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惕吾，女（1902.10.9—1997.2.10），曾用名湘風、慕愚、健常，湖南長沙人，民聯的發起人之一，愛國民主人士，近代婦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民主運動的先鋒。歷任民革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三、五、六屆中央常委，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副主席、主席。1926年於北京大學法學院肄業，她曾在長沙參加抵制日貨和驅張運動，在北京參加“五卅”運動和“三一八”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她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工作；1949年，譚惕吾出席了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譚惕吾曾任國務院參事、中蘇友好協會理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理事、抗美援朝總會組織部副部長。譚惕吾是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婦聯副主席。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敢作敢為,坎坷經歷,呼號奔忙,婦女抗日,籌組同盟,民主鬥爭,堅決鬥爭,消除誤解,新中國,堅信共產黨,和平統一,出版著作,人物評價,
人物生平
譚惕吾，祖籍湖南茶陵，1902年10月9日出生於長沙。由於家境清貧，經常失學。但她生性聰慧，勤奮自學。
1922年，考取北京大學的“克蘭夫人獎學金”，入北京大學法學院學習，1926年肄業。
1926年春，積極投入了"三、一八"運動。
1930年6月，經朋友介紹，譚惕吾進內政部統計司當了科員，以後歷任代理科長、編審、視察，前後歷時15年。在這期間，她發表了大量抗日和保障女權的文章，並著有《內蒙之今昔》、《新疆之交通》。
1933年，在南京和曹孟君等人發起組織婦女文化促進會，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1934年，參加揚德全等人發起組織的中國女子學術研究會，並代表該會擔任南京婦女慰問團團長，到張家口、百靈廟慰問抗日戰士，宣傳停止內戰團結抗日。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在鄧穎超領導下在南京組織中國婦女慰問總會，被選為常務執委，團結女同胞募集抗戰物資，協助政府籌建傷兵醫院。同年12月在漢口參加李德全、曹孟君等發起組織的中國戰時兒童保育總會並任理事。
譚惕吾
譚惕吾1940年，在重慶與王崑崙、王炳南等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從事抗日民族 統一戰線工作，並於同年與曹孟君等發起組織中蘇文化協會婦女工作委員會。
1949年3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全議。
1949年，建國後歷任政務院參事、國務院參事、中蘇友好協會理事、抗美援朝總會組織部副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務委員兼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五屆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等職，並先後當選為第六、第七屆政協常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一·二八”淞滬抗戰，她組織“中國婦女愛國護士隊”，開赴前線，做戰地救護；綏遠抗戰，她率中國婦女愛國同盟的會員塞外勞軍；抗戰勝利前夕，她與重慶民主派婦女公開發表《對時局的主張》的宣言，“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她在婦女界有很高的威信，是國大代表、立法委員。為反對蔣介石的內戰獨裁政策，她在立法院聯合立法委員痛斥當局的倒行逆施、提出質詢案。走進新政協後，她滿腔熱忱地投身社會主義建設。她的率直和尖銳，使她在反右鬥爭中遭遇挫折；她的赤誠和執著，使她在耄耋之年仍為祖國的統一和法制建設奮鬥不已。
敢作敢為
當時正值軍閥混戰、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侵略和奴役中國人民。在嚴酷的現實面前，年輕的譚惕吾萌發了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她如饑似渴地學習知識，接受進步思想。她性格爽直，好伸張正義抱打不平，由於在學生中有很高威信，被選為校學生會的負責人。一個星期日的晚上，她剛從家返校，就聽到同學們向她議論，說曹孟君等人因找了一位男理髮師為同學剪辮子而被學校張榜開除。譚惕吾當即組織同學找到校長，要求收回告示。校長拒不收回。譚惕吾一氣之下，跑到拴有打上課鈴的樹下，緊握鈴繩準備叫來所有學生與校長評理，校長怕把事情鬧大，終於答應收回開除告示。從此，她敢作敢為的行動在學校傳為佳話。
1919年“五四運動”在北京爆發，訊息傳到湖南第一女師，譚惕吾極為振奮。她被推舉為學生代表，與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的代表洽談共同組織了學聯會。緊接著，她又召集全校同學集會，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演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要和其他學校聯合起來，支持北京學生的愛國鬥爭，嚴懲曹汝霖、張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拒簽巴黎和約！”她的倡議，得到全體同學的贊成。5月28日，譚惕吾作為女師“樂群會”的代表，參加了湖南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大會。會後，她滿腔熱情地參加了新民學會領導的學生運動，積極組織同學上街遊行、發動罷課、焚燒日貨，被推選為湖南省學生會負責人之一。
正當湖南學生愛國運動蓬勃發展之時，反動督軍張敬堯凶相畢露，惡狠狠地叫嚷：“學生只準讀書，如果不聽本帥的話還要鬧事，就要辦人，決不留情！”學生們不顧張敬堯的威脅，於12月2日再次舉行焚毀日貨大會。正當運動進入高潮之時，張敬堯派兵前來鎮壓，不少學生被捆綁、毒打。譚惕吾氣憤之極。回到女師，她召開全校學生大會，進行總動員，並再次罷課。從12月6日起，不到一星期，長沙中等以上學校，回響女師再次全體罷課。學聯為此發表了驅張宣言，發出“張毒一日不出湘，學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言。同時，學聯又組成了驅張代表團和“駐省驅張團”。譚惕吾成為“駐省驅張團”的健將，是當時女師眾所周知的新聞人物。
在此期間，譚惕吾積極參加了以抵制日貨為中心的反日愛國運動。她帶領學生隊伍四處奔走，一會兒登台講演，喚起民眾愛國熱情；一會兒在碼頭勸阻，呼籲同胞不坐日本商船，使得日商戴生昌公司的輪船常常無人乘坐，空船而返。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正在北京大學學習的譚惕吾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的同學共同發起救國團，參加反帝遊行示威。6月3日，北京各校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譚惕吾在隊伍中高呼口號，散發傳單，沿街講演。當遊行隊伍向位於東交民巷的英國大使館進發時，同班同學劉尊一（共產黨員）急匆匆從隊首跑來對譚惕吾說：“聽說東交民巷路口布置上了機槍、水龍頭，領隊的學生怕引起衝突，改變了遊行的路線。”譚惕吾聽後，對同學們大聲疾呼：“我們不能改變遊行路線，這是示弱！如果怕帝國主義的機槍、水龍頭還示什麼威！”隨即，她大步衝到遊行隊伍前面，從男同學手中，奪過校旗，揚旗高呼：“不怕死的，隨我到英國大使館去！”不少同學緊跟著隊伍遊行到東交民巷，往日氣焰囂張的洋人，趕忙收起機槍和水龍頭，緊閉鐵門，龜縮在裡邊不敢出來。同學們一邊高喊“打倒英帝國主義”，一邊憤怒地把旗幟、標語統統投擲到東交民巷內。幾十年後，作為當時的示威者之一，王崑崙同志多次稱讚過譚惕吾的這一壯舉。
1926年3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製造了“大沽口事件”，還對中國進行誣賴，糾集英、美等7個國家，以國民軍違反《辛丑條約》為藉口，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北京各界民眾舉行了抗議八國最後通牒、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請願鬥爭。譚惕吾更是憤怒不已，隨人群一起趕到鐵獅子胡同政府門前進行示威。請願運動遭到段祺瑞執政府的血腥鎮壓，劉和珍、楊德群、張靜淑等人中彈倒在血泊中。譚惕吾置自身安危於不顧，返身救出了張靜淑，並把張送進醫院救治。
坎坷經歷
1926年4月，奉系軍閥張作霖的軍隊開進北京，到處搜捕革命黨人和學生骨幹，加緊了鎮壓革命的活動，譚惕吾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北大老師李璜得知訊息後，馬上通知她轉移。譚惕吾女扮男裝，從北京逃到了上海，在上海加入了李璜等人領導的“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1939年改稱為“中國青年黨”）。
1927年，“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譚惕吾作為重慶市的代表，被選為青年黨的中央委員，任執法部部長。但在這次大會上，“中國青年黨”公然反對北伐革命，提出聯絡軍閥孫傳芳，以阻止北伐。譚惕吾原來構想依靠“中國青年黨”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但青年黨一大宣言卻同她的想法截然不同，令她大失所望，從此毅然脫離了“中國青年黨”。
1927年夏，譚惕吾回到長沙，在蔡元培先生任院長的大學院（相當於後來的教育部）做科員。同時，她的一位同學做了南京女師的校長，聘請她為該校歷史教員，為學生講“國恥史”。後來，她因帶領學生上街遊行，張貼傳單，反對屠殺青年，在南京被捕。譚惕吾被捕後，蔡元培、皮宗石以及好友曹孟君和顧頡剛老師等知名學者、教授出面搭救。關押半年後，曹孟君找左恭、肖同茲、黃伯逵聯名作保，將她保釋出獄。出獄後，在曹孟君的勸說下，她流亡日本。8個月後，她回國結案。在蘇州拜會了正在講學的北大教授胡適先生，胡先生當即揮毫給高等法院院長修書一封：“愛國有罪呼？倘無罪，譚女士一案，盼能早日了結。”不久高等法院審理了此案，判譚惕吾無罪，予以釋放。此時“中國青年黨”仍想爭取譚惕吾，但她深刻自省和反思參加青年黨的這一段經歷，痛恨“中國青年黨”投靠軍閥反對革命的行徑，堅決拒絕。為時刻警示自己不再上壞人的當，她改名為譚惕吾。
呼號奔忙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由於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短短3個月時間，東北全境淪陷。1932年上海爆發“一·二八”淞滬抗戰，譚惕吾和曹孟君聯合南京各界愛國婦女，組成“中國婦女愛國護士隊”，開赴前線，做戰地救護工作。1933年，她又和曹孟君一起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文化促進會”。隨後，她在《新民報》上連續發表了大量的抗日文章，其中有：《覺醒吧！同胞》、《為全會同志進一詞》、《怎樣準備自己》、《政府宜即下決心》、《非常時期託兒所的任務》等。
1935年12月，在中國社會問題研究會第二屆年會上，譚惕吾發表題為《婦女運動的趨向問題》的長篇報告，有數百人參加。報告闡述了婦女運動的意義，駁斥了要婦女放棄社會工作、回到家庭中去的謬論，號召婦女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報告全文分數次發表在《新民日報》上。當時譚惕吾成了婦女界抗日的活躍分子，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
有一次，內政部次長張道藩把譚惕吾叫到他的辦公室疾言厲色地對她說：“聽說你不辦公，總到外面去活動，你這是破壞機關紀律、是反政府法令的，再這樣你就不要做公務員了！”譚惕吾見他威脅自己，氣憤地反擊道：“寧肯不做公務員，但不能不做中國人！”扭身走了出去。
1935年“一·二九”學生運動發生後，國民黨當局殘酷地鎮壓愛國學生運動，北平等地的學生紛紛到南京請願。但國民黨政府不但不接受學生的要求，還暗中逮捕了一部分學生。譚惕吾和曹孟君、鄧季惺以首都婦女救國會的名義，故意在12月18日的《新民報》上登了一則尋找失蹤學生的尋人啟事。為此，譚惕吾受到警方的注意。南京警察廳調查課長趙世瑞說：“此一啟示，暗示學生民眾，政府扣留了他們的代表，故意造謠，煽動學潮。”國民黨政府給予《新民報》勒令停刊3天的重大處罰。
1936年11月，綏遠傅作義將軍指揮抗日，收回百靈廟、大廟子、紅格爾圖等地，打擊了日偽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民眾的心情。11月19日，中國婦女愛國同盟舉行緊急會議，決議電慰綏遠抗日將士，並舉行大規模募捐運動。他們成立募捐委員會，聘請何香凝為募捐名譽總隊長，李德全、吳貽芳等4人為常務委員，譚惕吾為文書部主任，曹孟君為事務部主任，鄧季惺為宣傳部主任。眾多愛國人士紛紛走向街頭，掀起了空前的援綏抗戰運動。
中國婦女愛國同盟經過月余努力，收到各方熱心捐助，湊集了17360銀元的捐款，購置了白布140匹、1220件皮大衣和大批食品藥品。李德全指定譚惕吾為團長，攜帶慰勞品赴綏慰勞抗日將士。1937年1月29日，慰勞團踏上了北上的路，在冰天雪地里走遍了所有的軍營及傷兵醫院，親手將慰勞品交給傷員和士兵。作為團長，譚惕吾還多次用激昂的語言向軍官和士兵講話，表達全國婦女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不再打內戰的願望。傅作義將軍先後三次熱情接見了他們，並親筆題“自力更生”四個大字，送給了慰勞團。
譚惕吾從前線發回了許多報導。1937年2月23日登在《新民報》上的《塞外勞軍》四首詩，其中《到大廟》云：“一腔愛國熱，熔卻邊關血。大廟遠勞軍，依稀認敵血。誰謂國無人？行看胡虜滅。毳幕圍爐話戰功，舉杯共慶勳勞烈。但願再逢時，把酒同看瀋陽月。”
回到南京後，譚惕吾寫了《從國防前線歸來》的47篇報導，後又將這些報導印成單行本。這些立場鮮明的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同行的呂曉道女士，向國民黨中央打報告，說譚惕吾替共產黨做宣傳。陳立夫親自找譚惕吾、陳逸雲、呂曉道談話。陳逸雲替譚惕吾辯護說：“譚惕吾沒有替共產黨做宣傳，只是對士兵講不要打內仗，要團結抗日。”陳立夫說：“這就是共產黨的主張，共產黨主張抗日是騙人的，他們不會真心打日本……”譚惕吾聽了十分氣憤，這使她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正義在共產黨一邊。從此她和國民黨反動派勢不兩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道路。
“七七事變”發生後，譚惕吾參加了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百餘人集會，商討抗日救國方針。會議決定：組織首都文化抗敵後援會，推譚惕吾等5人為代表，要求國民政府即日出兵抗日。
婦女抗日
1937年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鄧穎超也陪同到南京，去推動上層婦女界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當時李德全在南京創辦了“首都婦女學術研究會”，曹孟君、譚惕吾等創辦了“中國婦女文化促進會”，推動婦女抗日救亡工作。
8月中下旬，鄧穎超會見了李德全、曹孟君、譚惕吾等左派婦女領袖。鄧穎超在了解了國民黨統治區婦女運動的概況後，向她們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鄧穎超真摯的話語深深打動了她們，李德全隨即邀請鄧穎超在“首都婦女學術研究會”理事會上講話。鄧穎超欣然同意，但特別提出了也請國民黨婦女負責人唐國楨和陳逸雲也參加。李德全和譚惕吾聽了十分詫異，不得其解。鄧穎超說：“現在抗戰開始了，國共必須第二次合作，我們黨的代表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還會見了蔣委員長呢，我們婦女界一個小小的聚會為什麼不能請她們參加呢！多一些人參加，婦女抗日工作就多一份力量。”李德全沒有再說什麼，可譚惕吾並沒有完全想通，她認為唐國楨她們喊抗日也是虛情假意。不久李德全主持的“首都婦女學術研究會”理事會在馮玉祥公館召開，鄧穎超在會上發表了熱情而精彩的講話，強調全國婦女都要以民族利益為重，不分黨派、團體，消除分歧和成見，團結一致共同拯救民族危亡。鄧穎超講的言辭精闢，感情真摯，博得了與會人員的一致掌聲。散會後，李德全、譚惕吾、曹孟君都一致稱讚鄧穎超講得好。鄧穎超怕她們還有想不通的地方，又進一步開導她們：“當前抗日是大局，人心所向，大勢所趨，蔣委員長都同意了，她們不能反對也不敢反對，她們說抗日無論是真是假，我們都拉著她們抗日，假的也可以變成真的呀！”李德全、譚惕吾、曹孟君異口同聲地都哈哈大笑起來。譚惕吾興奮地說：“鄧先生說的極是，要拉著她們抗日，假抗日也可以變成真抗日。”聽了這話，鄧穎超緊接著加了一句：“關鍵是我們的工作。”一番親切而充滿哲理的勸導，使譚惕吾由衷敬服鄧穎超政治家的風範，並深深體會到中國共黨為拯救民族危亡而捐棄前嫌的博大胸懷。從此，她在鄧穎超同志的領導下真誠地擁護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積極投入抗日救亡工作。
中國共產黨很重視婦女工作。根據中共的指示，一天，曹孟君約譚惕吾一起到八路軍辦事處。在八路軍辦事處，博古同志熱情地接待了她們，講述了中國共產黨對時局的看法，希望她們充分發動民眾，團結廣大婦女，堅持抗戰。
上海淪陷後，南京危在旦夕，國民政府撤退到武漢。在武漢，譚惕吾積極參與發起“戰時兒童保育會”，鄧穎超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的領導，並和李德全同任“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副會長，曹孟君、譚惕吾等任理事，並任第一託兒所董事。
在重慶，譚惕吾不僅奔走呼號在上層社會和婦女界，而且深入到基層，組織了女師，聯中、川師、青訓、川中幾個學校的學生（其中有四川籍的青年，也有自戰區到川的流亡者），在休假日到鄉間去做喚醒民眾的工作。
籌組同盟
1938年10月，漢口淪陷，譚惕吾隨國民黨政府來到重慶，和曹孟君等人仍堅持舉行“時事座談會”。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時，譚惕吾十分著急，唯恐統一戰線破裂。在當時極度困難的情況下，為了有組織地對國民黨上層人士進行工作，周恩來提議由一部分中共黨員、愛國進步人士、國民黨民主派以及一些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較高級幕僚職務的進步人士，組織成立一個秘密政治團體，以配合南方局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經王崑崙、王炳南、許寶駒、屈武等籌劃醞釀，1941年夏，在重慶秘密成立了中國民族大眾同盟。一年後改稱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習慣稱“小民革”）。
會議確定組織成立後的第一項任務是，改組中蘇文化協會，並在中蘇協會內成立婦女委員會，由曹孟君、譚惕吾負責籌備。婦女委員會成立時，李德全任主任，曹孟君、傅學文任副主任。鄧穎超、譚惕吾、張曉梅等是常務委員。
革命同盟的核心小組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王炳南是革命同盟內的公開中共代表，幾乎每一次會議他都參加。周恩來與革命同盟有十分密切的聯繫，他參加核心小組會議次數很多，每次從延安回渝，都把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計畫向“小民革”核心成員交底。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盟內有些同志認為，抗戰勝利了，今後國內的形勢是爭取和平、民主和進步。他們主張公開組織，以便在成立聯合政府時參加競選。中共知道這個情況後，十分重視，由董必武同志親自到王崑崙同志家與核心組成員談話，譚惕吾也在座。董老說：“組織不能公開，公開了中共的同志就必須撤出，民主黨派的同志和其他許多同志也不便留在組織里了。”董老著重說：“目前形勢並不樂觀，蔣介石頑固地堅持一黨專政，處心積慮地想吞併共產黨，消滅解放區，內戰危機還很嚴重。大家要提高警惕，不可大意。”聽了董老這席懇切和關懷的話，譚惕吾和在座的同志們深受感動。王崑崙說：“感謝董老的關懷，我們一定說服有關同志打消公開組織的念頭。”隨後，核心組同志分別向有關同志傳達了董老的談話，消除了要求公開組織的想法。後來，果然如董老說的一樣，形勢越來越嚴重了。董老的一番話，在關鍵時刻擺正了革命同盟組織的革命航向。
1945年，國民黨內一部分民主人士，成立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譚惕吾任中央組織委員。
民主鬥爭
這個宣言由百餘位知名婦女簽名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後，引起了極大震動。國民黨反動當局對簽名的部分同志或進行警告或解僱。3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邊區婦女團體致重慶婦女界慰問電，表示贊同“對時局的主張”，並對國民黨迫害進步婦女的行為表示義憤。蔣介石的侍從室獲悉宣言出自譚惕吾之手後，便找政務次長張道藩調查譚惕吾的情況。張道藩隨即找她談話，聲色俱厲，進行威脅。鄧穎超和周恩來同志得知後，十分重視，立即指示“中國民族革命同盟”儘快將譚惕吾撤出內政部。從此她再沒有到內政部上班。當時立法委員實行委任制，譚惕吾在內政部的“視察”職務較高。根據中共的意見，為加強在立法院的力量，經“革命同盟”負責人王崑崙、屈武向孫科推薦，1945年8月，譚惕吾被任命為立法委員，這一身份使她得到了在國民黨政府上層進行鬥爭的有利條件，她的人身安全也得到一定保障。
1945年8月31日，重慶和平談判期間，毛澤東在“桂園”與“小民革”負責人王崑崙、屈武、許寶駒、侯外廬、曹孟君、譚惕吾談話（中共方面王若飛、徐冰、王炳南在座）。見到他們，毛澤東非常高興，迎面用手畫了個半圓，稱讚他們都是無名英雄，都是著名的社會活動家。雙方一直談了近3個小時。回延安後毛主席稱讚說：“有政策、有水平的還是革命同盟。”
1945年10月，為表彰譚惕吾在抗戰救國中的貢獻，國民政府授予譚惕吾“勝利勳章”。1945年底，“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推舉譚惕吾、柳亞子、甘祠森等9人參加了反內戰籌備會。
1946年3月，中共《新華日報》（重慶）邀請李德全、譚惕吾兩人分別為“三八節”題詞，譚惕吾的題詞是：“婦女必須努力於國內的民主團結及國際的親密合作，以達拯救人類的任務。”
同月，譚惕吾隨國民政府遷都南京。為了爭取實現政協決議、停止內戰，中共代表團也遷往南京，譚惕吾和鄧穎超往來密切。那時中國婦女聯誼會李文宜、黃靜汶、韓幽桐、曹孟君等許多同志每周在譚惕吾家開一次學習會，鄧穎超每次都派她的秘書曾憲植（葉劍英夫人）參加，傳達中共的方針政策，有時她們還收聽解放區的廣播。中共駐南京辦事處撤回延安前夕，他們還研究如何幫助轉移電台。
1946年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鄧穎超到譚惕吾家作臨行告別，並傳達了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民革（指中國民主革命同盟）今後要擴大組織，加強工作。多爭取進步人士，廣泛團結中間人士，堅決孤立頑固分子。”
中共駐南京辦事處撤走後，白色恐怖籠罩著南京，特務橫行，民生窒息。蔣介石一心要發動內戰，向立法院提出“戡亂法案”，想強迫委員們表決通過。
譚惕吾堅決反對，直言：“我認為中國人民經過10年內戰、8年抗戰，已經疲憊不堪，如果再打內戰，必將生靈塗炭，國將不國，因而反對通過這一法案。”
主持會議的立法院長怒目相視，厲聲斥責說：“這是國民政府的立法院，替共產黨說話的人滾出去！”譚惕吾毫不懼怕，當就法案進行表決時，她拒絕舉手。
1947年，歷史到了一個緊要的轉折關頭。當時，國統區反戰呼聲此起彼伏，如火如荼。
5月16日，各大報的頭條新聞都是“立法委員的和平呼聲”。例如《大公報》說，“立法委員周一志、于振瀛、譚惕吾、李慶塵等19人於立法院15日晨例會中，以書面向主席提出動議，要求停止內戰，恢復和談”。20日，南京、滬、蘇、杭幾萬名學生舉行了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聯合大遊行”，蔣介石出動了全南京的警察、憲兵、青年軍和馬隊瘋狂進行血腥鎮壓，用水槍、皮帶，打傷學生百餘人，逮捕二十餘人，製造了“五·二○”血案。5月25日，國民黨又以“破壞社會秩序，意圖顛覆政府”的罪名，強令《文匯報》、《聯合晚報》和《新民報》上海版停刊。立法委員譚惕吾、于振瀛等分別發表文章或談話，指出如此舉動是違反憲法之行徑，要求撤銷停刊，駐南京的美國合眾社記者播發了聲援《新民報》的部分談話。
5月30日，立法院召開緊急會議，商討處理學潮的辦法。會上國民黨內政部部長張勵生、教育部部長朱家驊都公然對鎮壓進行辯護。譚惕吾大義凜然，在立法院大會上說：“五·二○”我親眼目睹警察打學生；“上海三報被封閉，足證政府之行為與言論不符。”散會後，她從南京乘夜車趕到上海，直奔侯外廬家，告訴侯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張勵生說“學生運動有共產黨作後台”，“有侯外廬背後操縱”，她叫侯外廬警惕中統的加害並儘快離開。侯隨即轉移，後來化名徐康乘船赴港。
同年9月，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成員余心清、梁藹然因策劃孫連仲起義，以“匪諜”罪名被捕。譚惕吾不顧個人安危積極組織接濟和營救工作，並和許寶駒一起陪伴余心清的母親到監獄探視。余心清《在蔣牢中》感慨地寫到：譚惕吾、陳銘樞、曹孟君、劉仲容、于振瀛一些朋友在京滬經常籌劃維持我的生活。尤其在那一種環境下，接濟一個像我這樣的“匪諜”是多么冒險的一樁事！1948年5月，余心清估計自己會被判死刑。他雖對死早已置之度外，但為自己死後，老母親、兄弟的3個遺孤、妻子和女兒的生活而擔憂。他通過一個理髮匠，給老朋友譚惕吾寫了一封信，希望譚惕吾和其他朋友在他就義後，能隨時照顧自己的家屬。譚惕吾接信後，深感責任的重大，更加積極地組織營救工作。
堅決鬥爭
1948年，是國共兩黨在政治、軍事上進行最後較量，並決定下半個世紀中華民族命運的關鍵時期。
由於白色恐怖加劇，許多民主黨派停止了活動，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的領導機構也遷到了上海，當時譚惕吾是南京方面的負責人。不久，革命同盟中央做出決定：停止工作，解散組織，以維護同志安全。許寶駒到南京傳達決議時，譚惕吾想到周恩來同志回延安前的指示，激烈反對：“幹革命早已準備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形勢惡劣，中共辦事處撤走了，民主黨派有的解散了，公開鬥爭需要我們承擔，我們只能發展組織加強工作，絕對不能解散組織停止工作。”後來，革命同盟中央同意了南京方面的意見。不久，同盟秘書長曹孟君到香港避難，譚惕吾代理秘書長，在白色恐怖下為保存“小民革”組織做出了貢獻。
根據黨的指示譚惕吾再次當選立法委員後，在立法院，和于振瀛、陳建晨等同志利用立法委員的合法身份，組織鄧季惺等一批反戰、爭民主的委員召開“一四”座談會，統一思想，進行鬥爭，並提出對國民黨倒行逆施的質詢。
1948年6月15日，《新民報》在第二版用大字標題刊登了題為《譚惕吾對翁院長施政報告之質詢》的文章。她在文中一針見血深刻地指出：“共產黨拿富人的錢，用窮人的力，為窮人打戰；國軍拿窮人的錢，用窮人的力，為富人打戰；士氣如何能振作？”質詢從軍事、民心、經濟、外交等方面指出反動派必然失敗的下場，連續四次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戡亂”，在國統區引起了強烈反響，用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話說，這“是散發投降主義於我後方社會的運動”。
1948年6月下旬，譚惕吾聯繫幾位立法委員提出“淮海戰役失敗了，下一步怎么辦”的質詢案，請作戰部部長何應欽答覆。何應欽召開了不許記者參加的小型秘密會議，答覆了質詢以及失敗的原因和今後的部署。會後，譚惕吾將情報及時轉送給了地下黨。就在“秘密會議”召開的同時，由鄧季惺領銜，和譚惕吾、于振瀛、陳建晨等三十餘人提出“空軍對開封城內盲目轟炸，人民損失慘重。責任應該誰屬，今後應嚴禁，停止轟炸城市案”，理由是：查國際戰爭尚有禁止轟炸不設防城市之規定……此次空軍對開封轟炸掃射，人民死傷無算，學生炸死成堆……究系何人所發命令，責任應由誰負，請即查辦。國民黨反動派對此害怕之極，恨之入骨，稱他們是共產黨派到立法院的“第五縱隊”，7月1日的《中央日報》社論稱之為“掩護匪軍之又一運動”，並說，“這一宣傳運動仍然是反戡亂運動之一環”，並且威脅說，“希望政府採取嚴厲的行動予以制止”。
國民黨報紙說了之後就要下毒手，譚惕吾立即通知鄧季惺轉移。“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組織也決定譚惕吾先到香港去躲避。1949年1月19日，譚惕吾冒名黃鏡吾飛抵香港。10月6日譚惕吾被國民黨中央永遠開除黨籍。
消除誤解
3月上旬，在香港的中共華南局負責統戰工作的潘漢年通知譚惕吾，說周恩來拍來電報邀請她到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譚惕吾感到非常高興。在中共的安排下，3月29日，她和陽翰笙、金山等人到達北平。
一到北平，譚惕吾就陷入了被誤解的深淵裡。無論她認識的，或不認識的，全都用異樣的目光看待她，使她百思不得其解。當時恰逢各黨派、團體醞釀出席“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名單，民主人士對譚惕吾1947年競選“立法委員”一事有異議。有人甚至認為她是政治的變節，對她有很多責難，要她發表“偽立法委員”起義宣言。譚惕吾感到非常委屈，她認為，發表起義宣言就等於自己把“政治上的變節”背到身上。有一次，她和同盟的某領導爭吵起來，說：“為什麼在地下工作的同志不發表起義宣言偏叫我發表！蔣管區的反動分子叫我匪諜分子；到了解放區，說我是偽立法委員，我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我還要不要做人，還要不要活著！”
過了幾天，一個晚上，譚惕吾正在北京飯店參加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核心組會議，周恩來同志突然蒞臨，對核心組同志談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並同他們商討了“小民革”的新政協代表人選問題。王崑崙同志匯報了擬定名單後，周恩來同志馬上說：“惕吾同志也可以提出來嘛！”王崑崙嘆口氣說：“是的，她本來可以提的，但是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對她競選立法委員很不諒解。提出來，怕得不到同意。”周恩來同志當即說：“你對他們說明一下嘛！”王崑崙打了愣，表示為難的樣子，周恩來同志果斷地說：“你不說，我來說。”
幾天之後，新政協籌備會召開代表提名會議，譚惕吾、于振瀛都參加了。在宣布協商提出的代表名單時，周恩來特別說到：“這裡有一個問題要向大家說明一下，名單里有兩個人，一個是譚惕吾，一個是于振瀛。他們競選立法委員是我打電報給華南局，叫華南局通知中國民主革命同盟要留兩位同志在立法院，中國民主革命同盟決定他們兩人競選立法委員。他們兩人競選立法委員是經過織織決定的。”
周恩來同志的一席話，撥開了滿天烏雲。當時很多同志瞬間都用釋然而又抱歉的眼光瞧著譚惕吾。散會後，不少同志跑過去與她緊緊握手。
新中國
中國民主革命同盟光榮地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於1949年9月17日宣告結束。10月1日，譚惕吾等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了隆重的開國大典。
新中國成立後，譚惕吾任政務院參事，在政務院參事室擔任法制組的召集人。1950年5月，她隨陳紹禹、沈鈞儒等人到天津、滄州、唐山各法院及監獄考察在執行中存在的各種法律、法案和組織工作中的問題。7月，她代表政務院出席了第一屆全國司法會議，參加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討論和修改工作。1954年，譚惕吾任全國政法協會理事，同年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在全國人大常委法律室工作，參與了全國《民法》的起草準備工作。1979年她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以高度熱情參與了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等二十多個法律的修改審定工作，提出的許多意見被採納。
1956年2月，民革召開第三屆代表大會，譚惕吾被選為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她聯絡部分婦女代表，向大會提出“成立婦女工作委員會”的提案。
作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譚惕吾在新中國參加了大量的外事工作。1951年她作為團員隨林伯渠團長、沈鈞儒副團長，與夏衍、袁翰青等人赴蘇“五一”觀禮。歸國後，譚惕吾寫了關於蘇聯偉大成就的長篇文章《訪蘇觀感》發表在《光明日報》上。隨後她又赴民主德國參加了“中國———民主德國友好月”活動。她那社會活動家的風采，她那充滿激情的講演，為中國人民贏得了德國人民的尊敬。回國後，她寫了《訪問民主德國拾零》的文章，發表在雜誌上。
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在北京召開。譚惕吾任中國代表團工作處副處長兼組織處處長。1953年10月4日，譚惕吾任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第一總分團副秘書長赴朝慰問。
此外，譚惕吾還先後擔任了新政治學會負責人之一，中蘇友好協會理事，民主黨派幹部夜校辦公室主任，慰問朝鮮兒童代表團副團長，政務院三反五反運動檢查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還在光明日報和《北京日報》上發表了《男女平權》、《改進北京市衛生工作的建議》、《湖南農民熱烈擁護統購統銷政策》的文章。這期間，她以高度的政治熱情、認真負責地工作，除每天按時上下班外，晚間經常有會或參加大量外事活動。有時她不顧身體情況，簡直達到忘我的程度。1954年，她竟暈倒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場上，被送進了北京醫院。她到北京城子煤礦視察工作，不滿足聽匯報，而是親自到幾十米深的礦井裡去察看。她為黨為國的工作熱情可見一斑。
堅信共產黨
1957年4月30日，為發動民主黨派與無黨派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毛澤東親自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集中給共產黨提意見。5月4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強調指出，沒有民主黨派人士的批評這種社會壓力，整風就不易收效。在這種情況下，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原則，本著為國家、為執政黨的發展與未來著想的原則，在民革中央整風座談會上，譚惕吾坦誠地就民革成員所應採取的態度方面、在中共的領導體制、法制建設、執政黨應遵守憲法和接受監督等方面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但是，這些誠懇的意見和建議並沒有得到重視，並且，隨著反右鬥爭的嚴重擴大化，一大批知識分子、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共產黨員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譚惕吾也被錯劃其中。譚惕吾倍感委屈與痛心，多次想到過自殺。但在生與死的思想鬥爭中，一生革命的譚惕吾還是想著黨，怕自殺給黨帶來不好的影響。她相信黨和國家最終會把問題搞清，還她以清白。
“十年動亂”期間，曾有8位外調人員向她調查一位中共黨內幹部的情況，態度極其蠻橫，簡直把譚惕吾當成了審判對象。她毫無懼色，一派正氣，神情坦然，當場義正詞嚴地斥責他們：“你們今天不是向我了解他們的情況，而是對我進行審問，這是不對的。你們帶一個框框來，希望按照你們的框框找答案，這怎么成呢？！”她字字千斤，句句鏗鏘有力，說得外調者們啞口無言。
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的召開，以及撥亂反正的進行，使譚惕吾興奮不已，感到國家有了希望。在中共中央先後下發了11號檔案和55號檔案之後，她寫了申訴書。1979年2月1日，譚惕吾在日記中寫道：“十二時余，到朱蘊山家見朱蘊老。朱蘊老告訴我，最近見到了李維漢部長，說李部長告訴他：‘我交給你一個任務，把譚惕吾的右派問題改正過來。’”
1979年，譚惕吾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並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一天下午，有位仍然對被劃為右派耿耿於懷的人，前去看望譚惕吾，看到她的桌上擺滿了法律書籍、檔案及手稿，就說：“您還在賣命吶！”譚惕吾嚴肅地回答：“就是我被貶為社會最底層時，也從未喪失過對共產黨的信心。”
和平統一
1979年後，譚惕吾先後任第五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五、八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常委，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副主席、主席。
在擔任民革婦女工作委員會主任期間，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譚惕吾定期組織民革及有關女同志開展研討會、學習會，十分活躍。《團結報》、“中國新聞社對台組”、“中國新聞社專稿組”、“中央電台新聞組”以至香港《大公報》、《文匯報》都報導過她們的活動。她總是身先士卒，先後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和談話，其中有：《三八節日語故舊》、《鮮明的對比》、《誠摯的願望》、《就台灣回歸祖國問題的講話》、《關於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的性質和任務》、《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並懷念台灣同胞》、《中國在清除對婦女歧視方面取得成果》等文章。
1989年，在全國政協第七屆第二次會議上，87歲的譚惕吾提出《關於加強對台工作的統一領導及合作配合的建議》的提案。建議：將實現一國兩製作為長期目標，與台灣官方舉行談判作為中期目標，全方位開展兩岸交流作為近期目標的建議。該提案後來被評為全國政協優秀提案。
李登輝上台後，“台獨”勢力越演越烈，譚惕吾憂心忡忡。1995年，當她93歲時，她讀完賈亦斌同志所著《論“台獨”》後，寫下了：《〈論“台獨”〉敲響了國人的警鐘》的文章，發表在《團結報》上。她痛斥道：“‘台獨’是國家民族的心腹大患，全國人民包括台灣同胞要一致起來共同反對出賣祖國統一的罪魁禍首，一致起來共同反對出賣祖國統一的罪惡的‘台獨’。”
1997年2月10日凌晨，處於彌留狀態的譚惕吾關心的依然是祖國的統一大業。她斷斷續續地不止一遍地說出：“港澳回歸，疏而不漏；祖國統一，大勢所趨。”她那顆追求真理、主張正義、愛黨愛國、自強不息的赤子之心停止了跳動。
出版著作
1928年春，經北大老師周鯁生教授介紹，譚惕吾給商務印書館翻譯了《歐洲戰後十年史》，後來又翻譯了《經濟學原理》。著有《內蒙之今昔》、《從國防前線歸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