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限量珍藏版)》以一個陝南村鎮為焦點，講述了農民與士地的關係、農民的生存狀態，通過一個叫引生的“瘋子”的眼光，書寫了對農民沉重的負擔及農村文化的失落所寄予的深層憂慮與深切同情。《秦腔(限量珍藏版)》以凝重的筆觸，解讀中國農村20年的歷史，集中展示了鄉村價值觀念和傳統格局巨大而深刻的變遷，是“一卷中國當代鄉村的史詩”。
基本介紹
- 書名：賈平凹作品第七卷:秦腔
-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 頁數：483頁
- 開本：16
- 品牌：鳳凰壹力
- 作者：賈平凹
- 出版日期：2012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40130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秦腔(限量珍藏版)》以賈平凹生長於斯的故鄉棣花街為原型，通過一個叫清風街的地方近二十年來的演變和街上芸芸眾生的生老病死、悲歡離合生動地表現了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給農村帶來的震盪和變化。小說採取瘋子引生的視角來敘述。清風街有兩家大戶：白家和夏家，白家早已衰敗，因此夏家家族的變遷演便成了清風街、陝西乃至中國農村的象徵……
圖書目錄
秦腔
後記
台灣版序
後記
台灣版序
後記
在陝西東南，沿著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制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裡，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盆地的特點卻最完備：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布著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唯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軍隊和文人騷客，現還保留著騾馬幫會會館的遺址，流傳著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當年兵荒匪亂的石窟，據說如今石窟里還有乾屍，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飛出來，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讓村鎮人誇誇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我十九歲以前，沒有走出過棣花街方圓三十里，穿草鞋，留著個蓋蓋頭，除了上學，時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換人家的包穀和土豆，他們問：“哪裡的？”我說：“棣花街的！”他們就不敢在秤上搗鬼。那時候這裡的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依然在商洛專區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裡人從312國道上下來，在老街上參觀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聲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裡石頭壓著的是一筐一筐煮過的樹葉，在水裡泡著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乾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面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裡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我家隔壁的廈子屋裡，住著一個李姓的老頭，他一輩子編草鞋，一雙草鞋三分錢，臨死最大的願望是能吃上一碗包穀糝糊湯，就是沒吃上，隊長為他蓋棺，說：“別變成餓死鬼。”塞在他懷裡的仍是一顆熟紅苕。全村鎮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就在這一群人里誰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寬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東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門前的榆樹下拉奏。中街的冬生愛唱秦腔，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老婆都跟人去討飯了，他仍在屋裡唱，唱著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讓我們一夥孩子給他剝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後他盤腿搭手坐在那裡說《封神演義》，有人對照了書本，竟和書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讀《易經》，他最後成了陰陽先生。百慶學繪畫，拿鍋黑當墨，在牆上可以畫出二十四孝圖。劉新春整理鼓譜。劉高富有土木設計上的本事，率領八個弟子修建了幾乎全縣所有的重要建築。西街的韓姓和東街的賈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韓述績和賈毛順的文墨最深，毛筆字寫得寬博溫潤，包攬了全村鎮門樓上的題匾。每年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戲和鬧社火，演員的補貼是每人每次三斤熱紅苕，戲和社火去縣上會演，總能拿了頭名獎牌。以至於外地來鎮上工作的幹部，來時必有人叮嚀：到棣花街了千萬不敢隨便說文寫字。再是我離開了故鄉生活在了西安，以寫作出了名，故鄉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說起了我，回應的是：像他那樣的，這裡能拉一車！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焐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瓷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里的螢火蟲，夜裡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艷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著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裡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菸。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里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麵，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鄉的訊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裡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著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著旱菸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里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著，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菸，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ge)”發音為“哥哥(guo)”，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鑑，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著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么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池。體制對治理髮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裡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八九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瓮。巷口的一堆婦女抱著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著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地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裡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著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著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著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里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裡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乾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裡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么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么辦呢？
父親去世之後，我的長輩們接二連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輩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艱辛使他們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歲，也開始在死去。我把母親接到了城裡跟我過活，棣花街這幾年我回去次數減少了。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現在的故鄉對於我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每當我路過城街的勞務市場，站滿了那些粗手粗腳衣衫破爛的年輕農民，總覺得其中許多人面熟，就猜測他們是我故鄉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將來母親也過世了，我還回故鄉嗎？或許不再回去，或許回去得更勤吧。故鄉呀，我感激著故鄉給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裡，每一次想故鄉那腐敗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裡用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著酸酸的嗆嗆的黑煙，我就強烈地衝動著要為故鄉寫些什麼。我以前寫過，那都是寫整個商州，真正為棣花街寫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鄉將出現另一種形狀，我將越來越陌生，它以後或許像有了疤的蘋果，蘋果腐爛，如一泡膿水，或許它會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開愈艷，但那都再不屬於我，而目前的態勢與我相宜，我有責任和感情寫下它。法門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時候，我用散文記載過一半塔的模樣，那是至今世上唯一寫一半塔的文字，現在我為故鄉寫這本書，卻是為了忘卻的回憶。
我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
當我雄心勃勃在二〇〇三年的春天動筆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灑在地上，從此我書房當庭擺放的那一個巨大的漢罐里，日日燃香，香菸裊裊，如一根線端端衝上屋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嬸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現在又是村幹部的堂兄和在鄉派出所當警察的族侄，他們總是像搶鏡頭一樣在我眼前湧現，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訴說，訴說時又是那么爭爭吵吵。我就放下筆盯著漢罐長出來的煙線，煙線在我長長的吁氣中突然地散亂，我就感覺到滿屋子中幽靈飄浮。
書稿整整寫了一年九個月，這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再乾別事，缺席了多少會議被領導批評，拒絕了多少應酬讓朋友們恨罵，我只是寫我的。每日清晨從住所帶了一包擀成的麵條或包好的素餃，趕到寫作的書房，門窗依然是嚴閉的，大開著燈光，掐斷電話，中午在煤氣灶煮了麵條和素餃，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飯喝茶會友。一日一日這么過著，寂寞是難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寫毛筆字和畫畫。我畫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當年在城南大雁塔譯經的清苦來激勵自己。我畫了《悲天憫貓圖》，一隻狗臥在那裡，仰面朝天而悲嚎，一隻貓躡手躡腳過來看狗。我畫《撫琴人》，題寫：“精神寂寞方撫琴”。又寫了條幅：“到底毛穎足吞虜，滄浪隨處可濯纓。”我把這些字畫掛在四壁，更有兩個大字一直在書桌前：“守侯”，讓守住靈魂的侯來監視我。古人講．：文章驚恐成。這部書稿真的一直在驚恐中寫作，完成了一稿，不滿意，再寫，還不滿意，又寫了三稿，仍是不滿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這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現象，我不知道是年齡大了，精力不濟，還是我江郎才盡，總是截不了稿，連家人都看著我可憐了，說：結束吧，結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難道人是土變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淨，書稿也是越改越這兒不是那兒不夠嗎？
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關注著，我每寫完一稿，他就拿去複印。那個小小的複印店，複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頁，他得到了一筆很好的收入，他就極熱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讀這書稿。他們都來自農村，但都不是文學圈中的人，讀得非常興趣，跑來對我說：“你要樹碑子，這是個大碑子啊！”他們的話當然給了我反覆修改的信心，但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稿的筆，坐在煙霧騰騰的書房裡，我又一次懷疑我所寫出的這些文字了。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里花。但水中的月鏡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裡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沒寫過戲劇性的情節，也不是陌生和拒絕那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一種寫法，這如同馬腿的矯健是馬為覓食跑出來的，鳥聲的悅耳是鳥為求愛唱出來的。我唯一表現我的，是我在哪兒不經意地進入，如何地變換角色和控制節奏。在時尚於理念寫作的今天，時尚於家族史詩寫作的今天，我把濃茶倒在宜興瓷碗裡會不會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襖去吃宴席會不會被恥笑為貧窮呢？如果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習慣了翻著讀，是否說“沒意思”就撂到塵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他要是一聽說我又寫了一本書，還不去讀就要罵母豬生不下獅子，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時，就遇著過一個因地畔糾紛與我家置了氣的鄰居婦女，她看我家什麼都不順眼，罵過我娘，也罵過我，連我家的雞狗走路她都罵過。我久久地不敢把書稿交付給出版社，還是幫我複印的那個朋友給我鼓勁，他說：“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糧食擺在街市上，講究吃海鮮的人不光顧，要減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顧，總有吃米吃麵的主兒吧？！”
但現在我倒擔心起故鄉人如何對待這本書了，既然張狂著要樹一塊碑子，他們肯讓我樹嗎，認可這塊碑子嗎？清風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尋著根根蔓蔓，畫鬼容易畫人難，我不至於太沒本事，要寫老虎卻寫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諱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幾年前我寫《商州初錄》，有人就大加討伐，說“調子灰暗，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甭說為人民寫作，為社會主義寫作，連‘進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說：人有石頭，上帝有雲。而如今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鄉，有許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說，說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可能要發生摩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我聽說過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一個鄉級幹部對著縣級領導，一個縣級幹部對著省級領導述職的時候，他們要說盡成績，連虱子都長了雙眼皮，當他們申報款項，卻恓惶了還再恓惶，人在喝風屙屁，屁都沒個屁味。樹一塊碑子，並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焐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瓷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里的螢火蟲，夜裡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艷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著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裡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菸。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里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麵，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鄉的訊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裡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著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務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著旱菸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里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著，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菸，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ge)”發音為“哥哥(guo)”，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鑑，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著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么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暫短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池。體制對治理髮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淨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裡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么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八九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瓮。巷口的一堆婦女抱著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著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地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裡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著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著哈喇子走過來，他喜歡地望著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里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半在銅川下煤窯，在潼關背金礦，一半在省城裡拉煤、撿破爛，女的誰知道在外邊乾什麼，她們從來不說，回來都花枝招展。但打工傷亡的不下十個，都是在白木棺材上縛一隻白公雞送了回來，多的賠償一萬元，少的不過兩千，又全是為了這些賠償，婆媳打鬧，糾紛不絕。因搶劫坐牢的三個，因賭博被拘留過十八人，選村幹部宗族械鬥過一次。抗稅惹事公安局來了一車人。村鎮裡沒有了精壯勞力，原本地不夠種，地又荒了許多，死了人都熬煎抬不到墳里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盤前，想，難道棣花街上我的親人、熟人就這么很快地要消失嗎？這條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嗎？土地也從此要消失嗎？真的是在城市化，而農村能真正地消失嗎？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該怎么辦呢？
父親去世之後，我的長輩們接二連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輩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艱辛使他們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歲，也開始在死去。我把母親接到了城裡跟我過活，棣花街這幾年我回去次數減少了。故鄉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現在的故鄉對於我越來越成為一種概念。每當我路過城街的勞務市場，站滿了那些粗手粗腳衣衫破爛的年輕農民，總覺得其中許多人面熟，就猜測他們是我故鄉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過這樣的念頭：如果將來母親也過世了，我還回故鄉嗎？或許不再回去，或許回去得更勤吧。故鄉呀，我感激著故鄉給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裡，每一次想故鄉那腐敗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裡用濕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著酸酸的嗆嗆的黑煙，我就強烈地衝動著要為故鄉寫些什麼。我以前寫過，那都是寫整個商州，真正為棣花街寫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鄉將出現另一種形狀，我將越來越陌生，它以後或許像有了疤的蘋果，蘋果腐爛，如一泡膿水，或許它會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開愈艷，但那都再不屬於我，而目前的態勢與我相宜，我有責任和感情寫下它。法門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時候，我用散文記載過一半塔的模樣，那是至今世上唯一寫一半塔的文字，現在我為故鄉寫這本書，卻是為了忘卻的回憶。
我決心以這本書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
當我雄心勃勃在二〇〇三年的春天動筆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灑在地上，從此我書房當庭擺放的那一個巨大的漢罐里，日日燃香，香菸裊裊，如一根線端端衝上屋頂。我的寫作充滿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該讚歌現實還是詛咒現實，是為棣花街的父老鄉親慶幸還是為他們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親，當了一輩子村幹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嬸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現在又是村幹部的堂兄和在鄉派出所當警察的族侄，他們總是像搶鏡頭一樣在我眼前湧現，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訴說，訴說時又是那么爭爭吵吵。我就放下筆盯著漢罐長出來的煙線，煙線在我長長的吁氣中突然地散亂，我就感覺到滿屋子中幽靈飄浮。
書稿整整寫了一年九個月，這期間我基本上沒有再乾別事，缺席了多少會議被領導批評，拒絕了多少應酬讓朋友們恨罵，我只是寫我的。每日清晨從住所帶了一包擀成的麵條或包好的素餃，趕到寫作的書房，門窗依然是嚴閉的，大開著燈光，掐斷電話，中午在煤氣灶煮了麵條和素餃，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飯喝茶會友。一日一日這么過著，寂寞是難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寫毛筆字和畫畫。我畫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當年在城南大雁塔譯經的清苦來激勵自己。我畫了《悲天憫貓圖》，一隻狗臥在那裡，仰面朝天而悲嚎，一隻貓躡手躡腳過來看狗。我畫《撫琴人》，題寫：“精神寂寞方撫琴”。又寫了條幅：“到底毛穎足吞虜，滄浪隨處可濯纓。”我把這些字畫掛在四壁，更有兩個大字一直在書桌前：“守侯”，讓守住靈魂的侯來監視我。古人講．：文章驚恐成。這部書稿真的一直在驚恐中寫作，完成了一稿，不滿意，再寫，還不滿意，又寫了三稿，仍是不滿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這是我從來都沒有過的現象，我不知道是年齡大了，精力不濟，還是我江郎才盡，總是截不了稿，連家人都看著我可憐了，說：結束吧，結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難道人是土變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淨，書稿也是越改越這兒不是那兒不夠嗎？
寫作的整個過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關注著，我每寫完一稿，他就拿去複印。那個小小的複印店，複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頁，他得到了一筆很好的收入，他就極熱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讀這書稿。他們都來自農村，但都不是文學圈中的人，讀得非常興趣，跑來對我說：“你要樹碑子，這是個大碑子啊！”他們的話當然給了我反覆修改的信心，但終於放下了最後一稿的筆，坐在煙霧騰騰的書房裡，我又一次懷疑我所寫出的這些文字了。我的故鄉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風街，棣花街是月，清風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風街是鏡里花。但水中的月鏡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離死，吃喝拉撒睡，這種密實的流年式的敘寫，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裡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沒寫過戲劇性的情節，也不是陌生和拒絕那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寫的是一堆雞零狗碎的潑煩日子，它只能是這一種寫法，這如同馬腿的矯健是馬為覓食跑出來的，鳥聲的悅耳是鳥為求愛唱出來的。我唯一表現我的，是我在哪兒不經意地進入，如何地變換角色和控制節奏。在時尚於理念寫作的今天，時尚於家族史詩寫作的今天，我把濃茶倒在宜興瓷碗裡會不會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襖去吃宴席會不會被恥笑為貧窮呢？如果慢慢去讀，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習慣了翻著讀，是否說“沒意思”就撂到塵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為主的人，他要是一聽說我又寫了一本書，還不去讀就要罵母豬生不下獅子，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時，就遇著過一個因地畔糾紛與我家置了氣的鄰居婦女，她看我家什麼都不順眼，罵過我娘，也罵過我，連我家的雞狗走路她都罵過。我久久地不敢把書稿交付給出版社，還是幫我複印的那個朋友給我鼓勁，他說：“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糧食擺在街市上，講究吃海鮮的人不光顧，要減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顧，總有吃米吃麵的主兒吧？！”
但現在我倒擔心起故鄉人如何對待這本書了，既然張狂著要樹一塊碑子，他們肯讓我樹嗎，認可這塊碑子嗎？清風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尋著根根蔓蔓，畫鬼容易畫人難，我不至於太沒本事，要寫老虎卻寫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諱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幾年前我寫《商州初錄》，有人就大加討伐，說“調子灰暗，把農民的垢甲搓下來給農民看，甭說為人民寫作，為社會主義寫作，連‘進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說：人有石頭，上帝有雲。而如今還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鄉，有許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說，說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與抨擊的先知，作家職業的性質決定了他與現實社會可能要發生摩擦，卻絕沒企圖和罪惡，我聽說過甚至還親眼目睹過，一個鄉級幹部對著縣級領導，一個縣級幹部對著省級領導述職的時候，他們要說盡成績，連虱子都長了雙眼皮，當他們申報款項，卻恓惶了還再恓惶，人在喝風屙屁，屁都沒個屁味。樹一塊碑子，並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
序言
《秦腔》簡字版在大陸出版後，我當然希望儘快出版繁字版，能使更多的華人閱讀。這是漢語寫作最起碼的一步。但是，正如我在該書後記中寫到：這本書，農村人或在農村生活過的人能進入，城裡人能進入嗎？陝西人能進入，外省人能進入嗎？而繁字版的出版，海外的華人能否讀懂和理解書中的另一種人群和這群人的生活狀況與情緒，這更使我不無惶恐。
歷史的河流在大拐彎的時候，船是顛簸的，衝擊的慣性帶給船上人的是刺激，驚叫，碰撞，甚至被摔出船艙。這對於船上的人或許幸與不幸，於寫作卻絕對天賜良機。我是個寫作者，半個世紀以來，經歷了比戰爭更翻天覆地的洗禮，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改革開放。我遺憾地沒能為“文化大革命”寫點什麼(這需要我在以後努力)，但《廢都》和《秦腔》正是我對世紀之交中國大陸的歷史所作的一份生活記錄，也是對我的故鄉我的家族的一段感情上的沉痛記憶。它是我的宣洩，一種說話，不寫出就覺得鬱悶和難受，就像一個人在他的父母去世時沒有去奔喪而永遠氣堵、揪心，耿耿於懷。當然，這種記錄和記憶是我的所知所感，《秦腔》營造的是一個虛構的完整的世界，它不去印證任何社會歷史事件，只是這個虛構的完整的世界所散發的情緒，瀰漫的氣息，它的色彩和味道，與這個時代暗合。在寫這本書時，我的心情極其沉重和驚恐不安，但在敘述的過程中，語言的狂歡又使我常常忘乎所以，不顧了一切。我儘可能地寫出我所生活的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人們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生存經驗，又儘可能地表現民族審美下的華文的做派和氣息。
《秦腔》的寫作使我的靈魂得到了一種安妥，而繁字版的出版對我又是另一種寬慰。當年的《廢都》是斜著翅膀飛翔的，這本《秦腔》可能還依然是貼著地面在飛。我企盼更多的華人能讀到它，並能喜歡和體會，這將是讓我多么的高興和需要感謝啊。
歷史的河流在大拐彎的時候，船是顛簸的，衝擊的慣性帶給船上人的是刺激，驚叫，碰撞，甚至被摔出船艙。這對於船上的人或許幸與不幸，於寫作卻絕對天賜良機。我是個寫作者，半個世紀以來，經歷了比戰爭更翻天覆地的洗禮，比如“文化大革命”，比如改革開放。我遺憾地沒能為“文化大革命”寫點什麼(這需要我在以後努力)，但《廢都》和《秦腔》正是我對世紀之交中國大陸的歷史所作的一份生活記錄，也是對我的故鄉我的家族的一段感情上的沉痛記憶。它是我的宣洩，一種說話，不寫出就覺得鬱悶和難受，就像一個人在他的父母去世時沒有去奔喪而永遠氣堵、揪心，耿耿於懷。當然，這種記錄和記憶是我的所知所感，《秦腔》營造的是一個虛構的完整的世界，它不去印證任何社會歷史事件，只是這個虛構的完整的世界所散發的情緒，瀰漫的氣息，它的色彩和味道，與這個時代暗合。在寫這本書時，我的心情極其沉重和驚恐不安，但在敘述的過程中，語言的狂歡又使我常常忘乎所以，不顧了一切。我儘可能地寫出我所生活的所熟悉的那片土地上人們的生存狀態和他們的生存經驗，又儘可能地表現民族審美下的華文的做派和氣息。
《秦腔》的寫作使我的靈魂得到了一種安妥，而繁字版的出版對我又是另一種寬慰。當年的《廢都》是斜著翅膀飛翔的，這本《秦腔》可能還依然是貼著地面在飛。我企盼更多的華人能讀到它，並能喜歡和體會，這將是讓我多么的高興和需要感謝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