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名稱簡介,名稱形成,
名稱簡介
3里長的江邊弧線，匯集上千家金融機構，成為中國現代金融業活化石。這不僅僅是對外灘的一個稱呼，也是外國人心目中外灘在中國的作用。外灘是上海的風景線，是到上海觀光的遊客必到之地。外灘又名中山東一路，全長約1.5公里。東臨黃浦江，西面為哥德式、羅馬式、巴洛克式、中西合壁式等52幢風格各異的大樓，被稱為“萬國建築博覽群”。
名稱形成
由於地處長江三角洲沖積扇平原，面臨東海，早在清乾隆、嘉慶年間，上海就成為全國貿易的重要港口，為“江南之通津，東南之都會”。1843年上海開埠，1845年又闢為租界。開埠之後，由於租界獨特的社會政治條件，上海很快成為了外國殖民主義者在我國傾銷商品、搜刮原料的主要口岸。舊中國輸入的洋貨與輸出的土產，大部分在上海集散。
上海的對外貿易日益繁榮，很快超過原先處於領先地位的廣州。1861年，上海外貿占全國的比重已經超過50%。在1871年尤為突出，上海的對外貿易比重甚至達全國的63.6%，而此時的廣州僅為13.4%，天津為1.5%，漢口為1.7%，其他口岸為19.8%。
金融與貿易之間的影響互相依存。上海當時既然已經成為全國最大的商貨集散地，必然要大量地、每日每時地產生金融周轉。在鴉片戰爭後，上海的金融業獲得迅速發展。
除早在乾隆年間已成規模的錢莊外，票號在上海迅猛增加。在鴉片戰爭之前，山西票號在上海尚無一家分號，而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已達24家。錢莊主要開展拆放款業務，票號主要進行匯兌業務，錢莊和票號合在一起，為工商企業提供了相對比較完善的金融服務。但因歷史和文化的因素，錢莊與票號之間的行業分割，造成這兩類金融機構資本薄弱，競爭力不高，很難做大做強。最終票號因業務單一，加上過度依賴於清政府以及銀本位制消亡等因素，在辛亥革命後沒能避免全行業倒閉的命運。
此外，在中國沒有自辦銀行前的半個世紀，外國僑民還只有134人的1847年，英商麗如銀行已在上海設立其分支機構。繼英國之後，其他國家的銀行相繼在上海設立機構。到19世紀末，西方列強在上海設立的分行已達23家。此時的上海，存在著外國銀行、山西票號和上海錢莊三種金融勢力。在這三種勢力中，外國銀行憑藉雄厚的資本、近代化的經營方法外，還利用治外法權等特權，除大力推進存放匯款業務外，還經理清政府對西方列強的巨額賠款，從而在上海金融市場上占盡優勢，處於主宰地位。
這時的上海金融業已相當發達，但還不足以構成完全的金融中心。因為當時的金融繁華主要是由於貿易發展所引起的，還未能充分發揮金融相對獨立的功能；另外當時還沒有一家華資銀行，金融市場範圍也較狹窄。
進入20世紀，上海的華資銀行迅速興起。自1897年盛宣懷開辦中國通商銀行以來，在滬華資銀行紛紛設立，20世紀的頭十年就開設了19家。辛亥革命後不久，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期間，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趁此良機，憑藉租界的有利條件，工業生產和商品流通獲得巨大發展。華資銀行也迎來了“黃金時期”，存款不斷增加，貸款到期收回，利潤倍增，資本積累迅速。商業銀行中遂有著名的“南三行”（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和“北四行”（鹽業銀行、金城銀行、中南銀行和大陸銀行）的興起。而煊赫一時的山西票號，在清政府滅亡後，因與清政府和官吏有關的墊款不能收回，出現周轉不靈，全行業集中倒閉。此時的上海，金融業是外國銀行、華資銀行和錢莊三分天下。
一戰期間的1916年5月，發生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反北洋政府“停兌令”這一重大事件。該事件不僅確立了上海分行在中國銀行中的樞紐地位，也樹立了上海金融業獨有的信譽，更為上海成為金融中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設在北京的中國銀行總行和交通銀行處於北洋政府控制下，只顧為財政大量墊款，濫發鈔票，以至實力削弱，信用不穩。北洋政府擬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合併，集中現金，並準備發行不兌現紙幣。訊息傳開後，京津兩地中、交兩行的鈔票持有者，前往銀行兌現的日益增加，交通銀行的情況尤為嚴重。北洋政府國務院遂於5月12日對中、交兩行下達了鈔票停兌、存款止付的命令。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商股股東（中國銀行系官商合股）則認為驟行停兌，金融樞紐立時破壞，無異國家宣告破產，銀行宣告倒閉，堅決表示“中央命令萬難服從，滬行鈔票勢難停兌”。
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張嘉璈、經理宋漢章在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後，毅然決定拒絕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照常辦理兌付、付存。經過4天的擠兌現銀後，上海平安度過了停兌風暴。這一事件讓社會各界認識到，在反覆無常、橫徵暴斂的北洋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上海是資金最安全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