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謊言與交鋒：揭秘全球核較量的真實世界》內容簡介：作為國際原子能機構連任三屆的總幹事，巴拉迪參與了近20年來全球最重要的數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查。
他努力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以回憶錄的形式，記錄下自己在防止核武擴散過程中，和美國的周旋、與伊朗的談判、在朝鮮的斡旋，並將其中鮮為人知的秘聞娓娓道來。
基本介紹
- 書名：謊言與交鋒：揭秘全球核較量的真實世界
- 原版名稱：The Age of Deception
- ISBN：9787508631035
- 頁數：276頁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1年12月9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 版次：1
- 語言：簡體中文
內容簡介,編輯推薦,作者簡介,目錄,序言,文摘,
內容簡介
此外，他也深入剖析了和伊朗等國家和地區建立親善關係的可能性，駁斥了各種類型的強硬觀點，強調了堅持不懈的核外交努力的重要性。同時，他還闡述了國際安全與單個國家的安全密不可分，這一點不僅僅依賴於裁軍，更依賴於普通意義上的人性尊嚴、民主的價值觀，以及免遭貧困的自由。
編輯推薦
《謊言與交鋒:揭秘全球核較量的真實世界》系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巴拉迪回憶錄，全球首部揭露國際核交鋒的權威作品，縱橫國際外交界近50年，國際原子能機構連任三屆的總幹事巴拉迪，帶著讀者進入國際核紛爭的真實世界，從劍拔弩張的巴格達，走向自己和美國前國務卿賴斯的幕後交易，再到危機重重的平壤，並追蹤巴基斯坦核走私犯的足跡。
作者簡介
作者：穆罕默德·巴拉迪 譯者：蔣宗強
穆罕默德·巴拉迪，全球公認的國際核問題權威，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長達12年。1942年生於埃及。20世紀60年代，他在開羅大學獲得法律學士學位。1971年和1974年，又先後獲得紐約大學國際法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1964年，年僅22歲的巴拉迪進入埃及外交部，開始其外交生涯。此後，他兩次在埃及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任職。1984年，巴拉迪進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先後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駐聯合國代表、法律顧問和法律部主任、對外關係部主任等職。1993年，他被任命為負責對外關係的助理總幹事。1997年12月1日，巴拉迪成為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2001年9月獲得連任。在此期間，他先後經歷了伊拉克、伊朗和朝鮮核危機的嚴峻考驗。2005年6月，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一致同意巴拉迪繼續擔任該機構總幹事。這是巴拉迪連續第三次擔任這一職務。2005年，巴拉迪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在阻止核能在軍事領域內的使用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作出的貢獻。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伊拉克：揭露秘密核計畫
第二章 朝鮮：鈽遺失案例
第三章 伊拉克：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
第四章 朝鮮：核武器俱樂部多了一位成員
第五章 伊朗：塔基亞之謎
第六章 利比亞：發現與拆除
第七章 阿卜杜拉·卡迪爾·汗：核的地下走私
第八章 從維也納到奧斯陸
第九章 伊朗：“一台離心機也不行”
第十章 雙重標準
第十一章 伊朗：被浪費的機遇
第十二章 伊朗：追求突破
結語 尋求人類安全
致謝
序言
前言
“幫我們，就是幫你們自己。”
坐在桌子對面的那個人臉上掛著微笑，但我從他的表情中讀不出任何喜悅之情。他眼神柔和，嘴角低垂，是傷心，還是疲憊？我無法確定。
那天是2003年2月9日。從聯合國安理會首次對伊拉克實行制裁算起，已經過去12年多了。而一個多月之後，伊拉克將面臨以美國為首的再次入侵。薩達姆·海珊之前已經再次允許聯合國的武器核查人員進入伊拉克，當時，我與漢斯·布利克斯是國際核查小組的負責人，那是我第三次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我們在伊拉克的最後一個晚上，伊拉克外交部長納吉·薩布里邀請我們赴宴，同去的還有我們主要的技術專家以及多位和我們接觸的伊拉克人。
在巴格達，那個飯店是最高檔的。巴格達的基礎設施十分落後，充分說明了制裁帶來的消極作用。不過那次宴席還是很考究的，服務員彬彬有禮，深紅色的亞麻桌布纖塵不染。宴席上供應了大量的烤魚，這些魚都是剛從底格里斯河裡打出來的。烤羊肉的味道恰到好處。桌上還供應酒，這出乎我的意料，因為伊拉克早在1994年就頒布了一項法令，禁止人們在公眾場合飲酒。但今晚，伊拉克人卻為我們這些遠方客人破了個例。
坐在桌子對面的是阿米爾·哈姆迪·哈桑·阿爾薩迪將軍，是薩達姆·海珊的首席科學顧問，擁有物理化學專業的博士學位，是一位舉止文雅而富有個人魅力的談判者。他的“將軍”頭銜主要是榮譽性的。他的英語和阿拉伯語同樣流暢，與軍裝相比，他更喜歡量身定做的西服。雖然他本人並非伊拉克的執政黨—阿拉伯復興社會黨的成員，但他卻以科學事務頭號負責人的身份效力於伊拉克政府。
我與漢斯·布利克斯將宴席上的談話引到了一個關鍵的主題上，即伊拉克加強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並向其提供更多資料的必要性。你說你們沒有重啟以前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但是我們不可能在你們所提供的資料不充分時就結束調查，蓋棺論定。我們需要更多的證據。你們表現得越透明，你們就越能出示更多的資料和物證，伊拉克在世界舞台上就越有利。你們還能提供點別的什麼來補充你們的信息嗎？“幫我們，就是幫你們自己。”
坐在阿爾薩迪旁邊的是胡薩姆·阿明，此人是伊拉克的聯合國接觸小組的負責人。他將身子向前傾了傾，回答說：“首先，坦率地講，我們無法向你們提供其他信息，因為我們沒有其他信息可提供。”他將目光轉向布利克斯，然後又轉向我，接著說道：“而且，你們幫不了我們，因為這場戰爭注定要爆發，你我無論做什麼都阻止不了。我們都知道這點，無論我們做什麼，大勢已定。”
他重新坐好。阿爾薩迪只是點頭，一言不發，微笑中夾雜著傷感。
儘管胡薩姆·阿明那樣認為，我仍不相信戰爭必至，因為作為聯合國系統中負責核武器核查的專門機構，我所率領的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在對伊核查方面取得了切實的進展。其中的一項工作是認真調查我們收到的每一份情報，結果根本沒有發現核武器。我在1月27日向安理會提交的報告中陳述：“截至目前，我們沒有發現任何證據顯示伊拉克重啟了核計畫。”與我意見相左的西方官員以及媒體專家立即對我的言論提出了強烈抨擊，但這些人提供的儘是些間接性假設，而且執意將其拋出來當做證據。而我說的才是真正的事實。
國際原子能機構還沒權力給伊拉克徹底洗刷嫌疑，但我已經敦促安理會批准繼續核查。我建議，多給幾個月的時間將會是“對和平的寶貴投資”。如果先發制人入侵伊拉克的證據是薩達姆·海珊重新制訂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那么證據何在？迫在眉睫的威脅何在？如果阿明講的是真話，即伊拉克確實“沒有其他的信息可提供”，那么就清楚地表明所謂的威脅並不存在。
一場師出無名的戰爭，注定會使那些有核武器國家與非核武器國家之間本來就已經矛盾重重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張。美英兩國都有核武器，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它們願意放棄核武器。而同時，它們又以伊拉克試圖發展核武器為藉口提出要挾。這在很多開發中國家的人看來，尤其是很多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人看來是有諷刺意味的，是極其不公平的。薩達姆·海珊由於堅決反對以色列欺壓巴勒斯坦人，以及敢於對抗西方，因而在阿拉伯民眾中間比較受歡迎。而在基本上親美的阿拉伯國家領導人中間卻不受歡迎，尤其是其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後更是如此。但是，看到伊拉克的主權受到如此踐踏難免讓人心痛不已。如果戰爭注定要來，尤其是一場基於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虛假指控之上的戰爭，將會大大加劇阿拉伯民眾和穆斯林的憤慨。
然而，幾個星期過去了，雖然我堅信核查工作將會取得更大進展，但是心中的不安卻在逐漸加劇。美英兩國的言論越來越刺耳。那次去巴格達赴宴的4天前，美國國務卿科林·鮑威爾向安理會明確表明了他的觀點，而且還播放了截獲的電話交談的錄音帶，出示了伊拉克核設施的衛星照片。他宣稱，這些材料無不顯示了薩達姆·海珊及其政府的“令人不安的行為模式”，顯示了一個“逃避與欺騙的政策”。但是在專業的核查人員看來，他展示的那些材料只是表明他們的猜疑情緒在逐漸積累，只是根據最壞的情形加以解釋的、未經證實的信息，根本不是什麼確鑿的證據。但在很多聽眾看來，尤其在非專業人士眼中，鮑威爾的論據是很有說服力的。
之後6周發生的事情證明，任何核查進展和外交干預都不足以扭轉迫在眉睫的危機。國際原子能機構揭示了一個事實，即顯示薩達姆·海珊試圖從尼日購買鈾的關鍵性情報檔案系偽造的，但這個發現卻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阿拉伯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在沙姆沙伊赫舉行了緊急峰會，結果並沒有拿出個解決辦法，甚至連統一的立場也沒有形成，最後在一片混亂中草草收場。英國為避免軍事行動而提出的最後建議也遭到否決。
3月17日一大清早，我就收到了美國駐維也納代表團打來的電話，建議我們將核查人員撤出巴格達。入侵即將開始。
“如果世界上存在一個威脅，那這就是所有人的威脅；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存在希望，那這就應該為所有人共享。”這些話是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53年在一篇名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說中所說的。這篇演說發表4年之後，國際原子能機構誕生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仍然籠罩在人們心頭之際，在核軍備競賽瘋狂上演之際，這個機構給國際社會傳達了一個非同尋常的信息。
艾森豪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理念指出，核科學的一切成就和後果都應該通過國際社會的合作來共同分享和分擔，這是核外交的核心原則。之後，這一理念幾乎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促使有關各方承諾為和平利用核能而加強技術合作，防止核武器擴散。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章程里，以及在1970年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又稱《核不擴散條約》）中都作出了這一承諾。
20世紀80年代早期，我是埃及的一名年輕律師，是紐約大學國際法專業的教授。我十分認同“和平利用原子能”這一理念。於是，在1984年，我進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並於3年之後成為這個機構的法律顧問。及至2003年伊拉克戰爭（即美伊戰爭）爆發，我已經當了5年多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在這個機構里服務了接近20年。我將盡心竭力地致力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外交使命。無視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作用，而僅僅基於莫須有的指控便發動戰爭，在我看來徹底抹殺了我們機構存在的意義。這與世界各地兢兢業業的科學家、律師、核查人員以及公務員們在半個世紀裡孜孜以求的目標背道而馳。我目睹的一切令我震驚。縈繞在我腦海里的一個想法是，我與布利克斯所看到的一切都不能作為發動戰爭的理由。
2003年4月12日，之前陪我出席晚宴時悶悶不樂的阿米爾·阿爾薩迪將軍，得知自己成了美國第32號通緝犯，而且是臭名昭著的“撲克牌通緝令”中的七大方塊之一時，主動向美國自首。他讓德國電視二台拍攝下自己投降的過程。在鏡頭中，他說：“我們沒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間將會證實我所說的話。”當時，我清楚地知道，我們在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問題上做出的臨時性結論是正確的，因為一個自首的將軍根本沒有理由撒謊。
之後的很多年中，美英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前提，即指控薩達姆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屢次被證明沒有事實依據。美國任命的伊拉克調查組花費了數十億美元，結果卻證明了國際核查人員的結論是正確的，因為薩達姆並沒有重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發展計畫。所謂的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也不是美英發動侵略的真正動機。其中一個證據就是被泄露的、著名的 “唐寧街備忘錄”（時間為2002年7月之後）。根據這份備忘錄，發動戰爭的決定早在核查工作開始之前就已經敲定了。
至今，每當讀到這些描述，都不由得想起數以千計的陣亡士兵、數十萬被無辜殺害的伊拉克平民、數百萬因傷致殘的人，以及那些毀於戰火的家庭和生靈。然而，侵略者們竟不知自我反思和深省，真的讓我很震驚。這場沒有必要的戰爭是個恥辱，迫使我們所有人思考在伊拉克事件中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反思如何能以此為戒，防止這種危機未來再次發生。
目前，全世界在核問題最新事態上的嚴重分歧，尤其是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分歧，表明我們可能會重蹈伊拉克所經歷的災難，而且一旦發生，對全球安全的影響更加嚴重。當我思考擺在面前的挑戰時，經常回憶起2003年2月在巴格達赴宴的情景，因為那次宴席體現了我們國際社會在追求持久的集體安全時所面臨的尷尬問題，即不同文化之間日趨增強的猜疑，有核武器國家與非核武器國家之間長期的體系侵蝕作用，利用核問題實現邊緣政策的愚蠢，以及如果我們不能以史為鑑注定會毀滅。同時，那次宴席的情景之所以揮之不去，還因為當時缺少了主要的角色，即美國與英國。事實上，是這兩個國家決定了最終結果究竟會怎樣。今後很多年，它們的缺席將會頻頻發生，尤其是在伊朗這個問題上。美國的遙控指揮使談判大打折扣。美國拒絕直接參與，卻決定著最終結果。核外交是一門必須躬親實踐的科學，需要親自參與其中，需要各方保持克制，需要長期性的承諾，遙控指揮是行不通的。如果打算通過對話解決防止核擴散問題，就不能僅僅局限於核查人員與被指控國家之間的對話。美國及其盟國必須真正參與討論，同他們構想的對手交流，並表明他們是真心想和平解決潛在的不安全因素。所有各方必須坐到談判桌上。
巴格達的晚宴，有同事戲稱為“最後的晚餐”。這只是2003年多重危機中的一個案例。之前，朝鮮驅逐了監督關閉該國核設施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核查人員，並宣布打算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我們當時剛開始核查伊朗核計畫，並打算與幾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同事一道前往納坦茲一處在建的濃縮設施。利比亞不久將主動向美英表態，取消本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供應核材料的非法網路的輪廓也逐漸朦朦朧朧地顯現出來。最終，我們在30多個國家發現了這個非法網路的蛛絲馬跡。
今天，雖然核武器擴散案例虛虛實實，但我們了解的情況比以前多得多。伊朗和朝鮮的形勢雲譎波詭，捉摸不定。對於眼下以及未來可能出現的情況，我們仍然缺少務實而有針對性的應對之道。我們需要各方盡職盡責地致力於核外交事業。
第一個核時代是核子彈的競賽，發生在少數幾個國家之間。它們要么掌握了必要的尖端技術，要么能夠秘密獲取製造核武器的科學知識。那場競賽的高峰是轟炸廣島與長崎，標誌著美國是這場競賽的贏家。但其他的競爭者並沒有放棄努力，數年之內，就另有4個國家都成功研製出了核武器。
第二個核時代便是我們記憶中的“冷戰”時期。儘管有幾個國家已經擁有了核武器，還有其他國家繼續研究核技術，但其實主導這一時期的國家只有兩個：美國和蘇聯。根據“相互確保摧毀”的準則，打著核威懾的幌子，它們各自積累了數萬個核彈頭。
第三個核時代，即當前這個時代，是在蘇聯解體之後才出現的。蘇聯解體造成的權力真空中，政治家們沒有抓住有利時機進行核裁軍。結果，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考慮是否要秘密發展核武器，至少也要掌握核燃料循環，因為這個技術使它們在有維護國家安全之需的時候，能夠迅速製造出核武器來。
目前主要的危險不是“相互確保摧毀”，不是大規模相互發射核武器摧毀敵對雙方共存的大都市，而是不對稱原子戰爭的威脅：極端集團或一個由好戰者領導的“流氓國家”獲取並使用核武器，或者一個大國對非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
這種形勢固然是不穩定的，而近年來的最新事態也加劇了這種不穩定性。我們目睹過在沒有遭到真正威脅的時候發動的戰爭（伊拉克案例），目睹過真正的危險出現時無所作為、猶豫不決（朝鮮案例），目睹過缺少務實的對話，而侮辱和作秀卻導致談判長期陷入僵局（伊朗案例）。數年間，我們還發現有一個非法的供應網路愈演愈烈，隨時準備為秘密核計畫提供支持。同時，有些國家繼續依賴核武器會持續刺激其他國家躋身核武器國家的行列。
這種越來越不穩定的狀態表明，我們正處於第三個核時代的末期。我們正在經歷紛繁複雜的歷史性巨變。如果我們袖手旁觀，企圖維護有核武器國家和非核武器國家對峙的現狀，那么這種變化很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導致大規模核擴散，甚至在更糟糕的情況下導致肆無忌憚的核武器交換。這種苗頭已經很明顯了，最顯著的就是出現核武器威脅時鄰國的反應。比如，最近越來越多的中東國家紛紛提到獲取核技術和核知識，即為這種苗頭的明證。另一個例子是，朝鮮第一次搞核試驗時，日本有高級官員提出應對措施，建議開始討論允許日本發展核武器。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選擇。我們可以採取另外一種做法，採取不同的態度：通過推動全球核裁軍實現切實的進步，解決不對稱的問題。全球核大國之間需要締結削減核武器條約，之後舉行論壇，在這個論壇上有核武器國家對削減核武器負責。這些措施能夠引領我們進入更加安全的未來。如果我們能吸取最近的教訓，勇於面對未來真正的威脅，那么我們也許能避免相互摧毀，能保證在第四個核時代解決核問題的緊張局勢，確保各方放棄核武器以及實現持久和平。
文摘
第三章
伊拉克：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
到2002年，世界的安全形勢已經發生了顯著的變化。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的襲擊事件改變了人們對恐怖分子發動複雜的自殺式行動的很多看法。極端組織已經明確表示有意染指並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應對這一狀況，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修改並放寬了幫助成員國獲取核材料的規定，以避免出現非法使用現象。我們這個機構也發生了改變。我們同伊拉克和朝鮮等國家打了10年的交道，使得我們更有經驗，更有信心。我們具有更多的法律和技術上的驗證途徑。
布希政府在核武器控制上的態度也改變了安全形勢。2001年12月，布希最終使美國從《反彈道飛彈條約》中退了出來。這是美蘇兩國自1972年之後緩和核危機的基石。2002年5月，布希和普京簽署了《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是一個被外交界人士戲稱為“半條約”性質的協定，原因有3點：首先，不包括驗證削減核武器承諾的兌現情況；其次，要求的核裁軍不具有永久性；最後，退出這個條約只需要提前3個月通知對方。
對於核政策專家來說，這些動作的內涵很明顯。一方面，美國不願真正履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規定的義務，而是想在責任最小化的前提下，保持甚至加強其擁有核武器的特權。另一方面，美國以防止核武器擴散為由，堅決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這就是2002年的大背景。當時，世界的目光開始聚焦到了伊拉克身上。演講、政治性脫口秀節目以及媒體文章中大量湧現出輕率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暗示，或乾脆直接宣稱薩達姆·海珊同基地組織有聯繫，或參與了2001年9月份對美國的襲擊。國際原子能機構覺得特別有趣的是，美國和英國宣稱它們掌握了薩達姆並未解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的確鑿證據。國際原子能機構在1998年那場代號為“沙漠之狐”的轟炸行動開始前匆忙離開了伊拉克，從那之後一直都沒有再去過。因此，之後的4年間，那裡發生了什麼，我們的了解都很有限。
布希總統是發表大膽言論的人之一。2002年10月2日，他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發表的演講就是典型的例子。
11年前，作為結束海灣戰爭的條件，伊拉克政權被要求摧毀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止這類武器的所有發展計畫，並停止對恐怖團體的一切援助。伊拉克政權已經違背了所有這些義務。它擁有並製造了生化武器；它正在謀求核武器的發展；它為恐怖主義提供庇護和資助，對自己的國民實行恐怖統治。整個世界都目睹了伊拉克長達11年的背叛、欺騙和背信棄義。
然後，他又在演講中說：
有證據顯示伊拉克正在重新進行核武器計畫。薩達姆·海珊已經同伊拉克的核科學家舉行了很多次會議。他將核科學家稱為“核聖戰士”，即以核武器為作戰工具的戰士。衛星照片顯示，伊拉克正在過去進行核計畫的地方重建其核設施。伊拉克已經試圖購買高強度鋁管和其他製造氣體離心機所需的設備。氣體離心機正是用於製造核武器的鈾濃縮設備。
這種論調所依據的信息並不準確，它們沒有經過事實驗證，具有誤導性。此後，美國開始公開迫使伊拉克政府下台。
咄咄逼人的言論絕不是空談：美國已經對伊拉克施行了長達10年之久的制裁；美國及其盟國最近在阿富汗的所作所為表明它們願意採取果斷的軍事行動。結果是，對伊拉克施加壓力起了點效果。儘管繼續否認該國重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畫，薩達姆·海珊最終還是寫信邀請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重返伊拉克進行調查。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安理會最終在11月8日一致通過了第1441號決議，批准對伊拉克展開新一輪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