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講史達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講史達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
- 主講：毛澤東
- 講話場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幹部會議上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期間，西北局秘書長賈拓夫於11月1日致信毛澤東，詢問毛澤東準備何時在西北局高幹會議講史達林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次日，毛澤東覆信說：“大約可在十號左右講，那時再商量確定日子。事先請你將布化十二條及結束語（指《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結束語）第四第五條按聽眾之數鉛印或油印若干份，先期發與他們研究。十二條譯文要用最近一次師哲（時任毛澤東的俄文翻譯）譯出的，請注意。”
後講解日期變化。11月14日，毛澤東還參加了西北局高幹會議大會討論。到11月21日，才開始講，22日停了一天，23日繼續講，並講完。
毛澤東在講解中首先指出，一般地說，中國共產黨是布爾什維克黨，從它的路線、工作、經驗、覺悟程度、同民眾的聯繫來說，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黨。如果拿完全布爾什維克化的標準來說，那還有許多條件不具備或不完全具備。接著，逐條進行講解。史達林的第一條講黨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毛澤東指出：執行這一條，就要領導一元化，承認中央的“九一”決定（指1941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黨要領導軍隊、政府和民眾團體。史達林的第二條講黨特別是黨的領導者必須完全精通與革命密切聯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指出：十年內戰時期，有馬列主義對非馬列主義的鬥爭。遵義會議以後，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是比較正確的，但黨內還有很大的缺點，黨內產生了一種自由主義壞傾向。遵義會議以前，在黨內關係問題上，主要偏向是過火的鬥爭。遵義會議以後，黨內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義，而不是過火的鬥爭。現在我們要增強理論，黨校的同志每人要讀三四十本馬恩列斯的書。這次高幹會後我們應當有一個學習，每人選讀幾十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史達林的
第三條講黨在制定各種口號、指示時，應根據對國內和國際具體條件的分析。毛澤東指出：這一條講方法論、思想方法問題。制定口號、指示時，國際條件、外國的經驗固然要考慮，但主要的是對我們國內的具體情況加以周密的研究和分析。史達林的第四條講黨要在民眾的革命鬥爭中檢查自己的口號、指示是否正確。毛澤東指出：理論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從客觀實際得到證明的。實踐是考驗真理的標準尺度。史達林的第五條講黨的全部工作，每一個行動，都要走向使民眾革命化。毛澤東指出：這一條的原意是黨不要有社會民主黨的作風，要有布爾什維克的作風，不要有改良的作風，要有革命的作風。我們中國共產黨沒有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我們黨有兩種缺點，一個是“左”，一個是右。現在我們黨內自由主義相當濃厚，我們應該反對自由主義，同時當然也要反對過左的。史達林的第六條講黨在工作中要善於把最高的原則性和同民眾最大限度的聯繫相結合。毛澤東指出：這一條是講民眾工作的原則。我們對民眾的關係，是一方面要教育民眾，一方面要向民眾學習。要把黨的最高的原則性同民眾的當前的日常要求聯繫起來，最高原則不要變成了關門主義，聯繫民眾不要變成了尾巴主義。史達林的第七條講黨在工作中要善於把不調和的革命性和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相結合。毛澤東指出：這一條是講統一戰線原則，革命與妥協的關係。列寧寫了一本書，叫“左派”幼稚病，就是講的這個第七條。這裡有一個最大限度的靈活性、機動性問題。我們的“三三制”就是最大的靈活性、機動性，要靈活地用各種組織形式和鬥爭形式達到革命的目的。不調和的革命性不要同冒險主義混淆，最大限度的靈活性不要同遷就主義混淆。史達林的第八條講必須使黨不掩飾自己的錯誤，不怕批評，要善於在自己的錯誤中改進和教育自己的幹部。毛澤東指出：如果黨害怕承認自己的缺點，害怕及時地公開地承認和糾正自己的缺點，那末黨就不免於滅亡。公開地承認錯誤，揭露產生錯誤的原因，分析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的黨的標誌。史達林的第九條講黨要善於把先進戰鬥員中的優秀分子選拔到基本的領導核心中去。毛澤東指出：領導核心有什麼條件，史達林講兩個條件，就是要十分忠誠，十分有經驗。史達林的第十條講黨必須經常改善自己的社會成分，消除那些腐化黨的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指出：不夠黨員資格的，也要清洗，還要經常吸收好的分子。史達林的第十一條講黨必須建立起鐵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毛澤東指出：建立鐵的紀律，是區別於社會民主黨的條件之一，也區別於自由主義。建立鐵的紀律的基礎是思想的統一。史達林的第十二條講黨應系統地檢查自己的決定和指示的執行。毛澤東指出：這次高幹會議以後進行精兵簡政，整黨、整政、整軍、整財、整民、整關係，是有系統的有威信的人去進行。最後，毛澤東總括地說：這個十二條，很值得我們好好地研究一下，這是我們全黨的“聖經”。是“聖經”，而不是教條，是可以變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