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說（lùnshuō），指議論說明；說理，講道理(多指書面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論說
- 外文名：normally
- 漢語拼音：lùnshuō
- 釋義：議論說明;說理(多指書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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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詞目：論說
拼音：lùnshuō
英文：normally
基本解釋
論說 lùnshuō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議論說明;說理(多指書面的)
論說體
論說 lùnshuō
[normally;as things should be][口]∶按理說
論說這個會他應該參加,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來?
引證解釋
1. 議論評說。《禮記·文王世子》：“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鄭玄註：“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 漢王充《論衡·超奇》：“著書表文，論說古今。”《水滸傳》第六三回：“當日 關勝 正和 郝思文 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 魯迅《二心集·<藝術論>譯本序》：“《火花》卻不獨在論說上申明這觀念，還組織了‘火花’的團體。”
2. 論說文。
鄒韜奮 《經歷》十：“最顯著的表現，為他們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們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論說。”
3. 按理說。
吳組緗《山洪》二：“呃，論說末，是氣人呢。”《法制日報》1990.1.6：“論說，原料進廠不化驗，成品出廠總不能再含糊吧！”
4.文學體裁。論說類文體，是指以闡釋、議論、辯駁為主的說理文章。劉勰的《文心雕龍．論說》將議論文體統稱為論說文。論說文又可分為“論”與“說”。 劉勰認為，“論”體的淵源是先秦諸子的學術論文。“論”體包括多種子文體：“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指出議、說、傳、注、贊、評、敘、引都是論體文，可以用來陳政事、釋經典、辨史實和銓文章，對論體文的範疇與文體功能進行了論述。劉勰認為，所謂“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說體文是用言辭說服某人，使其心悅誠服。劉勰將“說”的源頭追溯到上古三代大臣向君王進諫論說之辭，並將戰國游士的雄辯之辭都納入“說”體。
其它相關
原文
聖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於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於有數，究於無形，鑽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餘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暨戰國爭雄，辨士雲涌；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戲公卿之席，並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並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贊曰∶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忒，鬼神靡遁。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譯文
聖賢闡明永恆道理的著作叫做“經”，解釋經典、說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論”。“論”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確，就不會違背聖人的意思。從前孔子所講精微的話，他的弟子追記下來，因此謙遜地不稱為“經”，而叫做《論語》。以“論”為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還沒有以“論”為名的著作；《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這兩個篇名大概是後人加上的吧！仔細考察“論”這種文體，其支流是多種多樣的：陳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議論文、說理文相合；解釋經典方面的，就和傳文、注釋相近；辨論歷史方面的，就和讚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類。所謂“議”，就是說得適宜的話；“說”，就是能動聽服人的話；“傳”，就是轉述老師的話；“注”，主要是進行解釋；“贊”，就是說明意義；“評”，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講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對正文的補充說明。這八種名目雖然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都是論述道理。所謂“論”，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探討某一道理。所以，莊周的《齊物論》，是用“論”作為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很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了漢代，漢宣帝在石渠閣，漢章帝在白虎觀，前後兩次召集儒生討論五經的異同；根據聖人的意旨來貫通經書中的道理，這是論文作家應該採取的正當文體。至於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能夠清楚地陳述感情，並善於借用史論的形式。曹魏掌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說，所以當時傅嘏和王粲的論文，能精練地考核名實，推論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於繼承前代的論文；何晏等人，論述老莊玄學的風氣開始盛行起來。於是老莊思想充斥文壇，而和儒家爭奪思想陣地。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都是獨出心裁，論點銳利而精密，這些都是當時論文中比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在論述命運方面雖然和王充的《論衡》相同，《運命論》的文采卻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有意摹仿賈誼的《過秦論》，卻遠遠比不上它；但《辨亡論》也是陸機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能夠敏銳地思考到精微奧妙的深處；王衍、裴頠等人的論文，在“有”或“無”方面進行爭辨：他們都是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後世的辯論家。但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於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著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鑽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到東晉時期，各家所談論的，就只有老莊玄學了。這時雖也談到一些新的東西，但大多數是前代話題的繼續。至於張衡的《譏世論》，調子好像開玩笑；孔融的《孝廉論》，只是作一番嘲戲；曹植的《辨道論》，就和抄書相同了。言論不保持正道，這樣的論著還不如不寫。 考察“論”這種文體，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並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鑽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著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面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為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於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講歪道理呢？至於注釋經典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於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不過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為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於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範了。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徵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後，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到了戰國時期，七國爭雄，遊說之士風起雲湧；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紜複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轉丸》說的是宣揚己方的方法，《飛鉗》說的牽制對方的方法。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鐘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著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後，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著，他們都活動於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於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說”貴在合於時機，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范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著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面善於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於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說理文的關鍵，是必須使之有利於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於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什麼話呢？ 總之，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為“論”。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阻止或勸進的實際效力。
劉勰
劉勰，字彥和，南朝人。著有《文心雕龍》全著50篇。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祖籍山東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 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 浮來山創辦（北）定林寺。劉勰雖任多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出處
《論說》選自《劉勰·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是中國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創作的一部文學理論著作，成書於公元501～502年（南朝齊和帝中興元、二年）間。它是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部有嚴密體系的、“體大而慮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的文學理論專著。
《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全書包括四個重要方面，由劉勰（xié）在江蘇省鎮江市南山寫下。上部，從《原道》至《辨騷》的5篇，是全書的綱領，而其核心則是《原道》、《徵聖》、《宗經》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於道，稽諸於聖，宗之於經。從《明詩》到《書記》的20篇，以“論文序筆”為中心，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以有韻文為對象的“論文”部分中，以《明詩》、《樂府》、《詮賦》等篇較重要；以無韻文為對象的“序筆”部分中，則以《史傳》、《諸子》、《論說》等篇意義較大。下部，從《神思》到《物色》的20篇（《時序》不計在內），以“剖情析采”為中心，重點研究有關創作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是創作論。《時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則主要是文學史論和批評鑑賞論。下部的這兩個部分，是全書最主要的精華所在。以上四個方面共49篇，加上最後敘述作者寫作此書的動機﹑態度﹑原則，共5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