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學和藝術(弗洛伊德作品)

作者簡介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年生於捷克的弗萊堡。四歲時稱劇維也納，其後的一生大部分在此度過。他畢業於維也納大學醫學院，隨後專門從事神經精神醫學的研究。1939年病逝於倫敦。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的創始人，被譽為精神分析之父，是影響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創立的精神分析學在現代心理學眾多理論體系中獨樹一幟，其思想淵源既非出自主觀思辨取向的哲學心理學，也非出自客觀驗證取向的科學心理學，而是獨具慧眼，從心靈深處分析探討人性。其精神分析學說，由心理結構說、人格結構說和心理動力說這三大部分組成。這一學說不僅在心理學方面有卓越的貢獻，而且影響到社會學、人類學以及文學、藝術、宗教、史學等各方面，幾乎遍及人類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的著作流芳百世。

書評：

2009-12-05 20:54:46　來自:李修竹(墜雨已辭雲,流水難歸浦)論文學與藝術的評論

早些年前，我對弗洛伊德的了解僅限於他著名的《夢的解析》、“自我?本我?超我”與“力比多”等等為人們耳熟能詳的概念。那時覺得它們太過晦澀，與日常生活也很難有什麼聯繫，於是精神分析似乎顯得離我很遙遠。如今卻遠不是這么一回事了。從弗洛姆開始，我逐漸接觸到一些令我深感震撼的思想，而它們展現出來的、是一條人跡罕至的荊棘小徑。
從二十世紀初期至今，精神分析領域的道路愈拓愈寬，亦湧現出一批富有見識的學者，卻幾乎難再有人能達到當年的高度。儘管許多年間，人們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常常不外乎“太強調人的生物學特點，否認人性的歷史性，否認社會、文化因素對認個發展的影響”等等，但是在我看來，很客觀地說，在歷史、社會、文化等方面，弗洛伊德的造詣遠比絕大多數評論家（尤其是某些義憤填膺的道德衛士們）要深刻得多、淵博得多。
而這本《論文學與藝術》，大概算不上弗洛伊德的主流作品，僅僅是一部文集，卻有著給我留下極深印象的章節段落。且不論譯筆（部分句子略顯詰屈聱牙），文章的思想性卻是卓絕的。相對於精神分析廣闊的領域，我只從一個見識淺顯者的角度摘錄或是轉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並稍稍加以探討。假如讀者能夠因此悉心閱讀原文，想來該會有比我更獨到的見解。

《心理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類型》1916

“當醫生以這種方式要求病人暫時放棄一些快樂，作出一點犧牲來接受某種暫時的痛苦，從而取得更好地結果，或者只是要求病人服從人人都遵守的必要法則時，往往會遇到一些病人以特殊原因對此提出反抗。他們說他們已經放棄得夠多，忍受了夠多的痛苦，他們有權不再接受更多的要求，他們不願再屈從任何令人不快的必要法則，因為他們是例外的人，而且，要堅持自己的例外。
有一位病人的這種要求，甚至使他堅信有一位特別的守護神看護著他，使他免於作出任何痛苦的犧牲。而對如此強烈的內心信念，醫生如何勸導都將無濟於事。
毫無疑問，每個人都願意把自己看成‘例外的人’，要求一些別人沒有的特權。但正因為這一點，一個人如果聲稱自己是個例外的人並且行為也的確例外，那就必定有某種特別的原因。這特別的原因也許不止一種；在我所調查的病例中，我成功地發現了在這些病人的早年經歷中所共有的一種特殊性。他們的神經症都與幼年時的痛苦相聯繫，他們認為自己是無辜的，卻被不公正地對待。這種不公正導致了他們對特權的要求，產生了反叛的傾向，從而加劇了內心的衝突而最終導致了神經症的發作。
……出於不難理解的原因，我不能過多地談論這些或其他病史。我也不打算將童年久病的缺陷，與有著苦難歷史的整個民族的行為作出十分明顯的類比。”

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弗洛伊德上述觀點所作的影射即使是放在今天，也有著不容忽視的意義。我們不正是常常能聽到類似的話、看到類似的事件頻頻上演么？早年忍受的痛苦、無辜、不公正對待，由此一步步走向特權。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皆有著一致的邏輯前提。在這個方面，一大群人的幻想遠比個人幻想的威力要大得多，以至於被推舉出的某個代表能夠被認可從而得到特權，令人們潛意識裡對傷害受到補償的願望投射到一個具體的人身上。
基於同樣的理由，在戲劇、詩歌等文學作品中，那些遭遇過極大苦難的人物常常能得到巨大的回報（所謂“百二秦關終歸楚、三千越甲可吞吳”一類），甚至通過成為例外而無視常人用以自我約束的規矩。哪怕是因此而將自己所受的迫害轉嫁於人，也往往能得到理解（乃至在內心深處產生隱秘的共鳴）。

“在結束討論‘例外的人’之前，我們還想指出一點，即女人對獲得特權，以及免除生活中諸多強加的要求，是建立在同樣的基礎之上的。正如我們從心理分析工作中得知的那樣，女人認為自己幼年即受到傷害，被不公正地剝奪了某些東西，以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許多女兒對母親的怨恨，歸根到底，都是出於責怪母親把她們帶到這個世界上時，為什麼生出來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

這一段直接地涉及到了弗洛伊德受到最嚴重詬病的論點。正是他指出的女性對男性出於本能的嫉妒心（不甚悅耳的說法是‘陽具崇拜’），引得女權主義者感到極大反感與憎恨。為此，連許多其他精神分析學家也對他頗有微辭。在上文中，更強調的是女性對自身性別角色無法選擇的怨恨所導致的對命運不公的反抗。寫《呼蘭河傳》的蕭紅曾經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而在一千年前，李易安人到暮年、聽到孫家的小女孩說“才藻非女子事也”的時候，想必也有著類似的感觸。就我個人的觀察，弗洛伊德提煉出的觀點確是有著普遍的共性，並不是試圖否認就能消除掉的。唯一的區別可能就在於當事人以什麼樣的方式對抗與生俱來的不公正，或者說，是否能夠把反叛感提供的能量轉化到更具意義的方面上。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弒父者》1928

“如果我們想要把他擺到一個只有經歷了深重的罪惡才能達到道德的頂峰的道德家的角度上，我們就忽略了其中產生的一個懷疑。一個有道德的人是一個當他在內心中一感覺到誘惑就進行反抗，而絕不屈服於誘惑的人。一個犯了罪，然後又在他的的懺悔中樹立起崇高的道德標準的人容易使自己受到責難，因為他把事情變得太容易了。他沒有得到道德的本質——克制，因為生活中的道德行為是一種人的實踐性的功利活動。”

“極端的利己主義和強烈的破壞欲，這兩者的共同之處和他們得以表現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缺乏愛，缺乏對（人類）對象的情感上的認同。人們馬上會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現的——他對愛的強烈渴望和他的巨大的愛的能力的矛盾之處。這可以從他誇張的仁慈的表現中看出來，這也是使他在那些有權利去恨和報復的地方去愛和幫助，就好像在他與他的第一個妻子和他的情人之間的關係中所表現的那樣。”

“不管怎樣，與父親的認同最終為自己在自我中占有了一個永久的位置。它被自我所接納，但是它作為分離的力量與自我的內容的其它部分相對立而使自己存在於那裡。這樣我們給予它超我的名字，並把父母影響的繼承因素，這個最重要的功能歸屬於它。如果父親是嚴厲的，粗暴和殘忍的，超我就從他那裡繼承了這些品質，在自我和超我的關係中，那被認為是受到壓抑的被動狀態又重新地建立起來。這個超我就變成了施虐的，而自我變成了受虐的——這就是說，最終是以女性的方式來被動地實現的。一種對懲罰的極大的需求在自我中發展起來，這一需求是其自身的一部分成為命運的犧牲者，一部分在被超我的虐待中找到了滿足（即：在犯罪感中）”

這便是良知的起源。自贖和天主教的苦行主義都是相似的自我懲罰的體現形式，人們令父親（或者其他嚴厲的形象）在內心重新被塑造。想起《一千零一夜》中，許多故事裡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僧侶或者平民在對待自己的過失的時候，常常不顧一切地脫下衣服狠狠鞭笞自己。即便是在沒有人（或神）監督的時候也是如此。這樣一來，虐待/受虐的對立通過個體內部的承受，於是成功地獲得了心靈的解脫。

“大多數罪犯想受到懲罰是一個事實。他們的超我要求這種懲罰，這樣就省去了超我施加在自我身上的懲罰的必要。
……當他的罪惡感通過他強加在自己身上的懲罰而得到滿足的時候，那施加在他的工作上的抑制就不那么嚴重了。”

我們常說的“接受改造洗心革面”，乃至於受酷刑，是因為唯有通過這種途徑，犯罪者（無論是否付諸實踐）才能把自己的心理能量節省下來，藉此度過悲慘和屈辱的歲月。
而我們對罪犯的同情，實質上是因為他們承擔了本應被自己承擔的罪責。思想上的罪惡被他真實地表現出來，這裡已經不僅僅是仁慈的憐憫了，而是基於相似的殺人衝動的認同。也難怪耶和華會責難那扔石頭的人群：“你們誰敢說自己沒有罪孽？”一種對仇敵的感同身受： “以每個人所應該受到的對待來對待他，誰將能免挨鞭笞呢？”《哈姆雷特》
也難怪一些人在失去一切、一無所有之後反而能激發極大的動力，那是因為他們不再有太多掛礙了，可以盡情沉溺於個人的活動空間。

後文還引用了曾經研究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史蒂芬?茨威格所作的《一個女人一生中的24個小時》（選自《情感的迷惑》，1927），故事的梗概是：一位貴婦人在很年輕的時候成了寡婦，是兩個兒子的母親。他們很早就離開了她。在她42歲那一年，偶然間在蒙特卡羅的大賭場被一名賭徒迷住了——他有著一雙令人吃驚的真誠和強烈的手——恰好和她的大兒子一般歲數。看到這年輕人輸光了所有一切，一種難以名狀的感覺使得那位母親跟隨著他，想要盡力去挽救他。最終他們在旅店的房間裡上了床，她迫使冷靜下來的年輕人莊嚴發誓再也不去賭博了，並給了他回家的路費。她逐漸開始對他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柔情，準備犧牲她所有的一切來擁有他——後來，她在賭場驚恐地發現那個無信的年輕人又回到了他的賭桌前。她提醒他發過的誓言，卻被他用咒罵狠狠地羞辱、還把她想挽救他的錢扔給了她，叫她滾開。最終她明白：她想要從他的自殺中拯救他的行為失敗了。

“精神分析學者告訴我們，這個故事基本上是基於一個屬於青春期的充滿希望的幻想之上而創造出來的，事實上許多人會有意識地回憶起這個幻想，這個幻想體現了一個男孩的願望：即他母親為了從手淫引起的致命的損害中拯救他而應該主動地親自使他進入性生活。（無數富有創造性的關於救贖的主題都有同樣的起源）”

讀到這裡，我由衷地回憶起王小波的一篇雜文《救世情節與白日夢》。一切關於“拯救”、關於“解放”，無非是“主要想滿足自己的情緒，硬要去解救一些人。這種解放我叫它瞎浪漫。”還說到他13歲的時候對年輕美麗的女老師發的白日夢，想像著人家一會兒掉水裡一會兒掉火里，最後都被自己英勇地及時拯救出來了。這聽上去雖然挺不雅，卻很誠實，極少有人具備足夠的勇氣承認。更多時候都是經過我們意識的加工、合理化，被掩蓋去深層的動機，最終形成一些看上去冠冕堂皇的幻想。再推而廣之，引申到一個集體乃至民族對某個目標的狂熱情緒，歸根結底也不外乎是來自於“青春期充滿希望的幻想的創造”吧。

“……那難以抗拒的誘惑的本性，嚴肅的解決方式是保證再也不幹了，然而又總是不遵守。使其眩暈的快樂和告訴他的他正在毀滅自己（自殺）的不好的習性——所有這些因素都毫不改變的留存在替代的過程中，確實，茨威格的小說是由母親而不是由兒子講述的，它必定讓兒子高興地想到：‘如果我媽媽一旦知道手淫會給我帶來多么大的危險，她當然會允許我在她自己的身上發泄所有的柔情，來把我從危險中挽救出來。’在這個故事中，他把母親等同於妓女，這一等同與同樣的幻想聯繫起來。他使得難以接近的女人變得容易接近了，與幻想相伴隨的不良的習性給小說帶來了一個不幸的結局。注意到作用所賦予小說的特徵如何設法掩蓋其精神分析的意義，也是很有意思。因為這個女人的性生活是否由突然的神秘的衝動所支配，是極其值得懷疑的。相反，精神分析學揭示了對於這個逃離愛情的女人所作出的令人驚奇的行為的充足的動機。對於她死去丈夫的忠貞使她抵禦所有的相似的誘惑：
但是——這裡她兒子的幻想是正確的——作為母親，她不能逃避把愛無意識地轉移到她兒子身上，她被無法抗爭的命運抓住了。”

這裡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忠貞感不能幫助一些女性抵擋那些在執意要在她們那裡索求（無論是精神還是肉體上的）慰籍的男子。一種被移置的自戀——把她們自己等同於曾經缺失的母愛（或者其他強烈感情）形象的角色，把自己放在那樣的位置上，將本人看作一個模型，在這個相似性上選擇新的愛的對象。這樣一來，她們似乎就無可避免地令自己陷入濫情的狀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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