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索格》是美國作家索爾·貝婁的作品。該小說講述一名20世紀60年代典型的美國猶太知識分子——主人公赫索格困惑於荒誕的現實，陷入了精神危機之中，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對人類自身價值和人生意義的追求。他追求至真，試圖把握自己命運，並在此過程中表現出令人驚訝的執著。索爾·貝婁通過赫索格在精神混亂中的思考和一封封不曾郵寄出去的信件，揭示二戰後，在美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種種問題。
貝婁是把赫索格作為整箇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總代表來描寫的，充分體現知識分子面對混亂不堪的物質世界感到困惑、迷惘，揭示了美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
《赫索格》小說一發表，隨即成為美國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赫索格
- 外文名稱：Herzog
- 文學體裁：長篇小說
- 作者：索爾·貝婁（Saul Bellow）
- 作品字數：338千字
- 首版時間：1964年
內容簡介,創作背景,主要人物,作品賞析,主題思想,藝術特色,作品評價,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大學教授，他學識淵博，善良敏感，但與現實社會格格不入。他結過兩次婚，離了兩次婚。第二位妻子馬德琳與他的好友鬼混，把他趕出家門。赫索格像一位局外人游離於家庭、社會之外，四處流浪卻找不到精神出路，他內心異常痛苦、孤獨，不停地給各種人寫信，探索尋找生存的意義。他知道，別人不會理解他，只會把他當成瘋子。但這時候他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與安寧。赫索格來到一個舊情人家拜訪，但馬上又不辭而別。後來，他回到童年的故居，拿走了父親遺留下來的一支舊槍。他想殺死馬德琳與瓦倫丁。但看到瓦倫丁在耐心地為他的小女兒洗澡後，他又喪失了殺人的決心。不久，他出了車禍，警察發現了他的槍，扣留了他。他哥哥替他付了罰款，他才被釋放。處於中年時期的赫索格感到困惑不解，頭暈目眩，精神崩潰，而無能為力。最後，赫索格與情人雷蒙娜回到鄉下的住所，在愛情和大自然中找到了歸宿。
創作背景
20世紀中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又投入了兩次戰爭：20世紀50年代的韓戰和20世紀60年代—70年代的越南戰爭。在冷戰時期，核威脅使美國人民產生了強烈的恐懼心理，而1962的古巴飛彈危機更加強了人們的這種恐懼心理。美國的新帝國主義時代有時被稱為焦慮時代（ the age of anxiety）。20世紀60年代，美國國內發生了黑人民權運動、婦女解放運動和青年反戰運動。參加反戰的大批青年人遭到了軍隊的殘酷鎮壓；主張非暴力和平抗議的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慘遭暗殺。社會動盪引發了精神、文化和道德危機，產生了“嬉皮士”等反主流文化。這一系列事變使美國人民，特別是敏感的知識分子感到思想迷惘、不知所措，開始失去信心並表現為無能為力。
20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創造了豐裕的物質生活，提高了人類的生存條件，但是人的精神卻變成了缺乏愛情、親情、人道主義、尊嚴和信仰的一片“荒原”。美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上的動亂，直接地反映在文學創作里，或是間接地對作家的創作思想產生了影響。《赫索格》正是在該歷史時期產生的一部典型作品。
主要人物
摩西·赫索格——“我”
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大學教授，為人敏感、善良，但是現實生活給予他一連串的打擊，家庭的婚變，社會的摒棄，使他對世界的現狀極端沮喪，精神瀕臨崩潰的邊緣。他只能寫許多不寄出的信以發泄內心的積鬱，訴說個人的見解。他苦悶的中心是在他生活的這個混亂的世界上，找不到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
赫索格表示：“只要與戴茜結婚生活在一起，摩西完全能過一種受人尊敬、穩定的、正常的教授生活。”顯然這種平靜的婚姻生活有助於赫索格事業的發展，能使他致力於寫書，但是赫索格卻感覺乏味，“他覺得那是過一種懶漢的生活”。
馬德琳
赫索格的第二位妻子馬德琳，她是小說中最豐滿、極具有個性的現代女性人物。她不僅外表十分漂亮迷人，性格活潑、直率而坦誠，而且天資聰穎又好學。由於赫索格的生活混亂、思想迷惘由她而起，仍然擺脫不了對她的迷戀。
馬德琳出生於一個藝術家庭，可她的父親終日忙於工作，很少關心到她，因而從小就缺少父愛，在14歲時又曾受到過性騷擾，這些都深深地影響到她後來的婚姻生活。她之所以當初選擇嫁給赫索格，正是看重他的學識以及對她信仰的尊重。同時又把他當成父親似的丈夫，似乎想彌補她內心所渴望的父愛。她希望與這位大學歷史教授一起生活，能夠互相尊重，平等對待對方。可是最終她發現她丈夫自私、專橫、風流，就主動提出離婚，而投入她丈夫的好友——格斯貝奇的懷抱。但馬德琳絕不是一個輕浮、風騷的女人。
戴茜
戴茜是赫索格的第一位妻子戴茜。戴茜來自農村，是蓋洛普民意測試站的一位統計員。她是個比較冷靜、比較規矩的舊式猶太女子”。作為一名傳統的猶太婦女，她生活儉樸、溫柔可靠，照顧丈夫與孩子似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內容。性格靦腆、倔強，穩定、有條理、遏制是戴茜的優點。
年輕時的她在赫索格眼裡也很漂亮，卻似乎缺少了在幽默和妖艷方面的女性魅力，這也許是赫索格棄她而去的重要原因吧。
莎娜
莎娜則是赫索格曾經愛過的一位日本女子，年輕時她在巴黎呆過，不會講英語，法語是他們兩人進行交流的唯一語言。善良、溫柔、順從、節儉的“她從不圖對方做出任何犧牲，只要求赫索格能夠經常陪著她。她愛赫索格以至違背她父親的意願而不回到日本去。在赫索格處於與戴茜離婚的那段麻煩的時間裡，他常到莎娜的住處，她幫他放水洗澡、按摩，給了他不少的身心放鬆與歡愉。可是，當她患肺病的一個月時間裡，赫索格都懶得去看她一回。她只是赫索格在內心受折磨時才偶爾想到的女人。
雷蒙娜
雷蒙娜是赫索格在夜校授課期間的一位成人學生，30多歲，離過婚，受過高等教育（獲碩士學位），開一家花店，經濟又十分獨立。雷蒙娜說話就像她的長相一樣芳香”，她的性格和容貌也如同她花店的花朵一樣芬芳可愛。她妖艷動人，充滿了女性魅力，又善於照顧男人，似乎具備了前兩種女性人物所擁有的一切優點，包括傳統猶太女性的美德——溫柔可愛、勤奮、廚藝好、有家庭感和現代女性的長處——獨立聰穎又性感。
雷蒙娜是赫索格與馬德琳分手後認識的，她正是看中了赫索格不贊成師生戀的道德品質而主動對他發起了猛烈的進攻，並想用“愛的藝術——精神的最高境界”來幫助恢復赫索格的生活，找回他的自信，使他的事業繼續得到發展。
汪達
汪達是赫索格在波蘭艷遇的一位女人。她真誠、虔誠、善良，滿足於她的婚姻生活，不願意與自己丈夫離婚而嫁給赫索格。
作品賞析
主題思想
《赫索格》主題思想之一：美國20世紀60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縮影——即“思想迷惘”。
小說主人公的名字，著重描述一位中年猶太知識分子尋求心理平衡，試圖尋找立足之地的過程。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位在大學執教的猶太歷史學家，高級知識分子，崇尚理性及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相信社會文明的發展並關心人類的生存狀況。但嚴酷的現實給了他一連串的無情打擊，兩次婚姻不遂心愿，他最好的朋友成了他第二任妻子的情夫，感情上的困境折磨得他幾乎精神失常。
由於現實生活處處跟他過不去，主人公陷入了不停寫信的怪癖，在瘋狂的冥想之中進行深刻的精神探索。他用文字或是在頭腦中寫了無數封的書信來發泄心中的積鬱，但一封也沒寄出。他寫信的對象包括他的家人、親戚、朋友、報紙編輯、甚至敵人以及社會知名人士，不管是在世的還是已故的。正如他所言，他總是在“進行複雜抽象的知識性工作，那似乎是他生存掙扎的手段。”他完全相信：“當他的思想停止時，他就要面臨死亡。”這些信件道出了他的滿腹經綸和心裡話，訴說對政治、經濟、軍事、環境、道德、宗教、人生等方面的個人見解與感受。他覺得自己很可笑，卻又情不自禁。“我似乎被某種強烈的交流欲望所驅使。”
主人公赫索格思考了諸多問題：從德國存在主義到俄國神秘主義，從加爾文教派到黑色穆斯林教派，從蒙田、帕斯卡爾、康德、費希特到尼采、斯賓格勒、海德格爾、艾森豪、史蒂文森和馬丁路德金。寫給知名人士的書信直接反映了他對人類社會和文明的極大關注。他給總統先生寫信，關心的是稅收、失業、公共安全、人口增長和種族歧視等問題；給牧師寫信，考慮的是慈善和流浪漢的問題；給阿爾德曼先生寫信，譴責的是把“勝利女神”的部隊飛彈基地建在城裡，而不是建在偏僻廢棄的鄉村；給威爾遜長官寫信，深怨的是保護社區的兵力不足而導致暴力和犯罪不斷；給《紐約時報》寫信，擔憂的是化學殺蟲劑、地下水污染和其它有毒形式污染以及社會和民族等問題。他的思想似乎承擔著整個世界、乃至全人類所面臨的問題。
赫索格思想中的書信充滿了諷刺與批評。例如，當他想到美國的官僚作風，他就抱怨美國國內的稅收制度使每個人都變成記帳員，公民的生活成了一種買賣交易，人們所關心的只是錢袋問題。當他想到國家愚蠢的模糊政策可能會影響孩子和整個國家人口時，他就變成“伏爾泰式的人物，內心充滿了辛辣諷刺，專找最尖銳、最惡毒的字眼。”
在主人公寫給《紐約時報》的信中，他把諷刺的矛頭對準泰勒博士和斯特洛伏斯博士，譴責前者有關不透水的油漆而不是原子塵會影響性腺的理論說法完全是誤導，後者的“冒險觀”只會導致而不是防止原子大屠殺的發生。赫索格敏銳地觀察到美國公民並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把人類的安全交給那些馬虎的殲滅專家們，還堅信“世界是為了我們的安全而建造的”。從而赫索格得到悲傷的結論：托克維爾對美國民主社會的印象是不正確的，因為它所帶來的最強烈影響不是把社會引向完善，而是自我毀滅。
教堂也成了赫索格攻擊的對象。由於他與希爾頓牧師有個人恩怨，他把對這位牧師的仇恨轉移到他所代表的機構上。他不僅認為教堂所標榜的“普遍理解”是有害的，而且還挖苦“對所有問題都準備進行回答是愚蠢之至的表現”。但赫索格對教堂的其它方面的抨擊則與個人恩怨無關。他抨擊了牧師極少考慮到貧窮的民眾，雖然他們表示要幫助窮人，可實際上並沒有做出什麼具體的舉措來消除到處都是貧窮的現象。到處都是乞討者，他們的存在使富人顯得無比優越。正像赫索格觀察到：“窮街具有鮮明對照的特點，因為有了窮人，富人才從奢侈淫逸的生活中得到無窮的樂趣，得到額外的收益。”
另外，赫索格不斷地回到價值觀與個人自我的重要性問題上。他在精神垮掉之前所醞釀的一部大作要體現的是“ 生命如何因宇宙的連線而得到延續，推翻關於自我唯一性的浪漫主義錯誤觀點。”他帶著諷刺的語氣回想起中學生時代的他在演講時引用了愛默生的話：“世界的關鍵事業是對人類的建造。一個人的私生活比歷史上的任何王國還要宏偉。”
另一方面，赫索格又很反感那些當代的悲觀主義者，他們主張“為了歷史的需要你必須犧牲那可憐、微不足道的個人自我。從分析家的觀點來看，個人自我只不過是小兒科的自大狂；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則是小資產階級的產物。”比起譏諷人的現實主義者，赫索格更偏向浪漫主義。但他又反對個人自我崇拜。赫索格躊躇不定，決定“可能最好暫停對人性的定義”。他私下很反對貶低人類價值的觀點，即便他很想擺脫個人自我的負擔。同樣，自由的問題使赫索格困惑：“現在人們可以自由了，但是自由本身沒有什麼內容，極其空洞”。技術“創造了私人生活，但並無內容”。
赫索格想起托爾斯泰的自由觀點，似乎有同感。“條件簡單、真實，人才有真正的自由，要獲得自由就是不受歷史的約束。”
在此貝婁不是直截了當地給讀者展示赫索格個人的生活經歷，而是讓在現實生活中孤立的知識分子在試圖陳述過去、尋找合理、理清思路、尋回自我過程中體現他的思想迷惘。
那些諸多不寄出的書信以及他與想像中的人交談給讀者展現了一系列的人物、環境與事件。“赫索格的信有些是戲虐的，有些是瘋瘋癲癲的；但最後分析起來，所有的信都是負責任的。把全部的信件湊在一起，便構成了一部時代信條。”它們容積了他對時代信條的厭惡、諷刺與爭辯；也體現了他的信仰以及對時代的關心。這些書信不僅幫助他重新在混亂的生活和時代進行和諧相處，而且也是幫助他擺脫那一切混亂的一種手段。
赫索格的沉思和關心的問題種類繁多，難以一一概述，但他寫給各界人士的書信卻體現了他內心的痛苦掙扎，同時也是幫助他消除內心痛苦的解痛劑。寫信能幫助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減輕甚至解除內心的痛苦與憤懣。
該小說中有一段話，赫索格試圖對他的朋友魯沙斯解釋他為何花大量精力去寫信的緣故。
“人文主義者和有思想的人士除了會掙扎著尋找適當的措詞還能做什麼呢？以‘我’為例吧。‘我’手忙腳亂地寫信給四面八方的人，有很多話。‘我’用言語來處理現實生活。也許‘我’喜歡把一切轉變成言語，迫使馬德琳和格斯貝奇找到良心。”
對赫索格來說，用語言文字來表達就可以駕馭馬德琳和格斯貝奇。找到描述他處境的“適當言語”似乎比起雷蒙娜的性愛行為或他自己的持槍行為更能恢復他的性功能。寫信是他發泄內心痛苦的手段，最終使他能夠面對並接受現實。當他回到他的老房子時，他能夠接受它無法修補的醜陋現實；他不再對自己學術事業的荒廢感到羞恥；對曾經是自己的家現在成了年輕人的幽會場所也不感到氣憤或妒嫉。雖然傷心地看到馬桶里的幼鳥骷髏，但赫索格也能夠接受它們的最終死亡。更為重要的是，他甚至能夠毫無怨言地“懷著神聖的心情”接受他自己的死亡。使他自己感到驚訝的是生活中沒有了馬德琳他也感到滿足。“也許是第一次他感覺到沒有馬德琳是什麼心情。是高興。他的苦役結束了，如同某種東西從他體內取出似的，這種東西曾刺入他的肩膀、陰部，使他的雙臂和頸脖笨重無比。”
對格斯貝奇的友好和寬容也替代了他原來的嫉妒心和敵對態度。“還有你——格斯貝奇，歡迎到馬德琳身邊，盡情享用她吧。”
閱讀該小說的過程中，實際是在觀察赫索格的思想危機。他最初以為通過賢明的思考能夠理解和改善人類。赫索格認為可以用知識解決時代的複雜問題，至少可以通過解決他自己的生活。貝婁通過小說向讀者證實赫索格的這種想法是純屬滑稽可笑的，展示了赫索格盲目追求崇高的思想而迴避個人生活問題的荒唐現象，以及使他無法成熟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幼稚觀點。儘管如此，他的確設法度過了危機，恢復了心智上的平靜。把赫索格的思想全部傾注入書信後，貝婁在書末提到：“他跨過那些筆記本和文稿，在長沙發上躺了下來。他伸了個懶腰，作了一個深呼吸。現在，他對任何人都不發任何信息。沒有，一個字都沒有。”
綜上所述，在《赫索格》小說里，貝婁塑造了一位有知識但有缺陷的主人公——赫索格，通過赫索格思維在“混亂”及幾十封信的反思可以窺視到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與文化，反映出資本主義社會裡一個有高度文化修養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危機以及他們在精神世界裡的追求、迷惑與苦悶。貝婁選擇一個同化於美國知識界的猶太知識分子作為典型來描繪和剖析他的精神面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真實反映了時代的風貌。數以千計的美國讀者寫信給貝婁，反映說赫索格就是他們生活的寫照，這足以體現了赫索格就是美國60年代知識分子精神危機的縮影。
《赫索格》主題思想之二：走出異化的困境——愛的呼喚和訴求。
1、異化——孤獨背後的幽靈
異化所反映的是人們的生產活動及產品反對自己的特殊性質和特殊關係。在異化活動中，人喪失能動性，受到異己的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奴役，從而使人的個性不能全面發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發展，它是在異己力量的作用下，人類喪失自我的本質，喪失主體性，喪失精神自由，喪失了個性，人變成非人，人格趨於分裂。
20世紀的美國社會是傳統和現代發生巨大碰撞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心靈造成嚴重創傷，人們對傳統的社會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產生了根本性的懷疑。科技的發展帶來了社會財富的激增和生存空間的擴大，然而人們卻沒有在物質中獲得曾經企望過的幸福，反而強烈感受到物質世界對心靈世界的壓迫。社會物質化了，人成了物的奴隸， 人與物質社會的關係發生了異化。由於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造成了人與人的隔膜、疏離、陌生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異化。高科技的資本主義社會通過文明機器的運轉將人格撕裂，人無法在對象上看到自己、承認自己，精神失去了依託，這就意味著人的自我意識逐漸弱化甚至消失，最終導致人與自我關係的異化。
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自我四種關係上的尖銳矛盾極大地衝擊著傳統的一切，嚴重地削弱了人們過去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人們的心態失去了平衡，不安、懷疑和絕望成了瀰漫社會的普遍性情緒。《赫索格》表現了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和迷惘，反映了現代社會中人道主義的危機，具體體現在多層面的異化關係。
2、鏡中的自我——自我的異化
異化意味著“人格的分裂及人與‘本我’之間的疏遠對立”。人道主義是赫索格一類知識分子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礎。他一向以人道主義的觀念去理解世界，處理人與人關係，但他最終發現，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人道主義理想已被現實生活擊得粉碎，現實生活處處顯得與他格格不入，他的那套高尚的理想和好心腸處處碰壁。他從安靜的書齋中探出頭來，才發現實利主義早已淹沒了人類道德情操，自己成為與社會處處格格不入的“可愛的傻瓜”。“在這種年頭，要是仿佛不會給自己招來麻煩似的對人行善，一定會被人疑做是腦子有毛病了——患了受虐狂和任性症什麼的，人類所有高貴的道德情操，往往會被人疑為一種欺騙手段”。他的精神支柱遭到了破壞，心理狀態失去平衡。他左衝右突，卻既得不到理解同情，又無法改善自己的處境，只好在信中吐露自己的苦悶。在那風雨飄搖的世界裡，他找不到賴以生存的立足之地，成了個懸空吊著的“晃來晃去的人” 。
精神支柱一旦動搖，思想發生了混亂，產生了所謂的“自我本質危機”，他不知該怎樣來認識周圍的現實，怎樣來對待和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弄不清自己的生命到底在哪裡，懷疑自己究竟還是不是一個人。他曾痛苦地大聲疾呼“‘我’感謝上蒼給予‘我’一個人的生命，可是這生命在哪兒啊。作為‘我’生存唯一藉口的人的生命在哪兒啊。‘我’自己有什麼表現？”他凝視鏡中的自‘我’，發出追問“這個生物是什麼？這東西認為自己是個人，可是究竟是什麼？這並不是人。他渴望做個人，像一場煩擾不休的夢，一團凝聚不散的煙霧”。
3、熟悉的陌生人——人與人之間關係的異化
人與人之間的異化表現在“人與人之間的疏遠、離異甚至反目為仇”。赫索格在當代社會遭受了許多挫折和磨難，他的痛苦和不幸卻不能為周圍人所理解，他的內心產生了濃重的疏離感，精神上陷入了失落與苦悶的深淵。他體驗到了人與人之間扭曲的關係，諸如猜疑、迫害與受迫害、朋友背叛、夫妻反目、家庭成員之間親情的缺失。
赫索格的第二任妻子馬德琳是典型的機器時代的實利主義者，她漂亮、聰明、工於心計、做事效率高、手腳快、毫不猶豫。她皈依天主教不是出於多么深厚的宗教感情，而是為了在社會上往上爬和出風頭，因為主教大人“以給達官貴人受洗而出名”，她只相信上帝、罪惡、死亡之類的詞，而不相信感情之類的“陳詞濫調”。她嫁給了赫索格，是因為他的學術地位、智力可能會有助於她登上教授地位的寶座。而赫索格是一個“愛捧著一毛錢一本的德萊頓或蒲柏的詩集躲在廁所看”的浪漫主義者，象歌德一樣成天埋在真善美中，他的生活理想是：一個心靈優美的女人和一個出類拔萃的男人，天使般的孩子和一些肝膽相照的朋友，一起住在伯克夏，埋首於自己的研究中，堅持做一個“天真的人”。
不同的人生哲學和處世方式決定了他們之間的婚姻缺乏愛情基礎，夫妻之間缺少溝通和信任，終於使得夫妻反目，夫妻關係異化，不再有愛情，缺少關愛和信任，只剩仇視。她指責他是“在裝出一副馴服的樣子”，說他”正在企圖以一種新的戰術來使她就範”，而他則認為她在實現她的野心——“成為一個教授”後過河拆橋。為馬德琳付出一切的赫索格卻被她拋棄，他想到用極端的形式報復她和她的情人。在那一瞬間，在內心深處他感到那種“掐死人的可怕而甜美的力量——一種予人死亡的狂喜，一種接近變態的復仇心理”，這是一種典型的異化行為表現。在這裡“婚姻的標誌已經由原來的和諧與恩愛轉化為衝突和仇恨”。
除了夫妻關係的異化，他與男人打交道也四處碰壁，心理醫生艾維格博士不把他當作一個人，而是當作病例來看待；法官、警察、律師也只拿他當一件物品，一個工作對象，無不體現了人與人之間深刻的異化關係。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人物之間也表現了這種典型的異化關係。馬德琳的母親丹妮30多年受盡丈夫的欺凌，被他白眼看待，盡情利用，可是她依然保持著對他的忠貞，束縛在她戴的那隻已經沒有實際意義的灰黯的銀制的戒指之中。而馬德琳的父親背著妻子和下流女人亂搞，被女兒發現，就用零錢賄賂她。為了不暴露自己的醜事，甚至用“我們全都會死去都會在墳墓中爛掉”之類的話來恫嚇年僅6、7歲的女兒，以致於馬德琳在童年感受不到父母的親情和家庭的溫暖，認為“一家人全都是騙子”。
人與人之間缺乏理解和溝通，造成了嚴重的疏離、異化感。書中提到，赫索格讀到一則新聞：紐約的一些孤獨的人，他們整天關在自己的房間裡，最後竟打電話向警察求救，“快派一輛警車來吧。把我關進監牢吧，只要有人關在一起。救救我，管管我。請你們快來吧。”體現的是現代人內心無法排解的刻骨銘心的孤獨感。
4、荒原中的變形記——人與社會關係的異化
在20世紀物慾橫流的商品社會，工業文明帶來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效益，也帶來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和科技理性對人性的異化，人們越來越關心的是國民生產總值，對金錢的狂熱崇拜達到了極致。“美國人的天性是相信看得見的好處”，“面臨世界末日的那天，他們還會在最後一個人的墳邊點鈔票，還會為他們的資產階級負債表祈求上帝”，“沒有什麼能擋住個人主義獵取他們喜愛的聲譽”，“德性已經變成一種免費商品，就象空氣一樣，或者幾乎是免費的”。人們喪失信仰，信奉的是“死亡即上帝”的哲學，現代世界成了一片精神荒原，人已殘缺不全，病入膏肓，難以救治。人類的高貴道德情操諸如勇氣、榮譽、責任全都給褻瀆玷污了，人們“依靠反常的觀念生活著”，“人人都只想到自己，人人都向上爬，”“好學沉思的人輪不到事情做，而那班不學無術的人卻掌管著一切”，“走江湖賣假藥的會唐而皇之被奉為高級祭司，知識分子包括物理學家、統計學家消失在工業巨頭和億萬富翁的懷抱里”。現代社會的人受到科學的改造，被有組織的力量所控制、臣服，個人與社會的異化關係在這裡表現的非常深刻。
4、瘋癲與文明的悖論
敏感的心靈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物質重量使他的生活變得荒誕不經，精神在物質世界中失重，赫索格陷入了思想混亂、幾乎發瘋的狀態。他把自己封閉在個人記憶的世界裡，就一切可以想起的題目廢寢忘食地寫了大量書信，他的哥哥威利試圖說服他去看精神病醫生。
在赫索格周圍那些豐裕社會中的“成功與聰明人”的眼裡，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瘋子，在頗受其恩惠的第二個妻子馬德琳和最好的朋友瓦侖丁的眼中，他不僅是個瘋子，也是一個最理想的傻子。從普通人的眼光看，似乎他的確行為怪異、神經質，和現實生活格格不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是“生活中的被動者，在現實生活中顯得笨手笨腳，時常吃虧碰壁，只能被動地接受生活的壓力，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能力，然而他的心並沒有因為折磨而變得麻木，對每一種痛苦都有清楚的感覺。
赫索格在小說的開始表白“要是我真的瘋了，也沒什麼，我不在乎”。因為在他看來，真正發瘋的是物慾橫流、人性墮落的現代社會。他始終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堅持著自己的內心理想、行為哲學和處世原則。他以一顆知識分子敏感的心去觀察社會，關注人生，不倦地思索、追問人生的重大命題，諸如信仰、價值觀，關注社會問題：種族歧視、環境污染，在信中他表達了對社會政治、經濟、學術、道德、愛情、生活的看法和感受，關心人類命運，珍視人類情感。在他看來，人類日益關注科學，忽略感情、靈魂的強度，道德的培養和人文精神。現代權力機制導致“集體化了的缺乏精神人格和真正個性的人類”，他拒絕同化，清醒地認識到知識分子是“分離主義者”，“他的一輩子用脆弱或疾病與驕傲交替使用，保持著心裡平衡——赫式陀螺儀”。他的生命大部分都“花在努力依靠比較連貫的觀念的生活上”，但“思想混亂的日子裡提高了他的洞察事物的能力”，在混亂的表象下，一個知識分子清醒面對現實，追問思索人生意義，“置身於生活中，卻又與之保持距離，更清醒地認識世界”，而不至於在它那親密的懷抱中墮入睡鄉。保持清醒是它的職責，延展清醒意識是他的本行，他的事業無不體現了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的冷靜、清醒的人性剖析和人生思考，所以他以苦為樂“‘我’的受苦，是一種為追求真正的覺醒的努力，是一種主治幻想的靈丹妙藥。”“我的平衡來自於不穩定，不像別人那樣，來自於組織，來自勇氣”，這是他清醒的自我剖析。
5、走出異化的困境——愛的呼喚和訴求
在性耽樂中沒有找到預期的靈魂歸宿和心靈解脫的赫索格，卻在親情中看到了人性的光輝，而猶太民族的優良傳統和它所象徵的人類精神財富——人與人之間的關愛，博愛為他孤寂的心靈在混沌的世界中撐起一片藍天。在苦澀人生中他為自己擺出一批“感情的糖果”——真理，友誼，對孩子的關懷。
赫索格在親情中感受到人間的真情，他繼承了母親對待充滿悲哀和死亡的偉大生活所具有的傑出勇氣，她代表了猶太人的傳統美德：如感情、自製等。他母親的形象是猶太民族形象的化身，而猶太民族精神則是人道主義和博愛的縮影。在一個荒誕和異化的現代社會裡，是親情和人性的光輝挽救了赫索格的靈魂，且看赫索格和女兒在一起的場景，“他帶著女兒來到湖邊讓她脫掉鞋子在水裡走，然後用襯衣下擺替她揩乾腳，小心擦去腳趾間的沙子。他還給她買了一盒餅乾，讓她躺在草坪上慢慢吃”。一幅溫馨的親情畫面躍然紙上，如一縷春風，滋潤著人類乾涸的心靈。赫索格真誠地相信這個世界“應該愛那些愛他的人們” 。人性有一種本源的美好道德情懷：善與良心。他在退居鄉村古屋時獲得了與另一種生命境界的相遇，在那個歡欣的時刻他看到人內部有神靈、有力、有與萬物與他人休戚與共的憐憫與痛苦感。
《赫索格》就是在這樣一種“與人類休戚與共”的信念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和靈魂的家園，擺脫了異化感和失落感。索爾·貝婁用自己的作品體現了他的創作觀，他對人類命運和重大社會問題的關注和人道主義的關懷，體現了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對歷史和現實的審視和對人生意義的追問。
藝術特色
敘述結構
《赫索格》有三個敘述層面。開篇主人公赫索格的敘述為第一層，在這一層中，赫索格對過去的五天進行回憶，這些回憶為第二敘述層；而過去五天的回憶中又充滿了作者對自己一生的回顧和反思，這些回顧和反思構成了第三個敘述層。
開篇主人公赫索格獨自一人在鄉間別墅里自我反思，回顧往事。這就揭示了敘述開始的時間和地點，構成沒有人物、沒有行動的靜態敘述層。從第一敘述層出發，主人公赫索格回顧自己過去五天的經歷，構成第二敘述層。而第二敘述層不是完整的、連貫的，敘述發展線索常被主人公赫索格對自己一生的苦苦思索打斷。這一敘述層又不同於第一敘述層，主人公赫索格在具體行動上還是在思維上都處於不斷運動中，這些思維活動的擴展延伸，不斷將這一層本應連貫的線索打亂， 給人混亂、複雜之感。第二敘述層講述主人公赫索格第一天前往葡萄園看望他的朋友，第二天去見情人雷蒙娜，第三天去找西穆金律師，後來衝動之下拿槍想去殺死前妻及其情夫，第四天，在朋友的幫助下，與女兒一起遊玩，卻因為發生意外而被拘留，後保釋出獄，第五天，回到鄉間別墅，內心開始平靜。至此，建立在第一敘述層上的第二敘述層又回到第一敘述層，形成一個完整的回敘。第二敘述層的線索是支離破碎的，常被赫索格大量的回憶所切斷，而第二敘述層上的大量回敘則是第三敘述層的內容。第三敘述層比第二敘述層更紛亂，其中充滿了主人公對往事的更多回憶和內心獨白，包括對哲學、文化、歷史的思考。
這些表面上看來紛繁的內容恰好反映了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無法排遣的憂傷，是主人公混亂內心的外化。第三層主要通過赫索格自由的、跳躍式的聯想來完成的。如小說第二自然部分是這樣開始的：
“赫索格乘著出租汽車，穿過兩旁磚石房屋鱗次櫛比的又熱又擠的紐約街道。他拉著車內的拉手皮帶，一面睜大眼睛，注視著眼前掠過的種種景物。”這是赫索格對自己五天前去葡萄園的情形的回憶和回敘，屬於第二敘述層。在坐計程車前往葡萄園的路上，赫索格看到的許多事物勾起他對往事的回憶和追敘。
“一方方的形象不是停滯呆板，死氣沉沉，而是生氣勃勃，閃閃而過。這使他心頭產生了一種命運也在變動的感覺，幾乎是一種親切的預感。不知怎么的，他覺得，他又擔心。”
從上述引文可以看出赫索格開始陷於沉思默想中，對他自己進行反思。在第三敘述層紛繁複雜的回憶與回敘中，敘述文本給人提供線索，仍然讓人感受到第二敘述層的存在。
“可是，大概由於車墊被太陽曬燙的緣故吧，他突然感到怒氣又偷偷上來了，他又要寫信了。親愛的史密特斯，他開始寫道，那天吃午餐時——‘我’真害怕那些應酬式的午餐，坐得我屁股發麻，隨著腎上腺素增加，血壓上升，心律加快。‘我’竭力裝得一本正經，煞有其事，但終因無聊厭煩，直憋得面呈死色。而且由於‘我’在胡思亂想，倒翻了菜湯和肉汁結果潑了大家一身。‘我’真想尖聲大叫或者乾脆暈倒過去。”
從上述引文第一行可以看出第二敘述層的存在，使主人公（也使讀者）意識到他仍然坐在開往葡萄園的計程車發燙的座位上，從而從抽象世界回到現實世界。但很快赫索格又陷入沉思，再一次從現實世界轉入抽象的思維世界和無窮無盡的回憶中——他又開始給史密特斯先生寫信。這一封信使他回想起與史密特斯先生相遇的情形，從而使文本由第二敘述層轉入第三敘述層。另外，三個敘述層的形態各不相同：第一層具有靜態特徵（點狀），第二層呈破碎、斷裂的線條，從而隱藏在大量的回敘和回憶之中（線條狀）；第三層敘述由混雜的抽象思維、看似雜亂無章的回憶組成（向外輻射）。這三個跳躍、轉化的敘述層構成小說的主體部分。
二、獨特的敘述方式
《赫索格》獨特的敘述方式是憑藉“內心信件”實現的，它旨在描寫高級知識分子心態和思想，以回憶、聯想占主導。這是一種“虛構的回憶” 和“對夢的追求”。
“內心信件”作為敘事手段優勢諸多。這種模式使貝婁能夠隨意地跨越時空，在三個敘述層之間轉換。它使貝婁自由地調節敘述節奏，揭示主人公從狂躁到平靜的心路歷程。它使貝婁能夠自由地深入到主人公的內心深處，自由地表現文化觀念、哲學思想和存在主義的意識，打破籠罩整個小說的低沉氣氛和灰色格調。小說開篇主人公在兩個便條上寫下了潛意識中的東西，這兩個便條實際上揭示了主人公內心的矛盾衝突。逐步地，有些便條發展成內心信件。在赫索格教授五天的回憶中，有這樣的描述：
“他發瘋似的沒完沒了的寫起信來，寫給報章雜誌，寫給知名人士，寫給親切朋友，最後居然給已經去世的人寫起來，先是寫給和自己有關的無名之輩，末了就寫給那些作了古的大名鼎鼎的人物。”
赫索格教授寫的信時而長， 時而短， 用不同語氣、不同格調、不同情緒、不同模式寫成，有喜有憂，有悲壯有悽慘，有尖酸刻薄，有溫情風趣。有時候，赫索格給自己寫信，有時候給上帝寫信；他還用不同的身份寫信。這一切都表明赫索格一直在極力尋找自我，卻還是沒有找到。小說中，赫索格無法完全控制自己的內心信件及其引起的雜亂思緒。當阿斯法特告訴他關於馬德琳和瓦倫汀的私情時，赫索格最終無法承受而崩潰。赫索格發現自己為內心的一種連自己也說不出的聲音所折磨：
“在‘我’身上有個人附著。‘我’處處受他操縱。‘我’一提到他時，‘我’感到他就在我腦袋裡猛敲猛打，要‘我’守規矩。他總有一天會把我毀了的。”
從這裡可以看出，主人公內心有一個呼聲，有一種想得到平靜的內心、得到有序世界的需要。小說中有些信件是關於赫索格自身的經歷和體驗，另外一些則是關於抽象理論和抽象世界的，因為作為一個備受折磨、無法適應時代的高級知識分子，赫索格不僅關注自身的問題，也關注周圍的人，更關注整個人類的困境與出路。
主體空間
該小說開篇，赫索格與第二任妻子馬德琳離婚後不斷思索，作品通過赫索格回憶視角聚集小說的核心空間——家。赫索格家裡只有他和妻女三人，但按照空間理論，空間總與權力和知識發生密切聯繫，家庭矛盾同樣離不開夫妻雙方對權力的角逐。赫索格夫妻的核心活動——性生活即與權力爭奪交織在一起。赫索格抱怨妻子在性生活上折騰自己，故意要整垮他身體和做愛能力。馬德琳對丈夫的早泄則極為不滿，認為這是他極為“自私”的表現，她還指責丈夫“在外面粘花粘草”。夫妻之間的相互抱怨反映他們對性活動主導權的訴求，而矛盾的激化則源於他們對主導權的爭奪。
赫索格要求妻子在冰冷的大理石上做愛，馬德琳雖然勉強屈從其意志，卻大罵赫索格是個“獨裁者，十足的暴君”。此時赫索格在性活動中占據主導優勢，但馬德琳對自己的弱勢地位並不妥協。每次房事結束以後，她都用力擦洗自己的身體，常常將胸部皮膚擦得一片通紅。她不願意接受“弱者”和“被動”的角色定位，試圖抹去赫索格殘留在自己身體上的印記和痕跡。
當赫索格將書堆放在妻子床上時，馬德琳立刻發瘋似地與之廝打起來。這裡的床並非夫妻二人共用，而是馬德琳自己的領地和私密空間，她面對丈夫的權力入侵毅然奮起抗爭。然而由於孤身作戰勢單力薄，馬德琳不得不聯合第三者以制衡家庭關係。從此意義看，馬德琳與赫索格好友格斯貝奇私通，其實是她作為弱者尋求自我保護的一種方式。這樣一來，馬德琳家裡原有的二元對立關係被打破，赫索格在家中地位由優勢迅速轉為劣勢，最終被馬德琳與格斯貝奇逐出門外。“在人的一生中，家宅總是排除偶然性，增加連續性。沒有家宅，人就成了流離失所的存在”。由此可見，失落家園是赫索格淪為一名流浪漢的重要動因。
該小說營構的二度空間是美國現代工業都市芝加哥。貝婁筆下的芝加哥具有象徵性含義。芝加哥醜惡骯髒，缺乏美感，是一處比蓋亞那灌木更加荒蕪的荒原。赫索格與都市空間芝加哥的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芝加哥的城市生活方式成為強大的異己力量，赫索格與芝加哥之間充斥著異化和反異化的鬥爭。赫索格認為“桌子、床鋪、客廳、金錢、洗衣機和汽車，文化娛樂和性生活，全部被編織成一個網。”城市生活方式牢牢把控人的行為模式，赫索格抱怨“在‘我’身上有個人附著。‘我’處處受他操縱。‘我’一提到他，就感到他在‘我’的腦子裡猛敲猛打，要‘我’守規矩”。從此意義看，貝婁選擇芝加哥作為小說背景顯然是別有用心的，貝婁是要通過城市空間“揭示人類生存的普遍困境、異化和自我迷失”。
作品評價
通過赫索格的生活遭際和情感歷程，充分揭露出當代資本主義在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條件下，所存在的深刻精神危機和社會危機。作品的思想基調是人道主義，但又有較濃的存在主義思想色彩，所以既有厚實的社會內容和相當的歷史深度，又表現出悲觀主義、荒誕感和黑色幽默，把悲劇性和喜劇性熔於一爐。小說中既有寫實的細節描寫，又採用了意識流手法，體現出複雜的藝術傾向和創作方法。
——魏善浩（揚州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
赫索格對社會與人生的思考極富理性主義精神，但他在生活實踐中卻又常常受到非理性衝動的支配。貝婁以他慣用的俏皮而活潑的喜劇手法描繪了赫索格的一系列尷尬處境，讓讀者覺得赫索格可親、可愛而又可笑。主人公的尷尬有來自主觀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由他生活其中的外部世界的荒謬造成的。
——張鈞（上海東華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
作者簡介
索爾·貝婁（Saul Bellow，1915—2005），美國作家，被稱為美國當代文學發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婁市郊的拉辛鎮，父母是來自俄國聖彼得堡的猶太移民。1924年，全家遷往美國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學，兩年後轉學到西北大學，1937年在該校畢業，獲社會學和人類學學士學位。除擔任過一段時間的編輯、記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大學裡執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