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自己》是一部美國現代文學先驅的傳記，其語言生動有趣，《談我自己》對於研究美國文學和研究作者本身來說，都是一部且具有價值的作品。
基本介紹
- 書名：談我自己
- 作者：德萊塞 (Dreiser Therdore)
- 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
- 頁數：553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外文名：A Book about Myself
- 譯者：主萬
- 出版日期：200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2726215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文摘,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德萊塞（Dreiser Therdore） 譯者：主萬
媒體推薦
書評
漫談德萊塞的《談我自己》
美國現代文學的先驅者之一，西奧多·德萊塞，出生在印第安納州一個貧窮的家庭里。父親是一個德國農民，後來移居美國。他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按教規嚴格要求、管束他的子女；母親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婦女，所以德萊塞並不是出自一個受過較高教育的家庭，僅僅在一位中學教師的資助下，在印第安納州州立大學學習過一年。他初次踏入社會，先後在芝加哥的地產公司和家具公司當過收賬員。後來從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又成了一名新聞工作者，由芝加哥輾轉到了聖路易斯、克利夫蘭、匹茲堡等城市，最終去了紐約。幾年的記者生涯，使他接觸到了美國現實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他發現美國當時的現實，是一種殘酷的、非正義的現實。他想把這種情況在報紙上反映出來，但每當他在報導中想描寫貧困人民的疾苦和他們遭受的種種壓迫時，他總受到人家的嘲笑，於是他放棄了記者工作，開始通過創作來揭發社會上的種種醜惡與不公正現象。
德萊塞從事創作，一開始就是以一個大膽地揭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作家的身份出現的。他的作品，除了長篇小說《嘉麗妹妹》、《欲望三部曲》、《“天才”》、《美國的悲劇》等和短篇小說集《自由》、《十二個男人》、《鎖鏈》、《一群婦女的畫像》等外，還寫有散文、政論、劇本以及兩部自傳體作品：《黎明》和《談我自己》。《黎明》記載了他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生活；《談我自己》敘述了他的短暫的記者生涯。
《談我自己》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就印刷了第二次。這部作品總的說來，是記敘作者的記者生活的，但是誠如本書書題所表明的那樣，它是一部寫作者自己的書，記錄下了德萊塞這一時期的生活細節，他在美國西部、中西部和東部各個城市的所見所聞，他的初戀，他和女性的交往、對女性的挑逗，他對婚姻的看法，他結交往來的一些朋友，他閱讀的書籍，這些書籍及其作者給予他的影響，以及他在這種種影響下思想方面一度曾出現的混亂等等。他除了擔任記者外，有一時期還兼任某一家報館的戲劇編輯，所以他也記錄了他對當時美國戲劇界的一些既廣泛而又深入的了解與看法。
總體而言，《談我自己》著重介紹的是兩個方面：一是記載作 者從芝加哥開始，到聖路易斯、匹茲堡等地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他取得的成功，碰到的挫折，各家報館之間的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各報記者的爭奪、合作以及他們私下的友誼與恩怨，他在各地、各個時期所採訪到的一些重要新聞，劇團尚未到達，報上已經刊出了戲劇評論員對劇團首場演出的評論這種荒謬的大笑話，他奉派陪同一個中、國小女教師代表團參觀、採訪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經過。此外，還有他對新興資產階級的看法，對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平等的抨擊，對當時控制、把持紐約市、貪污腐敗、進行黑暗統治的坦慕尼協會的揭發，以及各地警察局的黑暗內幕，對工人罷工的鎮壓和對所謂“機會均等”的謊言的揭露。凡此種種都非常有助於我們深入、透徹地理解德萊塞作品的背景和他所揭發與抨擊的現實社會。他在本書中曾經引用了許多當時著名新聞工作者的言談、評論，來證實自己的看法。當時美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評論家門肯（Henry L.Mencken），曾經就美國報界的概況說過一段很有風趣的話。我們在這兒不妨也引用一下。門肯說：
……
漫談德萊塞的《談我自己》
美國現代文學的先驅者之一，西奧多·德萊塞，出生在印第安納州一個貧窮的家庭里。父親是一個德國農民，後來移居美國。他是一個十分虔誠的天主教徒，經常按教規嚴格要求、管束他的子女；母親是一個來自農村的婦女，所以德萊塞並不是出自一個受過較高教育的家庭，僅僅在一位中學教師的資助下，在印第安納州州立大學學習過一年。他初次踏入社會，先後在芝加哥的地產公司和家具公司當過收賬員。後來從一八九二年到一八九五年又成了一名新聞工作者，由芝加哥輾轉到了聖路易斯、克利夫蘭、匹茲堡等城市，最終去了紐約。幾年的記者生涯，使他接觸到了美國現實生活的各個不同方面。他發現美國當時的現實，是一種殘酷的、非正義的現實。他想把這種情況在報紙上反映出來，但每當他在報導中想描寫貧困人民的疾苦和他們遭受的種種壓迫時，他總受到人家的嘲笑，於是他放棄了記者工作，開始通過創作來揭發社會上的種種醜惡與不公正現象。
德萊塞從事創作，一開始就是以一個大膽地揭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資本主義社會作家的身份出現的。他的作品，除了長篇小說《嘉麗妹妹》、《欲望三部曲》、《“天才”》、《美國的悲劇》等和短篇小說集《自由》、《十二個男人》、《鎖鏈》、《一群婦女的畫像》等外，還寫有散文、政論、劇本以及兩部自傳體作品：《黎明》和《談我自己》。《黎明》記載了他童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生活；《談我自己》敘述了他的短暫的記者生涯。
《談我自己》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就印刷了第二次。這部作品總的說來，是記敘作者的記者生活的，但是誠如本書書題所表明的那樣，它是一部寫作者自己的書，記錄下了德萊塞這一時期的生活細節，他在美國西部、中西部和東部各個城市的所見所聞，他的初戀，他和女性的交往、對女性的挑逗，他對婚姻的看法，他結交往來的一些朋友，他閱讀的書籍，這些書籍及其作者給予他的影響，以及他在這種種影響下思想方面一度曾出現的混亂等等。他除了擔任記者外，有一時期還兼任某一家報館的戲劇編輯，所以他也記錄了他對當時美國戲劇界的一些既廣泛而又深入的了解與看法。
總體而言，《談我自己》著重介紹的是兩個方面：一是記載作 者從芝加哥開始，到聖路易斯、匹茲堡等地從事新聞工作的經歷：他取得的成功，碰到的挫折，各家報館之間的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各報記者的爭奪、合作以及他們私下的友誼與恩怨，他在各地、各個時期所採訪到的一些重要新聞，劇團尚未到達，報上已經刊出了戲劇評論員對劇團首場演出的評論這種荒謬的大笑話，他奉派陪同一個中、國小女教師代表團參觀、採訪芝加哥世界博覽會的經過。此外，還有他對新興資產階級的看法，對美國的所謂自由、民主、平等的抨擊，對當時控制、把持紐約市、貪污腐敗、進行黑暗統治的坦慕尼協會的揭發，以及各地警察局的黑暗內幕，對工人罷工的鎮壓和對所謂“機會均等”的謊言的揭露。凡此種種都非常有助於我們深入、透徹地理解德萊塞作品的背景和他所揭發與抨擊的現實社會。他在本書中曾經引用了許多當時著名新聞工作者的言談、評論，來證實自己的看法。當時美國著名的新聞工作者、《巴爾的摩太陽報》的評論家門肯（Henry L.Mencken），曾經就美國報界的概況說過一段很有風趣的話。我們在這兒不妨也引用一下。門肯說：
……
文摘
書摘
理察·克羅克、他的朋友和顧問卡羅爾，以及伯克·柯克倫，住在飯店辦事處上面的一樓里。他們坐在一個大房間中央的一張紅絲絨大沙發上，接見我並發表講話。
我作為《世界日報》的代表，背心的一邊翻領卜別著一枚劣質的鎳制星章，由外衣遮蓋起來，心裡因為可以置身在重要的大事裡而非常激動，終於來到了這群堂皇的人面前，大膽地要求採訪克羅克本人。那個大人物身材矮胖，衣著精緻——幾乎過於精敏了——他的臉就像是一張老虎臉的複製品有了人性，這時候和、可笑、賞光地望著我，說道：“不接受什麼採訪。”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雙灰色小山羊皮的漆皮鈕扣鞋子，一隻手指上戴著的那隻沉甸甸的金戒指和胸前橫掛著的那條沉重的表鏈。
“您不可以說人會決定提名誰嗎?”我緊張地追問下去。
“但願我可以說”他咧開嘴笑著。“我不會坐在這兒，想法探聽明白。”他又笑笑。把我問的話對他的一個同伴說了一遍。他們全殷勤含笑地望著我；找趕快溜走了。
我雖然遭到挫折，卻決計把那個小場面寫出來，主要是想證明給編輯主任看，我當真見到了克羅克，可是他卻拒絕了我的採訪。
我跑到下面酒吧間去再看看那兒正上演著的場面。當我站在櫃檯旁邊喝一杯檸檬水的時候，屋子裡很古怪地靜了一會兒。在那陣靜默中，靠我很近的兩個男人的聲音變得清晰可聞。他們正爭論著誰會得到提名，克利夫蘭、希爾，還是別的一個人，而不是我提過的那個人。我滿腦子新學來的政治常識，又急著想賣弄一下，所以聽見一個陌生人提到那第三個人，說他極有可能當選的時候，竟然一本正經地搖搖頭，就仿佛是說，“你們全都錯啦。”
“唔，那么你認為是誰呢?”那個陌生人問，他是個紅臉蛋兒、酒喝得酩酊的矮胖子。
“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麥肯蒂，”我回答，心裡覺得仿佛自己正說著一條無可辯駁的真理似的。
一個身材很高、臉色白皙、頭髮烏黑的南方人，戴著一頂闊邊白帽子，穿著一身簇新的大禮服，匆匆地走過那間房。這時候，他霍地站住了，望著那群人，喊道：
“誰這么給我面子，把我的姓名跟總統職位相提並論?我就是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麥肯蒂。我沒有打攪你們吧?”
我和那兩個人全慌亂地睜大了眼睛望著。
“一點兒沒有，”我煞有介事地回答，心裡想著這多有意思，所有的人里偏偏這個人在這時候走過這間房。“這兩位先生在說——的——會得到提名；我是想說，輿論對您比較有利。”
此外，我對別人的苦難、種種無依無靠的落泊與貧困的生活、人們的傷心失望、辛勤的勞動，以及他們被迫容忍的種種事情——無法形容的負擔、咒罵、殘暴行為——他們決不願碰上的事情、他們的饑渴、不成形的歡樂的幻想、他們的語無倫次的瘋狂行為以及最終受到打擊，默認、順從的情形，全感到深深的同情。我十分傷感地望著我認為是破了相的臉和失望的眼睛。一片骯髒、破敗的地區或是一個門口、在法官面前受審的喝醉了酒的女人、醫院裡的一個垂死的孩子、在意外事件中受傷的另一個人或是一個女人——遇到這種時候，淚水總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我的喉嚨為了街上、醫院裡和監獄裡的一些景象變得焦乾、痛苦!我時常哭泣，因此我時常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而有時候，我又會為他們，為我對命運與人生的愚昧笨拙的冷酷行為感到的莫大憤怒而自豪。假如有一位有知的、有人性的上帝，而他考慮到人酌情況和他的法律與冷漠的野蠻殘酷，那么他一定會怎樣嘲笑人這個小爬蟲對他的評價啊!這種評價如此諂媚、如此愚昧而不合情理，只有譏誚的魔鬼才會欣賞它。
我對自己的工作倒感到很愉快，儘管有時候也覺得有點兒沮喪，惟恐我在工作和極力想朽所成就時，會失去青年人靠了健康、勇氣、財富和機遇可以享受到的一切歡樂。我身體很健康，然而我以為自己不健康，因為我不是一個摔跤運動員，而我的腸胃，由於一個沒有發覺的盲腸，使我有點兒不舒服。至於勇氣，經我檢查了一下後，我認為自己一點兒勇氣也沒有。要是哪兒正醞釀著一場危險的爭吵，我會溜開嗎?當然會噦。嗨，這么說我是一個膽小鬼了。我能不能站起來自衛，反抗一個跟我身材一樣高；一樣重的人呢?我很懷疑，尤其要是他是訓練有素的話。因此，我確定是一個膽小鬼。在相當勇敢的人中，我是沒有希望的。我會打網球、壘球和足球嗎?’不，不很成。我確實是一個最糟糕的膿包。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會做這些事；差不多所有的青年人在一切生活的細節上全都比我老練得多：舉止、跳舞、對服裝和盛會的知識。因此我是一個傻子。最不老練、最遲鈍的運動員都能勝過我號最微不足道的社交界人士，只要社交上舉止合適，就比我不知優越上多少倍。因此我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講到財富和機遇，我看來多么貧窮啊！沒有一個真正具有姿色和影響的姑娘肯交上一個不得意的人，所以我待在那兒，一開頭就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青年人。
這一切所帶來的痛苦，那種異常的抑鬱沮喪，幾乎全是毀滅性的。我多么經常地往舒適的人家家裡望去，希望有一個寬厚的家庭肯收容我!然而我多少又知道，即使有人邀我去，我也會拒絕的。我多么經常地望著一家生意興隆的商店的櫥窗，希望我做了店東或是主管人——一個跟裡面的任何高級職員和經理類似的職位!做一個機構某一個了不起的、責任重大的買賣的總經理、副總經理或是秘書。啊呀，那看起來多么令人尊敬啊!然而但願我知道，新聞事業這個工具可以變得能夠輕易地從中心支配一切，而且當時我已於得相當不錯，我的僱主多半都親切友好，關心著我的福利，我接近的幾個姑娘也很大方地作出了反應，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還是一個失敗的人。
有一名愛爾蘭警察沉默、冷漠，已經站在那條陰暗、寂靜的街上那道黑洞洞的小門外面把守著，不讓閒雜人闖了進去；另有一名站在門裡。門半開著，在門外黑沉沉的道路上有幾個驚慌的人，他們的臉幾乎全辨別不出來了。我說明了身份後，獲準走進去。一盞冒煙的、玻璃燈罩的小燈發出的微弱燈光，暗淡地照亮了那間前房。事情原來是這樣：一個年齡大約五十歲，單純、老實、虔誠而好性氣的美籍愛爾蘭人，白天就在附近一帶工作，新近患了腦炎，病倒了。這天夜晚，他從發燒的病床上爬起來，拿起一隻烙鐵，悄悄走進他妻子和兩個小兒女睡的前房，把三個人的腦殼全打碎了。隨後，他回進後房；一個已成年的女兒睡在他身旁的一張長沙發椅上。他先用烙鐵把她打倒，然後用一柄屠刀割斷了她的喉嚨。儘管這件事似乎很兇殘，而且明擺著是有預謀的，它卻是熱病的結果。大門口的那名警察告訴我，這個父親已經給押送到四法院去了，一輛醫院救護車隨時都會到來。
“但是他是精神不正常，”那名警察溫和地堅持說。“他肯定是瘋啦，再不然就是發高燒。一個神志正常的人不會那么做的。我設法跟他說話，可是他什麼也說不出，只是咕咕噥噥。”
在我參加完了那場盛大的跳舞會以後，這間骯髒的前房呈現出了一個悲傷、可怕的對比。房子和家具全都很粗劣，死去的妻子和兒女看來全很樸實，全給工作累得疲憊不堪。我注意到
那盞燈射出的暗淡、冒煙的火焰，那張劣質的床歪歪斜斜、沾滿了紅色的血跡。母親和兩個子女毫無生氣的躺在床上，床上一片狼藉，看了令人痛苦，被褥等等一半都拖到了床下。顯然，曾經有過一場掙扎，因為一張椅子和桌子全都翻倒了，熨衣板也拉翻下來，一個衣櫃和床都給推到了一邊。
我非常震驚，不過又注意到了色彩與公眾對生動細節的熱忱，於是仔細察看了一下那三間房，房子裡的那個警官跟隨著我。我們一塊兒望著廚房裡的器皿，食櫥里有些什麼可吃的，衣
櫥里有些什麼可穿的。我對房間裡的各項什物和它們的低劣質量全都做了記錄，然後到左鄰右捨去，打聽一下他們當時有沒有聽見什麼聲音。接下去，因為找不到馬車，我叫了一輛偶然碰上的野雞汽車，趕到市區內幾英里路地方的四法院去，看看這個罪犯。我發現他待在那間鐵制的小監房裡，走來走去、衰老、蒼白、病態、瘦削，明明是神經失常，一幅痛苦絕望、不省人事的景象。他兩手在嘴旁徒然地哆嗦著。襤褸的褲子在鞋子四周膨大開來；他沒有刮臉，看上去很虛弱，一直在咕咕嚷囔地自言自語，發出一些令人無法理解的聲音。我設法和他談話，但是什麼也問不出。他頭腦病得那么重，似乎根本不知道我待在那兒。接下去，我就問那些看守，那些司法方面遲鈍的萬事通。他說過話嗎?他們認為他神志清楚嗎?他們以這類人通常具有的那種聰明細緻，傾向於認為他是在裝瘋賣傻。
我匆匆地穿過黑暗的街道回到報館去。在一間幾乎空無一人的記者室里潦潦草草地地寫出了我看到的那幅令人悲傷的畫面。我以好奇、傷感、驚訝和青年人的急躁把經過全都說了，那
種恐怖，那份可憐，那層令人非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在我寫著時，哈通一頁頁拿起來，編輯，發出。後來，等我寫了或許有一欄半後(這時，貝萊爾斯帶著警察當局的種種不同論點來了)，我終於獲準輕鬆地走到外邊一條黑暗的街道上，尋找我的那個簡陋的小房間，以及那張吱嘎作響的床、骯髒的床罩、破舊的地毯和斑斑駁駁的牆壁。雖然如此，我對自己寫的那篇殺人的報導和那則對舞會的敘述，從而也對自己的生活，懷有一種高度自負與滿意的心情躺下!我還算不錯。我正在取得進展。在同一天晚上，我給挑選了去辦兩件如此困難的任務，頭兒一定認為我是一個比較特出的人。生活本身並不太糟糕；它只是雜亂無章、東拼西湊，就是這么回事。要是一個人聰明伶俐，像我自己這樣，那就沒有什麼問題。第二天上午，當我到達報館時，麥科德和哈澤德，以及幾個其他的人全說我寫的材料“相當好”。我簡直感到樂不可支。我逛來逛去，仿佛大地是我所有；我裝著純樸、謙虛，實際上卻認為自己是最出色的，沒有誰在報導這件事上能勝過我。
……
理察·克羅克、他的朋友和顧問卡羅爾，以及伯克·柯克倫，住在飯店辦事處上面的一樓里。他們坐在一個大房間中央的一張紅絲絨大沙發上，接見我並發表講話。
我作為《世界日報》的代表，背心的一邊翻領卜別著一枚劣質的鎳制星章，由外衣遮蓋起來，心裡因為可以置身在重要的大事裡而非常激動，終於來到了這群堂皇的人面前，大膽地要求採訪克羅克本人。那個大人物身材矮胖，衣著精緻——幾乎過於精敏了——他的臉就像是一張老虎臉的複製品有了人性，這時候和、可笑、賞光地望著我，說道：“不接受什麼採訪。”直到今天，我還記得那雙灰色小山羊皮的漆皮鈕扣鞋子，一隻手指上戴著的那隻沉甸甸的金戒指和胸前橫掛著的那條沉重的表鏈。
“您不可以說人會決定提名誰嗎?”我緊張地追問下去。
“但願我可以說”他咧開嘴笑著。“我不會坐在這兒，想法探聽明白。”他又笑笑。把我問的話對他的一個同伴說了一遍。他們全殷勤含笑地望著我；找趕快溜走了。
我雖然遭到挫折，卻決計把那個小場面寫出來，主要是想證明給編輯主任看，我當真見到了克羅克，可是他卻拒絕了我的採訪。
我跑到下面酒吧間去再看看那兒正上演著的場面。當我站在櫃檯旁邊喝一杯檸檬水的時候，屋子裡很古怪地靜了一會兒。在那陣靜默中，靠我很近的兩個男人的聲音變得清晰可聞。他們正爭論著誰會得到提名，克利夫蘭、希爾，還是別的一個人，而不是我提過的那個人。我滿腦子新學來的政治常識，又急著想賣弄一下，所以聽見一個陌生人提到那第三個人，說他極有可能當選的時候，竟然一本正經地搖搖頭，就仿佛是說，“你們全都錯啦。”
“唔，那么你認為是誰呢?”那個陌生人問，他是個紅臉蛋兒、酒喝得酩酊的矮胖子。
“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麥肯蒂，”我回答，心裡覺得仿佛自己正說著一條無可辯駁的真理似的。
一個身材很高、臉色白皙、頭髮烏黑的南方人，戴著一頂闊邊白帽子，穿著一身簇新的大禮服，匆匆地走過那間房。這時候，他霍地站住了，望著那群人，喊道：
“誰這么給我面子，把我的姓名跟總統職位相提並論?我就是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麥肯蒂。我沒有打攪你們吧?”
我和那兩個人全慌亂地睜大了眼睛望著。
“一點兒沒有，”我煞有介事地回答，心裡想著這多有意思，所有的人里偏偏這個人在這時候走過這間房。“這兩位先生在說——的——會得到提名；我是想說，輿論對您比較有利。”
此外，我對別人的苦難、種種無依無靠的落泊與貧困的生活、人們的傷心失望、辛勤的勞動，以及他們被迫容忍的種種事情——無法形容的負擔、咒罵、殘暴行為——他們決不願碰上的事情、他們的饑渴、不成形的歡樂的幻想、他們的語無倫次的瘋狂行為以及最終受到打擊，默認、順從的情形，全感到深深的同情。我十分傷感地望著我認為是破了相的臉和失望的眼睛。一片骯髒、破敗的地區或是一個門口、在法官面前受審的喝醉了酒的女人、醫院裡的一個垂死的孩子、在意外事件中受傷的另一個人或是一個女人——遇到這種時候，淚水總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我的喉嚨為了街上、醫院裡和監獄裡的一些景象變得焦乾、痛苦!我時常哭泣，因此我時常會覺得自己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而有時候，我又會為他們，為我對命運與人生的愚昧笨拙的冷酷行為感到的莫大憤怒而自豪。假如有一位有知的、有人性的上帝，而他考慮到人酌情況和他的法律與冷漠的野蠻殘酷，那么他一定會怎樣嘲笑人這個小爬蟲對他的評價啊!這種評價如此諂媚、如此愚昧而不合情理，只有譏誚的魔鬼才會欣賞它。
我對自己的工作倒感到很愉快，儘管有時候也覺得有點兒沮喪，惟恐我在工作和極力想朽所成就時，會失去青年人靠了健康、勇氣、財富和機遇可以享受到的一切歡樂。我身體很健康，然而我以為自己不健康，因為我不是一個摔跤運動員，而我的腸胃，由於一個沒有發覺的盲腸，使我有點兒不舒服。至於勇氣，經我檢查了一下後，我認為自己一點兒勇氣也沒有。要是哪兒正醞釀著一場危險的爭吵，我會溜開嗎?當然會噦。嗨，這么說我是一個膽小鬼了。我能不能站起來自衛，反抗一個跟我身材一樣高；一樣重的人呢?我很懷疑，尤其要是他是訓練有素的話。因此，我確定是一個膽小鬼。在相當勇敢的人中，我是沒有希望的。我會打網球、壘球和足球嗎?’不，不很成。我確實是一個最糟糕的膿包。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會做這些事；差不多所有的青年人在一切生活的細節上全都比我老練得多：舉止、跳舞、對服裝和盛會的知識。因此我是一個傻子。最不老練、最遲鈍的運動員都能勝過我號最微不足道的社交界人士，只要社交上舉止合適，就比我不知優越上多少倍。因此我還有什麼可指望的呢?講到財富和機遇，我看來多么貧窮啊！沒有一個真正具有姿色和影響的姑娘肯交上一個不得意的人，所以我待在那兒，一開頭就是一個徹底失敗的青年人。
這一切所帶來的痛苦，那種異常的抑鬱沮喪，幾乎全是毀滅性的。我多么經常地往舒適的人家家裡望去，希望有一個寬厚的家庭肯收容我!然而我多少又知道，即使有人邀我去，我也會拒絕的。我多么經常地望著一家生意興隆的商店的櫥窗，希望我做了店東或是主管人——一個跟裡面的任何高級職員和經理類似的職位!做一個機構某一個了不起的、責任重大的買賣的總經理、副總經理或是秘書。啊呀，那看起來多么令人尊敬啊!然而但願我知道，新聞事業這個工具可以變得能夠輕易地從中心支配一切，而且當時我已於得相當不錯，我的僱主多半都親切友好，關心著我的福利，我接近的幾個姑娘也很大方地作出了反應，但這一切都沒有用——我還是一個失敗的人。
有一名愛爾蘭警察沉默、冷漠，已經站在那條陰暗、寂靜的街上那道黑洞洞的小門外面把守著，不讓閒雜人闖了進去；另有一名站在門裡。門半開著，在門外黑沉沉的道路上有幾個驚慌的人，他們的臉幾乎全辨別不出來了。我說明了身份後，獲準走進去。一盞冒煙的、玻璃燈罩的小燈發出的微弱燈光，暗淡地照亮了那間前房。事情原來是這樣：一個年齡大約五十歲，單純、老實、虔誠而好性氣的美籍愛爾蘭人，白天就在附近一帶工作，新近患了腦炎，病倒了。這天夜晚，他從發燒的病床上爬起來，拿起一隻烙鐵，悄悄走進他妻子和兩個小兒女睡的前房，把三個人的腦殼全打碎了。隨後，他回進後房；一個已成年的女兒睡在他身旁的一張長沙發椅上。他先用烙鐵把她打倒，然後用一柄屠刀割斷了她的喉嚨。儘管這件事似乎很兇殘，而且明擺著是有預謀的，它卻是熱病的結果。大門口的那名警察告訴我，這個父親已經給押送到四法院去了，一輛醫院救護車隨時都會到來。
“但是他是精神不正常，”那名警察溫和地堅持說。“他肯定是瘋啦，再不然就是發高燒。一個神志正常的人不會那么做的。我設法跟他說話，可是他什麼也說不出，只是咕咕噥噥。”
在我參加完了那場盛大的跳舞會以後，這間骯髒的前房呈現出了一個悲傷、可怕的對比。房子和家具全都很粗劣，死去的妻子和兒女看來全很樸實，全給工作累得疲憊不堪。我注意到
那盞燈射出的暗淡、冒煙的火焰，那張劣質的床歪歪斜斜、沾滿了紅色的血跡。母親和兩個子女毫無生氣的躺在床上，床上一片狼藉，看了令人痛苦，被褥等等一半都拖到了床下。顯然，曾經有過一場掙扎，因為一張椅子和桌子全都翻倒了，熨衣板也拉翻下來，一個衣櫃和床都給推到了一邊。
我非常震驚，不過又注意到了色彩與公眾對生動細節的熱忱，於是仔細察看了一下那三間房，房子裡的那個警官跟隨著我。我們一塊兒望著廚房裡的器皿，食櫥里有些什麼可吃的，衣
櫥里有些什麼可穿的。我對房間裡的各項什物和它們的低劣質量全都做了記錄，然後到左鄰右捨去，打聽一下他們當時有沒有聽見什麼聲音。接下去，因為找不到馬車，我叫了一輛偶然碰上的野雞汽車，趕到市區內幾英里路地方的四法院去，看看這個罪犯。我發現他待在那間鐵制的小監房裡，走來走去、衰老、蒼白、病態、瘦削，明明是神經失常，一幅痛苦絕望、不省人事的景象。他兩手在嘴旁徒然地哆嗦著。襤褸的褲子在鞋子四周膨大開來；他沒有刮臉，看上去很虛弱，一直在咕咕嚷囔地自言自語，發出一些令人無法理解的聲音。我設法和他談話，但是什麼也問不出。他頭腦病得那么重，似乎根本不知道我待在那兒。接下去，我就問那些看守，那些司法方面遲鈍的萬事通。他說過話嗎?他們認為他神志清楚嗎?他們以這類人通常具有的那種聰明細緻，傾向於認為他是在裝瘋賣傻。
我匆匆地穿過黑暗的街道回到報館去。在一間幾乎空無一人的記者室里潦潦草草地地寫出了我看到的那幅令人悲傷的畫面。我以好奇、傷感、驚訝和青年人的急躁把經過全都說了，那
種恐怖，那份可憐，那層令人非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在我寫著時，哈通一頁頁拿起來，編輯，發出。後來，等我寫了或許有一欄半後(這時，貝萊爾斯帶著警察當局的種種不同論點來了)，我終於獲準輕鬆地走到外邊一條黑暗的街道上，尋找我的那個簡陋的小房間，以及那張吱嘎作響的床、骯髒的床罩、破舊的地毯和斑斑駁駁的牆壁。雖然如此，我對自己寫的那篇殺人的報導和那則對舞會的敘述，從而也對自己的生活，懷有一種高度自負與滿意的心情躺下!我還算不錯。我正在取得進展。在同一天晚上，我給挑選了去辦兩件如此困難的任務，頭兒一定認為我是一個比較特出的人。生活本身並不太糟糕；它只是雜亂無章、東拼西湊，就是這么回事。要是一個人聰明伶俐，像我自己這樣，那就沒有什麼問題。第二天上午，當我到達報館時，麥科德和哈澤德，以及幾個其他的人全說我寫的材料“相當好”。我簡直感到樂不可支。我逛來逛去，仿佛大地是我所有；我裝著純樸、謙虛，實際上卻認為自己是最出色的，沒有誰在報導這件事上能勝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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