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九錫令是東漢末年曹操所作的一篇散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辭九錫令
- 創作年代：東漢末年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曹操
- 作品出處：《魏志·武帝紀》
作品原文,歷史背景,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夫受九錫，廣開土宇，周公其人也小。漢之異姓八王者，與高祖俱起布衣哩，創定王業，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魏志·武帝紀》注引《魏書》）
歷史背景
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戰功顯赫，挾天子以令諸侯，於是獻帝下詔允許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曹操諸事獨專，引起漢獻帝的憤怒。“操以事入見殿中，帝不忍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面對獻帝突如其來的反抗，曹操大驚“失色，?仰求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後漢書》卷十下《伏後紀》。可見，曹操此時儘管大權獨攬，但作為漢家臣子，仍處在皇權的威脅下。正如趙翼所云：“其時獻帝已三四十歲，非如沖主之可無顧慮也。”《廿二史札記》卷七“魏晉禪代不同”條。曹操欲移漢鼎 ，必須考慮加九錫，封公建國。從而以正當的名義常居鄴城，遙控朝廷。
建安十七年十月，諫議大夫董昭揣度操意首倡晉爵賜九錫，董昭對操言道：“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床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三國志》卷十四《董昭傳》。曹操欣然接受董昭要他逐步取代漢室的建議。在操之授意下，“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三國志》卷十四《董昭傳》注引《獻帝春秋》。然而尚書令荀緒卻表示了不同意見，荀緒以為曹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未料想他一向器重的心腹荀緒在此關鍵問題上竟發出如此不合作的言論，“由是心不能平”，於是“表請緒勞軍於譙”《三國志》卷十《荀緒傳》。，把荀緒調離許昌，“緒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後漢書》卷七十《荀緒傳》。王夫之對荀緒之死發表看法：“緒之智，算無遺策，而其知操也，尤習之已熟而深悉之，違其九錫之議，必為操所不容矣……夫九錫之議興，而劉氏之宗社已淪。當斯時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盡者，未有不惻然者也，緒亦天良之未泯，發之不禁耳，故雖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九，中華書局，1975年。荀緒阻止不了曹操受九錫，晉爵立國的進程。建安十八年五月，“九錫文”（亦稱策命）正式頒布。曹操開創漢魏禪讓制，引起後世史家高度重視。趙翼於《廿二史札記》中立“九錫文”專條論述：
每朝禪代之前，必先有九錫文，總敘其人之功績，晉爵封國，賜以殊禮，亦自曹操始。按，王莽篡位已先受九錫，然其文不過五百餘字，非如潘勖為曹操撰文格式也。勖所撰乃仿張竦頌莽功德之奏。逐件鋪張至三五千字，勖文體裁正相同。其後晉、宋、齊、梁、北齊、陳、隋皆用之，其文皆鋪張典麗，為一時大著作，故各朝正史及南、北史俱全載之。今作者姓名尚有可考者。操之九錫文，據裴松之《三國志》注，乃後漢尚書左丞潘勖之詞也。以後各朝九錫文，皆仿其文為式。
“九錫文”雖以漢獻帝名義頒發，但此時獻帝已完全受制於曹操。故其文毫無隱諱地說出了曹操想說的話。“九錫文”首先敘說曹操之大功十餘件，並稱操之功績“雖伊尹格於皇天，周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以伊尹與周公自比，曹操在這方面和王莽如出一轍，極其相似。然後就是“九錫文”的重點和實際內容了。其一是擴地加封，“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君為魏公”。《三國志》卷一《武帝紀》。其二是給予九錫之賞，必須說明的是，操之所受九錫是採用《禮緯·含文嘉》之形式，為以後歷代相襲沿用。按：在先秦典籍中，九錫之名不盡相同，且排列次序亦前後不一。大致有三種記載：其一，《公羊傳·莊公元年》云：“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何休注曰：“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盺鉞，九曰纒鬯 。”徐彥疏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其二，《禮記正義》卷一《曲禮》疏引公羊說，“九錫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纒鬯。”其三，《韓詩外傳》卷八云：“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盺鉞，九錫纒鬯。”九錫名稱次序不一的原因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然大略同也。”（《禮記正義》卷一《曲禮》疏）“九錫文”最後強調說：“魏國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三國志》卷一《武帝紀》。
為何“九錫文”特彆強調魏國置官皆如“漢初”？這是因為王國官制在漢代變化很大。據《史記·五宗世家》云：“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宗正、博士，擬於天子。”《後漢書·百官志》亦曰：“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地既廣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職，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皆秩二千石，百官皆如朝廷。”這種“擬於天子”，“百官皆如朝廷”的情況，很快就形成諸侯王尾大不掉之勢。景帝用晁錯“削藩”之策，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武帝用主父偃之謀，頒布“推恩令”，“附益法”，才逐步分割和削弱了王國的地盤和權力。“九錫文”之所以強調魏國置官如“漢初”之制，就是允許曹操在加九錫之後，其制“擬於天子”、“百官皆如朝廷”，曹操可以建立一個獨立於漢王朝之外的魏國。
曹操封魏公時，魏國的範圍以魏郡為中心，向整個冀州擴展範圍。《宋書·州郡一》載：“及三國鼎峙，吳得揚、荊、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有九焉。”三國中曹魏得天下十三州之九，而曹操的初封國占了魏國九州中面積最大與人口最多的冀州。史載，“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三國志》卷十二《崔琰傳》。冀州遠離敵國蜀與吳，受敵國直接侵擾的機會少，故是比較安靜的大後方。這就是曹操選擇冀州為其封國的原因。
受九錫後，曹操又將漢官皆轉為魏官。《三國志》卷九《夏侯?傳》注引《魏書》曰：“時諸將皆受魏官號，?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固請，乃拜為前將軍。”可見，曹操通過受九錫，晉爵封國，不僅使獻帝成為名副其實的傀儡，而且把漢的朝廷也完全架空了。
曹操接到按自己意圖寫的“九錫文”，照例三讓而後就，操先後寫了《辭九錫令》和《讓九錫表》，說自己的功勞不及昔日受九錫的周公及漢初異姓八王，“九錫大禮，臣所不稱。”《藝文類聚》卷五十三。諸心腹荀攸、鐘繇等三十餘人聯名勸進，極論曹操“書契以來，未有若此功者”，“今比勞則周公、呂望逸，計功則張耳、吳芮微，論制則齊、魯重，言地則長沙多；然則魏國之封，九錫之榮，況於舊賞，猶懷玉而被褐也。”不僅受之無愧，而且獎賞得還遠遠不夠。該走的程式走完之後，曹操接受了“九錫文”，隨即上了謝表，說自己“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身非己有，豈敢自私……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懼受詔。”《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書》、《魏略》。這一番表演真是淋漓盡致，充分體現出曹操的詭譎和權術。
曹操為何要通過加九錫來完成易代鼎革呢？這是因為古代社會國家機器的主要職能是祭祀與征伐，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而九錫則完全體現出這二大功能，九錫中的虎賁、弓矢、盺鉞、纒鬯與祀、戎緊密相連。《白虎通》卷三上云：“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盺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纒鬯”。獲九錫者既可代表天子征討叛逆、不臣，亦可以天子名義祭祀上帝。《禮記· 表記》云：“天子親耕，粢盛、纒鬯，以事上帝。”以此觀之，只要獲得九錫，亦即掌握了“國之大事”。當然，與祭祀相比，征伐之權即兵權更為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加九錫即是掌專殺征伐之權。然九錫並非人臣之常器，它絕不是皇帝對人臣的恩寵與賞賜，而是舊朝國祚氣數將盡，君主大位難保的徵兆。人臣之所以能獲九錫，乃是其掌握國家權力特別是以兵權作後盾，逼帝加之也。
權臣何以能把持兵權，逼加九錫，難道人主不懂兵柄的重要性。眾所周知，夏代以降，社稷國家即已成為帝王的私產，除非迫於形勢，即使是昏君庸主也不會拱手將大位讓於他人。“漢魏故事”實際上只不過是中世紀皇權更迭的一種較為緩和的方式，因為在禪讓之前，國家的最高權力早已轉移到即將成為新君的曹丕手中了。從表象上觀，禪讓似乎是新舊王朝以和平方式交接政權，但其背後隱藏著的是武力威懾。曹操父子仍是以武力奪取政權，只不過是以禪讓的方式給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罷了。我認為，漢魏禪代同劉邦、朱元璋式的“馬上取天下 ”並無本質的區別。正如十六國時期，韓桓對前燕大將慕容蝅說：“宜繕甲兵，侯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晉書》卷一一○《慕容鯭載記》附《韓恆傳》。一言以蔽之，只要平定天下，即可獲九錫，做皇帝。
當然，只要不是低能白痴，凡為君主者絕不會不懂得掌握兵權重要性的這個簡單道理。從制度上看，人主早就把兵權操之於己手，戰國時期出現的虎符既是明證。然而，漢魏之際，皇綱解紐，諸侯割據，皇帝已失去對天下的控制，無疑也失去了對兵權的控制，東漢王朝“自安帝以來，政去公室，國統數絕”。至漢獻帝時，“唯有名號，尺土一民，皆非漢有。”《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略》。自董卓、李莈、郭汜作亂後，漢獻帝流離顛沛，無處可依，惶惶如喪家之犬。還是曹操將獻帝迎至許昌，其才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可見，獻帝能保住性命及皇帝名號已是萬幸，何談控制兵權。
其實，曹操是以“馬上取天下”，靠武力征服群雄的。操自起兵以來，滅呂布，破二袁，克劉表，降張魯，平馬超，至晚年，“已擁百萬之眾”《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三分天下有其二。連孫權都“在遠稱臣，”《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魏略》。向曹操陳說天命，要他儘快稱帝。操之所以加九錫，為周文王，說穿了，是害 怕後人言其“篡位”，留下漢賊的惡名。為了減輕政治輿論的壓力，使魏朝的建立能夠名正言順，故採納了來自於先秦典籍，託名於周禮的九錫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