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是2008年11月1日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寇宗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
- 出版社：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頁數：201頁
- 開本：16
- 定價：32.00
- 作者：寇宗來
- 出版日期：2008年1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3215412, 7543215411
- 品牌：格致出版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
內容簡介
《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開篇以翔實的數據描述了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的滄桑變化。在第1章（計畫體制的遺產），《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對改革前中國集中型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過程和基本特徵進行了簡要回顧和總結，並以此為基礎，考察了集中型科技體制的結構、行為和績效，從理論上分析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方向。第2章（科學的春天）和第3章（面向經濟主戰場）回顧了1978年以來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歷史路徑。第4章對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進程做了一個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第5章到第7章，針對一些代表性的行業和企業，對改革以來中國國家創新體系進行了微觀層面的分析，考察產業政策、智慧財產權政策、FDI政策等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第8章從投入和產出角度考察了中國國家創新體系的效率。最後，第9章對《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進行了簡單的總結。
《通往創新國家之路:改革年代的產業創新》為中國改革30年研究叢書之一，由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寇宗來，復旦大學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副教授，復旦大學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產業經濟學、創新與智慧財產權、網路經濟學及契約理論。在《世界經濟》、《經濟學季刊》、《經濟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十篇，主要著作有《產業經濟學》（卷一）和《專業制度的功能和績效》。
圖書目錄
0 緒論/1
0.1 “奇蹟”的誕生：30年改革與中國經濟的滄桑巨變/1
0.2 “奇蹟”還是“神話”：粗放式增長何以持續?/4
0.3 走進“黑箱”，揭開“謎底”：本書的研究方法/8
0.4 本書的章節安排/12
1 計畫體制的遺產/14
1.1“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14
1.2 “自力更生”為主導的技術戰略/19
1.3 解放第一生產力：路在何方?/21
2 科學的春天/28
2.1 解放思想，“撥亂反正”/28
2.2 恢復科技秩序/30
2.3 積極嘗試，摸索前進/34
3 面向經濟主戰場/42
3.1 第一階段(1985—1992年)：“堵死一頭，網開一面”/43
3.2 第二階段(1992—1998年)：“穩住一頭，放開一片”/50
3.3 第三階段(1998—2005年)：“科教興國”/54
3.4 第四階段(2006年至今)：鼓勵自主創新/56
4 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邏輯/58
4.1 技術市場方案/59
4.2 組織重構與再造/70
4.3 產業化環境建設/79
5 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89
5.1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政策/91
5.2 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狀況/97
5.3 結論/119
6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122
6.1 改革前中國汽車產業/123
6.2 改革後中國汽車產業發展/127
6.3 中國汽車產業政策及其效應/141
6.4 結論/150
7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所面臨的智慧財產權壁壘/152
7.1 DVD專利糾紛/154
7.2 思科訴華為/158
7.3 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163
7.4 如何應對智慧財產權訴訟?/166
7.5 增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禍兮?福兮?/169
8 中國國家刨新體系的績效分析/171
8.1 科技活動的投人情況和行為主體/171
8.2 科技活動的產出情況和行為主體/180
8.3 結論/192
9 結語/194
參考文獻/197
0.1 “奇蹟”的誕生：30年改革與中國經濟的滄桑巨變/1
0.2 “奇蹟”還是“神話”：粗放式增長何以持續?/4
0.3 走進“黑箱”，揭開“謎底”：本書的研究方法/8
0.4 本書的章節安排/12
1 計畫體制的遺產/14
1.1“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14
1.2 “自力更生”為主導的技術戰略/19
1.3 解放第一生產力：路在何方?/21
2 科學的春天/28
2.1 解放思想，“撥亂反正”/28
2.2 恢復科技秩序/30
2.3 積極嘗試，摸索前進/34
3 面向經濟主戰場/42
3.1 第一階段(1985—1992年)：“堵死一頭，網開一面”/43
3.2 第二階段(1992—1998年)：“穩住一頭，放開一片”/50
3.3 第三階段(1998—2005年)：“科教興國”/54
3.4 第四階段(2006年至今)：鼓勵自主創新/56
4 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邏輯/58
4.1 技術市場方案/59
4.2 組織重構與再造/70
4.3 產業化環境建設/79
5 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89
5.1 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政策/91
5.2 中國高技術產業的發展狀況/97
5.3 結論/119
6 中國汽車產業的發展/122
6.1 改革前中國汽車產業/123
6.2 改革後中國汽車產業發展/127
6.3 中國汽車產業政策及其效應/141
6.4 結論/150
7 中國企業走向世界所面臨的智慧財產權壁壘/152
7.1 DVD專利糾紛/154
7.2 思科訴華為/158
7.3 兩個案例的比較分析/163
7.4 如何應對智慧財產權訴訟?/166
7.5 增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禍兮?福兮?/169
8 中國國家刨新體系的績效分析/171
8.1 科技活動的投人情況和行為主體/171
8.2 科技活動的產出情況和行為主體/180
8.3 結論/192
9 結語/194
參考文獻/197
文摘
插圖：
1 計畫體制的遺產
改革開放前中國科技體制承襲了蘇聯的發展模式，旨在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畫實施“趕超”戰略，即在較短時間內趕上乃至超過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技術水平，將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對於此種模式的利弊，用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觀點看或許是比較恰當的。一方面；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現實狀況，這樣一個“趕超”模式的形成和實施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典型成就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而這為改革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相當厚實的基礎。但一方面，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這樣一種“趕超”型、集中型的計畫體制存在科技與經濟聯繫“橫向阻隔”的內在弊端，無法為技術進步提供有效的激勵，難以為經濟成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動力。
撫今追昔，本章將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視角對計畫經濟時代中國集中型科技體制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製做簡要的回顧。這主要具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只有良好地把握科技改革的初始狀態，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科技體制改革的動力機制和演變過程。第二，考慮到中國改革是一個漸進式過程，中國科技體制在計畫經濟時代形成的諸多特徵，不管是思想意識上的，還是制度建制上的，或許還會有些影響。
1.1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實踐的重要精髓。正是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很顯然，中國共產黨認為這些從實踐中得來的成功經驗具有推而廣之的普遍性，理套用來指導今後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國的科技體制乃至經濟體制的構建都充分貫徹和體現了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中國“集中型”科技體制乃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必然產物，是整個計畫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思想在科技體制方面的具體實現。所以，要窺得中國科技體制形成、發展和演變的邏輯，就必須將其在當時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分析。實際上，這也正是國家創新體系框架所強調的“系統性”特徵的關鍵所在。
1.1.1 產業結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面臨恢復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鞏固新生政權的多重目標。隨著1952年底國民經濟的恢復階段基本結束，中央政府著手制定和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初步奠定了中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的產業格局。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要求，“一五”計畫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面對建國之初經濟拮据、技術落後、人才稀缺的情況，為了完成“一五”計畫，必須集中各種有限的資源，將“好鋼用在刀刃上”。為了能夠有計畫地集中和配置資源，中央政府採取了以下幾個重要舉措。
第一，“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制。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巨額的國防開支，財政收支嚴重脫節，大量的貨幣發行藏脅到金融秩序和物價穩定。為了克服困難，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調配資金，中央政府實行了“統收統支”的集中化財政管理制度。根據1950年3月頒布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各種重要物資由國家統一掌握和支配，除了少數特許的地方稅種以外，所有的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國營企業的收入等，也全部歸由中央統一調配使用；與此同時，貨幣由國家統一發行，所有分散在各個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交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
儘管這種“統收統支”的財政體系對於迅速穩定物價和金融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極大地限制了地方的主動性，阻礙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種資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央政府於1951年後開始推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制，全國劃分為中央、省和縣三級財政，在中央統一領導和計畫下，實行分級管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範圍、層層負責的財政體制。
第二，工農業“剪刀差”。中國的工業化是在農業占國民經濟絕對主導地位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無法獲得足夠的外部資金的情況下，如何積累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就成了工業化所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蘇聯一樣，中國實際上也採用了所謂的工農業“剪刀差”。這是一個由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經濟》一書中提出的超常規趕超戰略，其核心是通過人為地扭曲工農業產品的比價，利用這樣的“剪刀差”剝奪農業剩餘，形成重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大量資金。
為了實施工農業“剪刀差”，中央政府採取了按照國家制定的價格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而為了保證這種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也嚴厲打擊私人買賣糧食的行為。儘管中央政府汲取了蘇聯的一些教訓，主張在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下應該兼顧農民、政府的利益，反對向農民徵收“過頭糧”，但這並不會改變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基本性質。工農業“剪刀差”政策對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促進和加深了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
第三，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央政府看來，必須將各種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其變成可以高度計畫的全民或者集體所有制經濟。對此，國家採取了多種措施，比如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與此同時，國家也圍繞156個援建項目興建了一大批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這極大地加強了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一五”計畫的1952-1957年間，國營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41.5 %上升到53.8 %；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從3.3 %增加到l9%；公私合營工業產值從4%上升到26.3 %；資本主義私營工業產值由30.6 %下降到0.1 %，個體工業產值由20.6 %下降到0.8 %。綜合起來，到1957年公有制性質的產值已經增加到99.1 %，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
以上幾個方面，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國科技體制無關，但它們實際上決定了科技體制賴以形成、發展和作用的經濟和制度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當中國計畫經濟體制形成之後，中國科技體制的基本形態也就被決定了。
1.1.2 化零為整。集中管理
新中國成立前，由於常年戰亂，經濟蕭條，腐敗橫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沒有也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截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科學技術人員不超過5萬人，其中自然科學的專門研究人員更是不足500人。由於缺乏足夠和穩定的收入來源，研究人員經費不足、設備奇缺、科研條件惡劣，許多研究項目都難以為繼。各種專門研究機構僅有30多個，許多已經名存實亡；各機構相互之間缺乏配合協調，處於一種各自為政的無序狀態。
很明顯，現有科學研究的匱乏和分散都無法滿足建設社會主義強大經濟和國防的強烈需要。既然中國科學技術還很落後，而要在短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善於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工作，採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針政策。正是在此戰略指引下，中央政府將稀缺的科技資源集中於進行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科技，以及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科學技術研究。與此相對應，也對中國科技系統進行了改組和重建，最終形成了與計畫經濟體制相對應的集中型科技體制。“集中”主要體現在同步進行的兩個方面，一是科技人才和資源的集中，一是科技管理權和決策權的集中。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立即籌備和建立了直屬政務院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它具有雙重定位，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中心，也是全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最高管理機構。
中國科學院在成立之後，立即在諸多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按照消除重複、突出重點、加強計畫的原則，中國科學院著手收編和調整已有的研究機構，將原有的24個研究單位精簡到17個，但也同時增設了4個新的研究單位，最終形成21個研究所，並將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些科學家集中配置在中國科學院系統之中，這為日後進行各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課題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花了很大的精力，爭取在歐美的海外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效力，並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遣留學生，藉此來緩解科技人才極端稀缺的狀況。
1 計畫體制的遺產
改革開放前中國科技體制承襲了蘇聯的發展模式，旨在通過高度集中的國家計畫實施“趕超”戰略，即在較短時間內趕上乃至超過已開發國家的先進技術水平，將中國建成“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對於此種模式的利弊，用辯證法一分為二的觀點看或許是比較恰當的。一方面；基於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現實狀況，這樣一個“趕超”模式的形成和實施具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典型成就是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工業體系和科技體系，而這為改革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相當厚實的基礎。但一方面，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這樣一種“趕超”型、集中型的計畫體制存在科技與經濟聯繫“橫向阻隔”的內在弊端，無法為技術進步提供有效的激勵，難以為經濟成長提供源源不斷的技術動力。
撫今追昔，本章將從國家創新體系的視角對計畫經濟時代中國集中型科技體制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製做簡要的回顧。這主要具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只有良好地把握科技改革的初始狀態，我們才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科技體制改革的動力機制和演變過程。第二，考慮到中國改革是一個漸進式過程，中國科技體制在計畫經濟時代形成的諸多特徵，不管是思想意識上的，還是制度建制上的，或許還會有些影響。
1.1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方針
“集中力量辦大事”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革命實踐的重要精髓。正是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國共產黨最終取得了革命勝利，順利地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很顯然，中國共產黨認為這些從實踐中得來的成功經驗具有推而廣之的普遍性，理套用來指導今後的各種實踐活動。中國的科技體制乃至經濟體制的構建都充分貫徹和體現了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中國“集中型”科技體制乃是特定歷史環境下的必然產物，是整個計畫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戰略思想在科技體制方面的具體實現。所以，要窺得中國科技體制形成、發展和演變的邏輯，就必須將其在當時具體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下進行分析。實際上，這也正是國家創新體系框架所強調的“系統性”特徵的關鍵所在。
1.1.1 產業結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面臨恢復和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鞏固新生政權的多重目標。隨著1952年底國民經濟的恢復階段基本結束，中央政府著手制定和實施了第一個五年計畫，初步奠定了中國重“重”輕“輕”、重軍輕民的產業格局。根據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要求，“一五”計畫所確定的基本任務是：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156個建設單位為中心的、由694個建設單位組成的工業建設，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發展部分集體所有制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發展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建立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初步基礎；基本上把資本主義工商業分別納入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建立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
面對建國之初經濟拮据、技術落後、人才稀缺的情況，為了完成“一五”計畫，必須集中各種有限的資源，將“好鋼用在刀刃上”。為了能夠有計畫地集中和配置資源，中央政府採取了以下幾個重要舉措。
第一，“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制。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巨額的國防開支，財政收支嚴重脫節，大量的貨幣發行藏脅到金融秩序和物價穩定。為了克服困難，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調配資金，中央政府實行了“統收統支”的集中化財政管理制度。根據1950年3月頒布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全國各種重要物資由國家統一掌握和支配，除了少數特許的地方稅種以外，所有的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國營企業的收入等，也全部歸由中央統一調配使用；與此同時，貨幣由國家統一發行，所有分散在各個企業、機關、部隊的現金，交由中國人民銀行統一管理，集中調度。
儘管這種“統收統支”的財政體系對於迅速穩定物價和金融環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極大地限制了地方的主動性，阻礙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種資金。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央政府於1951年後開始推行“劃分收支、分級管理”的財政管理體制，全國劃分為中央、省和縣三級財政，在中央統一領導和計畫下，實行分級管理、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收支範圍、層層負責的財政體制。
第二，工農業“剪刀差”。中國的工業化是在農業占國民經濟絕對主導地位的背景下發生的。在無法獲得足夠的外部資金的情況下，如何積累工業化所需的大量資金，就成了工業化所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蘇聯一樣，中國實際上也採用了所謂的工農業“剪刀差”。這是一個由蘇聯經濟學家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在《新經濟》一書中提出的超常規趕超戰略，其核心是通過人為地扭曲工農業產品的比價，利用這樣的“剪刀差”剝奪農業剩餘，形成重工業發展所必需的大量資金。
為了實施工農業“剪刀差”，中央政府採取了按照國家制定的價格對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而為了保證這種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也嚴厲打擊私人買賣糧食的行為。儘管中央政府汲取了蘇聯的一些教訓，主張在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下應該兼顧農民、政府的利益，反對向農民徵收“過頭糧”，但這並不會改變以犧牲農業來發展工業的基本性質。工農業“剪刀差”政策對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具有深遠的影響，這促進和加深了中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
第三，國民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中央政府看來，必須將各種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其變成可以高度計畫的全民或者集體所有制經濟。對此，國家採取了多種措施，比如沒收、贖買、公私合營等。與此同時，國家也圍繞156個援建項目興建了一大批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業，這極大地加強了公有制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在“一五”計畫的1952-1957年間，國營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從41.5 %上升到53.8 %；集體所有制工業產值從3.3 %增加到l9%；公私合營工業產值從4%上升到26.3 %；資本主義私營工業產值由30.6 %下降到0.1 %，個體工業產值由20.6 %下降到0.8 %。綜合起來，到1957年公有制性質的產值已經增加到99.1 %，占據國民經濟的絕對主導地位。
以上幾個方面，表面上看起來與中國科技體制無關，但它們實際上決定了科技體制賴以形成、發展和作用的經濟和制度環境。在某種程度上而言，當中國計畫經濟體制形成之後，中國科技體制的基本形態也就被決定了。
1.1.2 化零為整。集中管理
新中國成立前，由於常年戰亂，經濟蕭條，腐敗橫生，中國的科學技術沒有也無法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截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科學技術人員不超過5萬人，其中自然科學的專門研究人員更是不足500人。由於缺乏足夠和穩定的收入來源，研究人員經費不足、設備奇缺、科研條件惡劣，許多研究項目都難以為繼。各種專門研究機構僅有30多個，許多已經名存實亡；各機構相互之間缺乏配合協調，處於一種各自為政的無序狀態。
很明顯，現有科學研究的匱乏和分散都無法滿足建設社會主義強大經濟和國防的強烈需要。既然中國科學技術還很落後，而要在短時間內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就必須善於利用一切有利條件，有組織有計畫地進行工作，採取“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方針政策。正是在此戰略指引下，中央政府將稀缺的科技資源集中於進行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國防科技，以及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科學技術研究。與此相對應，也對中國科技系統進行了改組和重建，最終形成了與計畫經濟體制相對應的集中型科技體制。“集中”主要體現在同步進行的兩個方面，一是科技人才和資源的集中，一是科技管理權和決策權的集中。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央政府立即籌備和建立了直屬政務院領導的中國科學院，它具有雙重定位，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中心，也是全國科學技術事業的最高管理機構。
中國科學院在成立之後，立即在諸多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按照消除重複、突出重點、加強計畫的原則，中國科學院著手收編和調整已有的研究機構，將原有的24個研究單位精簡到17個，但也同時增設了4個新的研究單位，最終形成21個研究所，並將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些科學家集中配置在中國科學院系統之中，這為日後進行各種具有戰略意義的研究課題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中國科學院花了很大的精力，爭取在歐美的海外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效力，並向蘇聯和東歐國家派遣留學生，藉此來緩解科技人才極端稀缺的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