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貧與愚之因果》是夏曾佑所著作品，出自於《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論貧與愚之因果
- 作者：夏曾佑
- 作品出處：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品原文,出處收錄,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目今中國有至大之患二：一曰貧，一曰愚。此二者有其一焉，則足以亡國滅種。今乃有其二，既有其二而不能去，而欲其富強平樂，必不〈可〉得之數也。然而欲求此二者之因果，貧生愚耶？愚生貧耶？則不能驟決。自財政家言之，則謂愚生於貧，貧為因而愚為果。蓋人必力有所余，心有所養，而後優遊浸漬以學問於師友載籍。若日亟亟於衣食，奔走喘（汗）〔吁〕與牛馬等，入夜少休，衡門敝席，兒女滿前，豕溷牛欄，無以過是，殘杯冷炙，肆意一飽，而鼾聲作矣，明晨則奔走如故。如此之人，其筋力常勞，其神智常昏，雖欲稍自清淨而不可得。故心失其養，其智愈下，其境愈困；其境漸困，其志彌下，如是相乘，傳為種智。若斯之族，觀其面貌，聽其音聲，人也；而與之算劃擬議，衡量古今，則几几乎非人。彼有人之形而無人之心，其故非他，由於不得人之養，故救貧者即所以開民智也。此財政學家持論之大概也。本報則以為人群之事，多系復元，無一元者，貧可生愚，愚亦可生貧，必定誰為先生，放兆戀殆恐各社會未必一律。若以中國目前之現狀言之，已至國家極貧極愚之限，若再過此，則非國家矣。其原理如何，雖一時不能論定，而欲定救濟之方，則本報之意，以為應先救愚而後救貧，非智則貧不可救也。奚以明其然也？昔人有言：治國如牧羊，擇其後者而鞭之。今試執中國下流社會之人而語之，苟通人言者，未謎宙有不知救貧，而絕無欲救愚者。蓋貧與富之較，彼之所知也；而愚與智之較，彼之所不及知也。其所以有知有不知者，國家之政教使之然。數千年之政教，所以明示天下者，但有富貴貧賤，而無智愚賢不肖。富貴與愚不肖，皆可以增肉體之樂；而貧賤與賢智，皆可以增肉體之苦，故富貴而與賢智合，則人不得借賢智之途以弋富貴。既漸賢智矣，或轉有棄富貴而不屑居者，然而其初嘗殼采念則起於富貴也。若富貴既與賢智相分，則人亦孰樂於賢智而為之？所以袞袞數千年，天下無人不思救貧，其貧之不可救而彌甚者，因所持以救貧之術之誤耳。上者做八股，八股而中式，可以得富也；其次為商，為商而詭遇，可以得富也；最下為幕友、家丁，幕友、家丁而得憑城穴社，茅射迎可以得富也。而其得之之道，皆以遇而不以學。夤緣排擠，遇也；求籤算命，亦遇也。得者一二，仍為分利之人，而非生利之人；失者千萬，則高拱游手以待機會之至。如此久之，通局合計，必貧之數漸增，而富之數漸減。今已至富之數將消盡之時矣。
此中國之實情也。如此之社會而謀所以救濟之，則不必再與言救貧，而當與言救貧之道。救貧之道，智之道也。故曰救中國之貧，宜先開中國之智也。非然者，使中國之人皆窮高極深以講出世之學，而視其國家之存亡為不足計，如印度之沙門、婆羅門，然則宜與之言求富矣，夫豈中國社會之情狀哉！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出處收錄
此文出自於《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者簡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雅臘照人。近代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1890年考中進士，旋授禮部主事。1894年前後，結識梁啓超、康有為、譚嗣同鞏籃戶譽等維新人士，積極參與維新變法活動。1897年與嚴復、王修植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1899年，任安徽祁門知縣。1902年卸任後寓居上海，1903年至1905年，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隨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和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編者簡介楊琥，1965年生，甘肅通渭人。歷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西北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捉朽危海現代思想文化史。選編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2004）、《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名人談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書；參與編注《李大釗全集》（2006、2013）。另在《歷史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