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撫夷論是鴉片戰爭前後出現的一種以滿足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要求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的主張。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後,英、美、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迫使清政府訂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打開了向中國輸出商品和掠奪原料的大門。清政府大臣伊里布、耆英、黃恩彤等提出“通商撫夷”,為其妥協、投降辯護。黃恩彤是這種觀點的主要代表,在其所著《道光撫遠記略》中提出“夷不可制”,中國軍隊武器裝備遠遠落後於英國侵略者,靠武力抵禦外敵入侵沒有取勝希望,不能達到保國目的,反而會激起西方列強提出更多的侵略要求,抵抗派提出的利用民眾力量的主張,只能陡增“內憂”。“以夷制夷”的主張也純屬“空論”。
同時,他還認為“夷志在通商”,不承認外國要求通商的侵略性質,更諱言西方列強的政治軍事侵略,斷言西方國家“地冷人稀,向無田賦,其國中一切經費全資商稅”,他們到中國來的唯一目的是與中國通商,斷絕貿易就斷了他們的生路,只能招致攻擊,如果滿足其“通商”要求,就會萬事大吉。因此,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控制而羈縻之者,惟在通商”。只要中國放棄貿易限制,裁撤陋規,明定稅則,西方人“自當俯首貼耳,歌詠皇仁”。黃恩彤並不主張中國同西方國家主動通商,也反對向西方學習,其所以力主滿足外國侵略者的侵略要求,美其名曰是對西方列強的“恩賜”、“惠撫”、“羈縻”,實際上完全是封建統治階級的虛驕無知和怯懦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