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與他的妻子費慰梅從1932年到1935年曾租住西總布胡同39號，舊時的門牌是西總布胡同21號，在胡同中段北側，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進宅院，現為“來德旅館”。據房屋檔案記載，原有房屋28.5間，建築面積為469平方米，占地面積為760平方米；在“巽”位建屋宇式街門，街門西側為5間起脊合瓦屋面的倒座南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費正清故居
- 地理位置：西總布胡同39號
- 占地面積：760平方米
- 建築面積：469平方米
西總布胡同屬東城區建國門地區，是東單北大街路東從南往北數的第四條胡同。胡同自西向東溝通東單北大街與朝陽門南小街，長700多米。
明代，稱“總捕胡同”，因總捕衙署設此而得名，但“捕”音訛為“鋪”。清乾隆時稱“總部胡同”；宣統時以朝陽門南小街為界將胡同一分為二，東段稱“東總布胡同”，西段稱“西總布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將“西總布胡同”改稱“瑞金路八條”，後復稱“西總布胡同”。胡同西口原有“克林德碑”，胡同內原有“李鴻章祠堂”，均與《辛丑條約》有關。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之難。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出逃。耄耋之年的李鴻章奉命“議和”，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後不久，李鴻章一命歸天。清廷在今西總布胡同27號的位置為李鴻章建專祠，名“表忠祠”。
在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向負責治安保衛的清軍巡哨開槍尋釁，被當場擊斃。《辛丑條約》簽訂後，清廷被迫在克林德被擊斃的地方“立碑紀念”，光緒二十九年建成，為石質坊形，額書“克林德碑”，俗稱“石頭牌樓”。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北京市民將“克林德碑”拆除；1919年，將石坊移建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內，額書“公理戰勝”，遂稱“公理戰勝坊”；1952年10月，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舉行，為紀念這次會議將“公理戰勝坊”更名為“保衛和平坊”，“保衛和平”四字為郭沫若先生書寫。
費正清（1907—1991），美國學者，著有《中國關稅的起源（1850—1858）》、《中國歷史上的對外關係》、《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中國：一個新的歷史》等，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休倫，英文名字約翰·金·費爾班克。
1928年，研究外交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世界學術界的熱門。哈佛大學查理·韋伯斯特教授告訴費正清，中國政府的機密外交檔案最近剛在北平公布，“這將開闢外交史上一個全新的領域。”查理·韋伯斯特的話深深地打動了費正清的心，他決定將研究中國問題作為終生事業，堅信“自己將成為一名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後起之秀。”五十年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七成出自費氏門下，並成為美國當時對華政策的主導力量。
有一次，基辛格就中美恢復邦交問題請教費正清。費正清向基辛格講述了中國歷代的納貢制度，指出依照此種制度和傳統心理，任何外國元首的登門拜訪都將被毛澤東所接受；而美國總統出訪，則無歷史與任何現實政治上的負擔，基辛格後來評價：“那次談話改變了歷史。”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訪華後，美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秘密聽證會，請費正清列席。費正清認為恢復中美邦交的主要障礙是台灣問題的處置。對此，他專門撰文論證“北京統轄下的台北自治”的歷史可行性，並發表政論，“對任何台灣獨立運動的力量表示懷疑，還對使用公民投票辦法裁定民族自決在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合法性表示懷疑。”
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華，費正清作為隨員得到周恩來總理長達數小時的會見。
1979年，鄧小平出訪美國，卡特總統在白宮舉行歡迎宴會，費正清被邀至首席作陪。同年8月，費正清隨同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回訪中國，鄧小平在歡迎宴會上舉杯對費正清“在恢復中美關係中作出的貢獻表示感謝”。費正清建議為紀念周總理乾杯。他說：“1979年結束了中美兩國間長達30年的疏遠狀態，也結束了我作為一個中國問題專家50年的奔走呼號。”
當年，費正清的畢業論文獲“哈佛大學最優論文獎”，經校長推薦以“1929年羅得斯獎學金”獲得者的身份，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其實，巴利奧爾學院並無研究中國系科，費正清走的是自學之路。
1932年初，費正清以蒐集畢業論文資料為名來到北平，租住在西總布胡同21號，在北平的教堂里迎娶了新娘維爾瑪·丹尼歐·坎農。蜜月生活令費正清終生難忘。他在給父母的信中描述了“這個童話般的世界”：“我帶著維爾瑪沿著帝國宮殿的路回家，我們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分抵達我們也居住的胡同……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就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行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
在北平，費正清和胡適、陶孟和、丁文江、蔣夢麟、傅斯年、錢端升、李濟、翁文灝、費孝通等曾留學英美的學者有了來往，還結識了費正清終生引為驕傲的知己——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他們是林徽因“太太客廳”的常客，他們邀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去山西消夏，陪同考察古代建築，他們被梁、林二人的學問、人品、風度和談吐所折服；梁、林夫婦還根據“約翰·金·費爾班克”和“維爾瑪·丹尼歐·坎農”的諧音為他們夫婦取了中文名字——“費正清”和“費慰梅”。
1935年，費正清完成了他的博士論文——《中國關稅的起源》（1850—1858）》，離開北平回國了。
1942年8月，費正清以國務院文化關係司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身份再度來華，接觸了執教於西南聯大的一大批老朋友，也接觸了諸如孔祥熙、宋美齡等國民黨上層人物，還接觸了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和左翼文化界人士。從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費正清覺得“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鮮空氣”；他提議美國政府應當立即向延安派出常駐代表，並幫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
費正清的努力不但無法改變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而且，還受到麥卡錫主義①的迫害。費正清的以學干政的期冀破滅後，全身心投入中國史研究領域，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1977年，費正清退出大學講壇。
20世紀80年代有一則報導，一個中國代表團訪美期間拜訪費正清先生，為先生居住環境的簡陋而震驚，遂向陪同的美方人士詢問。得到的答覆是：費先生做貢獻的時候，該給他的已經給了。
註：
①麥卡錫主義，20世紀50年代初盛行於美國的法西斯主義。因由美國共和黨參議員麥卡錫首倡，故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