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身體從未忘記):目錄,推薦序,譯者

遷徙、分手、離婚、親人重病或去世；成長過程中養育者的長期虐待或忽視；重大車禍、暴力傷害、性侵犯、醫療事故；汶川地震、天津爆炸、馬航失聯……

每個人都可能遭受大大小小的心靈創傷，這可能會將我們變成另外一個人：經常感到焦慮、麻木和狂怒，無法集中注意力、記憶力下降，難以建立相互信任的人際關係……

這是因為，雖然你很想遺忘，但大腦和身體從未忘記事件發生時的恐懼，即使時隔已久，還是會因為微小的危險信號，誘發過於劇烈的負面反應，擾亂我們的正常生活。

除了傳統的藥物和談話治療之外，本書提出了多個被證實有效的創新療法（包括神經反饋、正念、遊戲、瑜伽、眼動脫敏與再加工等），這些方法可以激活大腦自然的神經可塑性，重新連線被創傷扭曲、失去功能的大腦迴路（尤其是那些與快樂、投入和信任有關的腦區），一步步重建"感知當下"的能力。這些治療方式也能提供新的身體體驗，消除創傷留下的無力、憤怒和崩潰的感覺，讓人們重獲自我控制。

作者巴塞爾·范德考克在心理創傷這個領域已有超過30年的前沿研究和臨床實踐經驗，治療過幾千個受過創傷的兒童和成年人。他親自使用過書里介紹的所有治療方式，這使本書更加具有可信性和實操性。

作者用眾多動人的真實故事串起全書：心理治療師、科學家、病人，他們如何共同努力，幫助有創傷的人復原。這讓本書讀起來引人入勝、真實感人。

基本介紹

書名：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
作者：[美]巴塞爾·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 MD
譯者：李智
ISBN：9787111532637
頁數：400
定價：55.00
出版社：機械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605
開本：16開

目錄,推薦序,譯者序,序言,作者簡介,名人推薦,

譯者序

我最初進行臨床實習時，是在一個監獄中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白天，我與監獄中的每一個犯人交談，進行精神病學上的診斷和身體疾病的調查；晚上，我則將訪談的資料整理為筆記和數據、與同事交談、思考著這些故事的意義。他們絕大多數都生活在我難以想像的貧困、孤立和暴力下，即使這些經歷我多少都在文獻中讀到過，但親身與這些人交談接觸，是與閱讀文獻完全不同的感受。在與他們的交談中，我常常驚訝、困惑於一個問題：這些人是如何在這些難以想像的重負之下倖存的？這些人在監獄這個極為惡劣的生存環境中，是依靠著怎樣的韌性和決斷力生活的？

雖然實習結束，但這些好奇並未終止。我依然因為工作的原因，不斷接觸到許多遭遇過創傷性經歷的人。正好有一個機緣，讓我接手了這本書的翻譯。事實證明，翻譯此書是一段充滿意義和收穫的旅程。

本書作者巴塞爾·范德考克醫生對於創傷有著充滿創造力的見解，他的理論極大地影響了如今主流創傷治療的理論。同時，因為對於非談話治療的支持，讓他在學界中充滿了爭議。在本書中，他對創傷的理解來源於對依戀理論的借鑑，同時對於新理論（認知神經科學、人際關係神經學）和新治療方式（神經反饋治療、EMDR、瑜伽和藝術治療）的開放接納和科學探索態度。他對於現時創傷臨床治療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對發展性創傷（即兒童早年的創傷性經歷對成年後的影響）和對解離症的理解。

心理學創傷在中國廣為人所知，起始於2008年的汶川地震，災情帶動了一股"心理重建援助"的風潮。一時間，似乎人人都知道，需要為經歷過重大自然災難、喪失親人的人提供關愛、伸出援手；人們可以通過一定程度的訓練，成為心理諮詢師，緩解人們的心理傷痛。然而，我們對於什麼是心理創傷、創傷性經歷和創傷性記憶會對人造成怎樣的影響、怎樣的幫助才是有意義的，並不十分明確。

有關心理創傷的理解和治療在20世紀最後10年，特別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出現了突飛猛進的進展。本書為如何理解創傷性經歷、如何治療心理創傷提供了目前為止最前沿的解讀。本書的作者，精神科醫生巴塞爾·范德考克，是研究創傷性經歷及治療的先驅之一。他對於創傷的興趣直接來自於他的自身經歷：他的父親和叔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集中營的倖存者。1978年，他在退伍軍人事務處診所的職業生涯剛剛開始時，他的第一個病人就是一個典型的創傷後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患者，而當時的精神醫學對心理創傷幾乎一無所知，只能束手無策。

因此，他投身到心理創傷的治療及其對心理發展的影響的研究中。在接下來的20多年間，他不斷在這一領域發表研究成果--心理創傷是如何與解離症、邊緣性人格障礙、自傷行為相關；心理創傷是如何影響大腦、心智的發展。他率先以科學範式，研究PTSD藥物治療和非藥物治療（特別是瑜伽和神經反饋）的效果。除此之外，他還領著一班同行，為《精神疾病和診斷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第四版與第五版的編寫進行與PTSD診斷標準有關的臨床試驗，在心理創傷的臨床領域帶來極為深遠的影響。

本書並不僅僅是范德考克醫生總結和分享治療經驗的手冊，更是一本引人入勝的人文著作，從歷史、社會、文化的角度，記錄了創傷性經歷及其對人類個體及社會整體的影響。范德考克醫生從二戰及越南戰爭退伍士兵的戰爭創傷開始，前溯到19世紀末精神分析理論對心理創傷的理解、1920年前後對"炮彈休克症"的記錄、20世紀40年代開始興起的人類畢生調查、20世紀70年代末精神科藥物學的革命、20世紀八九十年代對依戀理論的現代理解及"創傷性記憶抑制（恢復）"的大討論、2000年前後對兒童（性）虐待的關注、2005年及其後藉助神經影像學對創傷後應激障礙的新解讀、以及新千年後各種新式的非藥物治療和東方治療法。讀畢全書，足以使讀者對心理創傷的治療發展史留下一個生動的印象。

即使讀者將此書當做一本紀實文學來閱讀，亦未嘗不可。書中所述的案例橫跨多種創傷類型，既包括在流行文化作品中廣為人知的"人格分裂"現象（實際上應稱作"人格解離"）、意外事件（如車禍）造成的心理創傷、（經歷或目睹）（性）虐待和暴力造成的心理創傷、戰爭和恐怖攻擊心理創傷，還有少為人知的"術間清醒"造成的心理創傷。在翻譯的過程中，我追隨著范德考克醫生的妙筆，感受著故事主人公的命運，時而興奮緊張，時而扼腕嘆息。

心理創傷性事件一般是指來自於外在的、突發的，引發人們極大精神壓力的極端或異常事件。DSM-5認為創傷性應激原是指可能會對自己或親友造成生命威脅或性威脅的事件，這些事件可以是戰爭、自然災害、飛機失事、交通事故這樣的嚴重事件，也可以是如家人離世、親密關係的結束、疾病或手術這樣的個人經歷。但近年對兒童創傷的研究發現，對於兒童而言，長期忽視、情感虐待、性虐待和身體虐待也屬於創傷性經歷。這些發現恰好適用林德曼（Lindemann）在1944年對心理創傷的定義：是一種"對原有依戀關係突然的、無法控制的破壞"。

創傷性經歷不一定是親身經歷或者親眼目睹，僅僅是聆聽類似的經歷，例如調查兒童虐待的警官或者專業的心理諮詢師，都有可能由於知道創傷性經歷而產生類似PTSD的症狀。另外，嚴重的創傷性經歷也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么罕見。在本書援引的資料中，大約1/5的美國女性受過性暴力；在兒童逆境研究（the ACE study）中，28%的受訪者在兒童時期受過身體虐待，只有36%的受訪者在兒童時期完全沒有不良經歷，而高達12.5%的受訪者在兒童時期遇到4種以上的不良經歷。

范德考克醫生在他的另一本書《創傷應激》（Trauma Stress）中說，人們不願意談到創傷，是因為創傷揭示了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惡"--我們的朋友、鄰居、家人、上司以及我們自己。很多人寧願相信創傷是極為罕有的，希望忘記世界上存在著痛苦。

人類的中樞神經，如果按照功能來劃分，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負責基本生理功能和探測危險，這部分發育較早；而負責理解的大腦皮層則發育較遲。負責基本生理功能的這部分大腦也與人的情緒密切相關，所以也被稱為"情緒腦"。在情緒腦中，杏仁核是恐懼中心，它如同一個警報器，一旦遭遇危險（以及好像是危險的刺激），警報器就鳴聲大作。可能在我們負責理解的大腦皮層（書中稱為"瞭望塔"，主要是內側前額葉皮層，負責對狀況做出解釋）還沒搞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之前，情緒腦就通過兩條自主神經系統，激發或減慢我們的身體反應。通過使用不同的迷走神經通路，我們會作出不同的行為來應對危險（如尋求周圍的社會幫助、戰鬥或逃跑、降低與逃生無關的內臟消耗。見書中第5章中"三種層次的安全感"）。

上面描述的最基本的戰鬥或逃跑反應，常用於應對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意外。創傷性事件同樣也會激發我們的應激反應，然而，在創傷性事件過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會進一步發展出PTSD症狀。根據一項隨機抽樣調查，在美國，超過60%的人遭遇過創傷性事件（Kessler等，1995；轉引自McNally，2003），然而，這之中只有20%的女性和8%的男性在創傷性經歷過後出現PTSD症狀。在日常生活中，人們大多通過語言和想像力去緩解創傷性經歷帶來的壓力和痛苦。

本書第4章提到了一個經歷"9·11"事件的小男孩諾姆的故事。5歲的諾姆在曼哈頓市中心上學，那天早上，他透過教室的視窗親眼目睹飛機撞向世貿大廈，人們不斷地從大廈視窗往下跳。他隨著隔壁班的弟弟、同學和老師們奔下樓，在門口見到剛剛送他上學的爸爸；接著，他跟著家人以及其他驚慌失措的人們在瓦礫、灰塵和濃煙之中逃生。幸運的是，在這場災難中，他沒有喪失任何親人。他在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就用圖畫描述了"9·11"事件的場景，然而，與事實不同的是，他在大廈下畫了一張蹦床，接住不斷往下跳的人們。

范德考克醫生用這個故事說明了兩項對於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技能：積極的行動力以及一個富有想像力的大腦。與諾姆不同，有PTSD的人們可能在創傷性經歷中無法用自己的行動從困境中突圍，失去了用想像平復痛苦的能力。用書中的比喻來形容，就是"警報器"控制了整個人的大腦和身心，"瞭望塔"的解釋能力失去了作用。

在一般教科書中，PTSD最核心的症狀是侵入性記憶--創傷記憶隨時隨地的閃回、做噩夢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忽然重現記憶細節。這是因為創傷性記憶的儲存方式和日常記憶的儲存方式是不同的：受到心理創傷的人可能記不清自己以往的遭遇，卻對一些細節（例如觸覺、嗅覺）的記憶異常清晰（見本書第12章）。

然而，受過創傷的人並不總是因為侵入式記憶問題而前來求助的，他們大多數人向治療師尋求的問題就和普通人一樣：他們情緒失控、與親朋好友之間的關係出現問題、注意力缺陷、物質濫用，等等。很多當事人自身無法用語言表達創傷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只是時時感到出現與現實狀況不符的強烈負面情緒，如焦慮、害怕、憤怒、羞恥、負罪感，或者覺得麻木、空虛，甚至會在無意識中重演創傷性經歷。在范德考克醫生之前，很少有人會把情緒不穩、物質濫用和解離症狀與創傷性經歷聯繫起來。

一個典型的、"被困在創傷中"的人失去了心理靈活性，隨時處在和創傷性經歷幾乎相同的驚慌中，用全副精神維持日常生活，忍受著緊張、恐懼，或者好像生活在虛構的世界中。他們迴避和創傷有關的一切環境，例如退伍士兵會在國慶日躲在辦公室里（因為外面的煙花爆炸聲好像炮火），因為術中清醒而遭受創傷的患者會辭去在醫院的工作（因為總是看到穿手術服的人）。他們中的很多人，也會用過度工作、濫用酒精或其他自我傷害的方式來麻痹自己。這種時刻處在崩潰邊緣的狀態令他們的情緒失控。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很難維持良好的人際關係；相應地，缺乏社會支持讓他們的症狀變得更加嚴重。

范德考克醫生借用彼得·萊文（Peter Levine）的創傷理論和帕特·奧登（Pat Ogden）的身體治療理論指出，人們的心理受到創傷是因為他們遇到了困境卻無法做出反抗，這些無法進行的反抗會變成所謂的"未完成的動作"，最終"固化"在人們的身體感受或者無法解釋的症狀中，例如偏頭痛、哮喘，他們不是感覺生氣或悲傷，而是感覺到肌肉酸痛、腸道異常或其他毫無來由的症狀。大約有四分之三的神經性厭食症病人和超過一半的暴食症病人，在描述自己的情緒感受時感到十分困難。他們或者是在無意識中重複某些無法理解的行為，反覆陷入同樣的麻煩中。目睹父母之間的家庭暴力的人，往往在成年時也可能陷入到關係暴力中。

范德考克醫生在書中舉了一個重演創傷記憶的例子。他在1989年報告了一個案例：一個退伍士兵每年在戰友犧牲的日子裡"持槍搶劫"，他會跑到便利店裡，威脅店員說，他手上有槍，讓店員把錢交出來，但又留出足夠的時間給店員報警，讓自己被警察逮捕。這名士兵重複了數次之後，法官最終把這名男子送去見精神科醫生。范德考克醫生和同事幫他克服了對戰友犧牲的負罪感後，他才不再每年上演這種"借警察自殺"的舉動了。

書中曾提到一個中年訪視護士桑迪，在童年時長期被酒精上癮的父母忽視，非常孤獨。她的應對方式是順從她依賴的所有人。無論何時她丈夫說了無情的話，她都會哮喘發作而倒下，只能立刻被送往急診室。儘管桑迪學會了忽視她的親密關係問題，但這些壓力最終演變成哮喘這種症狀來獲得她的關注。她的治療集中在發現身體感覺和情緒之間的關係。在她接受治療的三年內，她再也沒有進過急診室。

這就是創傷在行動或身體症狀上的印記。范德考克醫生援引了神經影像學的研究，說明了強烈的、重複的經驗可能會改變我們接受和理解刺激的方式。受過創傷的人比起沒有受過創傷的人，更不容易捕捉到創傷性刺激之外的環境信息。研究也發現，遭受創傷的兒童比沒有受過創傷的更難識別他人的正面表情，而容易將外界的表情刺激識別為"危險"的信號。受過創傷的人可能沒有明顯的PTSD症狀，但他們可能會在無意中不斷陷入同樣的困境。他們也許可以在幫派或極端組織中感到理解和被安慰，但這些組織很難令他們學會足夠的心理靈活性，降低神經系統的敏感性，讓他們適應充滿變化的人際交往和日常生活。"創傷的印記"是讓我們無法走出過去、反覆經歷類似創傷的重要原因。

談話治療是心理治療的最主流方式。談話治療試圖喚起人們的洞察力，從而去理解和控制他們的行為。然而，這種洞察力難以阻止我們的杏仁核不斷發送危險信號，難以終止身體的逃生狀態，特別是和我們關係密切的人讓我們感到恐懼或憤怒時。在書中描述的神經影像學研究發現，人們在進入閃回或麻木的狀態時，語言中樞是被抑制的。

一方面，這樣的過度喚起讓普通的談話治療可能變得非常困難；另一方面，一個無法感受和思考的、有解離症狀的來訪者，也可能讓治療舉步維艱。習慣以麻木自我感覺來應對創傷的人，因為不會打擾任何人，反而更難接觸到需要的治療。對於這些人而言，只有在治療時克服了生理不適感，談話治療才是有意義的。而從下到上--從身體到意識的治療，才更可能打破治療停滯，克服創傷的印記。

有效治療不一定需要語言，但療愈的標記一定是能夠建立有效的人際關係。范德考克醫生指出，創傷治療的關鍵，是降低人們在回憶/重演創傷時的不適感。在心理創傷的治療中，有效的治療，可以是非語言的；提高對身體的察覺，讓來訪者在治療室之外體驗到安全的人際交往，有可能從根本上帶來治療的突破。

范德考克醫生在書中舉了自己在學習EMDR治療時的經歷作為例子。EMDR治療有非常大的爭議，然而，實證研究卻發現，EMDR治療是目前對於心理創傷最為有效的治療方式之一。在治療中，治療師幾乎完全不需要與來訪者之間建立任何語言上的信任和理解，治療師依靠簡單的口令，要求被治療者觀察治療師的手指運動，同時在腦中回憶創傷性記憶，但治療師不需要知道被治療者想起了什麼。范德考克醫生在學習EMDR時，他的練習搭檔跟他說："我完全不信任你。我不會告訴你任何我小時候的創傷。"范德考克醫生感到無比沮喪，然而，治療結束後，他的搭檔看起來卻變得更輕鬆自在了。

范德考克醫生在本書中寫道："能夠在社會交往中感覺到安全感，是精神健康最重要的一點。"在眾多精神疾病的診斷標準中，大部分都包括無法建立滿意的人際關係、或難以控制情緒。幾乎所有有關精神健康的研究也都指出，社會支持（即人際聯繫）都是精神疾病預防和康復中重要的因素；而人際聯繫，除了陪伴，還意味著能夠相互溝通，在人際聯繫中感覺到安定。這就是所謂的"安全感"。很多人可以進行表面性的人際交往，然而，在需要完全放下警覺的親密行為中（例如性行為），他們會感到強烈的緊張或不安。

根據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的理論，人際關係之所以可以有治療作用，是因為神經元之間的聯繫會不斷依據外界環境刺激進行調節。大腦中的"鏡像神經元"會時刻捕捉到我們周圍的社會性反應（微笑、皺眉、撇嘴、臉部的角度），並透過三層迷走神經通路影響我們的心跳、肌肉緊張程度，決定我們是要放鬆還是逃跑。心理治療也是一種運用人際關係的治療方式，其療效有一半來自來訪者和治療師之間穩定、安全的治療性人際關係。而EMDR中體驗到的，也是一種在身體感覺上安全的回憶。

這就是"身體會記得"。身體會記得受創傷的經歷，也會記住安全的經歷。

范德考克醫生本人的臨床理論雖然改變了整個創傷臨床治療的景觀，但他在這本書中提倡的這些非傳統治療方式，毫無疑問，是充滿爭議性的。范德考克醫生本人也因為倡導創新療法而備受爭議。這些爭議其實是藥物治療（或實證治療）和非實證治療之間的差異，是研究者和臨床者之間爭議的縮影。

所謂的"創新療法"，在很多研究者眼裡，就是"未經實證研究的治療方法"。這種理解也沒有錯。在本書提到的許多治療方式中，只有藥物治療和認知行為療法（洪水法/系統脫敏法）是受到最多的實證研究證明的；近十年來，EMDR和神經反饋治療也逐漸被實證研究接受。而其餘的療法：瑜伽、武術、內在家庭系統治療（Internal Family System Therapy，IFS）、結構心身治療（Pesso Boyden System Psychomotor Therapy）、戲劇，都還沒有像前面幾種治療方法那樣得到足夠的實證研究支持。

因此，在本書中，范德考克醫生花費了一些筆墨解釋創新療法和傳統療法之間的爭論，及其在實證證據上的區別。他指出，因為缺乏實證證據，或者與心理治療中的傳統方式"談話治療"相距甚遠，療程也過長，因此創新療法缺乏足夠的資金進行實證研究。而在一些課題尚未得到足夠重視之前（例如戰爭性創傷、兒童發展性創傷），范德考克醫生和他的同事們不得不自己掏腰包進行臨床和實證研究。范德考克醫生在一個訪談中辛辣地指出：研究基金不投入在未經實證支持的治療方法中，是一種"終結臨床探索"的做法。

范德考克醫生在書中反覆強調他在哈佛醫學院上學時，他的老師埃爾文·塞姆拉德教他的一點，應該向患者學習治療，依賴自己對現實的感知，而不是聽信書本上言之鑿鑿的診斷標準。當一個治療者面對病人時，治療者面對的是一個有各種生活需要和發展潛力的"人"，而不是一個疾病名詞。范德考克醫生在書中寫下了好幾個自己思想的轉變點：因為抗精神藥物的發展，病人一方面獲得了從前無法想像的恢復，能夠脫離長期病房，回到親友身邊；然而，醫院卻逐漸成為了一個"修理站"，醫生成為了一個消滅症狀的"修理工"，在15分鐘內就匆匆開藥給患者，消除他們的焦慮或抑鬱情緒，或者愉快地接受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科學家"，退回自己的實驗室里，認為一切人類努力克服的問題（憤怒、欲望、傲慢、貪婪、懶惰）都只是"障礙"，只要找到適當的化學藥物就能"藥到病除"。然而，范德考克醫生也發現，雖然針對退伍士兵的鎮靜劑、抗抑鬱劑和治療團體幾乎全部無效，而瑜伽卻拯救了他的幾個最嚴重的病人。在針對受過創傷的、有行為問題的兒童的治療中，動物輔助的治療、感官刺激的治療、戲劇輔助和遊戲治療（和預防性團體）、神經反饋治療，都取得了令人無法忽視的效果。這些兒童不僅恢復了信任感和與他人交往的能力，而且在職業上取得了不能忽視的成就。

本書在中國有更深的一層含義。在中國，很多人仍然認為心理治療的理解就是"陪聊"，認為對心理疾病的治療最科學有效的方式是吃藥，這個觀點也被很多精神科醫生所樂見：一方面將非藥物治療神秘化，一方面將藥物治療神聖化。這種心理和藥物治療斷裂的局面，也是現在精神醫學和心理治療之間從教育到職業化之間的長期壁壘的具象化。我國的《精神衛生法》規定：心理諮詢師不能為擁有心理疾病的人進行診斷和治療，只允許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生進行診斷和治療。而實際上，中國的心理諮詢師承擔著幾乎所有的心理治療功能；同時在現存制度中，只有經由醫藥專門學校畢業的人才能通過每個醫院內部的職稱系統成為心理治療師。

而在美國，類似的壁壘則是醫學循證治療（藥物和認知行為治療）以及創新治療之間的爭論。臨床心理研究者和進行精神/心理臨床治療的醫生之間常常互相攻訐：一方譴責對方在治療上任意妄為，不將治療方式局限在僅僅經過實證研究的治療方式中，而採用一些缺乏實證證據的治療方法，對患者不負責任；另一方則譴責對方根本沒有接觸過臨床中複雜的診斷和共病，實證研究對複雜的臨床現象解釋度十分有限。在臨床實踐中，面對一個對傳統療法反應不好的患者，臨床工作者最自然的做法就是採用一些聽說效果很好，但是暫時缺乏實證證據的治療方法。

范德考克醫生作為一個非實證療法和身體-精神療法的早期支持者，自然引起心理學和精神醫學界的恐慌。然而，范德考克醫生提出呼喚，對未經證實的治療方法投入更多的研究經費以及敦促臨床工作者正視自己在臨床工作中的體驗，對未經證實的治療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本書作者作為一個資深的精神科醫生，親身擁抱了精神類藥物治療的發明和興起，在保持了一種實證主義傾向的科學語調的同時，不僅不斷跟蹤著有關研究人類精神領域的最新進展，還努力挖掘非傳統治療方式的可能性。本書把散落在歷史中探索人類精神痛苦的智慧串聯起來，再以現代強調實驗控制的心理學研究的語言將其描述出來（例如有關創傷重演、解離症和當代依戀關係的研究）。古代文學和戲劇描述了人類的創傷和面對創傷的方式，而東方的智慧（例如正念、瑜伽）也為創傷的治療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在各種科學前沿的研究中，表征遺傳學正在改變"先天還是後天"這個傳統心理學問題的回答；而個體化藥物治療正在改變醫療方式；神經科學和人工智慧的發展也在刷新我們對自己的認識。正如基思·斯坦諾維奇在《這才是心理學》中說過：在心理學的進展中，理論的發展並不是如同物理學一樣以一種躍進的方式實現的；心理學的新理論並非全然排斥舊理論，而是更能總結不同狀況的理論。本書中，范德考克醫生統籌各種理論，將歷史上的實驗探索深入淺出地表達出來，使其創傷理論呈現出恢宏的視野和氣度。

在本書中，范德考克醫生藉助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IOM）的一個觀點來表達自己的立場：該所在2001年呼籲臨床工作者運用循證治療方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意味著臨床證據應來源於實證研究、臨床經驗和患者利益的綜合。循證治療方式要求臨床工作者既要重視實證研究，也要真實地感知自己的臨床經歷，同時關注每個患者作為個體的長遠利益。除了疾病本身，現實中複雜的人類困境，是臨床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最大挑戰，也是臨床工作者真正的老師。范德考克醫生從不掩飾自己的擔憂："我無法在這些治療師面前進行一整天的講座教學，因為真正的學習只在行動之中。"

心理創傷不僅僅是一種病理學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貧窮、家庭失能、教育機會不均都是心理創傷的溫床。而促進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正是創傷康復中體現的韌性（resilience）和能動性（agency）。在對抗人類的疾痛和創傷的過程中，我作為一位心理臨床工作者，借范德考克醫生的語言，衷心呼籲心理治療者和醫學治療者兩者放下成見，達成和解，連同患者、患者家屬、教師、社會與各行各業的人士合作，運用多種資源，形成真正的治療同盟，預防心理創傷，促進心理創傷的康復。

非常感謝策劃編輯鄒慧穎、責任編輯馮語嫣的耐心。謝謝編輯們給我機會，翻譯這本書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感謝我的母親和朋友們也在翻譯中給了我很多實際的幫助；我的同學及同行們的鼓勵和支持，也讓我感到我的翻譯是有意義的。沒有你們，這本書是不會出現的。謝謝你們。

李智

2016年4月1日

序言

面對創傷

一個人不需要上過戰場、住過敘利亞或剛果的難民營就有可能遭遇精神創傷。創傷可以發生在我們自己、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家人或鄰居身上。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的研究表明，1/5的美國人在兒童時期被性騷擾；1/4的人被父母毆打後身上留有傷痕；1/3的夫妻或情侶有過身體暴力；1/4的人和有酗酒問題的親戚長大；1/8的人曾目睹過母親被打1。

我們人類真的是一種適應能力超強的物種。自從有歷史記載以來，我們就在不間斷的戰爭、無數的天災或人禍，以及個人生活的暴力與背叛中不斷振作。但創傷總會留下或大或小的痕跡，大至歷史或文化上的傷痕，小至家族中不知不覺世代相傳的陰暗秘密。它們也會在我們的心智和情感、我們體會愉快和親密的能力，甚至在我們的身體和免疫系統中留下痕跡。

心理創傷不僅僅影響那些直接暴露在事件中的人，也影響他們周圍的人。從戰場歸來的軍人也許會以狂怒或冷漠嚇壞他們的家人。丈夫身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他的妻子也很有可能變得抑鬱，而這些抑鬱母親的孩子們很有可能因此而焦慮不安。暴露在家庭暴力中的孩子通常很難在成年時建立穩定、充滿信任的親密關係。

創傷，正如它本身的定義，是難以承受、不能容忍的。大多數的強姦受害者、經歷過戰場的士兵和被性騷擾過的孩子在想起過去的經歷時會極度沮喪不安。他們極力試圖把這些記憶清除出去，努力表現得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繼續生活。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背負著這些恐怖的記憶，以及對自己軟弱、脆弱的羞恥感活下去。

我們當然都希望走出創傷，然而，負責我們基本生存功能的那部分大腦（深藏於我們的理性大腦之下）並不擅長否認記憶。即使創傷性經歷過去了很久，這部分大腦也有可能在一些輕微的危險信號下激活大腦的應激迴路，讓大腦產生大量的壓力荷爾蒙。這會引發負面情感、強烈的生理感受以及衝動的攻擊性行為。這一創傷後應激反應難以理解又勢不可擋。失控，讓創傷的倖存者覺得他們的內心已經徹底損毀，無可救藥。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萌發學醫的念頭時只有14歲，正在參加一個夏令營。我的表兄麥可不讓我睡，整晚都在給我解釋腎臟如何工作，它們如何過濾身體廢物、又重新吸收化學物質，讓機體保持平衡。我被他那奇妙的身體功能描述完全吸引住了。後來，在我醫學訓練的每一步中，無論是我學習外科、心血管，還是兒科，我都認為治療的關鍵是在於了解人體系統是如何工作的。然而，當我開始在精神科輪轉時，我著迷於思維的極端複雜性及人際關係的多樣性，然而精神科醫生卻對他們所治療的問題知之甚少，我被這一極端反差震驚了。我們有朝一日能像了解我們其他器官一樣了解我們的大腦、心智和愛嗎？

顯然，要獲得如此詳細的了解，我們還要進行多年的學科研究。然而，三門新學科的誕生讓有關心理創傷、虐待和忽視的知識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這三個新領域分別是：神經科學，一門研究大腦如何支持思維過程的學科；發展精神病理學，研究逆境對思維和大腦發育的影響；人際神經生物學，研究我們的行為如何影響我們周圍人的情緒、生理和觀念。這三個領域的研究揭示出，創傷會造成實際的生理影響，包括重新調校我們的大腦警報系統、令壓力激素更加活躍、讓報警系統從不相關信息中篩選出與危機相關的信息。我們現在知道，精神創傷會損害大腦感知生理感覺的功能區域，讓我們感受不到生命力。這些變化也解釋了為什麼受過創傷的人對威脅過度反應，不能體驗他們的日常生活。這些知識也幫助我們明白，為什麼受過創傷的人們似乎總是面臨同樣的問題，好像難以從經驗中學習。我們現在知道，他們反覆受挫的行為不是因為他們有道德上的缺陷，或是意志力薄弱，又或是他們的品格不好，而是他們的大腦發生了變化。

我們對精神創傷知識的增長也帶來了新的可能，讓我們可以緩解甚至將創傷帶來的損害恢復。現在，治療創傷可以利用大腦自身的神經可塑性，發展新的方法和體會，幫助倖存者在現實生活中感到活力，從而繼續生活。這些方法從本質上可以概括為三個途徑：①自上而下，通過談話重新與他人建立聯繫，進而了解自我，處理與創傷相關的記憶；②服用藥物，關閉腦中不適當的警報，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來改變大腦組織信息的方式；③自下而上，讓身體深刻地體會與創傷帶來的無助、狂怒或崩潰完全相反的體驗。對每個特定的創傷後倖存者來說，哪一種方式最好，是一個經驗上的問題。就我見過的病人來說，大多數人都需要上述方法的綜合。

這是我一生的事業。我在30年前成立了創傷中心，並且一直以來受到我在創傷中心的同事和學生的支持。我們一起治療過幾千個受過精神創傷的兒童和成年人：他們之中包括兒童虐待、自然災害、戰爭、意外和人口販賣的受害者，以及那些被熟人或陌生人傷害的人。一直以來，我們都以每周一次的頻率跟我們所有的患者及治療小組深入討論病情，仔細地追蹤不同治療方式對於不同個體的效果。

我們的主要任務是照顧好那些來尋求治療的兒童和成年人，但我們從一開始也致力於研究創傷後壓力在不同人群中的影響，以及每種治療方式最適合的對應人群。我們一直以來都受到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及其下屬的補充療法和替代醫學中心、國家疾病控制預防中心以及一些私人基金的資助，我們探索各種不同的治療方式，包括藥物治療、談話治療、瑜伽治療、眼動脫敏與再處理治療技術（EMDR）、戲劇治療和神經反饋治療（Neuro Feedback Treatment）。

治療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讓人學會控制以往創傷的痕跡，重新掌控他們的人生。對話、理解、增強人際關係，這些都是有所幫助的，藥物也可以抑制過分活躍的報警系統。但我們也會看到，創傷的痕跡也能通過新的身體體驗，轉化為那些與無力、憤怒和崩潰的創傷經歷完全相反的體驗，讓人們重獲自我控制。我沒有治療方式的偏好，因為沒有任何一種治療方式適合所有人，但我使用過書本介紹的所有治療方式。每一種治療方式都可以給患者帶來深刻的變化，但這些治療技術的效果取決於特定的問題和不同的人。

本書既是一本指南，也是一個邀請。請讓我們正視精神創傷的現實，一起探究如何更好地治療創傷，並作為一個社會整體做出承諾：盡一切努力預防創傷。

作者簡介

巴塞爾·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

世界知名心理創傷治療大師，位於布魯克林的創傷中心的創始人和醫療主管。他也是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的精神科教授、國家創傷綜合徵治療聯盟（National Complex Trauma Treatment Network）的主任。他經常在世界各地教學，主要在波士頓工作和生活。

譯者簡介

李智，

臨床學徒。在法律和精神健康問題的交叉處摸爬滾打。目前旅居荷蘭。好奇心旺盛，關注跨文化、社會平等、醫療及精神健康議題，兼作譯者。

名人推薦

本書是一部傑作。作者范德考克通過充分呈現他人工作中令人信服的證據，連同他自己的開拓性探索以及在此過程中獲取的經驗，證實了身體會記錄創傷的經歷。除此之外，他開發了一套藉助瑜伽、運動和戲劇表演的方法，巧妙地將人們的身體和心靈聯繫起來。

-- 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

正念減壓力療法創始人，麻薩諸塞大學醫學院榮譽教授，《正念：此刻是一枝花》作者

這部傑作是我讀過的針對創傷的作品之中最有智慧也最有用的一部。范德考克博士的天才在於綜合了臨床病例、神經科學、強大的治療工具和人性化關懷，令創傷的治療方法踏上了一個新台階。

-- 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

正念禪修大師，《踏上心靈幽徑》作者

范德考克博士這部大師之作將科學家無疆的好奇心、學者的博學和講真話者的激情融為一體。

-- 朱迪思·赫爾曼（Judith Herman)

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臨床教授，《創傷與復原》作者

本書是一本為一般讀者提供的書籍，它處在科學前沿，並提供了大量科學方式，幫助人們理解創傷的複雜影響，減輕痛苦，並且超越生存，蓬勃發展。

-- 丹尼爾·西格爾（Daniel J. Siegel）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臨床教授，

《全腦教養法》《去情緒化管教》作者

本書是一本清晰的、引人入勝的書，一旦拿起就很難放下，而且充滿了令人震撼的病歷和歷史背景。這本書描寫了過去30年裡一系列最重要的、最具爭議的心理健康的突破性進展。

-- 諾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

著名科學作家，《重塑大腦，重塑人生》作者

作者研究了大量治療方式，向讀者展示如何掌控治療過程、重新獲得安全感、並找到自己的方式走出痛苦的泥沼。

-- 弗朗辛·夏皮羅（Francine Shapiro）EMDR治療創始人，加州心理研究所榮譽高級研究員，

《讓往事隨風而逝》作者

這部重要的書結合了正在發展中的創傷神經科學研究、正在萌芽的以身體為導向的治療熱潮以及傳統的心身治療實踐，超越了緩解症狀本身，將我們和自身活力以及此時此刻的存在重新聯結在一起。

-- 彼得·萊文（Peter A. Levine）

身體體驗療法創始人，《喚醒老虎》作者

書中所述原則、所列數據，幾乎都是當代心理創傷干預的金科玉律和研究精華。而對於經歷過心理創傷或發展性創傷的當事人，我更會真誠推薦你閱讀本書。本書會讓你了解在你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創傷改變了什麼，以及至少在原則上，什麼樣的治療或干預能夠真正幫助你療愈這些創傷。

-- 清流

留美心理諮詢師，知乎大V

身體從未忘記：心理創傷療愈中的大腦、心智和身體

基本介紹

目錄

推薦序

譯者序

序言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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