。對於預測未來嗜好的任務和預計效用與決策效用之間的關係，我們在本書的兩章中做了探討（見第40、41章）。第二，直接測量患者的疼痛，他的“體驗效用”是評估決策的一個潛在標準。通過這個實質性標準進行判斷，人們最大化其效用的標準假設，不是套套邏輯，而是錯的（見第42章）。第三，將效用的結果想成將要被實際體驗到的，突顯了標準決策的一個重要不足之處——理性的理論定義。正如前面在討論框架效應時提到的，一致性是一個遠非合理的要求。當客觀觀察者考慮實際體驗的結果時，這個標準也顯得過於寬鬆。只要一個效用函式被用到，它就是可以接受的，這個規則讓太多愚蠢的決定被看作是合理的。本書最後一部分會介紹這方面的一些進展。

第1章的結束語部分簡要提到決策效用和體驗效用之間的區別，並提示後者應該作為前者的標準。我和特沃斯基從未一起研究這個課題，儘管我們經常談到它。我們的看法有時有分歧，特別是在話題觸及記憶在生活中的角色時，特沃斯基比我更看重——也許是因為他的記憶要比我強多了吧。在與戴爾·格里芬（Dale Griffin）（見第39章）合作的文章里，特沃斯基把生活描述成逐步積累的記憶的饋贈，這與我的看法完全不同（見第37章）。我一直以來的一個遺憾是沒有和他一起研究和解決這個分歧。我們本應已經更接近“正確做好它”的狀態，而且這應該會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

丹尼爾·卡尼曼

於普林斯頓

1999年8月

作者簡介

丹尼爾·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1934-）

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暢銷書《思考，快與慢》作者

普林斯頓大學尤金·希金斯心理學榮譽退休教授，普林斯頓大學伍德羅·威爾遜公共與國際事務學院榮譽教授。

憑藉著與阿莫斯·特維斯基對決策制定問題的開先河之研究——“把心理學的，特別是關於不確定條件下人的判斷和決策的研究思想，結合到了經濟科學中”，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他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

阿莫斯·特沃斯基

（Amos Tversky　1937-1996）

美國行為科學家，因對決策過程的研究而著名

他的工作不僅對心理學，而且對經濟、法律等需要面對不確定性進行決策的領域都產生了很大影響，1982年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1985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選擇、價值與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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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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