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蘭德作品系列。 安·蘭德以卓越的才能奠定了她作為作家和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她在思想上對世人的影響正日益彰顯。她的作品每年在全世界範圍銷售三十萬冊。在她逝世後，她的信件、日記和錄音講話被相繼公開，使其過去未發表的一些作品和思想得以面世。在她逝世後的十五年里，安·蘭德（和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影，文章和哲學討論中。 本書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為《洛杉磯時報》撰寫的專欄文章，在這些文章里，她對當時的新聞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闢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安•蘭德專欄集粹
- 作者：蘭德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00頁
- 開本：32
- 外文名：The Ayn Rand Column
- 譯者：章艷
- 出版日期：200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63345337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蘭德 譯者：章艷
安·蘭德（1905-1982）俄裔美國作家、哲學家。青年時代流亡美國，在好萊塢編寫劇本，並以小說聞名於世。第一部小說《根源》為她贏得了聲名和金錢，此後的《地球的震慄》又成為僅次於《聖經》的第二大暢銷書，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
安·蘭德推崇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推理的能力；她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介個人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的伸張的社會，就不是我們想要的社會。
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自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校園，直到70年代末，安·蘭德仍然是美國的校園偶像。安·蘭德一生著術百餘種，根據她的生平攝的記錄片和故事片曾獲奧斯卡獎。
在美國，至今仍有很多個安·蘭德的書迷會以及專門研究安·蘭德思想的機構和刊物。
章艷，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生，曾發表、出版論文及譯數篇（本）。
安·蘭德（1905-1982）俄裔美國作家、哲學家。青年時代流亡美國，在好萊塢編寫劇本，並以小說聞名於世。第一部小說《根源》為她贏得了聲名和金錢，此後的《地球的震慄》又成為僅次於《聖經》的第二大暢銷書，被譽為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小說。
安·蘭德推崇理性，認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推理的能力；她不顧傳統輿論的偏見，力介個人主義，認為不能使個人利益得到最大的伸張的社會，就不是我們想要的社會。
她的客觀主義哲學自20世紀50年代起風靡美國校園，直到70年代末，安·蘭德仍然是美國的校園偶像。安·蘭德一生著術百餘種，根據她的生平攝的記錄片和故事片曾獲奧斯卡獎。
在美國，至今仍有很多個安·蘭德的書迷會以及專門研究安·蘭德思想的機構和刊物。
章艷，同濟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上海外國語大學翻譯學博士生，曾發表、出版論文及譯數篇（本）。
媒體推薦
序言
安·蘭德超人的才能之一，是她能夠對看似稀鬆平常而且枯燥無味的小事進行深刻剖析，並從中得出發人深省的啟示。這主要不是因為她高超的寫作技巧——雖然這一點也不容忽視——而是因為她善於思考的能力。她總是能夠洞察事情的本質——拋開纏繞具體事件的細節，辨
別並發掘其中的基本原理。這使她能夠從最膚淺的事實中得出最深刻的結論，正因為這樣，所以她對時事的評論在幾十年之後仍能如此振聾發聵，雖然關於那些事件的記憶已經漸漸淡去了。原理在本質上是沒有時間性的。
《安．蘭德專欄集粹》中的文章證明了這一點。這裡的大多數文章是安．蘭德作為《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時寫的。這些文章討論的都是當時報紙上的重要新聞，但它們和別的那些寫後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就顯得陳舊無關的新聞評論不同，她的這些文章永遠不會過時。她不是以日報記者的眼光看待新聞，而是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用跨越世紀的普遍真理來詮釋這個世界。無論她是分析阿爾及利亞的內戰還是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或阿爾傑·希斯”)在電視上的露面，安·蘭德總有一些具有持久意義的東西可以傳遞。例如，她通過阿爾及利亞的衝突證明了“沒有意識形態的民眾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隨時都會被任何人征服”；她透過有關歐洲共同市場的爭議，揭示了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只有在大多數票投給社會主義時，全球和平、國際民主、全球政府和法力無邊的多數裁定原則才會成為國際主義者的理想”；她評論了民眾對蘇聯間諜希斯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提出的抗議和反抗議，說明言論自由“並不等於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
這本集子裡的其他文章也同樣表現了安．蘭德善於以觀見大的特點。例如·只有安，蘭德這樣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和利己主義者，才會寫文章闡述聖誕節贈送禮物的世俗價值，只有安·蘭德，才會去探索一些初看上去平淡狹隘的話題。例如，她深入分析了集郵這種愛好，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活動尤其適合那些生產性思維者的心理—認識論，因為它“和職業大有相同之處，只不過它被轉換成，一個自成一體的、非常私密的世界”。對於安·蘭德來
說，第一眼從來不會是最後一眼。
我很高興我擔任總裁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圖書公司出版了《安·蘭德專欄集粹》這本書。我們公司擁有大量安·蘭德的作品，這本書是我們進入圖書出版領域的第一次嘗試。我要感謝沃爾特·許布希爾、唐·萊蒙特、凱瑟琳．迪克森和愛德華·波德里茨克，他們為這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雖然這本選集中的一些文章在其他地方重印過(主要是在《客觀主義者簡訊》上)，但大部分文章即使對於安·蘭德的崇拜者來說也都是全新的。我希望你們喜歡這本書，也希望你們繼續關注第二次文藝復興圖書公司未來出版的圖書。
安·蘭德超人的才能之一，是她能夠對看似稀鬆平常而且枯燥無味的小事進行深刻剖析，並從中得出發人深省的啟示。這主要不是因為她高超的寫作技巧——雖然這一點也不容忽視——而是因為她善於思考的能力。她總是能夠洞察事情的本質——拋開纏繞具體事件的細節，辨
別並發掘其中的基本原理。這使她能夠從最膚淺的事實中得出最深刻的結論，正因為這樣，所以她對時事的評論在幾十年之後仍能如此振聾發聵，雖然關於那些事件的記憶已經漸漸淡去了。原理在本質上是沒有時間性的。
《安．蘭德專欄集粹》中的文章證明了這一點。這裡的大多數文章是安．蘭德作為《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時寫的。這些文章討論的都是當時報紙上的重要新聞，但它們和別的那些寫後幾天甚至幾個小時就顯得陳舊無關的新聞評論不同，她的這些文章永遠不會過時。她不是以日報記者的眼光看待新聞，而是以歷史學家的視角，用跨越世紀的普遍真理來詮釋這個世界。無論她是分析阿爾及利亞的內戰還是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或阿爾傑·希斯”)在電視上的露面，安·蘭德總有一些具有持久意義的東西可以傳遞。例如，她通過阿爾及利亞的衝突證明了“沒有意識形態的民眾只是一群烏合之眾，隨時都會被任何人征服”；她透過有關歐洲共同市場的爭議，揭示了為什麼對於自由主義者來說，“只有在大多數票投給社會主義時，全球和平、國際民主、全球政府和法力無邊的多數裁定原則才會成為國際主義者的理想”；她評論了民眾對蘇聯間諜希斯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提出的抗議和反抗議，說明言論自由“並不等於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
這本集子裡的其他文章也同樣表現了安．蘭德善於以觀見大的特點。例如·只有安，蘭德這樣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和利己主義者，才會寫文章闡述聖誕節贈送禮物的世俗價值，只有安·蘭德，才會去探索一些初看上去平淡狹隘的話題。例如，她深入分析了集郵這種愛好，並且得出結論，認為這個活動尤其適合那些生產性思維者的心理—認識論，因為它“和職業大有相同之處，只不過它被轉換成，一個自成一體的、非常私密的世界”。對於安·蘭德來
說，第一眼從來不會是最後一眼。
我很高興我擔任總裁的第二次文藝復興圖書公司出版了《安·蘭德專欄集粹》這本書。我們公司擁有大量安·蘭德的作品，這本書是我們進入圖書出版領域的第一次嘗試。我要感謝沃爾特·許布希爾、唐·萊蒙特、凱瑟琳．迪克森和愛德華·波德里茨克，他們為這本書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
雖然這本選集中的一些文章在其他地方重印過(主要是在《客觀主義者簡訊》上)，但大部分文章即使對於安·蘭德的崇拜者來說也都是全新的。我希望你們喜歡這本書，也希望你們繼續關注第二次文藝復興圖書公司未來出版的圖書。
圖書目錄
什麼是客觀主義
戰爭與和平
是進步還是犧牲
“鐵面無私”的新敵
知識政變
國內冷戰
恫嚇的政府
別管我們！
只是假設
是誰殺了瑪麗蓮·夢露
致讀者的一封公開信
米基·斯皮蘭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九三年》
盲目的混亂
絕對不是因為愛
陳詞濫調滿天飛
我們的競爭對手
英國的“民族社會主義”
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對立
古巴危機
1962年的反思
如何削弱一個民族的士氣
言論自由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慕尼黑事件?
藝術的破壞者
關於美國主義的問答
法西斯主義者的“新邊疆政策”
現代管理
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
第一修正案和“象徵言語”
聖誕節的世俗意義
我喜歡的作家
關於《頌歌》的問答
我為什麼喜歡集郵
索引
戰爭與和平
是進步還是犧牲
“鐵面無私”的新敵
知識政變
國內冷戰
恫嚇的政府
別管我們！
只是假設
是誰殺了瑪麗蓮·夢露
致讀者的一封公開信
米基·斯皮蘭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九三年》
盲目的混亂
絕對不是因為愛
陳詞濫調滿天飛
我們的競爭對手
英國的“民族社會主義”
國家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對立
古巴危機
1962年的反思
如何削弱一個民族的士氣
言論自由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慕尼黑事件?
藝術的破壞者
關於美國主義的問答
法西斯主義者的“新邊疆政策”
現代管理
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
第一修正案和“象徵言語”
聖誕節的世俗意義
我喜歡的作家
關於《頌歌》的問答
我為什麼喜歡集郵
索引
文摘
書摘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動用武力是非法的，因為人們都達成了人權不可剝奪的共識。法律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使之充當警察的角色來保護人民的利益，並使用武力來對付那些首先動武的人。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這是唯一將武力從人類關係中驅逐出去的社會制度。
讀一讀《生活》上的那篇文章，看一看這種仇恨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又是怎樣吞噬她的：
她是一個熱情的孩子，但因為熱情她常常被訓斥——“有時我的養父母會很擔心，因為我常常開心地大笑，我想他們覺得這是歇斯底里。”
她是一個成功的明星，可是她的老闆卻不斷提醒她：“記住你不是明星。”他們如此不遺餘力，顯然是不想讓她發現自己的重要性。
她是一個極富天分的演員，可是所謂的權威、好萊塢和媒體都告訴她，你不會演戲。
她是一個演員，一個滿腔熱情投身藝術的演員——“我五歲的時候，那應該是我開始想當演員的時候，我已經愛上了演戲。我不喜歡我周圍的世界，因為它太冷酷了。我喜歡過家家的遊戲，因為那是我自己的世界。”她費盡艱辛要營造一個自己的世界，把自己心目中陽光明媚的世界展示給人們。“這就好像你有自己的一些秘密，在你表演的時候，你讓全世界在某個瞬間分享了它們。”可是因為想要扮演嚴肅的角色，她受到了惡意的譏諷。
這樣一個女人，唯一的一個女人，她在銀幕上展示了一個耀眼的、充滿性別魅力的形象，她是那樣純潔，仿佛來自一個從來沒有邪惡的星球。但是，她卻發現自己被當作淫穢庸俗的象徵，即使這樣，她還是勇敢地站起來：“感謝上帝，我們生來就是有性別的，遺憾的是，很多人竟然鄙視並且破壞這份上帝恩賜的禮物。”
她本是一個快樂無憂的孩子，要把自己的成就奉獻給這個世界，她的心因為這種成就感而由衷地驕傲，就像一隻把捕獲的獵物放在主人腳邊的小貓一樣。可是她卻發現人們對她群起而攻之，否定、詆毀、侮辱甚至破壞她的成就。更讓她想不到的是，她之所以受到懲罰，是出於她身上那些最好的東西，而不是相反。在無助的恐懼中，她只能隱隱感覺到，她面對的是一種無法言傳的邪惡。
在這種邪惡面前，你認為人類還能支撐多久?
對於價值的仇恨一直存在於某些人當中，不論是在什麼時代什麼文化。但是一百年前，人們還會有意隱瞞這樣的仇恨，而現在，它無處不在：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風格和時尚。
痛苦的靈魂怎樣才能從中得到解脫?
文化現象中的邪惡是那些身處這種文化中的人共同釀造的。任何一個厭惡真善美並且表達過這種想法的人，都是殺害瑪麗蓮·夢露的兇手。
任何個人行為都不能稱為“審查制度”或構成侵犯“自由言論”。有權根據自己的信仰行事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必備的條件——其中也包括任何人都有權不支持自己的敵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但他必須為由此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例如受到他人的反對和批評，甚至因此受到排擠。
政治意義上的“自由言論”要保護的正是那些受到排擠的少數人，是那些不守規矩的創新者。它的作用在於保護那些持異議者不受到暴力鎮壓，而不是保證他們得到他們尚未得到的支持和好處。
憲法有關自由言論的條文如下：“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憲法沒有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為企圖搶奪他們財產的強盜提供萬能鑰匙，或者為要切斷他們喉管的兇手提供刀具。
……
書摘2
你們記得誰說了下面這些話嗎：“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必須作出的選擇，這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安逸之間的選擇，是民族興盛和民族衰亡之間的選擇，是‘進步’的新鮮空氣和‘常態’的陳舊凝重空氣之間的選擇，是積極奉獻和無所作為之間的選擇。”說這些話的是參議員約翰·甘迺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作了上述演講。
這會讓你們想起什麼?是誰把“常態”看作是“無所作為”，是誰以“民族興盛”的名義蔑視“個人安逸”，又是誰命令生產槍炮，而不是黃油?是納粹德國的元帥戈林。
知道說下面這番話的人是誰嗎：“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國家團結的意義，我們就會意識到它是建立在犧牲之上的。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認為不斷地給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們就應該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實現真正的國家團結。”阿道夫，希特勒於1934年9月30日如是說。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職演講中，甘迺迪總統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這裡還有另外一段話：“一旦整個國家意識到，這些措施需要每個人作出犧牲，那么他們不會只僅僅減少對物質 甘迺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早在30年代，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們就已經告誡這個國家，實行福利國家必然導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強，最終走上集權主義的獨裁統治。當時的“自由主義者”極力否認這種可能性。今天，當這些預言正在變成現實，它們所依據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證時，甘迺迪先生唯一的回答是，這些政治原理已經不適用了，因為現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講中，甘迺迪先生請求他的聽眾放棄知識、理論、原理和抽象概念這樣的“迷夢”，轉而考慮那些我們生活中具體的問題，而且要把問題一個個分開考慮。這就是說，他要人們採用那種巴比特式的或野蠻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只顧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其他問題一概視而不見，解決問題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原則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對知識也沒有表現出這樣強烈的痛恨。甘迺迪先生用了“迷夢”、“老生常談”、“偏見”、“神話”、“陳詞濫調”、“口號”、“術語”和“咒語”等等辭彙來形
容——什麼?他避免明確指出，我們必須認真研讀他的整個演講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罵的敵人是誰。這個敵人就是哲學、意識形態、原理和觀點——或者是任何運用這些東西解決政治問題的人。
甘迺迪先生反對的並不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某種意識形態。他訓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黨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礙政府行動的人。
他認為，西歐的例子證明了“沒有意識形態提供預見的政府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完全可以協調好國家經濟的各種因素，並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繁榮”。
是什麼促進了經濟成長?是什麼帶來了繁榮?國家經濟是如何“協調”的?在甘迺迪先生看來，這些問題之間是毫無關聯的。在他眼裡，政府的行為和統治不應受制於理論知識，政治科學和經濟學都只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預見”。
什麼是具體、實際、非意識形態的問題?甘迺迪先生給出了下面這個例子：“簡單地說，就是怎樣讓我們的自由經濟最大馬力地運行——為企業提供足夠的利潤，為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工資，讓工廠得到充分的利用，讓每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
既然所有的政治經濟原理都將被拋棄，那么應該用什麼標準來決定怎樣才算“足夠”或“充分”呢?誰來決定?甘迺迪先生沒有說。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說：“經濟學是第二位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人因為在經濟學方面的成就而成為偉人，相反，很多人因為經濟學而滅亡。”
甘迺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經濟原理和統治國家無關。
“在我們今天的經濟決策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甘迺迪先生如是說。
自由和集權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正當世界上每個國家(包括被奴役的國家)備受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煎熬時，甘迺迪先生竟然允許自己嘲笑“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們國家能逍遙於國際衝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種：對於我們來說，衝突已經結束，集權主義——政府管理的經濟——已經取得了勝利。
他宣稱：“今天的差異主要是一種程度上的差異，如果我們的思維受到傳統術語或早年那些陳舊口號的限制，那么我們就無法理解並且解決當代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任何“術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認清不同政治體制的性質，我們就不會發現我們正在接受集權主義，或者不會注意到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
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裡，動用武力是非法的，因為人們都達成了人權不可剝奪的共識。法律限制了政府的權力，使之充當警察的角色來保護人民的利益，並使用武力來對付那些首先動武的人。這就是自由資本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這是唯一將武力從人類關係中驅逐出去的社會制度。
讀一讀《生活》上的那篇文章，看一看這種仇恨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又是怎樣吞噬她的：
她是一個熱情的孩子，但因為熱情她常常被訓斥——“有時我的養父母會很擔心，因為我常常開心地大笑，我想他們覺得這是歇斯底里。”
她是一個成功的明星，可是她的老闆卻不斷提醒她：“記住你不是明星。”他們如此不遺餘力，顯然是不想讓她發現自己的重要性。
她是一個極富天分的演員，可是所謂的權威、好萊塢和媒體都告訴她，你不會演戲。
她是一個演員，一個滿腔熱情投身藝術的演員——“我五歲的時候，那應該是我開始想當演員的時候，我已經愛上了演戲。我不喜歡我周圍的世界，因為它太冷酷了。我喜歡過家家的遊戲，因為那是我自己的世界。”她費盡艱辛要營造一個自己的世界，把自己心目中陽光明媚的世界展示給人們。“這就好像你有自己的一些秘密，在你表演的時候，你讓全世界在某個瞬間分享了它們。”可是因為想要扮演嚴肅的角色，她受到了惡意的譏諷。
這樣一個女人，唯一的一個女人，她在銀幕上展示了一個耀眼的、充滿性別魅力的形象，她是那樣純潔，仿佛來自一個從來沒有邪惡的星球。但是，她卻發現自己被當作淫穢庸俗的象徵，即使這樣，她還是勇敢地站起來：“感謝上帝，我們生來就是有性別的，遺憾的是，很多人竟然鄙視並且破壞這份上帝恩賜的禮物。”
她本是一個快樂無憂的孩子，要把自己的成就奉獻給這個世界，她的心因為這種成就感而由衷地驕傲，就像一隻把捕獲的獵物放在主人腳邊的小貓一樣。可是她卻發現人們對她群起而攻之，否定、詆毀、侮辱甚至破壞她的成就。更讓她想不到的是，她之所以受到懲罰，是出於她身上那些最好的東西，而不是相反。在無助的恐懼中，她只能隱隱感覺到，她面對的是一種無法言傳的邪惡。
在這種邪惡面前，你認為人類還能支撐多久?
對於價值的仇恨一直存在於某些人當中，不論是在什麼時代什麼文化。但是一百年前，人們還會有意隱瞞這樣的仇恨，而現在，它無處不在：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風格和時尚。
痛苦的靈魂怎樣才能從中得到解脫?
文化現象中的邪惡是那些身處這種文化中的人共同釀造的。任何一個厭惡真善美並且表達過這種想法的人，都是殺害瑪麗蓮·夢露的兇手。
任何個人行為都不能稱為“審查制度”或構成侵犯“自由言論”。有權根據自己的信仰行事是成為一個正直的人必備的條件——其中也包括任何人都有權不支持自己的敵人。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但他必須為由此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例如受到他人的反對和批評，甚至因此受到排擠。
政治意義上的“自由言論”要保護的正是那些受到排擠的少數人，是那些不守規矩的創新者。它的作用在於保護那些持異議者不受到暴力鎮壓，而不是保證他們得到他們尚未得到的支持和好處。
憲法有關自由言論的條文如下：“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憲法沒有要求公民為宣揚毀滅社會的人提供麥克風，為企圖搶奪他們財產的強盜提供萬能鑰匙，或者為要切斷他們喉管的兇手提供刀具。
……
書摘2
你們記得誰說了下面這些話嗎：“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必須作出的選擇，這是公共利益和個人安逸之間的選擇，是民族興盛和民族衰亡之間的選擇，是‘進步’的新鮮空氣和‘常態’的陳舊凝重空氣之間的選擇，是積極奉獻和無所作為之間的選擇。”說這些話的是參議員約翰·甘迺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時作了上述演講。
這會讓你們想起什麼?是誰把“常態”看作是“無所作為”，是誰以“民族興盛”的名義蔑視“個人安逸”，又是誰命令生產槍炮，而不是黃油?是納粹德國的元帥戈林。
知道說下面這番話的人是誰嗎：“如果我們能正確理解國家團結的意義，我們就會意識到它是建立在犧牲之上的。換句話說，如果有人認為不斷地給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我們就應該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實現真正的國家團結。”阿道夫，希特勒於1934年9月30日如是說。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職演講中，甘迺迪總統說：“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什麼。”
這裡還有另外一段話：“一旦整個國家意識到，這些措施需要每個人作出犧牲，那么他們不會只僅僅減少對物質 甘迺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魯大學的演講就很能說明這一點。
早在30年代，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們就已經告誡這個國家，實行福利國家必然導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強，最終走上集權主義的獨裁統治。當時的“自由主義者”極力否認這種可能性。今天，當這些預言正在變成現實，它們所依據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證時，甘迺迪先生唯一的回答是，這些政治原理已經不適用了，因為現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講中，甘迺迪先生請求他的聽眾放棄知識、理論、原理和抽象概念這樣的“迷夢”，轉而考慮那些我們生活中具體的問題，而且要把問題一個個分開考慮。這就是說，他要人們採用那種巴比特式的或野蠻人的思維方式進行思維，只顧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問題，其他問題一概視而不見，解決問題的時候也沒有任何原則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對知識也沒有表現出這樣強烈的痛恨。甘迺迪先生用了“迷夢”、“老生常談”、“偏見”、“神話”、“陳詞濫調”、“口號”、“術語”和“咒語”等等辭彙來形
容——什麼?他避免明確指出，我們必須認真研讀他的整個演講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罵的敵人是誰。這個敵人就是哲學、意識形態、原理和觀點——或者是任何運用這些東西解決政治問題的人。
甘迺迪先生反對的並不是任何意識形態，而是某種意識形態。他訓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黨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礙政府行動的人。
他認為，西歐的例子證明了“沒有意識形態提供預見的政府在處理具體問題時，完全可以協調好國家經濟的各種因素，並帶來前所未有的增長和繁榮”。
是什麼促進了經濟成長?是什麼帶來了繁榮?國家經濟是如何“協調”的?在甘迺迪先生看來，這些問題之間是毫無關聯的。在他眼裡，政府的行為和統治不應受制於理論知識，政治科學和經濟學都只是一些“意識形態的預見”。
什麼是具體、實際、非意識形態的問題?甘迺迪先生給出了下面這個例子：“簡單地說，就是怎樣讓我們的自由經濟最大馬力地運行——為企業提供足夠的利潤，為勞動者提供足夠的工資，讓工廠得到充分的利用，讓每個人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
既然所有的政治經濟原理都將被拋棄，那么應該用什麼標準來決定怎樣才算“足夠”或“充分”呢?誰來決定?甘迺迪先生沒有說。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說：“經濟學是第二位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人因為在經濟學方面的成就而成為偉人，相反，很多人因為經濟學而滅亡。”
甘迺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經濟原理和統治國家無關。
“在我們今天的經濟決策中起關鍵作用的不是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而是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甘迺迪先生如是說。
自由和集權是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正當世界上每個國家(包括被奴役的國家)備受它們之間你死我活的鬥爭煎熬時，甘迺迪先生竟然允許自己嘲笑“敵對意識形態之間的戰爭”。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們國家能逍遙於國際衝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種：對於我們來說，衝突已經結束，集權主義——政府管理的經濟——已經取得了勝利。
他宣稱：“今天的差異主要是一種程度上的差異，如果我們的思維受到傳統術語或早年那些陳舊口號的限制，那么我們就無法理解並且解決當代的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任何“術語”——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認清不同政治體制的性質，我們就不會發現我們正在接受集權主義，或者不會注意到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