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玉璧

謝玉璧，1946年畢業於黃埔軍校西安分校， 但在1958年被判定為“歷史反革命”後，他上吊身亡。52年後，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為他們的恩師立了墓碑，刻上了“品性剛正、敬業育人”的讚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謝玉璧
• 國籍：中國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西安分校
• 性別：男

學生為其立碑

安徽省太和縣李興鎮南謝莊，村北邊的第四個墳包前，新立起一塊墓碑，刻著“恩師謝玉璧師母王興榮之墓”。立碑那天，陽光下淺綠色的麥田裡，一群白髮蒼蒼的老人發出此起彼伏而

南謝莊裡給逝者立碑的，或是做藥材生意發了財的有錢人，或是闊別故鄉多年從台灣回來的遊子。務農的謝樹秋從來沒想過要給父親立碑，“已經死了50多年了，沒必要了”。

他的妻子孟玉華對公公謝玉璧幾乎一無所知。她1974年嫁到謝家時，謝玉璧已去世16個年頭。婆婆告訴她，謝玉璧活著的時候“心眼好得很”，可就是“不顧家”。

所以，去年夏天一個叫朱守仁的老人第一次找到孟玉華，告訴她想給謝老師立碑時，遭到了拒絕。“俺不認識他，俺沒同意。”女人回憶說。

沒幾天，老頭又來了，說老師當年對自己很好，“這個碑一定得立”。女人依舊沒同意。鄰居得知後勸她，學生給老師立碑是好事，應該讓他們立。

去年農曆九月初二，朱守仁三顧謝家，女人同意了，但說這事得男人說了算。朱守仁撥通了謝樹秋的電話，說：“謝老師活著的話，我們還可以去看他，給他買好吃的孝敬他。但他死了，這碑不立我們心不安。”

這句話，打動了當時遠在天津打工的謝樹秋。

從去年春天開始，為謝玉璧老師立一座碑，一直是朱守仁和他的同學們的一個夢想。

73歲的朱守仁是立碑儀式的發起人，退休前是付集國小的語文老師。59年前，當國小四年級學生朱守仁看到自己的新班主任時，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個叫謝玉璧的老師，負責教他們語文和體育，個子不高，皮膚黑里透紅，穿著一身天藍色的中山裝。他平時不苟言笑，講起課來，語言、動作和表情卻很生動。

“教<小英雄雨來>時，他還給我們示範雨來捉鬼子的動作。”老人邊說邊情不自禁地起身，盡力模仿老師當年的動作。2月24日，他凌晨5點便從付集村的家裡出發，趕了20多里路，來到謝樹秋家中，為了給人講述他腦海里那些難以磨滅的往事。

謝老師已離開半個多世紀，但朱守仁一直感覺他還活在自己心裡，“腦海里常常浮現出他的音容笑貌”。

下雨天，他經常會赤腳背送學生回家。朱守仁記憶最深刻的是自己生病時，謝老師提著一兜雞蛋到他家探望。老師這時候不再是嚴肅的，不僅很和藹地用手撫摸他的額頭，還吩咐他母親趕緊把雞蛋拿去給他做湯喝。

回憶起這件事，老人雙眼通紅，噙著淚水。自從有了給老師立碑的想法，幾近失聰的朱守仁，做夢都在想把這個碑立好。

在他執筆的悼詞里寫道：“我們對謝老師有一個共同的評價：偉大中的偉大，一流中的一流，不是慈父，勝似慈父。”

學生眼中的恩師

1957年，因為教學成績顯著，區裡的書記點名把謝玉璧從鄉國小付集國小調到了區中心國小李興國小。

從鄉國小到區國小，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在54年後的今天，在謝玉璧的學生朱德連看來，這次調動無疑是一場災難。

“他要是還在付集教書，可能就不會成為歷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的話，學生不願意，學生家長肯定也不願意。”朱德連說。

這個當年年齡最小又最調皮的學生，對謝玉璧“又尊敬又怕”。在他看來，謝老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時，到李興工作才一年多，威信還沒建立起來。

“那時候誰有本事打誰反革命。一上來全讓你給提意見，後來才知道是坑人。而謝老師這個人又很正直。”他用指頭搗著桌子重重地說。

妻弟王興華回憶，謝玉璧到李興工作僅僅一年，太和縣一個領導說，謝玉璧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副連長，還代理過3天連長，不能當老師。於是，這個深受學生敬重的老師，隨即被開除回家。1958年8月31日，太和縣法院下達5871061號判決書，判謝玉璧為“歷史反革命”，管制3年。

在72歲的孫光亮看來，正是那3天的代理連長經歷，讓自己的老師遭受了屈辱，並最終尋死。“那時候定歷史反革命的標準，在部隊是連長，在地方上是區長，但那時候的區長相當於現在的正科級。”他解釋說。

孫光亮先後在阜陽和西藏等地擔任過縣長、縣委書記等職務，最後在阜陽市農委主任任上退休。得知要為老師立碑，他告訴老同學：“需要多少錢你們講，不夠了都是我的。”

在付集國小時，謝玉璧只教過他半年，但他是學校學生會主席和少先隊大隊長，和老師打交道比較多。

因此，孫光亮也有機會看到謝玉璧如何為學生花錢。班裡一個男生沒錢理髮，謝老師馬上從口袋裡掏出兩毛錢，讓他去理髮。

但價值一毛七的肥皂，謝玉璧卻捨不得買。有一個場景孫光亮至今難忘：洗衣服前，謝老師會把草木灰裝在籃子裡，從上面澆水，然後從下面接著，沉澱之後，用上面含鹼性的清水洗衣服。

冬天，孫光亮看到謝老師的床單下，僅鋪著一個花五毛錢買的蒲草織的蓆子，蓆子下面是用麥秸稈壓的麥草。他還多次看見老師坐在床上補領子和襪子。

放下手裡的針線，回到課堂上，除了教語文，謝玉璧還教美術和體育。

體育課有3個項目：籃球、跳遠和單槓。籃球架是找木匠做的，單槓則是把當時打兔子用的土槍上的鐵管抽出來，固定在兩個木樁上。跳遠用的沙坑，謝玉璧自己挖，自己從河裡挑沙。

“這些都是謝老師自己設計自己弄，他在黃埔軍校讀過書，知道怎么弄，別人都不會。”2月25日，孫光亮坐在書房裡，細細梳理著對老師的記憶。

兒女記憶中的父親

但農曆九月的一個早上，王興榮久久不見丈夫，便問女兒謝樹英，“你爹人呢？”

“俺在家裡找了一圈沒找著人，找到了他給俺娘留的遺書。”71歲的謝樹英回憶道。她清楚地記得，遺書上寫著：“小周（謝樹秋乳名）他娘，你是個苦命的人。我死後，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響社會主義拖拉機犁地。也別燒紙錢，把錢省下來給孩子們生活。”

把遺書交給母親後，謝樹英在屋後大坑邊的桃樹上，看到了吊在上面的父親。

謝樹秋當時正在李興國小一年級教室里上課。比他大3歲的一個堂哥，把他叫了出來。“他告訴俺，俺大死了。俺當時就哭了，覺得自己沒大了。”謝樹秋含著眼淚回憶說。

父親謝玉璧的形象，在謝樹秋的記憶里其實一直比較模糊。“他們說，俺大面相像我，個頭也跟我差不多。”身高大約1米6的謝樹秋說。

父親的生平，他在1986年才完全搞清楚。那一年，35歲的謝樹秋和舅舅王興華一起，走進了太和縣法院的檔案室。

檔案里，父親其實叫謝玉備，生於1924年，1943年進入黃埔軍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畢業，被分配到國民黨36軍28師83團三營九連任少尉排長、中尉副連長，代理連長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軍部隊學習6個月後，謝玉備留在四川的解放軍部隊，直到1950年回鄉，開始在二郎國小任教。

兩年後，謝玉備調到了付集國小。在那裡的幾年時間，他的人生與如今這群為他立碑的學生交融在了一起。他也在這些學生此後50多年的人生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

朱守仁記得，1955年他畢業時，付集國小有7名學生考上縣重點中學。而此前3年，該校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學生一共只有6個。隨即整個李興區都在傳，付集國小“放了衛星”，由此被稱為“淮北一枝花，付集小寶塔”。

為了搭建這座“寶塔”，謝玉備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秋天，學生王長興因家庭貧困而失學。謝玉備和學生朱德固一起趟著水，走了十四五里路，到王長興家家訪。75歲的王長興至今記得，那天下著大雨，到處發大水，謝老師進門時披著床單，光著腳。返校後，謝老師不僅幫他交學費，還經常給他生活費。自己生病時，也是由謝老師背著去看病。

由於教學成績顯著，謝玉備又接連帶了兩年畢業班。1956年，他的學生有11人考上縣重點中學。1957年，這個數字增加到12個，超過了李興國小。

然而升學人數越多，對謝玉備的家人來說，就意味著越大的親情的空缺。

在年幼的謝樹秋眼裡，父親教書拿工資，但從來沒見拿回家過。父親每月工資14塊錢時如此，1953年漲到30塊錢時還是如此。謝樹英那時已經懂事，她知道，父親的錢基本都用在了學校和學生身上。

“那時候學校里扭秧歌，打腰鼓，很多都是俺大自己花錢。他的錢都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了。”謝樹英回憶說。上四年級時，因為家裡沒人幹活兒，她只好輟學。

她印象中，父親非常儉省。下地幹活兒時，他會把母親給他做的布鞋脫了，赤著腳。

當時，王興華在界首一所國小當教導主任。姐夫去看他時，說的大都是跟教育和工作有關的事，很少說家事。

星期天，謝樹英和謝樹秋姐弟倆很少見到父親回家。倒是家在付集國小旁邊的孫光亮，經常會看到留在學校的謝老師。

孫光亮後來到付集鄉政府做了財糧員。有一年，他開會開到除夕12點，走了18里路回家，路過付集國小時已凌晨2點。學校的大狗追著他叫，也吵醒了看校的老師。他一看是謝老師，便招呼他去自己家過年。“不行啊，我得看校。”謝老師很乾脆地回答。

實際上，那幾年寒假，基本都是謝玉備在看校。他放假很少回家，而家人也從來沒來過學校。兒女失去了感受父愛的機會，學生們則深切感受了老師的恩情。

王長興一再提及，他當年沒飯吃時，謝老師不僅省下口糧給他吃，還給錢，“三塊五塊八塊十塊都給過”。

在謝老師的幫助下，王長興幾經輟學和復學，最終完成了學業。如今提起老師，白髮老人聲音顫抖著說了4個字：“恩重如山！”

這種恩情，也留駐在其他學生心間。77歲的董玉華因為半身不遂無法行走，參加不了老師的立碑儀式，他特地托一位同學把份子錢帶給朱守仁，並讓同學鄭重轉告：“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

消失的名字和容顏

謝玉備自盡後，王興榮從鄰居家買來一口棺材，將他下葬。

這個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4個兒女都成了“反革命遺屬”，在家接受管制。她弟弟王興華後來在文化館搞文藝創作，被一次次的運動找上。如今85歲的老人回憶，每次填表，在需要交代歷史問題的社會關係那欄里，他一直得寫，“姐夫當過國民黨連長”。

1958年之後，他跟姐姐家很少來往。而細心的謝樹秋也發現，父親生前為村里人家用正楷寫的中堂對子“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建設祖國錦繡河山”，也悄悄被人家撕掉了。

“文革”中，人們敲著鑼鼓和鑔在集鎮上遊行。有人告訴他，那些東西是他父親活著時親自去買的。謝樹秋說，那一次，他突然覺得特別想父親。

但那時，父親的面容在謝樹秋的記憶里，已經有些模糊。父親留在家裡的照片和書，早已被母親扔了。實際上，與父親有關的一切，幾乎都被清除。這甚至包括他父親的名字。

由於當地話里將“備”字念做“bi”，謝玉備死後，名字從此被人寫成謝玉璧。

家裡沒捨得扔的，是謝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鋼筆。但公社當時成立了突擊隊，不管家裡有人沒人，隨時進行突擊，打開門後，隨便翻東西。謝樹秋套著父親遺留的那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眼睜睜看著鋼筆被“突擊”走，什麼也不敢說。

謝老師去世的訊息，陸續傳到付集的學生那裡。他下葬後，學生謝明義曾和劉泮廷、劉泮修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師的墳上燒紙，哭了一場。

朱守仁和朱德連當時都在上中學。幾個月後，謝明義告訴了朱守仁這一訊息，他一邊往學校走一邊哭。

孫光亮正擔任青年團書記，由於行政幹部的身份，不得不迴避。

在他們的記憶里，謝老師自盡後，並沒有引起多大震動。因為那前前後後被管制的人不少，自盡的也不只謝玉璧一個人。

1980年，開始甄別平反。29歲的謝樹秋隨即寫了申訴書。但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檔案，沒有找到謝玉璧的，只好放棄。6年後，中央再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他們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檔案查了一遍，依舊沒有結果。

後來，謝樹秋想到父親當年曾被法院判決，於是決定到法院查檔案。王興華的同學高群英時任太和縣法院副院長，帶著這兩個可憐的“反革命遺屬”，翻遍僅剩的幾份“歷史反革命”檔案。直到最後，他們才看到一份“謝玉備”的檔案，謝樹秋發現這正是自己父親的。

這一年9月1日，太和縣法院下達判決書，認定謝玉備“雖代理連長3天，仍是副連長職務”，“當不構成反革命身份，屬一般歷史問題”。

謝樹秋當時用藍墨水鋼筆抄下了這份判決書。這兩張已經發黃起皺的紙，他至今保存了25年。從那上面，他看到了他父親的一生。

而憑著這份判決書，他母親每個月有了25元的遺屬補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補助金漲到120多元。

王興華回憶，高群英後來告訴他，為了給謝玉備平反，太和縣還派人去中央軍委查過檔案。在太和縣審案辦公室，王興華當時大致看了一下姐夫的原始檔案，裡面寫著姐夫參加集體投誠和在解放軍部隊學習的情況。

“部隊的結論也是表揚性質的。”王興華說。

在1942年上國小五年級時，他曾和姐夫同班，並睡在同一個大通鋪上。那時，謝玉備在班裡年紀最大，個子卻最矮。當王興華等人報考師範學校時，謝玉備告訴他，自己要報考黃埔軍校，畢業後抗日去。

不過，謝玉備還沒畢業，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1946年，王興華見到學成回鄉探親的姐夫，手裡拿著“中正劍”，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

回到軍校後，謝玉備被分配進胡宗南的部隊，後來代理了3天連長即被解放。

而這3天的經歷，成為致命的“罪證”，不僅要了他的命，還讓他背著“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泥土掩埋了28年。

父親被平反後，謝樹秋從姐姐謝樹英家裡找到了父親留下的最後一張照片。照片裡，謝玉備留著平頭，穿著白襯衫。謝樹秋專門用相框把照片夾起來，掛在中堂。

這張照片，後來被母親王興榮悄悄毀掉了，謝樹秋也說不清原因。謝玉備或者謝玉璧的形象，從此在現實中不復存在。

2月24日下午，太和縣法院門口，中國青年報記者攔下該院檔案室主任，申請查閱謝玉備的檔案。主任稱，這需要先辦理查閱手續，經院領導簽字後方可查閱。記者準備進法院辦理相關手續時，遭到門衛阻攔，未能進入。門衛起初聲稱，“25年前的檔案現在怎么可能有？！”後來又稱院長沒有來上班，“你辦手續也沒用”。

學生評價

沒了照片，也無法見到檔案，但在謝玉璧那些年邁的學生眼裡，這沒什麼，他們心中那個謝老師的形象，50多年來一直不曾模糊。

去年麥黃之前，朱守仁到河南鄲城看望王長興。王長興問他，謝玉璧老師你還有印象嗎？朱守仁回答，印象深刻得很！74歲的王長興當時表示，他打算在清明節帶著紙錢和貢品，到謝老師的墳上去看看。他怕再往後，漸漸就走不動了。

回到付集後，朱守仁也意識到，謝老師的學生差不多一半已經離世，在世的也大都年邁，不少人已經行動不便，見面將越來越難。

“燒了紙錢，紙灰很快就刮跑了，光拜祭還不夠，立碑才能萬古永遠。立個碑吧，這才是個永遠的事。”朱守仁說。得知他的想法後，太和的同學告訴他，“沾（當地方言“行”）”；河南的同學告訴他，“中”。

去年九月初二徵得謝老師家人同意後，朱守仁在回家的路上，已經開始考慮該如何寫悼詞。這份最終寫了兩頁紙、不到1000字的悼詞，老人整整斟酌了半個月。

而200多字的碑文，他前後想了四五天，一遍一遍地打草稿和修改。然後，他拿給朱德連看。朱德連認為，其中的“深受當地學生愛戴”，應該改成“深受廣大幹群及學生的無比愛戴”。

朱守仁採納了他的意見。朱守仁多次聽付集的老人們講，當年謝老師離開付集國小時，很多學生哭著扯著他的背包帶不讓走。看著孩子哭，有些家長也跟著哭。謝玉璧含淚說，“調令來了，我不走不行啊。”

拿著擬定的碑文和45人名單，朱守仁到碑店精心挑選了一塊最大的石碑。但刻碑的人說刻不下。他只好把碑文刪到110多字，然後聲明：“不能再壓縮了，再壓縮就概括不了謝老師了！”

有人看了碑文後，建議加上“師生情”。最終在這座兩米多高的墓碑上，又多了“師生情”3個字。

這份師生情，幾十年來也的確深深地藏在學生的心裡頭。孫光亮已經行動不便，只能夾著拐杖在室內移動。他托人給朱守仁帶去了800元，還有他為老師寫的“品性剛正、敬業育人”8個字。

這8個字，他斟酌了兩天，認為“沒有任何誇張的成分”。

他記憶最深刻的，就是謝老師的剛正。在這位當年的學生幹部眼裡，謝老師不是個隨波逐流的人，言語非常謹慎，很低調，但很有主見。當時運動多，講空話的人也多，但謝老師不幫著空喊。

上體育課之前，不少老師都要例行講一些時代背景的話，謝老師則不對孫光亮他們講這些。“他說，鍛鍊身體就是鍛鍊身體。他不引用當時那些時髦和誇張的口號。”老人聲音低沉地回憶道。

在孫光亮看來，在那個年代，謝老師能做到這樣，已經很難得，也充分說明老師品性剛正。

那時候，孫光亮和同學們凡是穿汗衫，胸前都會有“先鋒”兩個字。這字也全都出自謝玉璧之手。家裡做了新汗衫後，孫光亮找到謝老師，老師用他備課和改作業時用的毛筆，在紙上寫下顏體小楷“先鋒”兩個字。孫光亮跑去街上的裁縫店，用紅布比著剪出“先鋒”兩個字，縫在汗衫上。當時，學生常常不是統一做汗衫。誰有了新汗衫，誰就去找謝老師，他總是非常耐心地一個一個給寫。

學生放學後，按要求老師要送他們回家。孫莊、梁莊、謝莊和楊莊這4處，離付集國小最遠，謝玉璧就負責送這4個莊的學生。那時因為家庭困難，失學的學生多，謝老師在送學生之餘，經常家訪，最終挽回的學生也最多。

對這些能夠回到課堂上的學生，謝玉璧也非常珍惜。他不僅備課認真，而且批改作業也一絲不苟。尤其是寫得好的作文，他會很用心地寫上自己的批語，然後貼到牆上。

作文都是由老師命題。孫光亮印象中，謝老師命的題，寫政治的少，寫農事和季節的多。他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謝玉璧讓他們描寫經常到鄉里送信的郵遞員，謝老師起的題目是“記一位綠色天使”。

那次，孫光亮因為寫得好，作文上了牆報。謝老師批改得也非常認真。之前孫光亮一直記不住分號的用法，作文上牆後，謝玉璧先是鼓勵了孫光亮，然後告訴他，作文裡面有個地方不應該用句號，應該用分號。這個國小沒畢業的老人至今對標點符號里的分號，印象極深。

在採訪中，孫光亮特地用當時寫“品行剛正、敬業育人”的毛筆，寫下“師魂”兩個字。他說這既能表達他此刻的心情，也能表達此生對老師的尊敬。

“因為謝老師不僅教文化知識，還教怎么做人。我們做他的學生，終身受益的不僅是文化課知識，還有品德教育。”老人說。那個封領扣始終扣著的謝玉璧，是他這一生的最後一位老師，在他的“靈魂深處留下了痕跡”。

這痕跡，也留在了張羅立碑的朱守仁的靈魂深處。1964年，鄉里辦農業中學，朱守仁班裡一個新婚的學生跟媳婦鬧彆扭，躺在床上不到學校上課，家人怎么喊都不起來。後來，學生一聽說朱守仁走了18里路來家訪，立馬起床跟老師賠不是。回到學校後，朱守仁沒有批評學生，他不僅幫這名學生把落下的課補上，還以過來人的身份教他如何與媳婦相處。

“謝老師那時，不僅教我們文化知識，也經常從做人的品德方面教育我們。我也應該這么教學生。”他說。

從謝玉璧身上傳承下來的精神，讓朱守仁感動了自己的學生。年逾花甲的農民王修身，聽說老師朱守仁要為他的老師謝玉璧立碑時，馬上告訴朱老師，“我也要參加。”

除王修身之外，在立碑人名單里，還有3人不是謝玉璧的學生。這些老人找到朱守仁，只說了一句話，“算我一個，我很敬佩謝老師。”

在輩分最低年齡最小的王修身的名字被最後一個刻上石碑之後，這座由45名學生以及學生的學生，給謝玉璧老師立的墓碑正式刻成。

2010年11月10日，農曆十月初五，這塊永遠不會有照片的碑，最終立成。碑的東北方向，楊樹掩映著二郎國小，那裡是謝玉璧教學的起點。碑的西南方向，楊樹同樣掩映著南謝莊，那裡是他生命的起點，也是他生命的終點。

立碑儀式結束後，有幾個同學提出，以後逢年過節要來墳上看看謝老師。朱守仁說，不用了，年紀都大了，心裡沒忘就行。

謝玉璧最生動的面目，碑上沒有，歷史裡沒有，只在這些白髮老人的記憶和靈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