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亞輝是第17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之一,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第十屆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中直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新聞戰線全國巡迴報告團”成員,全國抗震救災報導先進個人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趙亞輝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陝西省黃陵縣
- 出生日期:1975年12月
- 職業: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人民網副總編輯
- 畢業院校:武漢大學、中國新聞學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 主要成就:全國優秀新聞工作者
第十屆中國青年科技獎獲得者 - 代表作品:《永遠的汶川》,《珠穆朗瑪峰究竟有多高》
- 性別:男
- 政治面貌:中共黨員
- 學歷:博士研究生
人物經歷
個人作品
成就和榮譽
重走西北角
沿途路過人跡罕至的草地,紅軍長征的雪山,原生態的藏區,荒涼乾旱的大漠戈壁,神秘的羅布泊,少人進入的民族聚居區,絲綢之路上的古戰場,遼闊神秘的內蒙古西部,人跡罕至的三江源,雄偉壯闊的喀喇崑崙和天山深處等地區。
採訪經歷
9年前,我從來沒想過自己將來會做記者,我對這個行當沒有一點認識,那時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機電工程系大四的學生。和其他同學一樣,我的每一天幾乎都在電腦程式中度過,大學裡我甚至沒有上過語文課。
作為一名成績很不錯的學生幹部,我被寄予的希望是留校和繼續深造。但是有一天,一個小小的意外改變了一切。我偶然踏進了學校圖書館四層的一間房子,這裡我以前很少進來,在不經意地瀏覽中,我翻到了《北京市考研目錄》的最後一頁,“中國新聞學院”幾個黑字隨意地闖進我的眼睛。
後來在一篇文章里,我這樣形容這一刻:“我一呆,合上書,閉上眼,我的人生從此改變。”事實的確如此,這一刻是一個“引信”,點燃了我心中的火山。
第二天,我坐了大半天的公車,跨越了大半個城市,來到了這所我從未聽說過的學校。在和一幫同學還有幾位老師聊了幾個小時之後,我簡單地做出了決定。
半年後的一天,我坐在中國新聞學院一間寬大的會議室里,正是研究生的面試。一位白髮蒼蒼的學者平靜的問:“你在一所很不錯的大學中一個不錯的專業學習,四年的時光不能算短,放棄所學你不覺得可惜嗎?”
當時聽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竟然走神了,我突然想起了兩年前去世的父親。父親的專業也是機電工程,他的學歷是中專。當年考大學,我的專業是他選的,說是子承父業。
父親是典型的農民出身的知識分子,他這一輩子都在執著地尋找,也一輩子沒有離開煤礦。他對待生活極其認真,對待工作極其拚命,他毫不吝惜地把熱情投入到礦區建設中,最終過早地搭進了自己的生命。在偏遠的山溝中,他做過普通的工人,也做過礦區的領導。他曾經叱吒風雲,也曾經遭遇不公,在離去的時候,更是飽償人情冷暖。我沒有見到他最後一面,但他留給我唯一的遺言,是把自己葬在當初他劃定的礦區分界線上。
父親走了,在很短的時間裡,大二的我感受到了無盡的人情冷暖。我知道,這只是父親感受中很小的一部分,他承受的比我要多得多。幾個星期後,在返回北京的火車上,我突然明白了,父親留給我的遺言其實是一份渴望,對事業的渴望,對激情的渴望,對生命的渴望。那時,我寫下了平生中第一篇真正意義的文章《血色朝陽》,文章的主角是我永遠的偶像——父親。
父親的離去,讓我開始思索生命的意義,也間接讓我走上了文字工作之路。《血色朝陽》在學校的刊物上發表,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我發現,原來通過文字,可以表達感情。此後每學期,我會在校刊上寫一篇文章。雖然產量很低,但我很認真,也樂在其中。
再回到面試的現場,其實很多事情的發生是有原因的,很多選擇既偶然又必然。就像人的一生,會面臨很多選擇,其實無時不刻都在選擇。中午和誰吃飯,吃什麼飯,說什麼話?下午做什麼事,先做什麼,後做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會伴隨人的一生。一些不經意的選擇積蓄著,一些不經意的意外出現著,到一定時候,會生出改變生活的變化,甚至是決定命運的巨變。
意外是什麼?就是這些變化的催化劑,也是生活的一種本質。意外本身,不可預知。但意外發生後,還會發生什麼,或許是一種必然。至少,有一點是成立的,你怎么對待意外,意外就怎么對你;換句話說,你對待意外的態度不同,結果可能就會不同;再換句話說,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才有可能成為什麼樣的人。
當然,要搞清楚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許需要一輩子的時間。對我來說,在沒有完全搞清楚之前,唯一能做的就是認真對待自己的生活,認真對待自己的職業。
事實上,當你認真的時候,你就擁有了激情,擁有了對生命的另一種品味。英特爾公司原董事長格羅夫說:“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這是同一個意思的另一種的告白:人活著需要激情。
在一本書上,還曾經看到過一個比喻:如果把地球誕生至今的46億年假設為一晝夜24小時的話,那么,在前面23個小時59分59秒的時間裡,人類都沒有露面。這最後一秒,其實是人類的全部歷史。依次類推,如果把人類歷史假設為一晝夜24小時,那么,一個人的生命也就是這最後一秒。
人的生命只有一秒,怎么能不好好品味。
我時常在思考,怎樣才算做一個好的記者?記者的職責就是報導新聞,一個好的記者,應該能用好的方式給讀者講述你看到的有價值的新聞事實。
這說起來不複雜,但是做起來並不容易。
首先,用好的方式去講述,不容易,意味著記者要有很好的業務水平,要善於講故事,這種能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長期的練習、實踐和積累。
其次,要看到有價值的新聞事實,更不容易,意味著記者要到新聞現場去,要到一線去,去親身感受,去親身體會。
有沒有去親身感受和體會,對記者而言是完全不同的。只是道聽途說,不管你再有想像力和創造力,也永遠只能停留在新聞的表面,很難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只有深入現場,深入一線,深入民眾當中,與新聞事實面對面,與新聞對象心貼心,才能傾聽到心靈的聲音,才能使自己感動,才能激發熱情產生靈感,才能發現最本質、最真實的東西,才不會被一些假象所迷惑。
在深入現場和一線的過程中,記者往往會遇到困難,遇到艱苦,遇到意外,遇到感動,遇到震撼,遇到驚奇,甚至會還會遇到生命危險。當這一切都成為你生命中印跡的時候,記者增加的不僅僅是閱歷,而是對心靈的淨化和對生命的感悟,這種東西可以穿越名利,穿越金錢,穿越生死,變成新聞作品背後的靈魂,終身受用。
我經常會想起自己採訪經歷中第一次失聲痛哭的情景,那是在伊朗巴姆地震災區,時間是2003年12月27日。
之前一天,這座有2200年歷史的絲綢之路上的古城發生了7.0級地震,死亡4萬多人,我經過了30多個小時艱難行程,到達了災難現場。災區的條件非常惡劣和艱苦,整個城市成為廢墟,大部分居民死傷,政府癱瘓,餘震不斷,水、電、通訊完全中斷,我們中國救援隊帶來的首批救援物資甚至找不到官方機構接收。
形式危急,救援隊決定,立刻向民間組織移交救援物資,但需要人押送和見證,最好能拍下移交的照片。作為記者的我責無旁貸,和另一名救援隊員離開隊伍,執行這個任務。在完成移交並拍攝了救援物資移交全過程之後,我和這名隊員在返回城區途中失散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救援隊的聯繫。我孤身一人,一邊步行尋找救援隊,一邊在災區採訪。在觸目驚心的災區,我看到了很多悲慘的場景,當我到達一片空地的時候,被眼前的場面驚呆了。不由自主,跪下來,淚流滿面。
這裡有數不清的遺體,成千上萬,被白布包裹著,在眼前鋪開,一直伸向遠處的天際,沒有盡頭。面前是一排排密集堆放的遺體,許許多多的推土機同時工作著,在他們身上覆蓋上一層薄薄的黃土,行成一道道“田埂”。還有大大小小的坑,裡面的白色密密麻麻。
在一個擺放著幾百具遺體的大坑裡,只有一個10來歲的小男孩,跪在坑中間一具遺體旁,雙眼通紅,呆呆地凝視著。小男孩的頭頂,是一個輛推土機的翻斗,裝滿了土,正準備傾倒。時間突然這樣停滯了,男孩不動,機器也不動,很久很久,整個世界仿佛定格成這樣一個奇特的畫面。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很多東西。
任何一個人,不論你是誰,都毫無例外地要面對哈姆雷特同樣的問題,沒有人能夠穿越生死,但是心靈可以。
很多時候,當心靈穿越生死的過程中,身體也會遭受考驗。2004年8月,在西藏阿里納木那尼雪峰的冰川上,我經歷了這樣一場生死考驗。
那是參加為期50天的中美聯合喜馬拉雅冰川科考,我是唯一一名記者,科考的重點區域是喜馬拉雅山脈西段最高峰、海拔7694米的納木那尼雪峰,那裡有中國最厚的山谷冰川。
那是我們衝鋒主冰川的日子,科學家們要從海拔5600米爬到海拔6300米的主冰川上打下冰芯,獲取科學資料。之前,我們已經歷經了十幾天的攀登和準備,由於裝備差,鞋也有問題,我的雙腳後跟被嚴重磨爛了。
副隊長就給我發了兩雙厚厚的氈墊和一雙高腰膠鞋,讓我穿著它和另外幾名隊員一起同行,但是途中我們失散了。在那種地方能照顧好自己就不錯了,很難兼顧別人。在主冰川上完成採訪工作之後,由於體力、裝備和受傷等種種原因,在返回營地的途中,我孤身一人落在了最後。
晚上9點多,我已經扔掉了乾糧、水等任何能扔掉的東西,走了10個多小時,體能接近極限,這時候天逐漸黑了。我很幸運,當我最困難的時候,從雪峰的峰頂升起了一輪明月,幫助我沒有迷失大方向。我繼續一步步摸索著,在海拔6000米左右的地方,每走一步都是一種煎熬,由於體能極度消耗,我出現了一種奇特的感覺,自己的每一個毛孔似乎都在梆梆地跳,這可能是心臟負荷過重的一種表現。
我記不清當時在想什麼,只記得不停地告訴自己,一定不能停下來,一定不能休息,就這樣,我又走了5個小時,最終,在凌晨2點一步一拐地到達了營地門口。
那時,所有隊員都等候那裡,他們一一和我擁抱,歡迎我的歸來。那一刻,我永遠忘不了。
記者又是一個很平常的職業,與其他所有職業一樣,做記者的過程就是做人的過程。能做一個好的記者,就像做一個好的人,最難的是超越自己。
曾經有一個網友問我,“我準備改行去做記者,能給我什麼建議嗎?”我想起了北宋范仲淹的那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也是我多年以來最深刻的體會。或許每個人都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是無疑這是人生的指明燈,也是給記者的箴言。
要做一個好記者,沒有平常心不行。因為你選擇了這個職業,意味著你要面對很多很多。以人來說,上至政府高官、億萬富翁,下到黎民百姓、乞丐罪犯;以事來說,或許艱難,或許困苦,或許危險,或許平凡……有了平常心,才能平等待人,冷靜待事,才能科學、合理的完成你的工作。
當然,有平常心決不意味著喪失激情,這好像是一個矛盾,但是矛盾本來就是生命的本性。對於一名記者,這種本性更加集中,更顯放大。要做一名好記者,需要有熱情,也需要有平常心,二者之間度的藝術,可能要用一輩子的時間去實驗,去琢磨,去感悟,去品味。
在品味的過程中,還需要一樣最基本的東西,就是勇氣。當事情出現的時候,能不去躲避,能走上去,能主動地去做你應該做的事情,這是一個好記者的必然選擇。
和其他很多人一樣,我也對自己感到欣慰,因為自己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在印度洋海嘯中最嚴重的災區印尼亞齊,面對著成群裸露腐爛的屍體,面對著令人窒息的惡臭,沒有任何裝備的我,在中國國際救援隊員的感染下,走了上去……
在2005年的珠穆朗瑪峰複測行動中,在大雪紛飛的秦嶺,在寒冷刺骨的藏北,在大風呼嘯、晝夜溫差近60度的珠峰高海拔地區,我堅持採訪了100多天,看到了一群平凡普通的測量隊員如何完成了一件很不平凡的事業……
在遠望三號航天測量船上,在幾乎“與世隔絕”的76天裡,在風浪搖擺的折磨和枯燥單調的生活中,我每天堅持把採訪過程和遠航感受記錄下來,每天堅持拍照片,積累了數萬字的“遠望日記”……
還有,在雲南撫仙湖的十幾米深的水下,在南海西沙群島的礁盤上,在青海可可西里無人區的腹地,在藏東南麥克馬洪線附近的森林間,在新疆塔克拉瑪乾沙漠枯死的胡楊旁,在寧夏百年罕見的恐龍化石堆里,在北京航天城堅守神舟六號的七晝夜中……
只要你付出了,總會有收穫。
或許,收穫會突然出現,在你最想不到的時候。
就象我在遠望三號的時候,當任務結束停靠南非開普敦港補給的那天,受到了當地華人的熱烈歡迎。幾名華人專門上船找到我,拿出從網上列印下來的《遠望日記》說:感謝你的文章,讓我們看到了船員們的真實生活,他們太艱苦了,太偉大了!他們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開普敦的許多華人華僑和留學生都在傳閱這個日記,看到這些平實的文字,大家都很感動。”當時聽到他們這么說,我的眼睛也濕潤了,我覺得,這是對一個記者最高的獎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