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邊精神主要有兩點內容： 一、知識分子的獨立身份。這種獨立不是遺世獨立，而是保持獨立身份參與到社會的改良之中。 二、漸進主義。通過理性思考得出解決方案，但同時採取漸進的態度，漸，並且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費邊主義
- 外文名：Fabianism
- 別稱：費邊社會主義
費邊社,獨立身份,LSE,漸進主義,
費邊社
費邊社的得名，來自於古羅馬大將費邊。公元前217年，費邊接替前任敗將的職務，迎戰迦太基的世紀名將漢尼拔。費邊採取了避其鋒芒，改用迅速、小規模進攻的策略，從而達到既避免失敗，又打擊對方的目的。經過八年的苦戰，費邊終於擊敗了漢尼拔。從此費邊主義成為緩步前進、謀而後動的代名詞。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韋伯 (Sidney Webb) 和蕭伯納為首的知識分子團體在倫敦成立。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他們堅信必須通過漸進的－－而不是激進的、暴力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費邊來為這個知識分子團體命名。因此也有人認為費邊社成立於1884年。
費邊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敗的教訓，放棄了前輩社會主義者們的激進姿態。蕭伯納說：“不是說暴力乃是進步的產婆嗎？但暴力同樣是混亂的產婆，是戒嚴令的產婆。”儘管費邊社不認同暴力革命，但費邊社的活動始終以支持社會主義價值的核心為目標。面對19世紀末的英國社會，費邊社認為資本主義在根本上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不公平的，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於工人應該擁有生產工具。只不過由於手段的不同，費邊社在承受著嘲笑的同時，堅定的朝著與嘲笑者相同的目標前進。
為了推行自身的主張，費邊社的成員不遺餘力的向社會宣傳他們的主張，並且與政府官員、黨派政客們過從甚密。1891－1892年，117名費邊社成員作了3339次演講，印發了37800份小冊子，與邱吉爾、勞合喬治、阿斯奎那、貝爾福等眾多政治家進行了談話並且提出建議。在費邊社的努力下，國家保障最低生活標準、資源的社會管理、以累進稅縮小貧富差別、整頓教育等許多措施通過一個一個法案，落實到國家立法中。費邊社甚至幫助建立了工黨。
獨立身份
而更可貴的是，在上述過程中，費邊社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團體的獨立身份，沒有淪為幫閒文人，也沒有成為幕僚。
費邊社的成員人數一度達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過一百個，後來逐漸衰落，1931年成立新費邊研究社，1939年與費邊社合併成為新費邊社。至今費邊社仍然存在，據近期的內部報導稱，該社現有活躍成員5000人左右。
LSE
LSE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縮寫，這所大學坐落於倫敦鬧市中心，因此地方狹小，學生下課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這所學院成立於1895年，正是在費邊社的倡議之下成立的，而且這所學校也一貫以中左翼的姿態立校，至今仍是費邊社的重要思想庫，工黨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和波普爾與該校淵源頗深，由此亦可見該校的自由風氣)。羅素曾經在該校任教，並將自己在劍橋獲得的獎學金捐給LSE成立基金。羅素曾經說：“我絕不會為了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費邊主義者就是這樣的懷疑者，不僅懷疑權威，也懷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斷的以現實觀照理論，不斷辯論，不斷修正對社會的認識。
李光耀說，在LSE，他聽了拉斯基的課，受到了費邊主義的吸引。在回憶錄中，李光耀說：英國費邊主義者建議一步步地走向這個理想社會，那就不必砍富人的頭，不必沒收他們的財富。一切分階段進行，不擾亂經濟，不製造社會動亂，通過征富人一輩子的稅，通過在他們去世時抽重重的遺產稅，便能剝奪他們的財富。這一來，他們的子女就得在跟窮人子女平等的基礎上從頭開始。
LSE主張以科學的方法系統的研究社會，從而提出改革方案。與費邊社一樣，LSE在中國也默默無聞，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單：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王造時、吳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張君勱、張奚若、陳源、蕭乾、龔祥瑞……他們都曾經在LSE求學。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說學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最流行的學說。這些LSE的弟子們回到中國後或組黨或辦報，力求在國共之間尋找一條費邊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在1957年，幾乎是一夜之間，他們悉數被打倒。LSE連同費邊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幾近消失。
漸進主義
費邊主義的主張是社會主義，其手段則為漸進主義。在那個救亡壓倒啟蒙的時代，漸進主義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間，相反倒是在今天，激進主義大行其道，憤青群體的茁壯發展，即是一例。這多少是耐人尋味的。
激進主義的實質是想畢其功於一役。就中國而言，由於眾多的因素，激進主義一向是很有市場的。這使得中國歷史在一個水平上不斷重複，傅斯年曾說“(中國歷史)自秦以還，二千年間，盡可縮為一日也”，這未嘗不是激進主義導致的。中國人對一個好的社會的想像力可以說極度缺乏，想來想去，也不過是《禮記》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段(當然還有其他版本，不過實質上並無分別)，所以從激進主義的角度來看，問題只不過是“由誰來行大道”？所以在起義的關頭，往往以此為號召，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樣的口號。而最後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國政權，便已腐化無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從漸進主義的角度來看，與其問“由誰來行大道”，不如去問“怎樣行一個更好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