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位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老人的回憶錄，記錄了其八十幾年的人生之路及教育生涯的不凡過往。
基本介紹
- 書名：跨世紀的教育情懷
- 出版社：7-5476-,D_7-5476-
- 頁數：102頁
- 開本：16
- 定價：33.00
- 作者：吳大年
- 出版日期：2011年5月3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7605127
- 品牌：上海遠東出版社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跨世紀的教育情懷》是一位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的老人吳大年女士的回憶錄，記錄了其八十幾年的人生之路及教育生涯的不凡過往。作者的記述不但忠實而且給讀者一種襦褪廉立的鼓勵，這是最可寶貴的貢獻。能對我國的教育事業有所助益。
圖書目錄
序 何兆武
一、國小和中學（1932—1941.7）
小難民自述/1
1.再會吧！首都/1
2.鄉村生活/2
3.警報傳來/3
4.揚子江上/4
5.和州一度失陷記/4
6.皖省的農村情形/6
7.握著了光明之燈/7
8.三百餘里的崎嶇路/7
9.公路上/15
10.登入後/20
11.在大武漢的懷抱中/22
12.月色皎潔下脫離了大武漢的懷抱/25
13.粵漢車上/26
14.在湘省逗留的片刻/27
15.西南公路上/29
16.目的地到了/35
作者的話/37
附1 《小難民自述》序 冰心/37
附2 《小難民自述》是怎樣刊出的 方豪/38
附3 吳大年和《小難民自述》 吳海雲/39
我心中的南京鼓樓國小/46
殘缺而完整的中學時代/50
二、大學生活（1941.9—1945.7）
憶母校西南聯大/54
1.不尋常的開端/54
2.學術自由的氛圍/55
3.言傳身教的老師/57
4.南院生活點滴/59
5.結束語/60
到圭山去/61
我在西南聯大接觸的一個中共地下組織——“文化小組”/64
1.茶館談話/64
2.小組成員/65
3.活動特色/67
4.背影遠去/70
三、教師生涯（1945.9—1956.10）
風雨同舟在春城/72
附1 引導我們走上革命道路的好老師——回憶錢聞、吳大年先生 楊振鐸/76
附2 一年受教 終生難忘——記吳大年、錢聞兩位老師 段成鵬/78
憶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常州師範學校/81
瑣記芳暉女中/88
教師，閃光的職業/95
四、十年動亂中（1966—1976）
江蘇勞大遇險記/97
“文革”期間我在農村接受“再教育”/102
1.動員下放/102
2.領導的威風/104
3.在生產隊的養雞房安家/105
4.鄉村夜路/108
5.磨礪/110
6.自力更生/112
7.知青之家/113
8.讀書學習/117
9.株連與抗爭/122
10.告別金湖/125
金湖縣黎城農技校創辦始末/126
“文革”後期在揚師/134
五、機關工作瑣憶
上世紀80年代師範教育工作回顧/144
賀通師建校90周年/164
情系教壇三園丁——記王蘭、斯霞、李吉林/168
1.王蘭/168
2.斯霞/169
3.李吉林/171
我所知道的古棵先生/174
從吳天石的兩張舊照片說起/178
我和方非/188
後記
一、國小和中學（1932—1941.7）
小難民自述/1
1.再會吧！首都/1
2.鄉村生活/2
3.警報傳來/3
4.揚子江上/4
5.和州一度失陷記/4
6.皖省的農村情形/6
7.握著了光明之燈/7
8.三百餘里的崎嶇路/7
9.公路上/15
10.登入後/20
11.在大武漢的懷抱中/22
12.月色皎潔下脫離了大武漢的懷抱/25
13.粵漢車上/26
14.在湘省逗留的片刻/27
15.西南公路上/29
16.目的地到了/35
作者的話/37
附1 《小難民自述》序 冰心/37
附2 《小難民自述》是怎樣刊出的 方豪/38
附3 吳大年和《小難民自述》 吳海雲/39
我心中的南京鼓樓國小/46
殘缺而完整的中學時代/50
二、大學生活（1941.9—1945.7）
憶母校西南聯大/54
1.不尋常的開端/54
2.學術自由的氛圍/55
3.言傳身教的老師/57
4.南院生活點滴/59
5.結束語/60
到圭山去/61
我在西南聯大接觸的一個中共地下組織——“文化小組”/64
1.茶館談話/64
2.小組成員/65
3.活動特色/67
4.背影遠去/70
三、教師生涯（1945.9—1956.10）
風雨同舟在春城/72
附1 引導我們走上革命道路的好老師——回憶錢聞、吳大年先生 楊振鐸/76
附2 一年受教 終生難忘——記吳大年、錢聞兩位老師 段成鵬/78
憶20世紀50年代前期的常州師範學校/81
瑣記芳暉女中/88
教師，閃光的職業/95
四、十年動亂中（1966—1976）
江蘇勞大遇險記/97
“文革”期間我在農村接受“再教育”/102
1.動員下放/102
2.領導的威風/104
3.在生產隊的養雞房安家/105
4.鄉村夜路/108
5.磨礪/110
6.自力更生/112
7.知青之家/113
8.讀書學習/117
9.株連與抗爭/122
10.告別金湖/125
金湖縣黎城農技校創辦始末/126
“文革”後期在揚師/134
五、機關工作瑣憶
上世紀80年代師範教育工作回顧/144
賀通師建校90周年/164
情系教壇三園丁——記王蘭、斯霞、李吉林/168
1.王蘭/168
2.斯霞/169
3.李吉林/171
我所知道的古棵先生/174
從吳天石的兩張舊照片說起/178
我和方非/188
後記
文摘
3.言傳身教的老師
聯大老師們在抗日戰爭極端艱苦的歲月里，在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差的環境中，那種執著的堅守和無私的敬業精神，令每一個同學都十分欽佩；他們的淵博知識和各具特色的教學風格，也使我們受益良多。在我所選的課程中，有多位老師讓我終生難忘。
大一期間，我選過陳岱孫先生的經濟學概論。在為新生開的社會科學基礎課中，選陳先生這門課的同學特別多，因此安排在昆華中學一間樓上的大教室里上課。陳先生總是在上課前就等在樓梯口踱步，上課鈴一響，他立即走進教室，從後排走向前排上講台授課。陳先生授課嚴謹周密，他規定做作業必須用統一規格的紙張，並要求我們把作業紙對摺起來，在封面的右上角寫上系別、年級、姓名、學號，交作業時，把有字的一面朝上再向里對摺。而當作業發下來時，我們又會發現陳先生的打分總是端端正正地寫在封面右上角我們寫著姓名、學號的下方。這看似小事一樁，但仔細回想，陳先生對我們的嚴謹要求又豈僅止於一紙經濟學概論的作業！
雷海宗先生是我們歷史系的系主任。和雷先生最初的接觸是在選課之時，按照學校規定，選課表須系主任簽字。為便於學生選課，各系主任（除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外）都坐在新校舍的大圖書館裡。我記得雷先生總是坐在圖書館東頭靠走道的一張長桌邊，當我們把選課表交給他時，他認真審閱，非常和氣地問上幾句話，然後簽字。雷先生學貫中西，功力深厚，能開中國史課，也能開世界史課。選雷先生課的同學很多，甚至有外系的，我到三年級時選了雷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以前我對世界中古史沒什麼興趣，選這門課是考慮到它與世界近代史的銜接，而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為了想聽雷先生的課。他講課時從不帶講稿，但每堂課的講授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語言簡練生動，沒有一句多餘的話。他對歷史上每一事件、每個人名地名，甚至每個人物的生卒年月都記得一清二楚，從無半點差錯。他一邊講一邊板書，等他講完最後一句話，下課鐘聲也剛好響起。一堂課下來，我們記的筆記總是一大沓，只要我們記得完整，課後完全無需整理。雷先生認真的教學態度和極高的教學水平不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予我日後教學工作積極的影響和鞭策作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在江蘇省教育廳工作時，一次偶然得知雷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坎坷遭遇，心情異常沉重。2∞6年初，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徐百柯寫的《雷海宗——歷史的碎片》一文，讀後更是感慨萬端。文章在評價雷先生的學術成就時有這樣一句話：“史學大家何炳棣上世紀30年代求學於清華歷史系。他認為，由於近20年來學界對陳寅恪的研究和討論十分熱烈，目前不少學人認為陳寅恪是所謂‘清華歷史學派’的核心，但‘事實上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絕不是以陳寅恪為核心的’。”在簡略介紹上世紀30年代清華歷史系的情況時，該文再一次引用何炳棣先生的話：“當時陳寅恪先生最精於考據，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綜合，系主任蔣廷黻先生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考據與綜合併重，更偏重綜合。”對學術問題我不敢妄加評論，但作為昔日雷海宗先生的一名學生，我認為何先生以他上世紀30年代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所作出的評價應該是客觀公正的，也是可以信服的。
大二開設的中國近代史是歷史系的必修課，由邵循正教授講授。邵先生當時身體不太好，講課時聲音不高，我和同學們總是早早地趕到教室去，希望能夠坐在前幾排，可以聽得清楚些。邵先生學識淵博，會多國語言，甚至連蒙古語也懂。但不知出於何種考量，邵先生的課從1840年鴉片戰爭講起，講到戊戌變法就沒再講下去了，令人遺憾和困惑不解。不過，在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的50年中，邵先生把當時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帝國主義的血腥侵略、中華民族的備受欺凌和屈辱，以及中國人民的苦難和抗爭都講得非常詳細，所引述的資料也很豐富。在中國近代史的課堂上，氣氛顯得特別肅靜甚至沉重。我感到，邵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課不僅是歷史課，用現時的話說也是成功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課。我覺得邵先生是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傾注到教學中去了！我特別喜歡這門課，課餘還在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參考書和資料，製作了很多卡片，在歷史知識和思想認識方面均收穫頗豐。1986年2月，我參加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在廣州召開的全國師範教育處長會議，會後途經虎門，參觀了林則徐當年抗英軍的指揮所和炮台，看到銷毀鴉片的大石灰池。沿小徑走向林間深處，又看到一座約一人高的土墳堆，墳前豎立著一塊石碑，上書“節兵義墳”四個繁體字，因“節”和“義”為兩個錯字，史家據以考證此墳是當年民眾為埋葬戰爭中犧牲者所建。面對鴉片戰爭的遺址，我耳邊似又迴響起邵先生講課時那低沉而富有感染力的聲音，林則徐虎門銷煙、關天培率軍死戰、三元里民眾抗英等等，這些都是邵先生當年詳細講述過的。風聲過處，我重新感受著歷史老人那沉重的步履和深邃的目光。
到了大四，我們要用一年時間寫畢業論文。大三時我選修過劉崇鉉教授的西洋近世史，這也是歷史系的一門必修課。我對這門課中俄國19世紀的一段歷史特別感興趣，就想請劉先生做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我的同學沈鎰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我們就一起去找劉先生，他約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到他家裡去面談。劉先生隻身一人住在一座舊樓上，房間裡陳設非常簡單。劉先生很和藹，聽了我們的請求後，表示很高興做我們的導師，並建議我們各自選擇一位俄國19世紀的著名作家，從其作品中去研究俄國19世紀的社會。這真是個奇妙而有趣的課題，我決定選屠格涅夫的作品，論文題目是《從屠格涅夫的小說看19世紀的俄國》；沈鎰則寫《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看19世紀的俄國》。其間，劉先生要求我們多看書，鼓勵我們自己去思考，我們在他的精心指導下順利完成了畢業論文。
四年的大學生活，我們從聯大老師們身上學到了什麼？我的親身感受是：他們不僅向我們傳授知識，引導我們獨立思考，還在細微末節處教以做人之道，幫助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4.南院生活點滴
聯大女生宿舍是原來的昆華中學南院，簡稱“南院”。這裡原本是一所祠堂，名為“岑公祠”，雖然破舊，但面積相當大，大小庭院錯落，房舍還真不少，院子裡長著些花草樹木，比男生宿舍的條件要好得多。我剛進聯大時，宿舍大門開在文林街上，1943年，靠文林街的一部分房屋讓給聯大附中，女生宿舍的面積就小多了，大門也改到了錢局街，但宿舍仍很整齊潔淨。
我住南院四年期間，曾搬過四次房間，從八人一間房到兩人一間房，從睡上下鋪到單人床，條件逐年改善。特別到三年級時，我們搬到了另一個院子，這裡住宿條件很好，東西兩側各有一排兩層樓房，我住到了西邊樓上，是四人一間房。我的床挨著窗子，窗下放著一張課桌，我們幾個同學用白報紙把窗戶糊好，房間裡顯得窗明几淨。值得一提的是，窗外有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在樹影婆娑映印中，更使得這間宿舍顯得幽靜雅致。那時昆明已很少有空襲警報，我的外祖父母家本來避居鄉間，此時也已搬到城裡，就住在錢局街。我貪圖宿舍安靜好看書，連暑假都很少回去。然而，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那扇沒有玻璃糊著白報紙的窗和窗外那棵大樹竟是這間宿舍不安全的隱患。我們這排宿舍的牆外就是錢局街，小偷只要攀上圍牆上樹，那是很容易得手的。終於在一個周六晚上，我正好不在房間裡，小偷從窗外伸手偷走了我床上的棉被。我那時家境貧寒，家裡一時無力為我添置棉被，我只好“打游擊”，有時回家去睡，有時和同學擠一床。直到上大四，母親才為我準備好棉被，我才又“安居”下來。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一向強調“學生自治”，我們沒有班主任、輔導員和什麼女生指導之類，但一切都自治自理得很好，同學們在聯大那種獨特的氛圍里養成了自尊自重自覺和自律的好品行。例如學生一伙食就是學生自辦，我們組成膳食委員會，定期公布賬目，並每天都安排同學到食堂里“值廚”。但畢竟靠領貸金吃飯的人多，加之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物資供應極差，吃霉米或遇飯里摻砂子的情況早已多見不怪。葷菜是極少見的，飯菜數量又不足，有時下第四節課回來，常常就吃不上飯菜了，於是同飯桌的同學便為上第四節課的同學留好飯菜。記得有一次我上完第四節課趕到飯廳時，一位同學已拿我的茶缸留了飯菜，我高興地端起茶缸就吃，哪知越吃越覺得有股異味，直想嘔吐。奇怪之餘，我把飯菜翻到底查看，原來是早晨刷牙時殘留的牙膏還在杯底，引來滿桌同學爆笑不止。三年級時，女生宿舍有兩位在傳達室服務的女工在飯廳門口為同學們炒雞蛋飯，一碗飯打上個雞蛋再加上點蔥花，也花不了幾個錢，同學們有時便以此改善一伙食。女生宿舍附近西倉坡處每天有一個早市，有人在早市上賣“燒餌塊”，橢圓形的一片餌塊在炭火上烤熟了，抹上辣醬，再包上根油條，也是我們女同學解饞時愛吃的。
在南院，尤其是從大三起就住的那個大院子，有一些激盪人心的往事值得回味。 在月色朦朧的夜晚，我喜歡和一些知心同學手挽著手地在院子裡漫步，我們往往不知疲憊地走了一圉又一圈，議當時的形勢，談各自的理想。大四寫畢業論文期間，我和沈鎰常坐在宿舍門前大樹下看書，她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我講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諾夫和愛倫娜，還激情朗讀他的散文詩《門檻》，那個敢於鬥爭、敢於獻身的俄羅斯女郎的形象深深地感動著我，並從此牢牢鐫刻在我的腦海中。
進入1944年，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在國民黨統治區新的民主運動高潮正在孕育成熟，聯大新校舍的校園也越來越不平靜。我和一些女同學經常匆匆忙忙趕到新校舍去參加進步晚會，哪怕教室里人再多也要硬擠進去，會後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回到宿舍，並常常暢談到深夜。接著，中共地下黨的油印刊物在女同學中傳看，我從歷史系女同學陳雪君手裡拿到這些秘密刊物，也曾在她的房間或到新校舍後面的小紅山上閱讀議論。1944年下半年，女同學會改選，在歷史系進步女同學馬如瑛那間光線略顯暗淡的房間裡，我們幾個同學熱烈地討論，為她競選出謀劃策，後來她競選成功，當選為這一屆女同學會主席。女同學會主辦的壁報也隨即作了人員調整，我參加了壁報的編輯出版工作，我們的壁報《南苑》就張貼在大院子旁邊走道的迴廊上。作為壁報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我，在畢業前夕編完了這一學年最後一期壁報。在這個院子東樓的一間宿舍里，我曾和陳雪君、馬岱華等幾個同學討論“民青”（即後來的“民青”二支）章程，並參加了“民青”組織。而在此之前，我已和地下黨取得聯繫，並參與一些秘密活動。
我在聯大的學習生活結束了。
P57-60
聯大老師們在抗日戰爭極端艱苦的歲月里，在工作和生活條件都極差的環境中，那種執著的堅守和無私的敬業精神，令每一個同學都十分欽佩；他們的淵博知識和各具特色的教學風格，也使我們受益良多。在我所選的課程中，有多位老師讓我終生難忘。
大一期間，我選過陳岱孫先生的經濟學概論。在為新生開的社會科學基礎課中，選陳先生這門課的同學特別多，因此安排在昆華中學一間樓上的大教室里上課。陳先生總是在上課前就等在樓梯口踱步，上課鈴一響，他立即走進教室，從後排走向前排上講台授課。陳先生授課嚴謹周密，他規定做作業必須用統一規格的紙張，並要求我們把作業紙對摺起來，在封面的右上角寫上系別、年級、姓名、學號，交作業時，把有字的一面朝上再向里對摺。而當作業發下來時，我們又會發現陳先生的打分總是端端正正地寫在封面右上角我們寫著姓名、學號的下方。這看似小事一樁，但仔細回想，陳先生對我們的嚴謹要求又豈僅止於一紙經濟學概論的作業！
雷海宗先生是我們歷史系的系主任。和雷先生最初的接觸是在選課之時，按照學校規定，選課表須系主任簽字。為便於學生選課，各系主任（除工學院和師範學院外）都坐在新校舍的大圖書館裡。我記得雷先生總是坐在圖書館東頭靠走道的一張長桌邊，當我們把選課表交給他時，他認真審閱，非常和氣地問上幾句話，然後簽字。雷先生學貫中西，功力深厚，能開中國史課，也能開世界史課。選雷先生課的同學很多，甚至有外系的，我到三年級時選了雷先生的世界中古史。以前我對世界中古史沒什麼興趣，選這門課是考慮到它與世界近代史的銜接，而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為了想聽雷先生的課。他講課時從不帶講稿，但每堂課的講授內容豐富，條理清晰，語言簡練生動，沒有一句多餘的話。他對歷史上每一事件、每個人名地名，甚至每個人物的生卒年月都記得一清二楚，從無半點差錯。他一邊講一邊板書，等他講完最後一句話，下課鐘聲也剛好響起。一堂課下來，我們記的筆記總是一大沓，只要我們記得完整，課後完全無需整理。雷先生認真的教學態度和極高的教學水平不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予我日後教學工作積極的影響和鞭策作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在江蘇省教育廳工作時，一次偶然得知雷先生在上世紀50年代的坎坷遭遇，心情異常沉重。2∞6年初，我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徐百柯寫的《雷海宗——歷史的碎片》一文，讀後更是感慨萬端。文章在評價雷先生的學術成就時有這樣一句話：“史學大家何炳棣上世紀30年代求學於清華歷史系。他認為，由於近20年來學界對陳寅恪的研究和討論十分熱烈，目前不少學人認為陳寅恪是所謂‘清華歷史學派’的核心，但‘事實上30年代的清華歷史系絕不是以陳寅恪為核心的’。”在簡略介紹上世紀30年代清華歷史系的情況時，該文再一次引用何炳棣先生的話：“當時陳寅恪先生最精於考據，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綜合，系主任蔣廷黻先生專攻中國近代外交史，考據與綜合併重，更偏重綜合。”對學術問題我不敢妄加評論，但作為昔日雷海宗先生的一名學生，我認為何先生以他上世紀30年代的親身經歷和感受所作出的評價應該是客觀公正的，也是可以信服的。
大二開設的中國近代史是歷史系的必修課，由邵循正教授講授。邵先生當時身體不太好，講課時聲音不高，我和同學們總是早早地趕到教室去，希望能夠坐在前幾排，可以聽得清楚些。邵先生學識淵博，會多國語言，甚至連蒙古語也懂。但不知出於何種考量，邵先生的課從1840年鴉片戰爭講起，講到戊戌變法就沒再講下去了，令人遺憾和困惑不解。不過，在從鴉片戰爭到戊戌變法的50年中，邵先生把當時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帝國主義的血腥侵略、中華民族的備受欺凌和屈辱，以及中國人民的苦難和抗爭都講得非常詳細，所引述的資料也很豐富。在中國近代史的課堂上，氣氛顯得特別肅靜甚至沉重。我感到，邵先生的中國近代史課不僅是歷史課，用現時的話說也是成功的愛國主義思想教育課。我覺得邵先生是把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傾注到教學中去了！我特別喜歡這門課，課餘還在圖書館查閱了大量的參考書和資料，製作了很多卡片，在歷史知識和思想認識方面均收穫頗豐。1986年2月，我參加教育部師範教育司在廣州召開的全國師範教育處長會議，會後途經虎門，參觀了林則徐當年抗英軍的指揮所和炮台，看到銷毀鴉片的大石灰池。沿小徑走向林間深處，又看到一座約一人高的土墳堆，墳前豎立著一塊石碑，上書“節兵義墳”四個繁體字，因“節”和“義”為兩個錯字，史家據以考證此墳是當年民眾為埋葬戰爭中犧牲者所建。面對鴉片戰爭的遺址，我耳邊似又迴響起邵先生講課時那低沉而富有感染力的聲音，林則徐虎門銷煙、關天培率軍死戰、三元里民眾抗英等等，這些都是邵先生當年詳細講述過的。風聲過處，我重新感受著歷史老人那沉重的步履和深邃的目光。
到了大四，我們要用一年時間寫畢業論文。大三時我選修過劉崇鉉教授的西洋近世史，這也是歷史系的一門必修課。我對這門課中俄國19世紀的一段歷史特別感興趣，就想請劉先生做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我的同學沈鎰也有同樣的想法，於是，我們就一起去找劉先生，他約我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到他家裡去面談。劉先生隻身一人住在一座舊樓上，房間裡陳設非常簡單。劉先生很和藹，聽了我們的請求後，表示很高興做我們的導師，並建議我們各自選擇一位俄國19世紀的著名作家，從其作品中去研究俄國19世紀的社會。這真是個奇妙而有趣的課題，我決定選屠格涅夫的作品，論文題目是《從屠格涅夫的小說看19世紀的俄國》；沈鎰則寫《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看19世紀的俄國》。其間，劉先生要求我們多看書，鼓勵我們自己去思考，我們在他的精心指導下順利完成了畢業論文。
四年的大學生活，我們從聯大老師們身上學到了什麼？我的親身感受是：他們不僅向我們傳授知識，引導我們獨立思考，還在細微末節處教以做人之道，幫助我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4.南院生活點滴
聯大女生宿舍是原來的昆華中學南院，簡稱“南院”。這裡原本是一所祠堂，名為“岑公祠”，雖然破舊，但面積相當大，大小庭院錯落，房舍還真不少，院子裡長著些花草樹木，比男生宿舍的條件要好得多。我剛進聯大時，宿舍大門開在文林街上，1943年，靠文林街的一部分房屋讓給聯大附中，女生宿舍的面積就小多了，大門也改到了錢局街，但宿舍仍很整齊潔淨。
我住南院四年期間，曾搬過四次房間，從八人一間房到兩人一間房，從睡上下鋪到單人床，條件逐年改善。特別到三年級時，我們搬到了另一個院子，這裡住宿條件很好，東西兩側各有一排兩層樓房，我住到了西邊樓上，是四人一間房。我的床挨著窗子，窗下放著一張課桌，我們幾個同學用白報紙把窗戶糊好，房間裡顯得窗明几淨。值得一提的是，窗外有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在樹影婆娑映印中，更使得這間宿舍顯得幽靜雅致。那時昆明已很少有空襲警報，我的外祖父母家本來避居鄉間，此時也已搬到城裡，就住在錢局街。我貪圖宿舍安靜好看書，連暑假都很少回去。然而，讓我們始料未及的是，那扇沒有玻璃糊著白報紙的窗和窗外那棵大樹竟是這間宿舍不安全的隱患。我們這排宿舍的牆外就是錢局街，小偷只要攀上圍牆上樹，那是很容易得手的。終於在一個周六晚上，我正好不在房間裡，小偷從窗外伸手偷走了我床上的棉被。我那時家境貧寒，家裡一時無力為我添置棉被，我只好“打游擊”，有時回家去睡，有時和同學擠一床。直到上大四，母親才為我準備好棉被，我才又“安居”下來。
聯大對學生的管理一向強調“學生自治”，我們沒有班主任、輔導員和什麼女生指導之類，但一切都自治自理得很好，同學們在聯大那種獨特的氛圍里養成了自尊自重自覺和自律的好品行。例如學生一伙食就是學生自辦，我們組成膳食委員會，定期公布賬目，並每天都安排同學到食堂里“值廚”。但畢竟靠領貸金吃飯的人多，加之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物資供應極差，吃霉米或遇飯里摻砂子的情況早已多見不怪。葷菜是極少見的，飯菜數量又不足，有時下第四節課回來，常常就吃不上飯菜了，於是同飯桌的同學便為上第四節課的同學留好飯菜。記得有一次我上完第四節課趕到飯廳時，一位同學已拿我的茶缸留了飯菜，我高興地端起茶缸就吃，哪知越吃越覺得有股異味，直想嘔吐。奇怪之餘，我把飯菜翻到底查看，原來是早晨刷牙時殘留的牙膏還在杯底，引來滿桌同學爆笑不止。三年級時，女生宿舍有兩位在傳達室服務的女工在飯廳門口為同學們炒雞蛋飯，一碗飯打上個雞蛋再加上點蔥花，也花不了幾個錢，同學們有時便以此改善一伙食。女生宿舍附近西倉坡處每天有一個早市，有人在早市上賣“燒餌塊”，橢圓形的一片餌塊在炭火上烤熟了，抹上辣醬，再包上根油條，也是我們女同學解饞時愛吃的。
在南院，尤其是從大三起就住的那個大院子，有一些激盪人心的往事值得回味。 在月色朦朧的夜晚，我喜歡和一些知心同學手挽著手地在院子裡漫步，我們往往不知疲憊地走了一圉又一圈，議當時的形勢，談各自的理想。大四寫畢業論文期間，我和沈鎰常坐在宿舍門前大樹下看書，她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我講屠格涅夫《前夜》中的英沙諾夫和愛倫娜，還激情朗讀他的散文詩《門檻》，那個敢於鬥爭、敢於獻身的俄羅斯女郎的形象深深地感動著我，並從此牢牢鐫刻在我的腦海中。
進入1944年，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在國民黨統治區新的民主運動高潮正在孕育成熟，聯大新校舍的校園也越來越不平靜。我和一些女同學經常匆匆忙忙趕到新校舍去參加進步晚會，哪怕教室里人再多也要硬擠進去，會後帶著無比興奮的心情回到宿舍，並常常暢談到深夜。接著，中共地下黨的油印刊物在女同學中傳看，我從歷史系女同學陳雪君手裡拿到這些秘密刊物，也曾在她的房間或到新校舍後面的小紅山上閱讀議論。1944年下半年，女同學會改選，在歷史系進步女同學馬如瑛那間光線略顯暗淡的房間裡，我們幾個同學熱烈地討論，為她競選出謀劃策，後來她競選成功，當選為這一屆女同學會主席。女同學會主辦的壁報也隨即作了人員調整，我參加了壁報的編輯出版工作，我們的壁報《南苑》就張貼在大院子旁邊走道的迴廊上。作為壁報主要負責人之一的我，在畢業前夕編完了這一學年最後一期壁報。在這個院子東樓的一間宿舍里，我曾和陳雪君、馬岱華等幾個同學討論“民青”（即後來的“民青”二支）章程，並參加了“民青”組織。而在此之前，我已和地下黨取得聯繫，並參與一些秘密活動。
我在聯大的學習生活結束了。
P57-60
後記
本書匯錄的文稿，除《小難民自述》寫於1938年，其餘大部分均在近幾年內完成，有些還在報刊上正式發表過。換言之，從13歲到80多歲，真正屬於我自己的“寫作”，其實只處在人生的兩個頂端。
72年前，冰心先生在《小難民自述序》里說：“……從13歲寫起，至少自己要希望再繼續寫作50年，這不過是個萌芽，是個啟明星，濃密的樹蔭，燦爛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後的。”這些勉勵之詞，對於一個愛讀好寫的小女孩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鞭策。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益世報》記者李南江領著我到冰心先生家中拜訪的情景，記得先生那和藹的面容、親切的微笑和諄諄的寄語。遺憾的是，我後來沒有像冰心先生所希望的那樣成為一名女作家，而是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這也不奇怪，對於生長在戰亂頻頻、社會動盪的那一代莘莘學子而言，個人的志向和擇業總是與時代洪流息息相關，往往由不得自己來定奪，這或許是後來我們這個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普遍都有的一種感受吧。
搞了一輩子教育，雖常有碌碌無為之感，但覺往事並非都如過眼雲煙。我的國小、中學與大學時代經歷了抗日戰爭全過程，與我朝夕相處_的一些師長和同學中，就不乏為了民族解放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人。我20歲從西南聯大畢業後走上講台成了一名教師，伴隨著此後風雨兼程、曲折漫長的教育生涯，又有多少我所熟知的學生、同事和朋友為了追求光明與新生而赴湯蹈火？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而披荊斬棘、無私奉獻？這些可歌可泣的人與事，加上我自己在戰爭時期、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等各個不同歷史階段所親歷的那些刻骨銘心的人與事，以及體味其中的那些苦澀與甘甜、迷惘與探尋、徘徊與奮起之種種心得感悟，讓我愈到晚景愈縈繞腦際、思之難忘，乃至夜不成眠、揮之不去。於是我自問：該不該把這些記述下來緬懷留存，以供後輩點滴啟發？
我以為，但凡一個飽經滄桑的人憶述當年職業之路，無不將其作為一種人生追求和一種精神境界對待，且深深打上時代之烙印，而被視為人類最崇高事業之一的教育更亦然。這些年，在出版業和讀書界，一些出自有較深閱歷的普通人之手的回憶錄頗受到學者關注和讀者青睞，這種既具史料價值意義又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書寫模式，對於我這個愛讀閒書的人而言，不啻為深刻而有力之啟示：個體如涓涓細流般的細節，可作為整體宏大敘事之重要註解。
感謝上蒼賜予我一副好記性和一定的精神體力，使我在耄耋之年尚可竭盡餘力，拿起筆來回顧自己平凡、坎坷的教育人生。當然，一滴水能否真正反映出時代變遷軌跡的些許光影，需由讀者加以評判，但能客觀敘述過往經歷，實話實說該表達的意思，這是自己在斜陽照耀下努力耕作後似可聊以慰藉的。本書完稿後，承蒙西南聯大學長何兆武兄為我寫序，值此付梓之際，誠致謝意！
吳大年
辛卯年夏於金陵寓所
72年前，冰心先生在《小難民自述序》里說：“……從13歲寫起，至少自己要希望再繼續寫作50年，這不過是個萌芽，是個啟明星，濃密的樹蔭，燦爛的日中，是要在三四十年後的。”這些勉勵之詞，對於一個愛讀好寫的小女孩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鞭策。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記得《。益世報》記者李南江領著我到冰心先生家中拜訪的情景，記得先生那和藹的面容、親切的微笑和諄諄的寄語。遺憾的是，我後來沒有像冰心先生所希望的那樣成為一名女作家，而是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教育工作者。這也不奇怪，對於生長在戰亂頻頻、社會動盪的那一代莘莘學子而言，個人的志向和擇業總是與時代洪流息息相關，往往由不得自己來定奪，這或許是後來我們這個年齡段的知識分子普遍都有的一種感受吧。
搞了一輩子教育，雖常有碌碌無為之感，但覺往事並非都如過眼雲煙。我的國小、中學與大學時代經歷了抗日戰爭全過程，與我朝夕相處_的一些師長和同學中，就不乏為了民族解放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人。我20歲從西南聯大畢業後走上講台成了一名教師，伴隨著此後風雨兼程、曲折漫長的教育生涯，又有多少我所熟知的學生、同事和朋友為了追求光明與新生而赴湯蹈火？為了祖國的教育事業而披荊斬棘、無私奉獻？這些可歌可泣的人與事，加上我自己在戰爭時期、和平建設、改革開放等各個不同歷史階段所親歷的那些刻骨銘心的人與事，以及體味其中的那些苦澀與甘甜、迷惘與探尋、徘徊與奮起之種種心得感悟，讓我愈到晚景愈縈繞腦際、思之難忘，乃至夜不成眠、揮之不去。於是我自問：該不該把這些記述下來緬懷留存，以供後輩點滴啟發？
我以為，但凡一個飽經滄桑的人憶述當年職業之路，無不將其作為一種人生追求和一種精神境界對待，且深深打上時代之烙印，而被視為人類最崇高事業之一的教育更亦然。這些年，在出版業和讀書界，一些出自有較深閱歷的普通人之手的回憶錄頗受到學者關注和讀者青睞，這種既具史料價值意義又有濃郁生活氣息的書寫模式，對於我這個愛讀閒書的人而言，不啻為深刻而有力之啟示：個體如涓涓細流般的細節，可作為整體宏大敘事之重要註解。
感謝上蒼賜予我一副好記性和一定的精神體力，使我在耄耋之年尚可竭盡餘力，拿起筆來回顧自己平凡、坎坷的教育人生。當然，一滴水能否真正反映出時代變遷軌跡的些許光影，需由讀者加以評判，但能客觀敘述過往經歷，實話實說該表達的意思，這是自己在斜陽照耀下努力耕作後似可聊以慰藉的。本書完稿後，承蒙西南聯大學長何兆武兄為我寫序，值此付梓之際，誠致謝意！
吳大年
辛卯年夏於金陵寓所
序言
何兆武
這裡呈現給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是作者吳大年女士的回憶錄。其中記述了作者本人80年來的人生經歷。就我所知，書中最早那部分的回憶錄，尚是作者當年作為小學生時的寫作，實在不能不令人驚嘆作者的才華橫溢。其後，到了上世紀的40年代，作者入西南聯大遂和我同學，不過我高她三班，故無緣同班受業。只是從我妹妹處知道她不但是一個聰穎好學的青年，而且是一個追求進步與光明的學子。畢業後，她即去西南聯大附中任教。當時聯大附中教師隊伍中也正是人才輩出，任繼愈、楊振寧、王浩等名家都在那裡任教。學生當中也有許多已是當今著名的學者了。解放後，作者將終生都奉獻給了教育，其中也包含了不可避免的苦澀和艱辛。作者的記述不但忠實而且給讀者一種襦褪廉立的鼓勵，這是最可寶貴的貢獻。謹祝本書能對我國的教育事業有所助益，不辜負作者此生的苦心。
2011年7月21日
這裡呈現給讀者面前的這部書，是作者吳大年女士的回憶錄。其中記述了作者本人80年來的人生經歷。就我所知，書中最早那部分的回憶錄，尚是作者當年作為小學生時的寫作，實在不能不令人驚嘆作者的才華橫溢。其後，到了上世紀的40年代，作者入西南聯大遂和我同學，不過我高她三班，故無緣同班受業。只是從我妹妹處知道她不但是一個聰穎好學的青年，而且是一個追求進步與光明的學子。畢業後，她即去西南聯大附中任教。當時聯大附中教師隊伍中也正是人才輩出，任繼愈、楊振寧、王浩等名家都在那裡任教。學生當中也有許多已是當今著名的學者了。解放後，作者將終生都奉獻給了教育，其中也包含了不可避免的苦澀和艱辛。作者的記述不但忠實而且給讀者一種襦褪廉立的鼓勵，這是最可寶貴的貢獻。謹祝本書能對我國的教育事業有所助益，不辜負作者此生的苦心。
2011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