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經典：情人》是2004年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瑪格麗特·杜拉斯。
基本介紹
圖書目錄,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序言,
圖書目錄
譯本序
至布魯諾·努伊唐
正文
內容簡介
小說從不同的視角揭示了現代法國社會中男女對性愛的感悟和反思，折射出西方世界感情生活的不同側面。《譯文經典:情人》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獎。在此之前的一年，就銷售了420萬冊，翻成42國語言。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瑪格麗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 譯者：王道乾
瑪格麗特·杜拉斯（Duras M.）（1914—1996），法國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本名瑪格麗特·多納迪厄，出生於印度支那，十八歲後回法國定居。她以電影《廣島之戀》（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贏得國際聲譽，以小說《情人》（1984年）獲得當年龔古爾文學獎。
序言
瑪格麗特·杜拉斯以小說《情人》（L'amant）獲得1984年龔古爾文學獎。這一新作在去年秋季文學書籍出版季節出現之始，即引起廣泛的熱烈的反響，各大報爭相發表熱情洋溢的評論，去年9月初發行量每日都達到一萬冊之多：這位女作家原屬難懂的作家之列，這部作品出乎意料地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取得很大的成功，被認為是“歷史性的”、“杜拉斯現象”。待龔古爾獎揭曉後，此書大概已經有近百萬冊送到讀者手中了。
這種所謂“杜拉斯現象”是值得注意的。《新觀察家》雜誌上發表了一位普通讀者的來信，說“在一個月之前，瑪·杜對我來說還意味著瑪格麗特·杜拉斯祖瓦爾（Dura[z]oir，即杜拉斯寫的那種東西之意），一個專門寫令人昏昏欲睡而且複雜得要命的書的作家，她還搞一些讓人看不懂的電影”，可是讀過《情人》以後，這位讀者終於“發現了瑪格麗特·杜拉斯”。一位五十六歲的心理學家說這部小說“由於這種完全獨特的寫法，在語法範圍內的這種簡練，對於形象的這種選擇”，簡直使他為之入迷。一位工程師發表感想說：把一些違反傳統、不合常規的感情寫得這樣自然，“必是出於大作家之手”，“如果作家缺乏才氣，那種感情看起來就未免太可怕了”。有一位三十四歲的母親寫信在報上發表，表示她一向認為杜拉斯是“枯燥的、知識分子式的女小說家”，讀了她的新作之後，發現小說中有著如此豐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驚奇不已。這些不屬於大學文學院或文學界的人士發表的意見，當然各有其思想背景，但可予注意的是像杜拉斯這樣追求創新而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的現代作家在法國已漸漸為廣大讀者所理解和接受了。杜拉斯不是通俗作家，其作品竟“暢銷”到這樣的境地，恐怕不是什麼商業性或迎合某種口味的問題。
小說《情人》據說最初起於瑪格麗特·杜拉斯之子讓·馬斯科洛（Jean Mascolo）編的一本有關杜拉斯的生活和她攝製的影片的攝影集，題目叫作《絕對的形象》；這個影集題首寫明獻給布魯諾·努伊唐（Bruno Nuytten，法國當代著名的很有才華的電影攝影師）；影集所收圖片自成一體，但其中有一幅居於中心地位的圖片，即在渡船上渡河一幅獨獨不見，但從影集整體看，缺少的這一幅又在所有的圖片中處處依稀可見。影集的說明文字有八十頁，杜拉斯的生活伴侶揚·安德烈亞（Yann Andrea）在打字機上打好之後，認為這些說明文字不免畫蛇添足，是多餘的，建議杜拉斯以之另寫一本小說。杜拉斯也曾將影集連同說明文字送給出版家去看，反應冷淡。小說的起因便是如此。可知小說《情人》與作家個人生活密不可分，帶有自傳的因素，而且與作家的文學、電影（戲劇）創作活動也緊密相關。
瑪格麗特·杜拉斯說：《情人》這本書“大部分是由過去已經說過的話組成的”。她說：“讀者——忠實的讀者，不附帶任何條件的讀者對我這本書的人物都是認識的：我的母親，我的哥哥，我的情人，還有我，地點都是我過去曾經寫過的，從暹羅山到卡蒂納大街許多地點過去都寫過……所有這一切都是寫過的，除開瑪麗一克洛德-卡彭特和貝蒂·費爾南代斯這兩個人物。為什麼要寫這兩個女人？這是讀者普遍表示有保留意見的。所以我擔心這本書的已知的方面會使讀者感到厭煩，對於不知的方面，人們又會因此而責備我。”可見，從小說《情人》可以尋索出這位作家文學思想的發展和各個時期發表的作品的若干線索，有助於對這位在藝術上始終進行試驗的作家進一步了解。
一部小說帶有自傳色彩，與一部自傳體作品不能等同視之。杜拉斯說：《情人》“是一本由不得自己寫出而又合我而去的書（un livre qui m'echappe），它離開我的雙手被送出去，此後它就是它了。這是與我寫的許多其他書諧音最少的一本。其中只有一句話沒有寫進故事框架之內，即第14頁與15頁（譯文見本書第8頁）：‘我的生命的歷史並不存在……’等等，關於寫作一事對於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講過這么一次：‘寫作，什麼也不是。’這本書全部都在這裡了……”
小說當然不能等同於自敘傳，同樣也不應僅僅歸之於一個故事，作品包含的內容大於情節。出版小說《情人》的出版家（子夜出版社）熱羅姆·蘭東（Jerome Lindon）指出：“有些人曾勸她刪去某些段落，我曾鼓勵她保留不動，特別是關於貝蒂·費爾南代斯的一節，這是這本書最有意趣的一段，因為這一部分表明這本書的主題決非一個法國少女與一個中國人的故事而已。在我看來，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和作為她全部作品的源泉的那種東西之間的愛的歷史。情人代表著許許多多人物……”這樣的意見可能是符合一部文學作品的實際情況的。
上面所說瑪格麗特·杜拉斯關於寫作的看法，在小說中其實提到不止一次，但語焉不詳，下筆時顯然避之唯恐不及而又不得不寫。在其他場合，杜拉斯談到文學問題的文字也不多見。這個問題在《情人》中畢竟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方面，細心看去，似可探得一些訊息。
有人問這位作家，在重讀自己的這本小說的時候，是不是有某些懊悔，感到遺憾的地方。回答是：沒有，只有小說的結尾是例外，即小說最後十行文字寫打來的一個電話。“不過，這是已經發生的事，像其餘的一切一樣，所以，在這一點上，又何必加以掩蓋？何況這正好就是全書的結局。我寫的書一向都是沒有結尾的。但在這裡，小說的開端就把全書關閉起來了。”這裡又一次指明《情人》一書與作者的其他小說作品的不同之處。
小說處理的題目大體仍然是關於愛情、死、希望這些觀念。如講到沒有愛的愛情，愛的對象便變成了“物”，等等。小說中對於現實生活中這樣一些普遍現象既置之於具體的時間與空間條件下加以描繪，又常常從絕對的角度按不同層次給以測度，由此引出極度的痛苦、深可悲戚的情景，而運筆又偏於枯冷，激情潛於其下，悲劇內容既十分沉重又瀰漫全篇，很是低沉悲傷。
王道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