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祖蔭:贛南村治模式研究》通過對客家文化圈中宗族型村莊的村莊生活、村莊社會、弱勢群體及村莊政治等眾多側面的記錄，展現了走出祖蔭的贛南農村社會正在經歷著的深刻轉型。半個多世紀以來，農村社會發生的變革，不僅表現為具體制度安排的更替，而且村莊內的人際關係模式、人的精神世界和意義系統也在發生著悄然的嬗變。
基本介紹
- 書名：走出祖蔭:贛南村治模式研究
- 出版社：山東人民出版社
- 頁數：231頁
- 開本：16
- 定價：24.00
- 作者：郭亮 賀雪峰
- 出版日期：2009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09046596
- 品牌：山東人民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走出祖蔭:贛南村治模式研究》是《中國村治模式實證研究叢書》之一，本套叢書匯集了來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陝西、浙江、江蘇、吉林、福建11個重要農業大省15個村莊的調查研究報告，描述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展現北方農村、中部農村和南方農村的非均衡性，透視中央農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莊的實踐邏輯，為關心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讀者提供生動的村莊現場，為政策研究部門提供有益的觀點，為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貢獻微薄的力量！
作者簡介
郭亮，1981年生，江蘇沛縣人，先後就讀於南京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現為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從事政治社會學和農村問題研究。堅持田野調查與文獻閱讀並重的學術研究之路，迄今已在十餘個省份進行過農村調研，發表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若干。
圖書目錄
總序
導論
第一章 村莊生活
一、家庭模式變遷
二、走向“現代”的住房結構
三、閒暇、私密生活與電視下鄉
四、當婚姻成為一種負擔
五、喪葬傳統的變奏曲
六、祠堂的故事
七、地方信仰
第二章 村莊社會
一、村落糾紛
二、農民合作
三、村莊互助
四、村莊行動單位
五、打工經濟下的村莊生活
第三章 弱勢群體
一、婦女的村莊生活
二、老年人生存狀況考察
三、貧困人群與低保戶
四、自殺與生命意義的喪失
第四章 村莊政治
一、村莊權力結構
二、村莊選舉：自然村之間的權力遊戲
三、村莊的日常政治生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四、“兩委矛盾”：村落對國家話語的再造
五、新農村建設
六、竹村村治模式討論
第五章 走出祖蔭
一、從“祖蔭下”到“走出祖蔭”
二、走出祖蔭的村莊
三、結語
第六章 村莊中的“國家”：村莊治理的若干拓展性討論
一、計畫生育政策30年
二、“鐘擺型”國家：“稅費改革”的再解讀
三、從“控制”到“互動”：鄉村關係的變遷邏輯
附錄
後記
導論
第一章 村莊生活
一、家庭模式變遷
二、走向“現代”的住房結構
三、閒暇、私密生活與電視下鄉
四、當婚姻成為一種負擔
五、喪葬傳統的變奏曲
六、祠堂的故事
七、地方信仰
第二章 村莊社會
一、村落糾紛
二、農民合作
三、村莊互助
四、村莊行動單位
五、打工經濟下的村莊生活
第三章 弱勢群體
一、婦女的村莊生活
二、老年人生存狀況考察
三、貧困人群與低保戶
四、自殺與生命意義的喪失
第四章 村莊政治
一、村莊權力結構
二、村莊選舉：自然村之間的權力遊戲
三、村莊的日常政治生活：“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四、“兩委矛盾”：村落對國家話語的再造
五、新農村建設
六、竹村村治模式討論
第五章 走出祖蔭
一、從“祖蔭下”到“走出祖蔭”
二、走出祖蔭的村莊
三、結語
第六章 村莊中的“國家”：村莊治理的若干拓展性討論
一、計畫生育政策30年
二、“鐘擺型”國家：“稅費改革”的再解讀
三、從“控制”到“互動”：鄉村關係的變遷邏輯
附錄
後記
文摘
由於這種空間的隔離而越來越少。
由於住房的更新較慢，竹村目前的住房仍然是以“渡水”和“四面五間”為主，新型的住房大概只能占到總住房的1/3，但是在以後新建的住房中，任何村民卻都不可能再採取傳統的樣式。住房結構的變遷展現的不僅是現代性對地方性文化的侵蝕，而且預示著村莊生活方式以及村莊治理基礎的重構。
三、閒暇、私密生活與電視下鄉
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閒暇的時間與方式與當地的種植結構以及農作物生長的周期性相關聯。在江漢平原和東北平原，由於水稻生長和收穫的季節性特點，當地人一年忙碌的時間加起來大概只有三四個月，在其餘的時間中，青壯年勞力在外打工，而留在家的村民則充分享受到了閒暇。由於缺少一種有意義的文化生活內容，時間的充裕卻為地下教會以及打麻將等粗劣休閒方式的傳播與蔓延提供了土壤。在竹村，由於農業生產並非是吸納勞力的唯一渠道，廣袤的山林為他們開闢了從事副業的大量機會，竹村人閒暇與忙碌的生活周期並不存在一個明顯的界限，或者說，即使沒有外出打工，村民也很少會有大量無處打發的空閒時間，而總是會想方設法地從事些哪怕收益並不高的生產性活動。男勞力到山上為開發山林的老闆砍樹，婦女則幹些植樹、澆水的雜活，一天下來前者能賺50元左右，外加一包5元左右的香菸，後者至少也能掙到三四十元。
做“小工”成為村莊中的一種風氣，出於一種村莊競爭的壓力，村民尤其是婦女唯恐自己落在別人後面，條件允許的話，她們一天的時間也不願意耽誤。即使是老人，他們也不會閒著，大都要去放牛、砍柴以及做些“竹篾”（當地人的叫法，指竹製品，如竹筐、竹籃等）。在生產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活動下，竹村人的閒暇時間較短，一般是在陰雨天和晚上，因為只有在這時候，生產性的活動才成為不可能。然而，閒暇時間的短暫並不影響閒暇的意義，相反，其對於忙碌了一天的竹村人往往顯得更為珍貴。竹村人的閒暇方式主要有聊天、看電視、串門和打牌等。
（一） 公共空間的聊天
在村莊中，聊天具有兩種形式，一是公共場所（如村口的大樹下、祠堂里、屋場前等）的聊天，二是串門式的聊天。對於前者而言，由於居住空間的高度集中性，兩三個人坐在一起聊天很快就會引來村莊中的許多人。在冬天的時候，村民會圍坐在一起烤火；夏天的時候，則背倚著大樹一起乘涼。許多人都有著這種村莊生活的美好回憶，這個時候，村民暢快地交流，其內容無非是家長里短以及村莊最近發生的事件。在這個場合，村莊的信息得到迅速傳播，並產生出村莊的輿論和壓力。也正是由於這種聊天的公共影響，其一方面容易導致村民之間的吵架和糾紛。如一個村民說了某人或者其家庭成員的“壞話”，而又傳到了該人的耳朵里，愛好面子的竹村人勢必會與其進行理論，從而引發雙方的矛盾。然而，另一方面公共場合的聊天同樣有著積極的一面，它事實上為村莊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大家坐在一起本來是一件沒有任何目的的事情，然而當話題牽扯出村莊中的一些公益事業時，每個人事實上是在不經意中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如果大家意見一致的話，比如出工、出錢的分配問題，那么這種“非正式”協商就有可能轉化為村莊中的一致行動，金竹自然村有關自來水工程的建設和收費標準就是在晚上大家聊天時達成的。
這種自發形成的聊天已經不再構成村莊生活的常態，晚上的時間由於被看電視所占據，自然村中集體乘涼的場面已經很少了，即使有也很難聚起較多的村民，取而代之的是村中的小店作為一個新公共場所地位的凸顯。由於竹村的8個自然村沿公路依次分布形成了條形布局，村中的小店處在這條馬路的一側，具體位置大約在村莊的中間，緊挨著一所國有林場。以國有林場的職工以及相對較大的流動人口為消費對象，這一帶附近形成了數家經營菸酒百貨的小店、飯館。出於吸引顧客的目的，小店和飯館都在門口擺上供休息的長凳，一天到晚總有前來聊天、打牌的村民。不僅僅是附近幾個自然村的村民，就是相離數公里的牛山和龍山村村民也把這裡當做一個娛樂的場所，在無事的時候，他們會騎著機車專門來這裡玩耍。顯然，與在自然村中的聊天不同，這裡的人員由於來自數個自然村，而且夾雜著外地來的林場職工，話題就更為寬泛。而且，據村民透露，這裡也構成了一個賭博的據點，有錢的村民和林場的職工是主要的參賭人員，據說村莊中經常有人一晚上就輸掉數千元錢。
（二） 看電視
與這種集體閒暇的發展相伴隨，村民的家庭式閒暇也在發展，最為典型的就是看電視成為了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閒暇追求的是一種身心放鬆的狀態，如果說集體閒暇是以人與人的交流而實現，那么看電視則是追求一種感官的愉悅和一種內心的體驗。由於受經濟水平的限制，和其他發達地區相比，竹村電視機的出現較晚，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才開始進入村莊。在那個時候，由於村民對電視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好奇感，看電視不可能是一種家庭的行為，有電視的人家一打開電視就要吸引許多村民前來圍觀。據村民回憶，電視台放映香港片《霍元甲》、《上海灘》的時候，有電視的人家常常被擠得水泄不通，如果本村沒有電視，一些年輕人寧願走十幾里的山路到其他村子去看。看電視的動機固然是出於對電視節目本身的好奇，但事實上卻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活動空間。問題在於，看電視所處的空間性質決定了這種公共活動不可能長久，主人家接納眾多村民的熱情終究會因為其影響到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而熄滅，而時間久了，那些前來看電視的村民同樣有著自知之明。
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最終解決了這種尷尬，隨著電視機在村莊中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村民足不出門就可以感受到外面大千世界的精彩了。2000年的時候，在當地政府的推廣下竹村的有線電視開始安裝，家裡的電視節目從原來的幾個頻道增加到現在的20多個，原來頻道單一、政治教化傾向較強的電視節目也逐漸為豐富多彩、各種形式的娛樂節目所代替，從而極大地調動了村民收看電視的積極性。許多村民坦言，現在一天不看電視，心裡就憋得慌。
2000年以來，許多村民家中的電視機數量在增加，一般都在兩台及兩台以上。這一狀況的出現源於我在家庭篇中討論過的一種“不分家式的分家”，即追求獨立生活空間的核心家庭在打工浪潮背景下的一種理性選擇。隨著電視機的增多，大家庭內部也隨之分為若干個獨立的生活空間，看電視作為一種閒暇日益成為夫妻的私密性活動。我選取了30名已婚村民，試圖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他們看電視時所處的狀態。我的問題是：您一般和誰一起看電視？他們的選擇證實了我的判斷。
由於住房的更新較慢，竹村目前的住房仍然是以“渡水”和“四面五間”為主，新型的住房大概只能占到總住房的1/3，但是在以後新建的住房中，任何村民卻都不可能再採取傳統的樣式。住房結構的變遷展現的不僅是現代性對地方性文化的侵蝕，而且預示著村莊生活方式以及村莊治理基礎的重構。
三、閒暇、私密生活與電視下鄉
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中，閒暇的時間與方式與當地的種植結構以及農作物生長的周期性相關聯。在江漢平原和東北平原，由於水稻生長和收穫的季節性特點，當地人一年忙碌的時間加起來大概只有三四個月，在其餘的時間中，青壯年勞力在外打工，而留在家的村民則充分享受到了閒暇。由於缺少一種有意義的文化生活內容，時間的充裕卻為地下教會以及打麻將等粗劣休閒方式的傳播與蔓延提供了土壤。在竹村，由於農業生產並非是吸納勞力的唯一渠道，廣袤的山林為他們開闢了從事副業的大量機會，竹村人閒暇與忙碌的生活周期並不存在一個明顯的界限，或者說，即使沒有外出打工，村民也很少會有大量無處打發的空閒時間，而總是會想方設法地從事些哪怕收益並不高的生產性活動。男勞力到山上為開發山林的老闆砍樹，婦女則幹些植樹、澆水的雜活，一天下來前者能賺50元左右，外加一包5元左右的香菸，後者至少也能掙到三四十元。
做“小工”成為村莊中的一種風氣，出於一種村莊競爭的壓力，村民尤其是婦女唯恐自己落在別人後面，條件允許的話，她們一天的時間也不願意耽誤。即使是老人，他們也不會閒著，大都要去放牛、砍柴以及做些“竹篾”（當地人的叫法，指竹製品，如竹筐、竹籃等）。在生產成為一種主導性的活動下，竹村人的閒暇時間較短，一般是在陰雨天和晚上，因為只有在這時候，生產性的活動才成為不可能。然而，閒暇時間的短暫並不影響閒暇的意義，相反，其對於忙碌了一天的竹村人往往顯得更為珍貴。竹村人的閒暇方式主要有聊天、看電視、串門和打牌等。
（一） 公共空間的聊天
在村莊中，聊天具有兩種形式，一是公共場所（如村口的大樹下、祠堂里、屋場前等）的聊天，二是串門式的聊天。對於前者而言，由於居住空間的高度集中性，兩三個人坐在一起聊天很快就會引來村莊中的許多人。在冬天的時候，村民會圍坐在一起烤火；夏天的時候，則背倚著大樹一起乘涼。許多人都有著這種村莊生活的美好回憶，這個時候，村民暢快地交流，其內容無非是家長里短以及村莊最近發生的事件。在這個場合，村莊的信息得到迅速傳播，並產生出村莊的輿論和壓力。也正是由於這種聊天的公共影響，其一方面容易導致村民之間的吵架和糾紛。如一個村民說了某人或者其家庭成員的“壞話”，而又傳到了該人的耳朵里，愛好面子的竹村人勢必會與其進行理論，從而引發雙方的矛盾。然而，另一方面公共場合的聊天同樣有著積極的一面，它事實上為村莊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大家坐在一起本來是一件沒有任何目的的事情，然而當話題牽扯出村莊中的一些公益事業時，每個人事實上是在不經意中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如果大家意見一致的話，比如出工、出錢的分配問題，那么這種“非正式”協商就有可能轉化為村莊中的一致行動，金竹自然村有關自來水工程的建設和收費標準就是在晚上大家聊天時達成的。
這種自發形成的聊天已經不再構成村莊生活的常態，晚上的時間由於被看電視所占據，自然村中集體乘涼的場面已經很少了，即使有也很難聚起較多的村民，取而代之的是村中的小店作為一個新公共場所地位的凸顯。由於竹村的8個自然村沿公路依次分布形成了條形布局，村中的小店處在這條馬路的一側，具體位置大約在村莊的中間，緊挨著一所國有林場。以國有林場的職工以及相對較大的流動人口為消費對象，這一帶附近形成了數家經營菸酒百貨的小店、飯館。出於吸引顧客的目的，小店和飯館都在門口擺上供休息的長凳，一天到晚總有前來聊天、打牌的村民。不僅僅是附近幾個自然村的村民，就是相離數公里的牛山和龍山村村民也把這裡當做一個娛樂的場所，在無事的時候，他們會騎著機車專門來這裡玩耍。顯然，與在自然村中的聊天不同，這裡的人員由於來自數個自然村，而且夾雜著外地來的林場職工，話題就更為寬泛。而且，據村民透露，這裡也構成了一個賭博的據點，有錢的村民和林場的職工是主要的參賭人員，據說村莊中經常有人一晚上就輸掉數千元錢。
（二） 看電視
與這種集體閒暇的發展相伴隨，村民的家庭式閒暇也在發展，最為典型的就是看電視成為了大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閒暇追求的是一種身心放鬆的狀態，如果說集體閒暇是以人與人的交流而實現，那么看電視則是追求一種感官的愉悅和一種內心的體驗。由於受經濟水平的限制，和其他發達地區相比，竹村電視機的出現較晚，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候才開始進入村莊。在那個時候，由於村民對電視的一種前所未有的好奇感，看電視不可能是一種家庭的行為，有電視的人家一打開電視就要吸引許多村民前來圍觀。據村民回憶，電視台放映香港片《霍元甲》、《上海灘》的時候，有電視的人家常常被擠得水泄不通，如果本村沒有電視，一些年輕人寧願走十幾里的山路到其他村子去看。看電視的動機固然是出於對電視節目本身的好奇，但事實上卻產生了一個新的社會活動空間。問題在於，看電視所處的空間性質決定了這種公共活動不可能長久，主人家接納眾多村民的熱情終究會因為其影響到自己家庭的正常生活而熄滅，而時間久了，那些前來看電視的村民同樣有著自知之明。
整體經濟水平的提高最終解決了這種尷尬，隨著電視機在村莊中的普及，越來越多的村民足不出門就可以感受到外面大千世界的精彩了。2000年的時候，在當地政府的推廣下竹村的有線電視開始安裝，家裡的電視節目從原來的幾個頻道增加到現在的20多個，原來頻道單一、政治教化傾向較強的電視節目也逐漸為豐富多彩、各種形式的娛樂節目所代替，從而極大地調動了村民收看電視的積極性。許多村民坦言，現在一天不看電視，心裡就憋得慌。
2000年以來，許多村民家中的電視機數量在增加，一般都在兩台及兩台以上。這一狀況的出現源於我在家庭篇中討論過的一種“不分家式的分家”，即追求獨立生活空間的核心家庭在打工浪潮背景下的一種理性選擇。隨著電視機的增多，大家庭內部也隨之分為若干個獨立的生活空間，看電視作為一種閒暇日益成為夫妻的私密性活動。我選取了30名已婚村民，試圖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了解他們看電視時所處的狀態。我的問題是：您一般和誰一起看電視？他們的選擇證實了我的判斷。
後記
轉眼間，來到武漢已經四年。於我而言，仍懷留著大學畢業時改造社會的一腔熱情，對社會的認知也立體和豐滿起來。當以道德和價值作為評判社會的出發點轉向對社會運作機制的理解和詮釋時，我相信，自己已經踏上了一條認識社會、研究社會的學術之路。
如果說學術的終極目標在於為人和社會的更好發展“出謀劃策”的話，那么中國學者的研究則理當要為13億人民的生活謀取福祉。由於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構成了這種研究取向的前提，中國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就依然是我們需要探索並不斷做出回答的根本命題。幸運的是，伴隨現代社會出現的社會科學理論為我們的社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工具，從而能擺脫傳統的文化和人性研究路徑，以社會科學的方式重新認識中國。
然而，曾幾何時，社會科學研究中卻“言必稱希臘”，中國學術研究的貧瘠狀態決定了對西方社會科學飢不擇食的“窘迫”。既有的社會科學範式無法在中國經驗面前自圓其說時，這既可能是“食洋不化”的結果，又可能是中國文明的獨特魅力所導致。在尊重既有的學術傳統基礎之上，如何細化、修正乃至形成具有中國經驗支撐的社會科學理論，成為了我及所在團隊的學術自覺。
中國文明是農業文明，無論是生活在城市，還是置身於鄉村，中國人都是一種農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因而，即使在文化的意義上，農村社會同樣是中國社會的根基。而如今，中國農村社會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農村社會呈現出高度複雜的特徵，對農村社會的整體且深刻的理解無疑構成了中國研究的起點。
如果說學術的終極目標在於為人和社會的更好發展“出謀劃策”的話，那么中國學者的研究則理當要為13億人民的生活謀取福祉。由於對中國社會的深刻認識構成了這種研究取向的前提，中國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就依然是我們需要探索並不斷做出回答的根本命題。幸運的是，伴隨現代社會出現的社會科學理論為我們的社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工具，從而能擺脫傳統的文化和人性研究路徑，以社會科學的方式重新認識中國。
然而，曾幾何時，社會科學研究中卻“言必稱希臘”，中國學術研究的貧瘠狀態決定了對西方社會科學飢不擇食的“窘迫”。既有的社會科學範式無法在中國經驗面前自圓其說時，這既可能是“食洋不化”的結果，又可能是中國文明的獨特魅力所導致。在尊重既有的學術傳統基礎之上，如何細化、修正乃至形成具有中國經驗支撐的社會科學理論，成為了我及所在團隊的學術自覺。
中國文明是農業文明，無論是生活在城市，還是置身於鄉村，中國人都是一種農業文明的思維方式，因而，即使在文化的意義上，農村社會同樣是中國社會的根基。而如今，中國農村社會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農村社會呈現出高度複雜的特徵，對農村社會的整體且深刻的理解無疑構成了中國研究的起點。
序言
2000年前後，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一場巨變，這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本套叢書試圖通過對全國十多個省不同村莊的調查，來描畫巨變中的鄉村中國圖景。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治理之變
2000年前後，農民負擔沉重，村級債務劇增，幹群關係緊張，農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來描述當時的狀況。
在農民負擔持續加重，農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機的同時，農村民主化進程不斷推進，《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88年試行，1998年正式實施，它強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從日漸嚴重的農村治理形勢來看，村級民主對於解決三農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開始大規模推進以減輕和規範農民負擔為目標的農村稅費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農業稅，取消了針對農民的各種收費。取消農業稅，意味著持續兩千年的農業稅歷史的終結，意味著以農養工、以農養政時代的終結。不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定，開始大規模向農村轉移支付財政資金，從而實現了由從農村提取資源到向農村輸入資源的戰略轉變。
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緩解了幹群關係。之前因收取稅費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復存在，農村基層治理制度開始發生變化。
取消農業稅及附著在農業稅上的各種農民負擔，使得鄉村組織的收入大為減少。鄉村組織僅僅依靠自上而下的財政轉移支付，難以維持運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