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爾·赫爾曼、丹尼爾·考夫曼等人就轉軌國家政府俘獲問題對前蘇聯和東歐等22個國家進行了實證研究，提出了轉軌國家的政府俘獲理論後，俄羅斯學者聯繫本國實際分析了政府俘獲的產生原因、政府俘獲與外國直接投資的相互影響、俘獲者的身份等問題。
基本介紹
中文摘要
在亦為轉軌國家的中國，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幾乎還是一片空白，本文以經濟學中的管制俘獲理論、帕累托最優理論、奧爾森的利益集團理論和管理學的三角模糊數等理論為基礎研究了轉軌國家的管制政策均衡模型的構建、轉軌國家政府俘獲問題的產業識別模型的建立及其套用、以及中國在政府管制體制方面的對策。 首先，在佩爾茲曼管制者均衡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轉軌國家的管制政策均衡模型並證實管制政策的生產廠商偏好主要由於選票的有效性不足和政府官員的尋租。針對佩爾茲曼模型僅考慮法治比較完備的國家未考慮到法治不健全的轉軌國家的特點，引入了α(選票)、β(行賄金額)兩個約束因子，以價格政策作為管制政策的代表，根據管制者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和廠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這個特徵，利用管制者效用的無差異曲線和廠商利潤曲線之間相切得出管制政策的均衡點，於是得出，在選票約束力小的轉軌國家，管制者就會制定較高的管制價格來尋求更高的受賄金額。從而說明轉軌國家的政府俘獲將導致管制政策明顯偏好生產廠商。 其次，運用三角模糊數方法建立了轉軌國家政府俘獲的產業定量識別模型，得出了與其它特徵變數相比，政策所導致的利益轉移和行賄數額這兩個特徵變數對於衡量政府俘獲更加重要。考慮到定量模型的局限性，又建立了一個定性識別模型，並運用來分析北京模式的計程車市場，與其它學者從利益集團理論來進行解釋不同，本文以轉軌國家的制度環境、具有生產廠商偏好的管制政策、管制政策為企業帶來的利益轉移和總剩餘的減少、官商之間的權錢交易四個要件為主要識別標準，選擇合肥市計程車市場作為調查研究對象，通過運用對司機成本和收入的調查所得出的數據分析了三大管制政策帶來的利潤轉移和總剩餘的減少，分析得出合肥市計程車市場存在比較嚴重的政府俘獲問題，進而推出採用“北京模式”的其它城市計程車市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俘獲問題。 最後，從管制權力的設立和劃分、管制機構的設定、管制權力的運行三個方面分析了中國政府現行管制體制中存在的可能導致政府俘獲的因素，從行政監督的三個階段——事前監督、事中監督、事後監督方面提出了人大和國務院自主立法，放鬆行業管制，建立規範透明的管制權力運行程式，特彆強調了制定《反壟斷法》和設立專門執行機構，由反壟斷機構對具有明顯偏向的幾種管制政策進行重點監督，法院負責審理，以及對涉及政府俘獲的官僚和企業進行相應的責任追究等防治政府俘獲的系統性的對策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