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情五處即英國國家安全局，電影“007”的廣泛流行使其名傳遐邇。作者退休前曾在該處任局長，她在書中介紹了五處的起源、體制及種種內幕。此書因有大量第一手材料而頗具參考價值。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軍情五處起源
- 即：英國國家安全局
- 聞名：電影“007”的廣泛流行
- 詳細內容：見正文
軍情五處的起源
英國軍情五處起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那時德國間諜在英國四外活動，港口和造船廠是他們的首要目標。1909年阿斯奎思首相領導的英帝國國防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來調查和解決德國間諜問題。工作小組隨後提出了創建一個保密局的建議，並從軍隊里抽調兩個軍官開展工作。其中一位是南斯塔福德郡團的弗農·凱爾上校，他當時在國防委員會的情報科工作，是有名的中國通；另一位是來自皇家海軍的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以前擔任過港口柵欄防禦警衛。
他們合作創建保密局，但不久就意識到這項任務要從兩個方面著手，其中一個人要負責了解英國本土正在發生的事情，想出對策加以阻止；另一個人則要負責派遣自己的特工去德國，以了解其戰略計畫。由此凱爾挑起國內的擔子，卡明則負責收集海外的情報。軍情五處（MI5，其中MI是英文Military Intelligence的縮寫）和軍情六處（MI6）就這樣誕生了。而且一直到最近人們還沿用凱爾名字中的字母K稱呼軍情五處反諜報的首腦，沿用卡明名字中的字母C稱呼軍情六處的首腦，而不是那批詹姆斯·邦德迷所想像的那個M。M另有其人——他是凱爾徵聘到的首都警察局已退休的高級警官，名叫威廉·梅爾維爾。梅爾維爾把自己的工作變成了一項藝術，他到各地去時採用各種不同的身份做掩護，使人覺得他無處不在。
從1909年至1914年大戰爆發的幾年間，凱爾及幾個助手調查了至少36個間諜。一天，凱爾的助手在蘇格蘭乘火車旅行，偶爾聽到兩個男人在用德語交談。其中一個說，他接到一封波茨坦來的信，詢問有關英國備戰的情況。凱爾經過調查發現，收信的那個男子是利思市孔雀旅館的德裔老闆叫霍爾斯坦。他將那封來自德國情治單位的信交了出來。信里有讓霍爾斯坦寄送情報回波茨坦的幾個回信地址。現在任何一個稱職的情治單位都不會在諜報技術上犯這樣的錯誤了，因為凱爾立即攔截了寄給這些地址的所有信件，從而確認了德國情治單位在英國各地建立的一個間諜網裡各個成員的身份，獲知了這些間諜的信箱號碼和接頭地點。這是早期郵件攔截行動的成功範例，1914年8月4日英格蘭和蘇格蘭警方一天內抓獲了21個德裔間諜。
1931年，評估對國家安全所有威脅的責任移交給了軍情五處，軍情五處改名為安全局。這是該局現在使用的正式名稱，但它仍以MI5（軍情五處）聞名於世。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的情治單位把注意力轉到冷戰上。那時英國已經有三個各自職責分明的情報局：秘密情報局或稱軍情六處，主要任務是收集與國防和外交有關的國外情報；政府通訊總部，其任務是通過技術手段收集情報；以及主管國內事務的安全局（或稱軍情五處），負責保衛國家安全免遭來自任何方面的威脅。這時的“軍情五處”還擴大職責，強調該局有責任向所有英國殖民地、大英國協國家以及友好國家政府就安全事項提供諮詢和協助。20世紀50年代初，軍情五處有大約八百五十人，其中包括海外四十名左右的安全聯絡官。
如何招募和培訓特工
我是1969年7月被招募到軍情五處工作的。對新招聘進來的人，不管男女幹事都先要到培訓科培訓幾個月。訓練由兩個上了年紀的婦女負責，她們很有教養，上班的第一天就有件事引起我的好奇：中午12點整，這兩位女同事打開抽屜，從裡面拿出精緻的雕花玻璃杯和高級瓶裝雪利酒，優雅地喝起餐前酒來了。
當時，我們科的主要工作是確定英國共產黨黨員的身份，然後就給每個人設立一份檔案。關於其成員的資料，有些來自檔案，有些由人提供。提供這種信息的人，在我們的行話里被稱作“探員”。與美國不同，在英國“探員”從來不是情報機關的雇員，他們屬於那種能搞到特定情報，並以這種情報換取報酬的人。所有探員都有代號，以掩蓋他們的真實身份，其情報來源同樣也有代號。因此只有在了解這些代號背後所代表的情報來源時，才能看懂這些情報並評價情報的可靠性。如何會見和管理“探員”，按行話說就是“操縱”他們，這被看做是一種獨特神秘的技巧。英國共產黨機關報——《晨星報》是一個非常有用又現成的情報來源，只要仔細讀一讀這份報紙，我們就可以了解很多情況，比如誰在共產黨裡面擔任什麼職務，他們在幹些什麼，等等。
情治單位是靠記錄為生的。要使審查制度行之有效，就必須要有正確的身份識別和準確的檔案記錄。檔案上的資料，必須將客觀事實與推測或未經核實的情報明確區分開來。在培訓之初，我們還要到登記室待一段時間，那裡保存著局裡的所有檔案。索引和檔案是軍情五處的命根子，只要我們提出要求，登記室就會建立新的檔案。當年登記室也有一些職位很高的女雇員，她們仔細檢查辦案幹事向登記室提出的要求，如果所提出的要求不符合規則，她們就會送去一個所謂的“綠色通知”，請他們注意自己犯了什麼錯誤。經驗不足的辦案幹事免不了會遇到這種例行公事般的尷尬場面：他們以為已經完成了某份檔案，誰知這些檔案又回到他們手中，上面還附帶著一張綠色通知，這使他們暗暗發怵。那時沒有計算機，整個登記室的工作都以紙張檔案為基礎，索引全部做在卡片上，放在地下室大房間內一排排棕色木抽屜里。房間上方有一條軌道線經過整幢大樓的大部分房間，檔案就放在這些馬口鐵做的罐子裡運送給索要這些檔案的各個科室，整日哐啷哐啷地響個不停。
我們受培訓的人還要學習如何當“辦案幹事”。辦案幹事工作時是小組或團隊的一員，軍情五處對不同目標的調查和評估工作主要由他們負責。辦案幹事通常直接從大學裡招聘，他們可以根據調查工作的需要，就其調查對象布置各種秘密情報線索。由於對情報的控制非常嚴格，致使情治單位里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圈子，作為新來的人，只能處在最外層的圈子裡。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要求在索引里找一個人名，看看是否早已為某人建立了檔案，但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我必須問另外一個人，因為我的名字沒有列在可以看這些資料的有關名單上。一遇到這種情況，你就知道，也許你提到的那個人是探員，其身份必須保密，要不就是你要的檔案里所載的一些情報會泄露其他秘密，而你沒有權力知道這些內容。作為一個新職員，我有時感覺自己真是一個局外人。正如在招聘過程中所顯示的那樣，這個組織不折不扣是由男人主宰一切。
上世紀70年代末，軍情五處開始將女性編入探員科。我是1977年11月參加剛開設的探員管理培訓班，從事直接掌控探員工作的。要招募到好的探員，需要有相當豐富的想像力和精湛的表演技巧。培訓班學員必須做的第一件事是去一個指定酒吧，同裡面任何人搭訕，力圖了解其私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原始形式的課程力圖讓你學會，不管對方是誰你都能有辦法與之交談、交往。我在探員科一直乾到1983年，負責管理的間諜散布在全國各地。控制或管理這批人絕對是一項全職工作，包括對他進行指導，向他解釋具體需要些什麼情報，爭取幫他逐漸進入獲得情報的最佳位置，同時又要保護他的安全，防止他引起別人的注意。在很多情況下，這項管理工作還需要你充當探員的知己、顧問和朋友，因為他不能向其他任何人傾訴他的壓力和思想。主管探員的人常常發現自己成了他們的財務顧問、婚姻指導顧問和心理醫生，不分晝夜隨時準備應付危機。我還記得1982年5月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我同我的非洲朋友坐在哈德斯菲爾德一所旅館的臥室里，教他怎樣秘密書寫的方法。
工作原則與許可權
1983年，我被調到反顛覆處一個科任科長。這是一個具有重大管理職權的級別，此前只有一位女性乾到這一級。我領導的科有四十人左右，算是比較大的了。我在反顛覆部門工作的那段時間，政治極度動盪不安——煤礦工人大罷工曠日持久，在格林翰的示威不斷，利物浦的軍事傾向派活動日益發展，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大學校園裡異常活躍。
上世紀80年代軍情五處反顛覆工作的基礎是議會在70年代對“顛覆”所下的定義：“旨在通過政治、工業或暴力辦法推翻抑或破壞議會民主制度”的活動。因此“顛覆”的概念並不包括政治上的不同見解。我們的工作原則是，關注具有顛覆意圖的組織或個人所從事的活動；建立和參加組織的權利和示威的權利則不該過問。我們認真執行這種區別，例如1984年的煤礦工人大罷工得到了煤礦工人工會很大一批成員的支持，但是罷工卻是由三個人指揮領導的，而這三個人事先就公開宣布他們要利用罷工來推翻柴契爾夫人的民選政府。對此我們能採取什麼合法行動呢？我們很快就做出決定，不必去關心工人警戒線（目的是在坑道口阻擋不參加罷工的工人正常上下班——譯者注）和礦工妻子組成的支助小組的活動。對罷工涉及的法律秩序，是警察關注的問題。而我們軍情五處的調查範圍僅限於那些利用這次罷工來實現顛覆目的的活動。
那段時期里，我們在向政府首腦呈交報告前總是極為小心地進行反覆審查，以確保裡面提及的內容完全屬於我們的許可權之內。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將這些報告作為最敏感的檔案來處理，一俟閱畢即應歸還銷毀。我記得能源部的一位國務大臣丟失了一份報告之後所引起的恐慌，加上當時普遍存在的歇斯底里症，這種恐慌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局裡馬上派了一批人去這位國務大臣辦公的泰晤士大廈，把所有椅子和沙發周圍都查個遍，但當他隨便提及檔案可能是他在自己的花園裡閱讀時被風颳跑之後，我們只好放棄搜尋工作。據我所知，這份檔案再也沒有找到。
我的班子還負責所謂的“大選工作”。每逢大選，局長都有責任向新上任的首相提供所能得到的任何關於其黨內議員的重大安全情報，使他能在組建內閣時加以考慮。這項工作的一項首要原則是，關於一黨黨員的情報不得向另一黨透露。儘管涉及重大安全情報的議員數目少之又少，但這項工作十分繁雜，特別敏感，也很容易被誤解，而且還不允許我們尋求有關政黨提供任何幫助。另一個問題是如何界定什麼情況屬情報，而且這種情報足夠重要以至於要把當事人列入調查之列。關於所有這些問題的最終決定均由局裡最高層領導做出，而我們的上司不見得總是同意我們做出的鑑定。我清楚地記得1983年選舉時的事，我們不分晝夜地拚命工作，將所有資料都準備好，隨時準備送交內閣辦公廳。所有的檔案先呈交給處長，爾後是局長。那時儘管我們已經可用磁碟儲存，但局長卻明令不得使用磁碟，因為這項工作敏感性太強。我想他是害怕我們丟失了這些磁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