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1969.01 霍邱縣大顧店公社插隊知青、團委副書記;1979-1983 安徽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習;1984.01 霍邱縣團縣委副書記;1985.05 團中央青農部主任科員、林牧處、農業處副處長、農業處處長、副部長;1998.04 池州行署副專員、黨組成員;1999.12 安徽省池州地委副書記;2000.03 安徽省池州地委副書記兼黨校校長;2000.12 池州市委副書記兼黨校校長;2003.4 池州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理市長;2003.8 池州市委副書記、市長;2006.2 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2007.3 中財辦、中農辦副司長。
努力實現經濟運行綜合平衡
引言: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要以建立規範、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解決失衡問題入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抽文:在解決這些錯綜複雜、甚至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新問題和老問題時,決不能有一蹴而就、弄斷脊骨治駝背式的企望心理,要有效把握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政策制定的重點要更多向不平衡方面傾斜。綜合平衡,是經濟得以健康發展的一般要求,也是調控、指導經濟工作的理想狀態。從毛澤東同志當年的《論十大關係》,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到當前的巨觀調控政策,無不是在綜合平衡方面上用力。科學發展觀體現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更是閃爍著綜合平衡的智慧和理念。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衝擊,也顯示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重要性,這為我們應對危機、保證經濟健康發展提供了著力的方向和策略。危機凸顯失衡經濟發展與其他事物一樣,沒有絕對的平衡,靜止的平衡也不可取。動態的、發展的事物總是在平衡——不平衡——平衡這種循環往復的狀態下向更高一級發展。不斷地解決不平衡問題,動態地調控平衡——失衡的發展狀態,也是經濟發展波浪式前進的客觀規律。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實現了9.8%的連續年增長,特別是2003年至2007年,又連續5年保持了10%至13%的高位增長,令世界矚目。高速行進中的列車,總是在失重的情況下運行,當列車減速甚至剎車時,猝然不防的乘客會有強烈的失重感。蔓延全球的國際金融危機對多年來較快發展的世界經濟來說,也與這種“減速”和“剎車”類似。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到我國,使我國經濟發展隱現的一些問題,還未來得及解決或正在解決的一些問題,提前或者明顯地凸現出來,用一個詞來概括,即“失衡”。“失衡”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內需和外需失衡。從理論上講,一般國家出口占GDP的10%就意味著對外部市場產生依附,占30%就意味著絕對依賴。2008年,我國出口總額占GDP的33%。因此,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外部需求減少,外貿告急,部分依賴外向型經濟為生的企業停產、倒閉、慘澹經營,導致工人失業、相當一部分人收入減少、農民工回流、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稅收增長緩慢、財政收入銳減等一系列問題。經濟結構失衡。計畫經濟有投資的盲目性,市場經濟也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具有這種盲目性。由於我國處在由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初級階段,重複建設、經濟結構不合理等計畫經濟的弊端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初生的市場又沒有經過經濟危機的多次調整,相對免疫力較差,“看不見的手”調控的市場也累積了一些失衡的結構性因素。主要表現為:三產機構不合理,第三產業比重偏低;有的行業生產過剩,有的供應不足;資源、原材料、電力、交通形成季節性瓶頸,企業創新能力不高,勞動生產率較低,等等。當經濟繁榮時,這些弊端顯現還不明顯,遇到金融危機的“急剎車”,“失重感”就會警告一些行業、產業,再不調整生存就會變得困難,當前鋼鐵行業、有色板塊等就屬這種情況。城鄉經濟失衡。鄉村發展一直是我們的“短腿”,這有政策上的主觀原因,更有國情決定的客觀原因。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農村雖然發生了很大變化,但城鄉經濟發展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提出“城鄉統籌”,實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主要決策。金融危機使得正在逐步解決的這個長期性問題變得更為緊迫。當城市建設、城市房地產發展、沿海加工貿易業集聚、大型項目建設為主力帶動的經濟快速發展遇到阻力後,我們回過頭來寄希望於農村,發現農村需要投入,但欠賬太多,需要投入的地方太多,老虎吃天,無處下口;擴大內需需要農民增加消費,農民卻沒有那么多錢,又沒有那么多吸引農民消費的適銷對路產品。短期內,靠內需,特別是擴大農民需求來拉動經濟成長,困難很大。社會分配失衡。健康和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體現在生產領域,還體現在分配領域,需要有合理、相對公平的社會分配製度做保障。我們的現狀是:在投資、積累、消費的關係上,積累、投資明顯偏多、偏重,消費偏少、偏輕;在經濟發展、社會財富積累和國民收入分配的關係上,國民收入的增長明顯低於經濟的增長幅度和社會財富的積累速度;城鄉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管理階層與一線勞動者之間、少數人與多數人之間的收入分配差額過大,並且還在逐步擴大。不僅一次分配如此,二次分配彌補一次分配鴻溝的作用發揮得也不盡如人意,城鎮的低收入群體、失業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還很低,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社會保障才剛剛起步,還有許多空白;社會救助還有不少盲點。這種失衡狀況嚴重影響我國擴大內需政策的推行,也使迫切需要理順的以糧食為主的日用消費品價格難以與國際市場接軌,進而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儲蓄與消費失衡。高消費、超前消費、低儲蓄是現在美國的難題,而消費不足、高儲值卻是我們的難題。當然,從人均的角度看,我國的儲蓄率並不多,但從總量看確實已經很多。儲蓄不能流向投資和消費領域,就不能創造資本的最大效益,就不能繁榮國內消費市場,進而不能保證經濟具有長久活力。現有的投資成份中,基本建設的投資偏重,民間投資比例偏低,影響投資對經濟長久發展的拉動作用。分析其原因,有國民文化傳統的習慣使然,有收入分配不公、不均的政策因素,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滯後的社會因素,還有重國營、輕民營的計畫經濟思維慣性。當金融危機衝擊提出進一步擴大內需、鼓勵創業、活躍中小企業、帶動更多人就業的迫切要求時,這種失衡就成為難以逾越的制約條件。快速發展與資源環境失衡。過去,國人一直感覺地大物博,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後,才發現地大物不一定博。一方面,許多重要能源、資源的自給率很低,對外依存度很高;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中國走的還是資源消耗型的發展路徑,許多衡量消耗的指標很高。在環境保護問題上,雖然一直在重視、強調,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但快速發展的經濟對環境破壞還是很嚴重,碳排放總量已躍居世界首位。金融危機衝擊下,各國更為重視節能減排,更為重視以新能源、新材料為方向的環保產業發展,這對參與全球化的我國來說,解決資源短缺、環境保護的問題輕視不得、拖延不得。已開發國家那種“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路子,靠不公平貿易掠奪別國資源的路子,我們學不得、學不來,必須走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發展路子。“統籌兼顧”是發展王道以上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有些是舊有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有些是轉型期間不可避免所產生的,有些是市場經濟發展不成熟、不完善帶來的,也有些是市場競爭機制需要周期性自我調節造成的。總之,都是前進中的問題、改革發展中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後退、復歸舊體制的、沒有前途的錯誤選擇;一種是前進、深化改革、有光明前景的正確選擇。無疑,我們應當選擇後一種思路,前進中的問題只能在前進中解決,改革新階段產生、凸顯的矛盾只能通過深化改革處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要以建立規範、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取向,堅定不移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從解決失衡問題入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應當清醒地看到,形成這些不平衡的原因很多,有些甚至根深蒂固,積重難返,建立規範、有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任重道遠,即使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也面臨許多猝不及防的問題。這就要求在解決這些錯綜複雜、甚至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新問題和老問題時,決不能有一蹴而就、弄斷脊骨治駝背式的企望心理,要有全局的、長遠的思路和眼光,更多採用漸進、兼顧的方式,“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都要動用,對症下藥,有效把握經濟發展的綜合平衡,針對現階段的失衡問題,政策制定的重點要更多向不平衡方面傾斜。漸進與兼顧主要是為了避免為解決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用藥過猛、用藥不當,顧此失彼,短期雖見效、潛伏下新的失衡代替了眼下的失衡,給長期的經濟發展埋下隱患。擴大內需的同時繼續完善和改進外貿補貼政策。在大力擴大內需的同時,還要考慮到外向型經濟當下在國民經濟中貢獻稅收、吸納勞動力的重要位置,繼續完善和改進外貿補貼政策,以穩住外需、拓展外貿,不可緊急收縮,採取休克式的、逐步淘汰的做法。促進產業升級,兼顧產業結構調整。加大投資力度,擴大基本建設規模,儘快拉動內需增長,要著眼於促進產業升級,兼顧產業結構調整。增大生產性投資的份額,加大科技創新、新產品開發研製、產品更新換代、高新技術人才的引進培養和熟練工人培訓的力度,以培育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和市場競爭能力。還要注意以國家投資拉動社會投資,擴大社會多元投資的規模、範圍、份量。立足長遠,著眼將來,最佳化產業布局、區域布局,嚴防新的重複建設,避免高能、高砂的粗放式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以及劣質產業生產線的借勢還魂。從以城帶鄉、城鄉互補、城鄉共同發展角度尋找政策的著力點。在推進城鄉統籌、以更大的傾斜加強新農村建設的同時,還要繼續推進城鎮化進程,加強中心城市功能建設。強農惠農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支農資金的投向更多體現授之以漁。在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生產條件、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方面多投入、花大錢,以期拉動全局經濟更為明顯。特別注意要正視城鄉差距的現實,明確“城鄉一體”不是一朝一夕完成,任何“大躍進”式的做法和想法只會適得其反,把“一體”的方向視為現階段的“同水平”是不現實的。調節社會分配結構,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係。當前在強調公平、兼顧效率,調節社會分配結構,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係時,要擴大國民收入分配的蛋糕,財富分配更多地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也不要不恰當地照搬已開發國家的做法,正視我們正處於開發中國家的現實,國家要保證一定的、適當比例的經濟實力,以加強基礎建設,調控經濟運行。“國富民窮”不可取,“國窮”也很難保證“民富”,特別是我們這個農民占大多數、中低收入者占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大國,尤為如此。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問題,更多地採用財政、稅收、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反腐倡廉制度建設等手段,不能採取劫富濟貧的懲戒方式,更不能助燃“均貧富”的社會仇富過激心理。輿論氛圍和經濟調控手段還是要鼓勵創業致富,倡導勞動致富光榮的風氣。謹慎地把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度”與“量”,密切關注選擇“時”與“機”。實施積極審慎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要十分謹慎地把握“度”與“量”,密切關注選擇“時”與“機”。擴大流動性,也要注意防範隱性金融風險;防滯脹,也要警惕通貨膨脹;分流高儲蓄要考慮儲藏的結構因素;實行赤字財政要考慮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接受美國金融衍生品過多、過濫、疏於監管的教訓,要正視我國金融創新不足,金融衍生品偏少,社會投資渠道不暢的現實。重視節能減排和環境保護。要強化從監管到懲處,從行政手段到經濟手段等剛性要求和措施,也要考慮我國正處於發展中的階段。快速發展階段兼顧資源、環境的“負重”起飛,是過去各國工業化進程沒有的先例,從某種意義上說,新興經濟體在做一件“馬兒跑,不吃草”的開創性工作。因此,在標準、方式、力度上既要積極,也要適度,還要放眼世界,前瞻未來,密切關注新興產業的發展,準備應對國際“碳排放”、“碳交易”的討價還價,參與引領世界產業革命新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的科技創新,爭取更大的國家利益和發展空間。科學發展是全面、可持續的發展,綜合平衡是兼顧、統籌的平衡。我國經濟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暴露出的一些失衡問題,是壞事也是好事,是挑戰也是機遇。各國攜手共克時艱,國內萬眾一心應對危機,是解決問題的大好時機和環境,只要我們應對得當、調控有效,我國經濟的基本面就會更為健康,又好又快的發展路子就會越走越寬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