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領順近年來提出的譯者行為批評思想在國內獨樹一幟，反映了我國學者理論創新的成果。譯者行為批評思想將翻譯批評分為3個階段，提出翻譯批評“第三季”的思想，屬於巨觀研究。“譯者行為批評”是繼“變譯理論”（黃忠廉）和“生態翻譯學”（胡庚申）之後，由中國本土學者周領順教授提出的原創性理論體系。”譯者行為批評“（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兼具全面性和客觀性，“在國內獨樹一幟”。”譯者行為批評“以具有主觀意志的人——譯者作為研究對象，從翻譯內和翻譯外探索譯者與譯本之間的互動關係，從語言層面和社會層面探討譯本生成過程中譯者行為形成的內因和外因，有助於更深刻地認識翻譯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際現象。”譯者行為批評“借鑑語言學知識，又融合社會學理論，對重新認識不斷變化的翻譯現象起到了一定的借鑑作用。”譯者行為批評“植根於中國傳統譯論，又放眼國際，汲取了西方翻譯理論中的精華部分，對中西方譯論的交融會通具有一定的協助作用。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既完善了翻譯者的自身人格，也融通了文化，錘鍊了翻譯藝術，回歸了傳統的文化視角，為有效破解我國翻譯創新發展的困局起到了借鑑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譯者行為批評
- 外文名：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1. 譯者行為批評對翻譯批評發展的“三階段”劃分
語文學批評專注於語言文字層面的是非和譯文的好壞；結構主義批評主要特點是將現代語言學納入翻譯批評；解構主義批評則重點在於文化與交流。這一划分明確了翻譯批評研究從文字層面向文化層面的轉向，具有階段性意義。但結構主義批評主要是藉助語言科學，嚴格來說，結構主義批評仍停留在語言文字層面。解構主義批評重點關注文化與交流，不再將翻譯批評局限在文本層面，擴展到了翻譯外的社會層面，彰顯了譯者的主體地位。然而，解構主義批評顧此失彼，專注社會因素，卻忽略了對翻譯本質的探討，也忽略了對於譯者身份和角色的區別，未能從譯者的翻譯內和翻譯外行為對譯文質量進行雙向評價。未從‘翻譯外’回歸到‘翻譯內’，即翻譯的本源”。故而，兩個核心問題被忽略：1）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的關係？2）譯者的身份和角色變化是怎樣影響譯者的譯內行為（“譯”）和譯外行為（“非譯”）？“譯者行為批評”重新審視翻譯批評研究的發展，將其梳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翻譯批評發生在翻譯內，出發點是文本批評視域，發生時間在“文化轉向”前，即語文學批評和結構主義批評階段。這一階段的翻譯批評有三個明顯特徵：1）以原文為中心，以忠實為標準；2）強調譯文和原文的近似程度和客觀對等；3）譯者隱形。第二階段，翻譯批評發生在翻譯外，出發點是文化批評視域，發生時間是在“文化轉向”後，也即解構主義批評。特徵是：1）考慮譯本產生的外在因素；2）將譯本置身於歷史語境中批評，重點關註譯者的主體性研究；3）強調譯文對社會的務實度；4）譯者顯形。第三階段的翻譯批評發生在翻譯內和翻譯外，出發點是行為批評，發生在當下。特點是：1）翻譯批評以具有主體意識的意志體譯者為切入點，對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進行雙向評價；2）重點關註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的關係；3）關註譯者的身份和角色轉化對譯者行為以及譯文質量的影響。
2.譯者行為批評的視角創新：行為批評視域
“翻譯批評怎樣進行，和批評主體處於一個怎樣的位置有關，不同的位置體現不同的視角，這種視角直接影響批評者對翻譯作品的評價。”（楊曉榮，2005）以往的翻譯批評多從一個角度出發，如語言文字之間的轉換、翻譯策略、美學、讀者反應等，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不經意間會把翻譯活動等同於譯本，將翻譯行為看作是一個靜態的過程，只發生於翻譯內，忽略了翻譯行為作為社會活動的動態多元性和譯者的存在。皮姆（見劉雲虹，2013）認為，以內容作為原則的人總是將譯者預設為屬於某一種文化，這就完全忽略了翻譯活動的特殊性，忽略了翻譯行為中的一個基本事實，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涉及的是多種文化，他始終居於一個跨文化空間、一個文化的交匯點。周領順突破這一困局，認為翻譯批評“在追求譯文對原文的求真度兼譯文對社會的務實度的同時，還必須充分考量譯者行為的合理度，才可能對翻譯質量做出全面的評價”。而這一“合理度”是基於靜態文本的“求真度”和基於動態社會的“務實度”相互作用結果。依此，“譯者行為批評”提出了“行為批評”這一新視角。行為批評視域屬於語境研究，關注翻譯外因素，也不忽視翻譯內因素，是基於譯者行為的合理度而在翻譯內外兩個層次對譯文質量所做的動態評價。評價的範圍涉及譯者在翻譯內的“譯者”角色對譯文的影響，也涉及譯者在翻譯外的“社會人”（非譯者）身份對譯文的影響，針對的是譯者行為在社會中的“合理度”。簡而言之，文本批評視域是一種靜態批評視域，而行為批評則是一種動態批評視域，它包涵了靜態視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二者既有區別，也相互補充。總之，行為批評視域出發的譯者行為批評做到了“內部批評和外部批評有機結合的真正翻譯批評”（劉雲虹，2009）。
3.譯者行為批評的核心理論架構——“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
譯者行為批評將翻譯看作一項社會性活動，並將其置於社會學的視野下進行考察（如下圖）。從翻譯的角度看，譯者身上只有一種角色，即“譯者”；而從社會學角度去審視翻譯活動的時候，譯者的角色並不僅僅是單純的譯者，還有另一個角色——社會人，因為譯者是具有能動思維和感情的意志體存在於社會中。當譯者具有兩種角色時，譯者身上就兼具兩種屬性——語言性和社會性。語言性對應譯者的“譯者”角色，“反映的是翻譯的根本”；社會性對應譯者的“社會人”角色，“反映社會的需求”。作為中間人的譯者，左右兩端對應原文和作者與讀者和社會。身兼雙重身份的譯者開展翻譯活動時，其行為必然受到兩個“角色”的影響。當“譯者”角色占據上位時，其語言性彰顯，譯者行為傾向於原文，產生的譯文趨向於“求真”——翻譯之本；當“社會人”角色占據上位時，其社會性彰顯，譯者行為傾向於讀者和社會，產生的譯文趨向於“務實”——翻譯之用。當譯者行為傾向於“求真”，譯者的語言性增大，社會性減小，反之亦然。當然，兩者當中，“譯者”角色及其語言性是根本性的東西，是基礎，而“社會人”角色及其社會性則需要依附於前者，兩者彰顯的程度此消彼長。當譯者失去語言性時，就完全跳出了翻譯活動這個圈子，變成了另一種和翻譯毫無關係的社會人，不在譯者行為批評的考察範圍之內。
譯者行為在翻譯內的表現體現了譯文的“求真度”，在翻譯外的表現體現了譯文的“務實度”，“求真度”與“務實度”共同作用形成了譯文的“合理度”。只有在“求真度”、“務實度”和“合理度”三要素的角度開展翻譯批評，才能保證客觀公正。
圖：譯者行為批評—‘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示意圖
依據上述批評模式，現實中的譯文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譯者追求“求真”，弱化“務實”，譯文靠近原文和作者，如同“異化”；第二類，譯者追求“務實”，弱化“求真”，譯文靠近讀者和社會，如同“歸化”；第三類，即譯者兼顧“求真”與“務實”，即所謂的“同化”。三種情況下的譯文都有一個“合理度”，只不過“合理度”中的“求真度”與“務實度”各有消長。第三種情況應是較理想的翻譯，“合理度”達到了最佳狀態，但前提是原文和譯文所在的社會不存在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干擾。這一點專著《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框架》進行了分析說明。
4.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構建的學術價值
“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的構建使翻譯批評突破了一元思維模式，並使其付諸實踐。第一，解決了翻譯批評理論和翻譯批評實踐的“兩張皮”問題，將二者銜接起來；第二，打破了固有的單一靜態批評思維，解決了翻譯批評的單向性問題，避免了翻譯批評的二元對立，即“是”與“非”的終極判決；第三，該評價模式順應時代要求，覆蓋了幾乎所有的文本類型和所有層次的翻譯；最後，該評價模式既可以有效避免傳統翻譯批評模式的規約性成分，完全依賴原文為衡量標準，也可以避免傳統翻譯批評模式的描述性成分，以免流於泛文化批評。
譯者行為批評是翻譯批評學的進一步細化和拓展，其鮮明特色和主要貢獻體現如下：
4.1 統籌人文，兼顧科學
人文主義偏重人、主體、人生、主觀、個體存在、自由意志、價值、直覺、體驗、情感等，而科學主義則側重物、客體、自然、客觀、普遍規律、因果決定、知識、邏輯、實證、理性等。“譯者行為批評”體現了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並重的翻譯批評方法論。具體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1) 理論實踐相互印證。“譯者行為批評”將論證演繹和實證研究相結合，提出“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假設，然後通過實證檢驗其理論假設，證明其合理性。通過對文學文體和套用型文體翻譯實踐案例的描寫性評價檢驗了“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合理性，即譯者意志性與譯者身份和角色作用於“譯者行為”，進而影響翻譯質量。
2) “求真”與“務實”辯證統一。“求真”指對原文求真，“務實”指對社會務實。在“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觀照下，譯者須遵循“求真為本、求真兼顧務實;務實為用( 上) 、務實兼顧求真”的行為準則。雖“務實高於求真”，卻不能不顧求真，否則就走向“非譯”。
3) 主體客體兼容並蓄。“譯者行為批評”聚焦於翻譯的主體——譯者，但也未忽略翻譯的客體——原文和譯文，將文本視域”和“行為視域”相結合來檢測譯者行為和譯文間的雙邊關係。
4. 2 獨具原創，自成體系
原創意識對理論的發展至關重要。對於長期以來借鑑西方理論的我國翻譯理論而言尤其如此。“譯者行為批評”批判性地總結了翻譯批評的研究成果，梳理並界定了相關概念，首次構建了“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填補了譯者行為批評在國內乃至國際譯界的空白，為建立中國特色翻譯學派開闢了新途徑。原創性體現在以下四方面:
1) 首次建立了“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框架，開闢了翻譯批評研究新途徑，豐富了翻譯社會學的理論建設。“譯者行為批評”立足於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的雙邊關係評價，在翻譯社會學和描寫譯學框架內，通過“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描寫和解釋譯者的社會角色化在文本上留下的行為痕跡，挖掘譯者的一般性行為規律特徵，構建翻譯內外相結合的動態“譯者行為”批評理論體系，嘗試將其用於批評實踐。
2) 打破了翻譯和譯者規約性定義的傳統，在“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下對“翻譯”和“譯者”進行描寫定義: 翻譯是譯語再現源語意義程度不等之物或之為。譯者是借譯語再現源語意義程度不等之執行者。此定義突破了評價只關注原文與譯文靜態關係的瓶頸，呈現譯文的階段性特徵和譯者的部分求真務實行為，保證了翻譯批評的全面性和客觀性，豐富了翻譯研究的內容。“譯者行為”批評針對國際翻譯批評界亟待解決的如何有效開展翻譯批評的難題，嘗試從社會翻譯學領域全面客觀地對譯者行為及譯文質量做出有效批評，為進一步開展翻譯批評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開拓了空間。
3) 成功實現了一次理論術語的革新，這是建構一個新理論的基礎和必然結果，比如，“翻譯內和翻譯外”、“譯內行為和譯外行為”、“譯內效果和譯外效果”、“‘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角色化”等等，這些新術語成為“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的鮮明標誌。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資源，也有力支撐了翻譯學的思想，拓展了翻譯學的研究空間。
4) 作者擅長使用和收集第一手材料，如: 使用問卷調查來檢驗“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 通過試譯典型例句或篇章等自身翻譯實踐闡述譯者行為與譯文質量的關係; 實地考察中餐菜譜的英譯在美國的社會務實效果闡明“求真”與“務實”間的辯證統一關係。
4.3 承前啟後，繼往開來
“譯者行為批評”自成體系，一方面全面、系統追溯翻譯批評的概念、探究其實踐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側重於尋找翻譯批評新的發展空間。在繼承基礎上創建“譯者行為批評”理論，這是對“譯者主體性”內涵本身的延伸和拓展。作者回顧翻譯批評的研究成果，並將其劃分為翻譯內的翻譯學研究和翻譯外的社會學研究，但發現前兩階段對翻譯批評的研究不夠全面和客觀，因此吸收各自優點，引入“譯者行為”概念，形成翻譯內外相結合的翻譯社會學研究，是為第三階段。“譯者行為批評”在與傳統翻譯理論進行共鳴的同時，還反思古今中外翻譯批評中既有的研究方法，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開拓創新，系統建構自己的翻譯理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譯者主體性研究”衍生出“譯者行為研究”。前者注重將譯者作為翻譯主體進行研究，關註譯者主體地位的提升和主觀能動性的發揮，而後者兼顧譯者行為、譯文質量和社會因素三邊關係，在翻譯社會學和描寫譯學框架內構建指導譯者自律和他評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體系。前者關註譯者在翻譯中的能動作用，而後者聚焦譯者、譯文和社會的動態平衡關係的描述，更具全面性和客觀性。
2) “求真”取代“忠實”。“忠實”是靜態的，是譯者
和譯評者遵循的理想化標準，“忠實”範圍過於寬泛( 到底是忠實內容、風格還是效果?) ，“求真”是動態的，有微觀和巨觀之分。微觀上的“求真”是對原文語言上的忠實，巨觀上的“求真”是在“忠實”原文基礎上服務於社會，是在“忠實”和“改寫”間尋找平衡的動態過程，給譯者提供了更大的發揮空間。“求真”囊括了只考慮文本的“文本批評視域”和以人為本的“行為批評視域”，屬翻譯社會學研究領域。
3) 重新解讀“信、達、雅”翻譯標準。“譯者行為批評”在“求真—務實”視域下，通過新史料可以將嚴復的“信、達、雅”標準重新解讀為: “信”=“真”( genuineness) ; “達”=“通達”( communicability) ; “雅”=“修飾”( improvements) ，指出“信、達、雅”純屬嚴復作為實踐家的翻譯標準，不應被歸為翻譯理論加以攻擊並曲解。
4) 將“譯者行為”批評推向翻譯社會學領域，拓展了翻譯批評的研究空間。“翻譯批評在翻譯活動中，一方面起著協調翻譯理論與翻譯實踐的關係的作用，另一方面還起著矯正、推動實踐和豐富、完善乃至修正理論的作用”。翻譯批評通過對翻譯活動進行描寫和解釋，將總結出的經驗提煉成理論，進一步指導實踐。而翻譯活動、對活動的評價以及理論的提煉都是在社會這一大背景中進行。回答“怎么譯”和“怎么評”等問題的翻譯批評研究勢必要拓展到社會學領域，才有可能使翻譯批評達到全面客觀的效果。作者認為譯者是具有“意志體”的社會上的“人”，譯者的行為必定受歷史、文化、意識形態、詩學等各種社會現象影響，譯評者在做出評價之前必須考慮多種因素對譯文質量和譯者行為的影響。為此，“求真—務實”動態評價體系用以評價譯者不同程度的社會角色化作用下的譯者行為和譯文質量的雙邊關係，並解釋譯者所選擇的的歸化/異化策略，直譯/意譯方法以及全譯/變譯現象的合理性，為翻譯活動中可能會出現的各種有異於傳統的現象提供了可行性評價體系。作者還提供了31 種“譯者行為”領域可進一步研究的課題，為譯界學者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許鈞也認為，周領順的譯者行為研究走的是一條可持續發展之路。
4.4 求真為本，務實為用
目前因翻譯標準各異，評價缺乏體系，翻譯質量下滑的情況屢見不鮮。致力於翻譯理論的完善與更新的譯界學者以求建構理論之真，務指導實踐之實。“譯者行為批評”深入探究了翻譯理論和實踐之關係，打破了長期以來翻譯批評單一化、主觀化的格局，對譯者行為規律進行了全方位探索，從而形成了自成體系的翻譯批評理論，此乃作為“譯者行為批評”之求真功能; 用理論指導翻譯和翻譯批評實踐，此乃“譯者行為批評”之務實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構建翻譯批評理論的求真: 理論的構建者用其對翻譯學的獨特思考和新見，潛心鑽研，本著紮實肯乾，敢於挑戰傳統的精神，融合古今中外的翻譯觀，構建自成一格的“譯者行為”批評理論，為學者之求真行為。
2) 指導翻譯實踐的務實: 譯者在“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指導下遵循“求真為本、求真兼顧務實; 務實為用( 上) 、務實兼顧求真”的行為準則，努力尋求對原文與作者的“求真”和對社會的“務實”之間的平衡，避免翻譯實踐中不考慮社會務實效果的死譯、硬譯和不考慮原文與作者的胡譯、亂譯兩種極端現象，規範譯者之為譯者的行為，此為學者之務實行為之一。
3) 指導翻譯批評的務實: 傳統上的翻譯批評主要關注的是譯文與原文的相似度，而“譯者行為”批評關注的是譯者充分考慮了譯者的意志性、翻譯的社會性和譯文生存空間的複雜性 。翻譯評價實踐要做到: 不以主觀代客觀、不以創作代翻譯、不以殘缺掩全面等。“譯者行為”批評引導譯評者在翻譯批評中充分考慮譯文質量和譯者行為雙向評價的三要素: 文本的求真度、效果的務實度和譯者行為的合理度，以達到全面、客觀和公正地進行評價的高度，此為學者之務實行為之二。
5.譯者行為批評的現實意義
深化翻譯批評研究、推動翻譯批評實踐不僅是翻譯學科建設的內在需要，也是引導翻譯活動進而促使翻譯的價值得以最大程度體現的必然訴求。翻譯實踐的引導、翻譯現象的辨析、翻譯作品的評介以及翻譯人才隊伍的培養都離不開翻譯批評。然而，翻譯批評如何擺脫長期以來“缺席”和“失語”的狀態，這就需要批評者不僅有對歷史的理性反思，更有對現實的深切關注，而無論反思還是關注，都必須依賴於對翻譯活動本質的深入洞察以及敏銳的理論目光和科學的批評途徑。在這個意義上，針對翻譯批評研究與實踐中的根本問題、現實狀況與未來發展，譯者行為批評至少在兩個方面凸顯出其觀照現實的重要價值。
一是，有助於把握豐富多樣的譯入翻譯的歷史貢獻，進行深刻的反思與理性的評價。從最早的佛經翻譯開始，我國對外國作品的譯介已經經歷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在三次翻譯高潮中，翻譯作為重要的推動力，對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發展發揮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相應地，譯學界對譯入翻譯的關注與研究也越來越深入。但就翻譯批評而言，在翻譯作品的評介、翻譯現象的辨析與翻譯質量的監督等方面都仍然亟待理性而深刻的反思，尤其是對翻譯史和翻譯批評史上有爭議的、需進一步加以辨析或澄清的問題，應立足於翻譯活動的本質，以歷史的目光，通過對有代表性的翻譯與批評個案的重新審視，力求從歷史發展的維度不斷揭示並把握譯入翻譯的內涵與貢獻，進而真正發揮翻譯批評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的建構力量。我們知道，翻譯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而無論對翻譯形式的選擇、對文本意義的選擇，還是對文化立場與翻譯策略的選擇、對翻譯方法的選擇等，涉及的都是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的主觀意識與行為。藉助譯者行為批評的理論途徑，翻譯批評不再扮演否定或審判的角色，而是以歷史的和發展的視角，綜合考察翻譯內外涵蓋的語言、歷史、文化、社會與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對譯者選擇的影響與制約，進一步揭示翻譯活動的複雜性與豐富性，同時從多重維度對翻譯行為及其結果進行整體性的、儘可能公允的分析與評判。我們曾從翻譯批評的對象性、歷史性和整體性等角度，對林紓、魯迅、傅雷等翻譯家的翻譯活動以及圍繞《堂吉訶德》楊絳譯本的交鋒、關於村上春樹漢譯的討論、《紅與黑》漢譯大討論等翻譯批評史上有代表性的個案進行了反思與重新審視（劉雲虹，2012 ；劉雲虹、許鈞，2011）。同樣，若從譯者行為批評的視角，在翻譯社會學視域下對這些翻譯與批評個案再次進行反思與審視，也將為翻譯與翻譯批評研究帶來新的啟示。
二是，有助於深化對國家文化走出去戰略下的譯出翻譯的認識，進行系統而全面的檢視與批評。隨著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當前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戰略，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中國文學對外譯介受到各方的普遍關注。一方面，圍繞翻譯的重要性、翻譯與創作的關係以及翻譯對中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影響和作用等問題，各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另一方面，針對翻譯觀念、翻譯策略與方法、譯介模式和翻譯主體等涉及翻譯的根本性問題，各界在關注的同時產生了種種疑問、質疑和爭議，甚至對中國文學如何能更好地“走出去”表示出或多或少的懷疑與擔憂，翻譯的合法性與價值也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拷問。可以說，在中國文化走出去和中國文學對外譯介的時代語境下，翻譯既迎來了歷史性的新機遇，也在諸多方面遭受質疑、面臨挑戰，同時學界對於翻譯還存在著某些模糊、片面甚或錯誤的觀點。如何在澄清認識的基礎上消除質疑、應對挑戰，這是翻譯理論界尤其是翻譯批評界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而長期以來，無論在實踐層面還是研究層面，翻譯界都主要把目光投向譯入翻譯，對譯出翻譯的思考和研究在重視程度以及途徑與方法的科學性上都存在一定的欠缺。就目前而言，對譯出翻譯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文本批評和個案研究，針對文學譯介整個過程和機制的系統性把握和批評性研究明顯不足。對此，立足翻譯過程與翻譯主體的譯者行為批評無疑是一種可貴的探索和有力的突破。作為翻譯批評新的理論模式與途徑，譯者行為批評正是立足翻譯活動的整個過程，以翻譯主體的意志行為與能動選擇為核心與切入點，綜合考察翻譯內外的各種複雜因素，通過譯者行為與譯文質量的雙向評價，力求在對翻譯、接受與文化傳播的各個環節與層面進行多維度的整體觀照，對譯出翻譯中的譯者行為、譯介模式、翻譯方法、譯內和譯外效果等進行系統性的思考與批評。藉助譯者行為批評，譯學界可以對目前中國文化、文學對外譯介與傳播背景下的譯出翻譯有更深入的認識，對譯出翻譯的整個過程和諸多要素以及其中凸顯出的一些問題和傾向進行系統、全面的檢視與批評。
典籍外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內容，也是當前國內譯界研究的熱點之一，此處借鑑譯者行為批評思想，以漢學家《論語》英譯為具體對象加以試論。依據譯者行為批評理論，在翻譯上，“身份”是譯者所呈現的語言性語碼轉換行為特徵，而“角色”主要表現為譯者的社會性表演特徵。相較而言，“身份”是顯性的、穩定的、有限的，而“角色”是隱性的、可變的、無限的。（P215）“譯者角色化”就是“譯者為了使譯文滿足某種需要而調整和改變自己行為角色的社會性選擇過程”。該思想可以用來幫助人們正確理解如下現象：漢學家同樣的“譯者身份”，不同漢學家在不同歷史文化語境下，對待儒家經典《論語》的態度和立場頗為不同，翻譯動機和翻譯目的也存在差異。
進而言之，該理論核心思想“求真－務實”連續統評價模式強調譯者行為應當遵循以下準則：求真為本、求真兼顧務實；務實為用（上）、務實兼顧求真。基於此，針對不同時期的漢學家及其《論語》英譯本，漢學家譯者行為批評研究應當是將漢學家看作語言性凸顯的“語言人”和將漢學家看作社會性凸顯的“社會人”兩者結合的研究，必須對《論語》譯本生成的譯內環境（強調語言性因素）和譯外環境（強調社會性因素）、譯本的譯內效果（如譯文向《論語》原文靠近的求真度，關註譯本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和譯外效果（如譯文靠近社會需求的合理度，聚焦《論語》譯本的社會影響和效應）、漢學家的語言性和社會性、漢學家不變的譯者身份和可變的社會角色、譯內行為（即漢學家譯者的語言性行為）和譯外行為（即漢學家譯者的社會性行為）以及對《論語》譯本求真度、效果務實度和漢學家譯者行為合理度關係的解釋。可見，譯者行為批評理論有助於有效研究漢學家及其《論語》英譯活動，既客觀全面地考察漢學家翻譯《論語》的整個過程，又合理系統地分析其翻譯結果，譯者研究和譯作研究互為印證，為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提供了保證。
6.譯者行為批評對翻譯研究中國學派構建的作用
目前國際上有影響的翻譯理論，多數是建立在印歐語互譯基礎上的，即使有非印歐語的加入，也帶有濃厚的印歐語色彩。缺乏學派意識，是翻譯學界存在的明顯問題。中國學者要積極與國際學術界交流對話，進入國際學術研究的前沿，進而在某些領域引導國際學術的發展走向，就必須懷抱強烈的學派意識。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與它逐漸擺脫學徒狀態並取得自律性是步調一致的。在這樣的意義上，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除非能夠在特有的轉折點上從其依傍性的學徒狀態中解放出來，並堅定地獲得自我主張,否則根本談不上名副其實的“中國學派”。使“中國學派”真正成為可能的關鍵，是當今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得以從對於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中歷史性地擺脫出來，並獲得自我主張；而實現這種自我主張的可能性，又要求我們的學術立場從“外部反思”的主觀思想中解放出來，要求使外來的思想、理論和學術大規模地中國化，要求我們的學術實踐全面地經歷“文化結合”的鍛鍊和考驗。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許鈞評價說，“他有足夠的學派意識，自成一格。”周領順提出了批評意義上的“譯者行為”概念，進而聚焦於該專題進行深度研究，把“譯者行為”研究系統化，使其在翻譯批評學科內得到凸顯，併合理地冠以“譯者行為批評”之名，提煉出了譯者行為評價的理論框架，嘗試性地將其用於批評的實踐。這無疑在翻譯研究領域構建“中國學派”具有一定的啟蒙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