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日紀事》的拍攝過程中,莫蘭(Morin)和一直與那些時刻關注並參與影片進展的人保持著持久而密切的聯繫;歲月匆匆,在拍攝的幾個月里,這部片子成了他們繼續生活的原因。時過境遷,那些曾經參與到這場“拍攝遊戲”的人們,在看到銀幕上的自己之後,開始認真地思考起自己曾經極不情願扮演的人物——對於各自的人物角色,他們當時是那么地渾然不覺,以至在銀幕上重新審視自己的時候,竟然一個個瞠目結舌!從那一刻起,他們開始脫胎換骨,去扮演一種與從前的不一樣的角色!有關電影中的這種現象,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你還記得瑪斯琳(Marcelline)嗎,那個猶太女孩沿著協和廣場(1J9 Placede la Concorde)走著,喚起了她在占領期間被關進集中營的記憶。
用這些技巧來虛構,再給觀眾看真實,就會認為那些也是虛構的。其實早就明白這一點了,事實上,並沒有什麼理由說明為什麼不能用虛構來搭建影像的“真實感”。儘管謝萊·克拉克(Shirley Clarke)在她的《冷酷的世界》(The Cool World)中運用了非常接近於利科克的那些手法,但她從來沒有想過要刻意地通過某種“嚴謹”的講述方式來證明告訴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電影所深深打動。當一位導演具有了這樣一種誠實的態度:坦白地告訴他給看的是一個拍攝出來的真實——雖然這不是一個真實的事實,但它卻是一個真實的產物一就像一些人在《巴黎的秘密》里嘗試去做的那樣——那么不認為有什麼理由阻止這位導演運用他所希望的任何技巧,為了讓一個故事達到最大可能的真實所作的一切努力,這並沒有什麼錯。電影經常被用來重現發生在某個並非攝製時間、空間裡的真實情況,用這種方法攝製的西部片也一定會很好看。所以,像利科克那樣從哲學角度對運用這些技巧進行批判是荒謬的。說白了,這就是這個行業如何去界定誠實的度的問題。當你拍攝《正義的橄欖樹》(Les Oliviers de la Justice)時你不能說是在“報導”阿爾及利亞,你是在講述一個故事,並且運用一些這種技巧使它更貼近於某種真實,某種在你看來體現了那個時代的基本元素的真實。沒人會認為你是在對撒謊。
兩個發展方向
讓·魯什從往兩個方向發展:
技術來記錄真實
其一是用技術來記錄真實。舉個例子,在《獵獅者》 (The LionH unters)中試圖用影像和聲音來更接近事實——那簡直困難得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