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家蓀

趙家蓀 （字芝室 )(1874--1950) 祖籍慈谿（現寧波江北）洪塘鎮趙家洋人，排行第七，故人稱之為七先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趙家蓀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日期：1874
• 逝世日期：1950

1907 年 , 趙家蓀支持兄趙家蕃，弟趙家藝，低價變賣父親留下的三百畝田產等，所得錢款交匯孫中山，支援辛亥革命。

1910 年 , 趙家蓀出任寧紹航業公司寧波分會副會長，寧紹公司總會設在上海，總會會長為吳錦堂。寧紹航業公司經營上海到寧波間的客輪，趙家蓀利用寧波分會副會長的身份，為他在辛亥革命中及時傳遞上海同盟總會的信息提供了便利，這樣也不會引起清政府的懷疑。

1911年，八弟趙家藝出任同盟會寧波分會會長，擔任城區自治委員的趙家蓀協助其工作，趙家蓀在穆家巷的寓所成了寧波同盟會聚會集議的場所。常同趙家藝，陳訓正（字屺懷），范賢方，魏炯，章述浚，林端輔等人，共商光復大計。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 舊曆辛亥八月十九日 ) 武昌起義，影響遍及全國，人心振奮，寧波也積極行動，經決定即先組織民團，藉以直接掌握武裝力量，進一步為回響義舉作好準備。因由范賢方以自治會會長名義召集地方各界著名人士一百餘人，於十七日 ( 舊曆八月廿六日 ) 在城北報德觀開會，提出如何保衛地方治安的問題，說明當前形勢變化，因寧波原有提督駐防軍已在上年裁撤，以致城防兵力薄弱，為防止土匪乘機蠢動，須由當地自辦民團，以加強城防力量，保衛地方治安。會議一致同意，眾推進士夏啟瑞任民團總董，范賢方、趙家蓀任副團董，魏炯任團長，林端輔任司令。並為取得民團組織的合法地位，同時電省請示，第二天浙撫復電照辦，民團於廿二日 ( 舊曆九月一日 ) 正式成立。隨即招募團員，一時參加者達四百八十餘人。民團所需經費，經顧釗在他的企業中一次送特捐五千銀圓，並願意每月認捐的創舉下，帶動各方面也紛紛捐款；所需槍枝彈藥，通過章述浚向有關部門設法疏通，也大部分得到解決。這時范賢方提出民團團員全部按陸軍編制進行教練，而夏啟瑞等則認為主要是巡查街巷，一時不能一致。章述浚即大聲表示： “ 今天是什麼時候了，大家還能不面對現狀 !” 於是商定由部分團員巡查街巷，大部分團員按照新軍的編制，由范賢方等親自督率早晚集訓操練。民團成立數日後，全體團員還舉行一次遊行以擴大聲勢。同時推動商會余承誼 ( 潤泉 ) 等，在范賢方協助下，經聯合各業組成了商團，以資互相策應。事為寧紹台道滿族旗人文溥所聞，密令寧波知府江畲經逮捕范賢方、魏炯等，而江盡力託詞為之搪塞，才得脫免。江與章述浚私交深厚，在章的說教影響下，並為自身前途計，所以較早就已傾向革命。章既置身於官府內部積極進行活動，並在好些重要時刻使革命事業免遭挫折和損失，其貢獻是出色的。此時民團總董夏啟瑞知范賢方等將有所舉動，就悄悄離開寧波。

在此期間，對官方軍隊的爭取工作已逐步取得成果，特別對新軍協統劉洵及標統馬志勛部屬的部分官兵，經過范賢方等積極的聯絡，都已傾向革命。但巡防軍統領常榮清的態度未明；且巡防軍與新軍之間尚各有所圖，處於對峙狀態。那時新軍已有立即起事炮轟道台衙門搏殺文溥的計畫，經章述浚曉以利弊再三解釋始作罷。至廿七日晚 ( 舊曆九月六日 ) ，范賢方因喬遷新居正在家大宴賓客之間，新軍代表突然到臨，約范密談，告以新軍已決定按前議計畫將在當天深夜起事。范即邀章述浚一起向新軍代表反覆說明省城和上海都未行動，寧波不可孤軍作戰。最後才阻止了新軍當晚的行動。但由於新軍代表突然夜訪，賓客中多惶恐不安，紛紛退席離去。黨人中也都感到情況嚴重，認為事關重大，考慮當前首要的事，必須立即取得與巡防軍統領常榮清之間的合作關係。這一行動雖要冒很大危險，但已是勢在必行。經當晚商議決定，第二天由范賢方、趙家蓀以民團團董身份，代表民團往晤常榮清進行聯絡。結果雙方晤談圓滿。常並隨即親送後膛槍四十枝、子彈四萬發至民團回拜，表示願通力合作的誠意。這時文溥得密報，還想責令江畲經捕捉為首黨人，江回答說： “ 現在滿城都是黨人了，你考慮自己怎么辦吧。 ” 文溥大懼，即於廿九日 ( 舊曆九月八日 ) 倉惶棄印攜眷遁逃上海。

至此，當地駐軍逼於大勢所趨皆已倒向革命，范賢方等亦有急於起義的準備，而同盟會上海中部總會陳其美等，以寧波是財富之區，滬甬海道鄰近，早把寧波聯結一起，作為支援上海的重要據點，聞寧波有即將起義的訊息，囑趙家藝速回寧波，要求在上海未下之前，寧波切勿妄動。當時陳訓正正在上海，即一同回甬。兩人亦顧慮劉洵是北方軍人，恐難依靠，萬一我軍不利，若反過去擁護北軍，那么寧波又將發生變化。但范賢方素向率直任性，往往直言不諱，因此這一顧慮又不可向范明說，否則將會影響大事。於是商定由趙家藝逕晤范賢方，試圖說服暫不急急行動。趙對范說： “ 起義大事應當為它的成功而考慮，時間上稍稍等待又有什麼害處 ? 何況我們革命黨人既憑民意而起，如今舉事反而沒有一個公開期會申約的機構，那么人民民眾是會有意見的。 ” 范提出是否成立保全會之類的組織，趙告以這本來是我黨前定的計畫，並將早已擬就的保全會會章交給范賢方。范欣然表示同意。於是范即分告同志集會商討進行。十一月一日 ( 舊曆九月十一日 ) 約集當地軍政官員及地方父老、各界領袖在府教育會開會，由范賢方主持會議，當場成立寧波保全會，推江畲經為會長，陳訓正為副會長，劉洵、馬志勛、常榮清、趙家蓀、魏炯、范賢方、勵延豫、顧釗、林錘徠、費紹冠、余承誼、屠用錫共十二人為幹事。此後地方政軍一切事務悉歸保全會決定。

十一月五日 ( 舊曆九月十五日 ) 保全會舉行第一次會議，同盟會會員亦多參加。會議中范賢方等欲先發制人，主張立即宣告獨立，趙家藝則竭力阻止，主張待上海光復後起事，陳訓正等附和，以致雙方僵持不決。這時應陳訓正召請自滬來甬的黨人盧成章，亦參與會議。他見情況勢將破裂，劉洵等人又默不作聲而似有所伺，即暗向陳訓正示意後，先自退席，急出至其父盧洪昶創設在西城的育德農工學堂，召集所教學生一百數十人，盧自乘一白馬為先導，沿城牆突然涌至東渡門。學生全都臂纏白布，手拿 “ 保商安民 ” 旗子，高喊 “ 革命軍來了 !” 民團司令林端輔聞訊，急切約部分民團隊長率領團丁出城會合。市民在倉卒之間不能辨清，都紛紛纏扎白布，樹起白旗表示回響，頃刻間全城街巷都掛滿白旗。盧又在占據電報局後，詭以杭州已光復的電報送保全會。至此大局既成，即由范賢方、魏炯等指揮尚武會會員及民團、商團千餘人沖入道署。保全會重新集會，即以保全會名義當天出示安民，同時宣布寧波光復。其時眾人得知杭州實未光復，都認為非確立軍政機構不足以自守，因暫定成立寧波軍政分府，並設軍事委員會。經會議推舉劉洵為都督，常榮清為副都督，並由正副都督兼任軍委會正副會長，馬志勛為參謀總長，趙家藝參謀部長，魏炯民團總長，皆為軍委會委員；分府下設五個部：民政部長江畲經，副部長章述浚、馮丙然；財政部長陳訓正，陳辭，改為張傳保，副部長費紹冠；執法部長范賢方，副部長王菉軒；總務部長魏炯，魏辭，改為張世杓；外交兼交通部長盧成章，副部長袁禮敦 ( 履登 ) 、陳夏常 ( 謙夫 ) 。

寧波自一六五五年 ( 乙未 ) 四明寨陷落後受清統治二百五十五年，終於一旦兵不血刃而光復。

寧波光復後，趙家蓀出任中華銀行 ( 即光復後接收之大清銀行 ) 行長，趙家蓀與寧波海關洽商，議定對交納稅款者，海關收受軍用券，銀行則先撥付海關若干保證金，以後定時結算的辦法。這樣，市場上見軍用券為外人所信用，始漸流通無阻，從而對經費支用上解決不少周轉中的困難。經過多方面的合計應付，當時軍政各費才得勉強支給。

1911 年，甬上紳士趙家蓀、陳訓正、李鏡第、林端輔等在 “ 科學救國 ” 、 “ 教育救國 ” 口號的影響和推動下，創建了寧波公立高級工業學校（簡稱寧波高工），以寧波江北岸泗洲塘清朝海軍學堂舊址為校舍，於同年 12 月 14 日補行開學典禮，首任校長林端輔。

1912 年由於寧波六縣國小畢業生增多，公立第四中學辦學也不完善，其它私立中學也都是外國教會所辦，意在傳教，學科均不充實，所以有辦一所完美中學的必要。陳訓正，趙家蓀，趙家藝，錢保杭，李霞城，陳謙夫，蔡琴孫等成立效實學會，公推李霞城（號鏡第）為學會會長，聘陳季屏為校長，何旋卿，葉叔眉，何吟苢，陳布雷，馮威博等為教師，借西門口的育德農工國小堂地址創辦效實中學。效實之名，語出嚴復所譯的赫胥黎《天演論》中“物競天擇、效實儲能”句，取“擇效於實，期在可行”之意。首期招收三班，正月二十開學。效實中學日後成為了寧波的名校，培養了許多優秀的人才。

1912 年 10 月 31 日 , 趙家蓀出任寧波交通部部長。

1915 年由於經濟的發展，寧波民間的賭牌的風氣很盛，妓館增多，對社會危害很大。當地的有識之士發起並成立了社會教育團，通過開會，上課，演講等，以提高甬城民眾的素質。團長為費冕卿，商會總理也，理事為陳謙夫、范均之、林瑞甫、施竹晨、林世欽諸人，講演為林蓮村、王東園、余潤泉諸人，編輯為馮階青、錢吟葦、陳屺懷、陳訓恩（陳布雷）諸人，皆一時之選。並聞有熱心董事李霞城、趙家蓀、趙家藝、蔡芹孫諸人創捐私貲，以備添置圖畫、幻燈種種引起興味之物。

1917 年 8 月張勛復辟，浙江也被北洋軍閥控制，為回響孫中山 “ 擁護約法，恢復國會 ” 的護法運動，浙江軍人葉換華，蔣尊簋等聯絡社會各界，發起了反對北洋軍閥，浙人治浙的獨立運動，並號召全省人民回響。趙家蓀作為商會會董參與其中。由於軍隊與警察之間內部分裂，在上虞百官兵敗後，軍隊退回寧波，為防止警察與軍隊衝突，避免寧波全城遭受災難，寧波商界推趙家蓀，馮良翰為代表，冒著危險，到湖西警察廳長周琮那裡，請他作慎重考慮，使寧波避免了兵災。後來，北洋軍閥控制了寧波，趙家蓀也被通緝。

1918 年 5 月 6 日通過選舉，趙家蓀當選鄞縣參議院議員。

趙家蓀通電北洋政府，要求釋放被捕學生

1919 年 5 月 4 日， “ 五四運動 ” ：北京學生遊行示威，要求收回青島，遭北洋政府鎮壓，訊息傳到寧波，趙家蓀不顧個人安危，於 5 月 1 3 日以個人名義，通電北洋政府，要求釋放被捕學生，並嚴懲賣國賊。電文如下： “ 山東青島問題，近耗傳來，舉國震駭。北京學生，本愛國熱忱，激成義憤，情有可原，應請迅予釋放，並嚴誅國賊。一面迅電議和專使，毅力堅持，吾民誓當戳力同心，為政府後盾。迫切陳詞，伏維鑒納 ”--- （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

1919 年 10 月 26 日，寧波警察廳長嚴友潮在位兩年，克盡責守，保一方平安，深得甬城民眾的愛戴，現要奉命調離，趙家蓀，陳訓正，勵建候三紳在府學明堂為嚴君開留別紀念會，寧波各界民眾三千多人參加了大會。

1922 年與馮君木（沙孟海的老師），李霞城，等諸君，相聚杭州，會飲湖上西冷印社 . 由馮君木作詩一首 : 與李霞城 ( 鏡第 ) 、趙芝室 ( 家蓀 ) 、陳玄嬰、葉叔眉 ( 秉良 ) 、胡君誨 ( 良箴 ) 、何秋荼、家仲肩 ( 堪 ) 、王幼度 ( 積之 ) 會飲湖上西泠印社，林亭水石，布置絕勝。賦詩記之。【壬戌】

五步林亭十步樓，真堪席作敖游。

嬋嫣佳境心能造，離合山光目與謀。

彈指空中思往日，題名石上賀茲邱。

習池會飲都非偶，潦倒清尊惜白頭。

1924 年7月10日，寧屬省議員趙家蓀等，以甬市現升復漲，向省長提出質問，當奉省長回復，令財政廳嚴禁上漲，避免讓小本經營者和勞動者受害。

1924 年 9 月寧波總商會，因寧台鎮守使擬招新兵六百，預算開辦費八萬元，因此事特於五日下午，與鄞縣議會，邀集各界領袖，開緊急會議。到者有孔馥初、陳南琴、陳器伯、趙家蓀、王思成、趙缽尼等多人。首由孔馥初主席報告開會宗旨，並代述王鎮使意見。次宣讀旅滬同鄉會請速辦民團自衛之來函。經眾討論結果： 1 、新招陸軍經費，請鎮署自行籌備，推張申之、孔馥初、趙缽尼三人前往接洽。 2 、民團事宜，根據前次在後樂園議決，及同鄉會催辦民團公函，主張從速進行，議畢散會。組織商團民團，先決問題，即為軍械，現該團等雖將就緒，惟舊有軍械，不敷套用。昨特派趙宇椿、陳如馨二人赴滬，設法購辦。又聞外海水警廳，昨奉省令，派委員赴省，領到七九槍彈一萬五千顆，並俄槍子彈五千顆，以資套用。

1924 年 10 月寧波兵變，寧波旅滬同鄉會，前推代表李征五，屠康候，趙家蓀，魏伯偵，陳季衡，費善本及第二科主任烏治琴等七人由上海回寧波辦理善後，花費一萬元遷散軍隊。請四明銀行復業，以安人心，而維信用。

1925 年初，六兄家蕃，八弟家藝相繼在上海病逝。

1927 年 7 月 1 日，寧波撒縣建市，寧波市政府成立，設參事會 —— 聘請當地紳商充任為義務職．有趙家蓀、徐鏞笙、陳季衡、袁端甫、陳南琴、林琴香、周子材等十五人。因經費困難，地方人士掀起了廢市運動，經過三年半時期，至 1931 年初，終又廢市而併入縣的建制。

1930 年任鄞奉公益醫院的董事。鄞奉公益醫院的創辦是江西溟等人謀劃籌建的，江西溟（ 1879 ～ 1964 年）名輔善，江口街道後江村人。 1917 年在江西溟的多方奔走下，旅滬寧波商人和當地紳商聯合發起創建了鄞奉公益醫院，醫院設在鄞縣與奉化交界處的方橋鎮北街。其章程云：“本醫院由鄞奉二邑人民所公共設立，以療治地方人民之疾病，故定名曰鄞奉公益醫院”。醫院創立後，日常經費主要依靠社會捐助，地方政府撥款只有象徵意義。鄞奉公益醫院自稱“完全為地方慈善事業”，自 1919 年 7 月起，“由董事會決議：每逢四 , 八日，只取號金，不取藥資，以便貧病者就診”。於是每逢四日與八日，就診者有七八十人。

1932 年寧波佛教居士林由鄞縣商賈邊文錦居士發起籌建。邊文錦居士為鄞縣姜山人，曾在上海設立紗布字號，為紗布交易所的經紀人。 1922 年他退出上海商界，拜上海成都路太平寺印光法師為師，皈依佛門，立志弘揚佛教事業。 1932 年回到寧波，聯絡丁孝源、俞佐宸、趙家蓀、應彭年、董錦瑞五人，聯名就籌建佛教居士林呈文官廳申請備案，得到鄞縣縣長陳寶麟的允準，寧波佛教居士林遂正式成立。

1932 年 5 月，成立寧工附中董事會，陳訓正、林端輔、趙家蓀、馮度、馬涯民、馮蕃五、屠士恆、劉元瓚、馮蓴館、張崇祉、張屏庵、曹孝葵、王詩城、戚才敏、周嘉後、范履吉、王詩塘、姜韜、王興邦、周維暢、吳理卿等人為校董，推選陳訓正為主席校董，馮度、馮蕃五、王詩城、戚才敏、周嘉後為常務校董。王興邦仍為國中部主任，是年招收初一新生 115 名，初二插班生 14 名。附中先後制訂了《組織大綱》、《校董會章程》和《暫行學則》。擬定附設國中以 “ 繼續國小之基礎訓練，增進學生之知識技能，預備研究高深學術及從事各種職業為宗旨 ” 。《暫行學則》規定開設黨義、國語、英語、歷史、地理、算學、自然、生理衛生、體育國術、圖畫、音樂、工藝、童子軍、職業科目等課程，各學科實行學分制。學校有童子軍組織，隸屬全國統一編制，寧工附設國中童子軍編號為：中國童子軍第一 ○ 七團。 1934 年 4 月 29 日，浙江省教育廳發文，寧波高工收歸省立，不能繼續附辦國中，寧工附設國中部面臨夭亡的危險。為此召開全體校董會第三次常務會議，決定將附設國中部與高工分離，單獨建校，定校名為鄞縣私立正始初級中學，並以原負責校友陳訓正、林端輔、趙家蓀、馮度、馬涯民、馮蕃五、屠士恆、劉元瓚、馮蓴館、張崇祉、張屏庵、曹孝葵、王詩城、戚才敏、周嘉後、范履吉、王詩塘、姜韜、王興邦、周維暢、吳蓮卿等 21 人為設立人，另組校董會，呈報鄞縣縣政府轉呈浙江省教育廳立案。 8 月 5 日，新校董會成立，由陳訓正、趙家蓀、周宗良、張申之、俞佐宸、俞佐廷、魏伯楨、張蓴馥、朱昌煥、馮度、馮蕃五、劉元瓚、王詩城、阮葭仙等 14 人組成，推選周宗良為董事長。選聘范履吉為校長，聘請祝福齡為教務主任，王興邦為事務主任，訓育主任暫由范履吉校長兼任。至此，鄞縣私立正始初級中學正式在甬城誕生。

1933 年元旦，一項浩大的工程拉開了帷幕，鄞縣通志館在寧波中山公園薛樓開館編志，大家公推張傳保(張申之），趙家蓀為通志館館長，聘陳訓正，馬瀛，蔡芝卿為主編，實際主持修纂者為舟山人馬瀛（涯民）， 1951 年完成。《鄞縣通志》共 36 冊，計 51 編，分為輿地、政教、博物、文獻、食貨、工程等六志，約五百五十萬字，近萬頁，並附地圖一函，共 26 幅。全志不僅內容浩博，篇幅巨大，而且體例新穎，名稱特異。在編寫過程中採用了當時先進的科學手段，如志書以現代科學的氣象和氣候學理論記載鄞縣的氣象氣候。用現代科學觀點方法記載地質、岩礦和海洋，用現代科學的動植物知識記載地方的動植物，每種動植物除記載單名外均附以拉丁文名，還以經緯度定地址，以注音字母標讀音等。所以在我們方誌史上《鄞縣通志》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歷來為學界所關注和推崇，現代著名科學家竺可楨盛讚該志為 “ 古今方誌第一 ” 。至於這部輝煌巨作在成書時所經歷的艱難坎坷，一般人很難想像得到，其後歷時十八年，經歷了八年抗戰、三年內戰，在戰火紛飛、社會動盪的年代，采編人員歷盡艱辛、矢志不渝，完成了這部震世之作，為後代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遺產！

1933 年 9 月 1 8 日至 19 日，因颱風將天一閣東牆颳倒，鄞縣文獻委員會決定集資重修。 10 月 1 日鄞縣文獻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常委會，經委員馬廉、陳寶麟、葉謙諒等提議，決定組成重修天一閣委員會，協同范氏族人，對受颱風災害的天一閣藏書樓進行修理。 10 月 7 日鄞縣文獻委員會致函各委員，並向國內文化機關及名流碩彥發起募捐，要求各委員協力進行重修天一閣工作。 10 月 2 4 日重修天一閣委員會正式成立，並舉行第一次會議。委員有陳寶麟、葉謙諒、馮貞群、馬廉、馬瀛、張原煒、張琴、楊貽誠、汪煥章、王詩成、陳蘭、馮中旬（旬、金，上下結構）、趙家蓀共十三人，並聘請俞佐宸、陳賢凱、倪維熊、林紹楷、金臻庠、毛秀生六人和范氏代表范佑卿、范吉卿、范多祿、范慶祥、范盈汶、范若鵬六人為委員。公推陳寶麟為主席，葉謙諒、馮貞群、林紹楷、陳賢凱為常務委員。會議討論了經費籌募方法及修理天一閣，建設新屋計畫等事項。 1935 年（民國二十四年） 9 月天一閣重修工程全面完成，共耗資 14000 余銀元，除重修寶書樓外，並將寧波府學內之尊經閣移建在寶書樓之北，並蒐集碑帖 80 余方，羅列於尊經閣之北，稱為 “ 明州碑林 ” 。 10 月馬廉所贈晉磚移入尊經閣西側圍牆邊修竣的 “ 千晉齋 ” 收藏陳列。 12 月 3 1 日經重修天一閣委員會第二十次會議討論通過，將新遷入的尊經閣更名為 “ 思齊摟 ” ，以紀念重修天一閣諸委員及捐助諸君子。

1936 年 8 月 28 日 國民大會浙江省第八區國代候選人由選舉產生，趙家蓀當選。

1938 年 8 月 15 日趙家蓀等為船夫請命，反對船舶分站征費，分别致電專署徐專員，慈谿章縣長，鄞縣陳縣長及寧波城防指揮部等關係方面呼於制止。電文如下：“（銜略）鈞鑒 : 案查自鐵路公路，奉令破壞以來，甬慈交通，端賴航船快船，有益後方交通，殊足多也。茲迭據船夫蹙眉相告：謂甬埠船舶總隊部分站成立後，按月需抽費百分之五，月約四元強弱不等，際此營業慘澹，月虧不資，殊屬不堪負擔，且更不能加諸於搭客，故除停航改業之外，實無其他辦法云云。公民等以際此抗戰之間，減輕人民負擔，政治綱領既有明白規定，而正雜各稅，尚擬設法豁免或擬再行減輕，何能再有此種等於苛雜之捐率添增，況有益後方交通之事，提倡不遑，何能再加以無形之摧殘，即使以籌戰時經費而言，也應從大處著手，更何能以手胼足胝，擳風沐雨，苦同牛馬之船夫為徵收對象，是不特與解除民眾痛苦之旨不符，且有跡近騷擾後方之嫌，更有不能已於言者，甬埠既有是項分站之設立，月需負擔如此重之稅率，而慈境李碶渡丈亭兩處，又有同樣分站之設立，並亦須照甬分站式之負擔，一站如此，已不堪命，再站負擔，何以當此，且查該分站章則既不詳細公布，而布告也未有當地政警機關之會銜，又經探悉章則內容，其所謂百分之五捐率，乃抽自經分站承運或調度之貨品之運費中，何可普遍徵收不勞而獲，其舍本求末，曲解章則，毫無意義，是誠天堂未見，地獄先現，蚩蚩者氓，何以堪此，違法殃民，莫此為甚，若不徹底法辦制止，則後方民眾，不特痛苦不堪，而影響抗戰前途，關係尤大，又聞其章則內容，有函請各機關及有關團體代表會議字樣而定，亦迄未遵辦，而斤斤於收費之自圓，更屬荒謬，鈞長關心民膜，鎮持後方，仰祈俯鑒實情，迅予緊急處置，而免糾紛發生，是不特鞏固後方己也，除分電外，臨電不勝企禱，鄞慈公民趙芝室，洪左湖，鄭留隱，洪調丞，裘耀祖叩灰。”

1941 年 --1945 年日本軍隊占領寧波，趙家蓀全家遷回洪塘趙家洋老家居住。

1947 年1 月4 日寧波紳士趙家蓀，張申之，孫表卿等聯名通電國民黨主席蔣介石和行政院長宋子文：要求制止教科書壟斷抬價，並請準許翻印以利教育。電文如下：“竊查各級學校教課用書，自政府特許上海正中書局等十一家印供以來，各地其它書局，既不得自由翻印，而該局等十一家遂得把持壟斷，高抬價格，各地書局學校，因仰給所須，不得不俯首貼耳，受其苛刻之條件，稍不如意，既無從配供，而抱向隅，伏思政府審定用書，指準該十一家印行供給，願為重視教育。今則流弊所至，轉足招致各地採辦之困難，加重學子之負擔，阻礙教育之發展，殊違提倡文化推行教育之原意，況教課用書，現由教育部審定，自與私人著作品之有著作權者不同，如仿行無損內容，似無禁止之必要，各地其批書冊，若準許依式翻印，則該十一家即無從把持壟斷，而抬高價格。各地採辦既免困難，學校供應也可便利，學子負擔又得減輕，文化教育，自易普及，為此呈請鈞長鑒核，迅予轉飭制止教科用書壟斷抬價，並準許依版翻印，減輕學子負擔，而便各地供應，以利教育，實為德便。”

1947 年 1 月 9 日寧波恢復設市問題，省方原定本年度起恢復設立，並派民政廳視察陳宗思來甬，會同六區專署暨鄞縣政府議定市界，繪具詳細圖說，呈省核示。茲悉甬紳孫表卿、趙家蓀、張申之等，以寧波設市，殊無必要，特電呈省府，請從緩議。原電如下：竊查寧波設市之議，迭據報紙轉載，有業經核准，即將成立之訊。一般平民，彌滋惶懼，有識之士，鹹知非計，僅按民國十六年間，因曾一度設定，終以各種條件未合設市之標準，故治理未臻，成績難言。人民未受市政之實利，已不勝政費之負擔，中央有鑒於此，旋即明令廢止，前事之失，殷鑑不遠，劫後瘡痍，民困未蘇，生息有待，豈宜紛更治理機構，加重人民負荷。兵亂之餘，破壞方多，流亡未復，民生況瘁，一切可以稱市之條件，公用之建設，財力之負荷，不特未優於十六年以前，且鐵路未復，公路失修，海氛不靖，航舶減少，交通艱滯，農村破產，高利壓迫，工商崩潰，失業增多，房屋恐慌，與十六年設市時之情形相較，人民普遍之財力，更不及疇囊於千一，若再設市，則機構增多，組織龐大，民力負荷何堪勝任。民等目塞斯情，以為寧波目前殊無設市之必要。為此電呈鈞長鑒核，俯準暫從緩議，以輕民負，實為德便。

1947 年 2 月，項澤耕，樓耀卿想辦一所中學，他倆還邀請社會各界名流，如趙家蓀、周大烈、曹沖叔、張天錫、單志和等成立校董事會，項任董事長，樓任副董事長。開學前，由項澤耕取校名為 “ 鄞縣私立大中中學 ” ，樓耀卿書寫校名。後來學校改名寧波市第七中學。

1947年3月27日，張申之，趙芝室等分函徵求預訂董事百人籌款兩億元：鄞縣誌書，自光緒初元編纂後，互六十餘載而未續修，民國二十二年，有邑人姜君炳生捐資，公推張申之，趙芝室二君為正副館長，聘陳君屺懷，馬君涯民，蔡君芝卿為編纂，重行纂修，隨編隨印，以冀速竣，當時並擬組織一董事會，以總理其事。至二十六年七月抗戰事起，不久滬杭相繼淪陷，印事旋輟，而預儲之紙料，為敵偽刦竊殆盡，董事會也不及成立，計已印成者，有輿地、博物、食貨三志，凡十三冊，及地圖一函。其已編成及甫著手編纂者，尚有工程、政教、文獻三志，及首冊索引等，凡三十五冊，後因經費告竭，編事也停，其藏於省垣之已印成各志，亦多為盜賣散失，至三十三年七月，鄞縣政府設文獻館於東錢湖，任汪煥章為館長，仍聘馬君涯民為編纂，踵成前事，迄今全稿幸已垂成，惟因公費支絀，未能續梓，張君等竊以為此志不能不亟亟續印完成者，其故有三，鄞縣檔案，毀於大皎一役，從清朝同光年間，至民國二十五年以前，各種行政設施，以及地方掌故，全藉此政教文獻二志見其厓略，若此稿毀失，則本縣百年文獻無復可征，一也。姜君柄生等慷慨解囊，襄成斯舉，各處人士，亦紛紛訂購，若半途而廢，不特無以慰姜君等，也無以對訂購人士，二也。陳君屺懷，蔡君芝卿相繼代謝，今惟馬君涯民尚存，然亦垂老，若不及此時完成，則後人將無從著手整理，三也。為此張君等邀集熱心文化事業諸公，組織一董事會，以促成其事，聞董事會名額定為百人，每人籌募至少二百萬，昨日已分函各界徵求同意雲。

1948 年 4 月作為寧波玉樞慈善會的董事，經他勸募的有：和豐紗廠法幣一千萬，謝蘅牕先生法幣五百萬，太豐廠法幣五百萬，俞佐宸先生法幣四百萬，洪宸笙先生法幣三百萬，應彭年先生法幣三百萬，永耀電力公司法幣兩百萬，紗業公會法幣兩百萬，王瑞麟先生法幣一百萬，俞嵩春先生法幣一百萬，應安全先生法幣一百萬，四明電話公司法幣一百萬等。寧波玉樞慈善會是當時寧波唯一的慈善機構，主要對窮人施粥、施米、施衣、施診、施藥。每天上午八點在和義路縣東鎮公所門口排隊領粥，每人兩瓢，足夠二餐度飽，領粥人數有一千多人，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對寧波的底層百姓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48年6月27日,東錢湖水利參事會商討建築蓄水庫問題，昨天下午一時邀集各參事員及有關人事舉行座談會，到趙芝室，張申之，周大烈，金臻庠，鄭宜亭，許晉卿，蔡濟清，蔡良初，王廷賡，戴宙，鄭文彬，戴東原，林志鵬，忻元良，忻杏生，史錦純，忻禮桐，沈友梅，應存俊，王文翰，金一淼等四十餘人，省水利局孫局長壽培，鄭專員代表李松齡，及鄞縣陳縣長佑華亦均列席，主席陳如謦報告開會要點（略）孫局長致詞大意：一，對東錢湖交換意見經過。二，建築水庫全系經費著想。三，參事會與工務處之任務。陳縣長致詞要點;一，蓄水庫準予停築。二討論今後如何疏浚錢湖。繼有許晉卿痛陳建築蓄水庫利害，並指責工程計畫，違反了科學的措施（余略）等雲。旋即討論疏浚錢湖問題，蔡濟清，史錦純建議築南北長堤及疏浚下水三大溪流。王廷賡，蔡良初認建築長堤及疏浚下水三大溪流，似不必要。復有蔡濟清，許晉卿分別詳釋南北長堤，系多開橋洞，無妨南鄉水利，利用浚起湖泥建築長堤，既增風景又可防浪覆舟，討論結束，決議：一，停築蓄水庫，呈省收回成命。二，剷除茭葑。三，將淤泥建築南北長堤一埭，多開橋洞。四，疏浚下水三大溪流。五，從速修理沿江堰壩湊Ⅰ

耆紳孫表卿等發表書面意見書，本埠耆紳孫表卿，趙芝室，毛懋卿，張申之等，為建築蓄水庫問題，曾因湖上人士之函囑，與參事會陳君如謦一度交換意見:竊以為就水利工程立場言之，蓄水庫之計畫，自屬無可非議，以民國十四，五年間，會稽道朱道尹文劭，留心水利，聞有美籍水利工程專家以事過滬，特央人敦請來甬陪同視察錢湖，叩以治湖方針，則以增高堤防為對，謂浚湖之策，違不及增高堤之事省而功倍也，惟以水位增高之後，沿湖居民恐遭淹沒，致此議未克實行。今築蓄水庫在湖之一隅，以視美籍專家之計畫，似為更進一步，惟湖上人士反對之聲，仍日有所聞者，非常之原，黎民之懼，事關創舉，群起懷疑，一也。庫內一部田屋之淹沒，與夫庫內外舟楫交通之阻礙，為事實所難免，二也。近見湖上耆民陳君宜亭在報端發表意見，以為蓄水庫如必須建築，可就梅湖五里塘內為之，其言盡為減少損害與阻礙而發，惟該處水源是否可供儲蓄，則又為一問題。同人等私見所為鰓鰓過慮者，尚有二點：其一聞原計畫對於庫壁基層，不用木椿與夾板，水中填土，固慮漂流，遇風浪衝擊，尤易崩潰，因錢湖面積之廣，風浪之險惡，視西湖遠過之也。其二聞庫內外舟楫交通，因水位高低之差，需設定閘門兩道，每一船出入，內外兩閘門須各為啟閉者。四，閘門啟閉需人，交通必感不便，以往事征之，沿湖碶閘之啟閘，管理不嚴，久為民眾所詬病，為水庫閘門，必能管理如法，殊非吾人所敢信。凡此數者，均為值得考慮之問題。至於治湖之策，郡邑志及昔賢關於水利之撰述，言之基詳，擇其要者，曰去茭葑，浚積淤，曰嚴啟閉者，杜侵占，由前二者，疏浚之說也。由後二者，則管理之說也。同人之見，以為管理者實重於疏浚，治湖者不貴一時赫赫之功，而貴在不斷繼續之努力，平時嚴啟閉，杜侵占，以惟現狀。有力則去茭葑，浚積淤以謀進步，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也。膚淺之見，是否有當，伏候察酌施行雲。

趙家蓀先生出生在一個儒商家庭，從小生活富足，受到了良好的儒家文化的教育。年輕時親眼目睹：晚清政府的腐敗軟弱，外國列強對我國的肆意蹂躪，廣大民眾生活的貧窮困苦，有一股強力振興中華的責任感；並把自己個人的命運與社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不計得失，不畏強權，熱心公益，樂善好施，造福桑梓，積極為家鄉的公益事業慷慨解囊。他一生參與了辛亥革命，護法運動，五四運動等， 1911 年、 1917 年兩次不顧個人安危，作為代表去衝突方陳詞利害，使甬城免遭兵災。在 “ 五四運動 ” 中，不畏北洋政府強權，去電要求釋放學生，嚴誅國賊。他深感教育的重要，參與了寧波工業學校，效實中學，正始中學，寧波七中等四所學校的籌建；參與了天一閣的修建，居士林的創立，晚年作為通志館的副館長，領導了《鄞縣通志》的修編，為寧波的文化育教事業作了很大貢獻。當以甬市現升復漲，船舶分站征費，寧波恢復設市等影響底層民眾生計時，能挺出身來，為民眾請命。他一生淡泊名利，性格豪爽，慷慨好客，在民國時期被譽為甬上四老。（甬上四老：分別是孫表卿、趙家蓀、張申之、毛懋卿）特別是在辛亥革命時，在寧波做出傑出的貢獻。他的崇高品德值得我們後人景仰！

1950 年，趙家蓀先生在寧波病逝，享年七十六歲。後葬於鄞縣鄞江橋烏頭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