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現代邏輯

《語言與現代邏輯》書中周斌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了現代邏輯包括命題演算、謂詞演算、模態邏輯、時態邏輯、問句邏輯、模糊邏輯、內涵邏輯等分支的實用常識，並運用邏輯語言學的觀點分析了自然語言的邏輯現象，所引例句幾乎全部選自漢語文學作品的名篇，是一本現代邏輯與語言學的入門書。

基本介紹

• 書名：《語言與現代邏輯》
• 作者：周斌武
• 類別：邏輯
• 裝幀：平裝

內容提要

作者是周斌武等編。作者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了現代邏輯包括命題演算、謂詞演算、模態邏輯、時態邏輯、問句邏輯、模糊邏輯、內涵邏輯等分支的實用常識，並運用邏輯語言學的觀點分析了自然語言的邏輯現象，所引例句幾乎全部選自漢語文學作品的名篇，是一本現代邏輯與語言學的入門書。

精彩頁

第三節推理的複合結構推理的連線

一系列相關的推理連線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推理，我們所關心的往往是最後的結論，中間環節可以有多種連線方式。

最簡單的是鏈式：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繫辭下》）P120

背景資料

語言邏輯也稱為自然語言邏輯，它是20世紀中葉以後迅速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語言邏輯與以下學科或研究領域密切相關：

語言基礎和語言轉向：語言邏輯是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哲學的語言轉向的產物。

語言哲學：語言邏輯是從語言哲學的母體中發育出來的，語言哲學有密切的關聯。

語用學和語用邏輯：語形學（句法結構）、語義學和語用學，是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的三大研究領域。其中，語用學和語用邏輯是涉及語言因素最多，研究工作難度最大的一個領域。

邏輯與人工智慧：這是本項目研究計畫要重點研究的問題，主要研究各種邏輯系統，特別是語用邏輯在人工智慧中的套用。

數位化與虛擬化：數位化是邏輯形式化的必然結果，是計算機科學的理論基礎，它在當前的表現形式是虛擬化。數位化與虛擬化是人工智慧研究方向的拓展。

邏輯學與認知科學：產生上世紀70年代中葉的認知科學是當代哲學和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腦神經科學發展的結果。認知科學是21世紀最有希望的綜合性新興交叉學科。人工智慧已經被納入到認知科學之中，是它的一個主要的學科方向。研究語言邏輯與人工智慧的關係，必然要涉及認知科學。這也是本項目在研究過程中新拓展的一個方向。

語言與思維和邏輯

語言是人類形成和表達思想的手段 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能動的，間接的和概括的反映。人類藉助於語言的幫助來進行思維，並且通過語言表現出來；邏輯是英語“logic”的音譯。在現代漢語中，邏輯一詞是多義的。這裡筆者所說的“邏輯”，是指思維的規律性（即“形式邏輯”）。“邏輯”一詞源於古希臘語，而古

語言是人類形成和表達思想的手段

希臘語“logos”,即“邏輯”,含有“思維”和“語詞”的意思。這個名稱正好反映了思維和語言的密切關係，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正確的思維和語言的密切關係。對於一個正確的思維及其表達而言，語言，思維和邏輯這三者是緊密相連的。正確的思維必須合乎邏輯，即合乎思維的規律性，而思維的規律性是與客觀規律性相吻合的，是正確反映客觀現實和規律的。因此，作為思維工具的語言，它就應該是能使思維合乎邏輯的工具，即其表達形式必須有助於使二者緊密合理地聯繫在一起，從而有助於培養人的嚴謹精確合理的邏輯思維能力，更好地使我們的思維能正確地反映客觀現實和規律。

漢語作為我們各民族的族際語言 它承載了我們的思維,是表達我們思維的工具。作為一種表達形式是靈活隨意，缺乏形態約束的語言，漢語的一大特點是結構單純。在構成句子時，“由於隱藏和省略的成分太多”（呂淑湘語），因而漢語是短句多。雖其不乏言簡意賅之處，但更多有失范而致意義不清不整之地，尤以古漢語為甚。語言學家張志公先生在談到古漢語句子結構與意義的關係時就說：“古漢語就不這樣審慎多勞，而常常是讓讀者由上下文去意會。”（摘自張志公的“現代漢語”中冊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從先秦諸子散文到明清白話小說，漢語大都以短句為主。雖然，經過了上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後，適應於人們思維日趨嚴謹精密的要求，漢語的長句變得多了起來，但是，在表達上漢語仍然力求單純，其傳統的不合邏輯的省略習慣仍普遍存在；再者，漢語不講究表達上邏輯的嚴謹精密性，不刻意追求細節上的準確性合理性，這表現在，很多動詞的主語是非動物性的名詞，並可以與動作性動詞搭配使用，常可以充當主語和行為的發出者；另外，漢語表示關聯的虛詞常被省略或其內涵不精確。這些都是漢語表達“疏”“陋”的表現。因此，“漢語猶如國畫，講究總體效果，不刻意追求細節上的準確性”（摘自“現場漢英口譯—技巧與評析”一書，王大偉著）

漢語作為我們各民族的族際語言

中國人的思路重虛， 筆者想起曾在報上看到過的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說過的這樣一句話，說中國人的思路重虛，喜歡講大的原則。這裡，一個“虛”字，可以說概括了我們民族傳統思維的一大特點，即籠統性。中醫的虛；“易經”的虛（認知上的），國畫的虛，戲劇的虛，語言的虛，“虛”就像一條紅線貫穿於中國思維傳統的始終。不求嚴謹精確合理的思維，在文藝領域，尚可沒邊馳騁，但在自然科學領域，則是難以精確地窮盡到位。“籠統性”的思維傳統導致我們在認識事物上，重直覺，輕邏輯，常滿足於對事物表面現象的認識，不力求深入細緻系統的了解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養成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維習慣，而這與認識客觀存在和客觀規律所要求的嚴謹臻密的邏輯思維能力是有很大差距的。“相信宇宙是以確定的方式行事的愛因斯坦說過這樣一句名言：‘上帝是不擲骰子的。’”（引自“自然規律中蘊蓄的統一性”一書）漢語表達的“疏”“陋”就是“虛”的表現。它易導致我們的思維在認識客觀事物及其規律上出現閃失錯位，而不是精確窮盡到位。而這對幫助我們在認識自然，理解客觀規律上是不利的。

中國人的思路重虛

語言的發展又會幫助思維作用的提高 如今，我們特彆強調提高科技自主創新能力。在國家“十一五”規劃中，決策者們就把“自主創新”作為“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方針並對之進行具體的部署實施。這是因為“近年來，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有一種現象卻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註：醫藥生物技術領域，幾乎所有藥物專利均為已開發國家擁有；DVD行業，大批企業因交不起國際專利費而紛紛倒閉；汽車製造業製造領域，真正的國產車僅占10%。由於缺乏核心技術，缺少自主智慧財產權，我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仍處於低端位置……”（摘自“解放日報”2005年10月2日援引新華社報導）；“總體上中國高技術產業所需裝備已形成進口依賴，如光纖製造裝備的100%，石油化工裝備的80%都被進口產品占領……”（摘自“燕趙都市報”2005年5月6日援引外經貿易部提供的資料）面對如此窘迫的局面，要想擺脫它，我們就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然而，自主創新，尤其是原始性國際性的創新，不是一個僅靠國家政策傾斜，資金扶持就可以完全解決好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古今中外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和發明家的偉大發明和創造上得到證明。它涉及到了人的智慧，或者更確切地說，它涉及到人的智力。智力是人認識，理解客觀事物並運用知識經驗等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記憶，觀察，想像，思考，判斷等。人的智力有先天的因素和後天開發的因素。智力可以開發。後天因素的開發利用，會給先天的優越性錦上添花。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博士說，中國有足夠聰明的人。但為什麼在科技上我們總是落後於人呢？在這樣的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思考任何可能造成我們處於不利地位的因素。“我們有足夠聰明的人”，是指人的先天的智力。而智力的後天因素的培養是多方面的。在智力的後天因素的開發上，筆者認為，作為思維工具的語言因素，是我們決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為，語言是我們思維的擔負者，而在構成智力的諸因素中，思維因素占了很重大部分，因此作為形成和表達思維的手段的語言，它就應該在智力開發上起應有的作用。筆者認為，語言的“虛”會影響思維的邏輯性，而嚴謹精確合理的思維有賴於嚴謹精確合理的語言表達習慣和方式的幫助。事實首先應該是，我們思維的“疏”“陋”才形成了我們語言表達上的“疏”“陋”。但是，語言與思維二者是可以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思維的發展促使語言的變化，發展，語言的發展又會幫助思維作用的提高。

語言的發展又會幫助思維作用的提高

形態語言的特點是表達形式是嚴謹精密 那么，漢語的“虛”具體表現在哪裡呢？這裡筆者選出幾例，通過與印歐語系之英語作些比較，進行分析，籍此拋磚引玉，旨在引起重視。因得益於文字拼音化的緣故，印歐語系的語言大多為屈折語，也就是所謂“形態語言”，如英語等。由於有形態上的嚴格限制，形態語言的特點是，表達形式是嚴謹精密。這主要表現為主語和謂語，謂語和賓語，修飾語和中心語等的結合有嚴格的形態上（時態，性，數）的要求，加上其使用者的邏輯思維習慣，所以，形態語言在表達上很是嚴謹精密合理，即使有省略，大都為推理性的省略。漢語不是屈折語。漢語的書面形式—漢字，至今仍沒有完全脫離人類早期象形文字的原始形態，這不僅給我們帶來認讀上的困難，還使得漢語難以有形態上的嚴格約束，因而造成漢語在表達上的粗放任意性。漢語在構成句子時，由於省略和隱藏的成分是太多，如缺少主語，判斷句缺少聯項以及缺少具有邏輯意義虛詞等現象普遍，所以，漢語不僅是短句多，句式還顯得很鬆散。這也是導致漢語表達中主謂賓之間的關係常顯得不明確的誘因。筆者在閱讀一份英文材料中曾見到這樣一句話：Theiceisformingonmytruck（冰正在我的卡車上形成）。按照漢語表達習慣，我們通常說“我的卡車結冰了”或“某某地方結冰了”，如“屋檐上結冰了”或“地上都結冰了”等之類，這就是漢語表達上“疏”“陋”的表現之一。其“陋”表現在思維及其表達不能與客觀現實完全吻合，因為，在此句中，“屋檐”或“地”本身沒有“動或施動”的功能，所以它們不可能“結”冰；其“疏”表現在，如果“屋檐上”或“地上”只是一個省略了虛詞的作地點狀語的介詞短語的話，則這句話就是一句無主句，而無主句現象在漢語表達中是相當普遍的。然而無主句的定論與客觀事實不符。因為，我們的任何思維都是有針對性的，而我們所針對的“對象”，要么是其他事物或動物，要么是我們人本身，而這些“對象”就是我們思維表達形式—語言—中一句話的主語。而“主語”要么是可施動的或是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要么是一種靜止的客觀存在。而任何“動作”或“性狀”都源於該“對象”，因此，“對象”和“動作”“性狀”之間有著嚴格的內在的邏輯關係。在此類句中，“……結冰”的“結“並不是一種被動的動作，而是主動的動作，因此，“結冰”看上去是乎是動賓關係，其實不然。既然無主句是不能成立的，而“屋檐”“地上”之類方位詞又不可能是主語，因為主謂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所以，此句顯得既“疏”也“陋”，因而它所表現出的句義是曲折含蓄的，只能讓人意會的，是一種非常籠統的表達。在一個完整的思維中，如果其表達形式中的主語被省略，顯然，該思維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被輕視和忽略了，如果從邏輯角度看，那就是“主項”被輕視和忽略了。不過，當此句被倒過來看時，它倒是合乎邏輯，但這反映了我們的思維是怎樣一種錯位狀況呢；“漢語不刻意追求邏輯的嚴密性，非人物性名詞詞組常可以充當主語和行為的發出者，很多動詞的主語是非人物性的名詞……‘我想已經有一個美國的基金組織到中國來。’在英語中如說afoundationcametochina（一個基金組織來到中國—筆者譯註，下同。），不容易被人接受，所以此譯員在oneoftheU.S.foundations（美國的一個基金組織）後面補譯了organizedamissiontochina（組織了一個使團到中國）……‘在二月二十二號的BusinessWeek上面登了一篇文章，這個題目叫China:What’sgoingwrong?（中國現在怎么了？）這篇文章十分特別。它認為中國已經面臨災難和破產……’‘它認為’也是漢語主語高度人格化的一個例子，這在英語中不宜多用。此議員未翻譯成thearticlebelieves,（該文章認為）而是調整為accordingtothearticle’（根據此文所言）；‘我也成了一個受害者，因為在這個雜誌的封面上登了我的照片，看起來像個死人。’在此，非人物性名詞“照片”充當了“看起來像個死人”的主語，如直譯成myphotolookslikeadeadman（我的照片看上去像個死人）在英語中不妥。此譯員將它調整為myphoto…makesmelooklikeadeadman’（我的照片使我看上去像個死人）；‘……我們希望和平統一中國，但是我們絕對不能放棄使用武力。如果那樣的話，台灣將永遠地被分裂出去。”--—從漢語的角度看，英語過分講究邏輯的嚴密性，如翻譯成taiwanwillbeseparatedfromchinaforever（台灣將被永遠地從中國分裂出去）是不妥當的，因為beseparated（被分離）是一時的動作，forever（永遠）表示延續性，兩者不相配。此譯員採用狀態性的動詞是可取的：taiwanwouldbeinastateofperpetualseparationfromthemotherland’（台灣會處於永久地與祖國分裂的狀態）；‘這次訪問的特色之一是，在中俄經貿合作已經取得很大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探討如何開拓中俄經貿合作的新領域。’‘進一步地探討’是漢語無主句，此譯員自動補上了thetwosides（雙方）來充當主語。’‘巴爾幹地區是民族關係非常複雜的這樣一個地區，所以各民族的合法權益都應該得到保護，同時也要防止各種各樣的極端主義分子的一種分裂活動。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小心謹慎的話，那么可能引發範圍相當廣泛的地區衝突。’‘不小心謹慎’沒有主語，但不宜不上明確的主語，於是此譯員改用被動語態：nocautionisexercised。’（小心謹慎不被重視）‘漢語講究總體印象，不追求過分嚴密，不像英語那樣刻板。’如‘但是在中美兩國關係中，特別是今年以來，還存在有不少的問題。’‘今年以來’，英語則要分清初還是中，還是末。這樣才有一個清楚的時間概念。”（以上例子均摘自“現場漢英口譯—技巧與評析”一書，王大偉著）”；另外，筆者曾問過一位英國朋友關於英語裡可數名詞和不可數名詞的問題。起初，閃入筆者頭腦里的這一問題的提問表達方式是非常“中國的”，即“為什麼英語區分可數名詞和不可數名詞？”後來筆者轉念一想，“英語”一詞只是個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詞並無生命，何以能作主語發出動作去“區分”呢？“區分”一詞是個非常動作性的動詞，一個抽象名詞怎能起如此“處置”的功用呢？而客觀事實應該是，英國人在他們的語言裡區分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於是，筆者的問題改成了“為什麼你們（英國人）在英語裡區分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顯然，這樣的思維表達才與客觀事實完全吻合，思維才窮盡到位；在虛詞使用方面，漢語的虛詞常被省略，有的虛詞在起連線作用中，其含意是不精確的。例如，我們說“一本語法書”，而按照英語，它被表述為“一本關於語法的書”abookongrammar”。顯然，英語的表達方式更為準確合理。因為“語法書”會有歧義。“語法”一詞在這裡是作為形容詞，起修飾“書”的作用，這可被理解為“語法”本身所擁有的書，恰如“我的書”那樣，而不精確細仔地被指為“論述語法的書”。同樣，我們說“……的門”，如“公園的門”。相比之下，英語的表述方式“agatetothepark”（入公園的門）則顯得意義更明確，而“公園的門”，其內涵讓人意會的成份更多些，而且還會產生歧義。

形態語言的特點是表達形式是嚴謹精密

語法就是語言的構造規則 談論漢語表達，漢語語法不能不被提及。語法就是語言的構造規則。我國在“馬氏文通“以前，沒有系統的語法著作。從清末馬建忠的“馬氏文通”模仿拉丁語語法寫成了漢語第一部漢語語法著作到黎錦熙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模仿英語語法寫成的第一部現代漢語語法著作“新著國語文法”，我們才開始有自己的關於漢語語法的著作。這些論述漢語語法的著作多以文言文作為藍本，而古漢語在表達形式上“就不這樣審慎多勞”，所以，以印歐語系之講究語言表達形式嚴謹臻密邏輯性強的語法體系去套古漢語，就難免有削足適履的毛病。於是，就有了二十世紀初的“努力尋求中國文法的特點”的呼聲。”（摘自“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從王力，呂叔湘，高名凱到如今的關於漢語語法的論著，其漢語語法的研究都是在借鑑西洋語法的基礎上試圖創建所謂的“中國文法”。大師們沒有充分意識到漢語在表達上本身的不足，或者說，意識到了，但出於語法學家的本份，因此，在創建“中國文法”的過程中，他們並沒有起到改良提升漢語表達的作用，而大多是在將就原有的漢語表達上就語法論語法，於是，這就出現了很多不合邏輯的說法。如果說，起初的“馬氏通文”等的模仿，是削足適履的話，而後來的”中國文法”則顯得頗為牽強，因而爭議很多，起不到很好的規範作用。另外，在創建”中國文法“過程中，強調邏輯性是不足。雖然，他們也意識到了邏輯在語言表達上的重要性，如語言學家高明凱先生說：“我們研究語法，既須注意語法形式，又須注意語法形式所表達的意義即反映客觀規律的邏輯規律……但在表達邏輯規律當中，語法卻有其特殊的規律……”（摘自“高名凱語言學論文集”）；又如方光濤先生說：“語法的任務在於記述。問題是記述的時候是否要帶某種規範的性質呢？也就是說，語法是不是應該建立起一套規範的東西來呢？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但是，繼而他又說，“我們認為，語法的規範與邏輯有別，應當建立在符合語言發展內部規律的那種規範之上，而不是單純地依傍形式邏輯去建立一種‘語法規範’”。（方光燾語言學論文集，第124–125頁。）正是語言學家們這種矛盾思想導致了“中國文法”。他們只是在原有的漢語表達的基礎上作文章，而並沒有在漢語的表達改良上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試圖建立所謂的“中國文法”努力中，將就了漢語原有的“疏”“陋”的表達。由於漢語在表達上有先天不足，所以根據其原有的表達而創建出來的語法，必然將就我們原有的“疏”和“陋”方面，這樣創建出來的“漢語語法”，雖然有了自己的特色，但是卻缺乏邏輯性。按照邏輯，一個簡單判斷，要有主項，謂項，聯項和量項，判斷的形式是固定的。在漢語表達中，判斷句缺少聯項是常有的事，而語法學家們也並沒有積極地去嚴格規範它。例如，語言學家王力先生說“英語的形容詞不直接作謂語，作謂語要加系詞。漢語的特點之一是，形容詞可以直接作謂語。為什麼可以作呢？因為它和動詞有共同的性質。現代漢語形容詞作謂語時是有變化的，不是靜止的，變化由對比，程度和感情估價出來。“這朵紅花”，不能成立，因為“紅”是靜止的。“這朵紅花，那朵白花”，有了比較，程度出來了，就可以成立了。以程度表示的，如“這本書很好”，“好”加“很”，動化了，有程度的估價也可以做謂語。”（摘自王力“中國語法理論”）筆者以為，這樣的定論是很牽強的，不合邏輯的。因為，形容詞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質或狀態的詞，而謂語是對主語加以陳述，說明主語怎樣或者是什麼的句子成分。顯然，“動”性是這個成分的全部內涵，而“動”性有三種形態，即“使動”“自動”和“系動”。如果說“和動詞有共同的性質”，則它就有三種可能的情況，即“使之紅”或“（自身）紅起來”，或“是紅的”。顯然，在此句中，前兩種情況是不存在的，那餘下的第三種情況則是對花的屬性作判斷。這裡，“紅”純粹是說明花的屬性，是對花的屬性作判斷，從邏輯角度上說，一個判斷句要有聯項，即要有系動詞。而此句正是少了系動詞。事實上，“這朵紅花”“這本書好”也成立。這些都是判斷句，而判斷句缺少聯項是漢語表達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很”是副詞，只表示程度相當高。它通常是對事物屬性的限定修飾，何來“動”性？這種是漢語“疏”的表達的典型例子；又如，任意定主語等。在由趙壽安，陳壽立二位先生編寫的“語法邏輯修辭講話”一書中（廣西人民出版社第十九頁）包括在新編的“現代漢語”（張斌主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國家規劃教材）中，他們在對待方位詞上也表現出“陋”的一面。例如，他們把“前怕狼，後怕虎”，“上養老，下養小”的“前”“後“上”“下”當成名詞作主語。筆者認為，這種定位也是不對的。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方位詞”的解釋是“表示方向或位置的詞”。“前”“後”“上”“下”既然是方位詞，何以施動去“怕”去“養”呢？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認定“前怕狼”等句是省了主語的省略句，這樣才合乎邏輯。主語，謂語不是可以任意定的，因為它們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關係。如果說“上養老”之類句子，作為一種成語，自有其可意會之處，是可以接受的話，那么，作為語言專家在作為一種理性認識的語法研究中，他們置邏輯於不顧，而隨意為它們定主語，把僅僅是因為處於句首的方位詞看成為句子的主語，這顯然是不科學的。同樣，“床上躺著一個人”，張志公先生在這個句子的語法定位上有把握不準之處，但他從結構上對之分析說“全句和陳述句是一樣的，主語是個名詞性詞組（方位詞組），謂語是個動詞性詞組”（摘自張主編“現代漢語”中冊，26頁。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我們知道，主語是謂語的陳述對象，指出謂語說的是誰或者是什麼的句子成分。謂語是對主語加以陳述，說明主語怎樣或者是什麼的句子成分。顯然，二者之間是有內在的邏輯關係的，而不僅僅是個排列次序的問題。以上幾句，作為動作的謂語與施動者的主語之間沒有邏輯關係。因為，作為“動”性的謂語，其“動”性並不源自於主語。對於這樣的句子，我們如果不想改造它們的話，那就認定它們為無主句和倒裝句。另外，對判斷句及漢語表達中判斷句省略聯項的普遍現象認識是不足。例如，王力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國現代語法”一書中說“歐化使漢語的主語和系詞增加……系詞的增加：有些人傾向於把判斷句去代替一切描寫句，例如避免‘他的妻子很好’一類的句子，而說成‘…是…’一類句子。於是‘花紅柳綠’變為‘花是紅的，柳是綠的。’；‘父慈子孝’為‘父親是慈的，子是孝的’……‘石頭冷’‘這個容易’‘這句話奇’屬於描寫句。”（第346頁及第369頁）筆者以為，這與其說是“歐化”問題，不如說是個“邏輯”問題。從本質上說，這些也都屬於判斷句，因為，所謂判斷，它是指肯定或否定某種事物的存在，或指明它是否具有某種屬性的思維過程。而這類描寫句之實質也是對事物的性狀進行確定，只是，這裡它們少了應有的聯項吧了。事實上，這是古漢語表達“不那么審慎多勞”的延續。

語法就是語言的構造規則

我們語言表達本來就有很多疏陋之處 一般地說，對於漢語表達中原有的這些“疏”，“陋”現象，語言學家們是沒有責任的。他們的主要作用在於“記述”，正如張志公所言：“語言裡使用哪些手段來組合材料和單位，組合起來表示哪些關係，是約定俗成的。既經約定俗成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這么辦，都這么理解，於是成了法則，大家都理解，都接受，都遵守，於是語言成了所有使用者的共同的交際工具。法則是約定俗成的，不是誰規定的，不是先有個模式，比照著那個模式製造出來的。”（引自張志公“現代漢語”中冊，第3，4頁）但是，當我們意識到我們原本的語言有很多不足之處就像我們的文字有很多不足之處那樣時，作為語言方面的專家，他們是否應該起到一種超越於“約定俗成”而使我們的語言更趨向於合理完善的作用，就像他們在漢語拼音化上所起作用那樣呢？這肯定是值得考慮的。我們的語言學家們更多地只是研究這種“約定俗成”，而沒有提升它。我們語言表達本來就有很多疏陋之處，而我們的語法則將“疏”就“疏”，將“陋”就“陋”，這對改善我們的語言表達沒有促進作用。筆者以為，這也就是為什麼張志公先生說：“漢語教學語法的傳統尚待今後逐步去建立，漢語的傳統語法也還沒有形成。”（張，二冊，第225頁）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印歐語系之形態語言，如英語，其從整體而言是如此的嚴謹精確合理完善，包括把人類原始時期共同擁有的象形文字變成拼音文字，使其語言能成為如今的所謂“屈折語”，我們可以推斷，其間必有一個語言專家在此中起了非常理性的規範作用的過程。

我們語言表達本來就有很多疏陋之處

我們的思維是不夠嚴謹臻密合理 漢語表達存在的這些“疏”，“陋”現象，表明我們的思維是不夠嚴謹臻密合理的，而這種情況必然會削弱我們認識自然及其規律的能力。既然“上帝是不擲骰子的”，那么我們認識“上帝”的思維，就應該是嚴謹精密合理的，而不是籠統大概任意的，因此作為思維的工具的語言也就必須是嚴謹精密合理的。只有培養嚴謹精密合理的思維習慣，我們的思維才能更合乎邏輯，從而與統一和諧的客觀規律相吻合，並揭示之。很多人可能都曾聽說過這樣一個由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博士提出的“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所謂的“李約翰博士迷題”。筆者認為，近代科技是非常系統透徹化的東西，而不是雕蟲小技。可以說，沒有嚴謹精密細緻的邏輯思維習慣就不會有解剖人體以了解之透徹的近現代醫學，也不會有發展到今天的研究粒子之小，不僅僅深入尺度為10"-8厘米的原子、分子，而且還深入到“基本”粒子，深入到尺度為10"-16厘米的層子，亦即夸克，深入到膠子的物理學等等。在古漢語“就不這樣審慎多勞”的語言表達方式促成下的思維，會產生如此精密系統化的近代科技？這真是令人難以想像。所以，當在報上看到有人撰文說，“李約瑟博士迷題”只是個偽問題時，筆者完全同意這一說法。物質世界有著非常嚴謹的內在聯繫的，沒有嚴謹臻密的思維習慣，這是不可想像，我們能暢遊在此物質世界裡並發現其規律性。“疏”“陋”的語言表達不利於思維的細化，深化並窮盡到位，而我們對自然物質世界的認識及對其規律的發現，則有賴於這樣的思維能力。

我們的思維是不夠嚴謹臻密合理

妨礙我們思維的細化深化窮盡到位 漢語表達的“疏”“陋”，會妨礙我們思維的細化深化窮盡到位，使我們的思維易出現閃失，而難以培養形成嚴謹的邏輯思維習慣和能力。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改善漢語表達，使之更合乎邏輯，從而促進我們的邏輯思維能力。那么，用什麼辦法來解決漢語“疏”“陋”問題呢？，首先，我們應該嚴格地依傍邏輯，來建立漢語語法（指“教學語法”），同時，改進提升漢語表達，而不是將就之，並將改進後的漢語套用於中國小語文課本中，以從小養成嚴謹精確合理的語言表達習慣。比如，在一句話中，我們應力求合乎邏輯的完整性，使我們有意識地加強思維的邏輯性。例如，對漢語判斷句普遍缺少聯項情況，我們應該積極補上它。王力先生認為“石頭冷”只是描寫句，不是判斷句，其言下之意是，此句不必有聯項“是”。而筆者認為，它就是一句省略了聯項“是”的判斷句，而我們應該積極補上它。在開始時，也許，我們會覺得這樣做會有些彆扭，但被用久後，它就會習慣成自然。再如，漢語中無主句現象也是相當普遍，我們也要對之有更理性的認識。另外，我們要嚴格地從邏輯角度來判斷詞性。由於漢語不是形態語言，所以，在確定漢語詞的性質時，我們應該從邏輯角度來斷定詞性。張志公先生認為，“‘嚴肅黨的紀律’‘整齊革命隊伍的步’等為形容詞後面帶賓語，可以算是一種比較新穎的說法。”（張志公著“現代漢語”二冊，P285，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筆者認為，這樣的語法定位是錯的。我們知道，形容詞是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質和狀態的詞。顯然，它沒有處置施動的功用。所以，即使漢語詞語無法變形，我們也不該牽強地把此二句中的“嚴肅”“整齊”認定為形容詞帶賓語，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在這兩句話中，“嚴肅”“整齊”不是形容詞，而是及物動詞。筆者認為，依傍邏輯去建立漢語語法並改造一些漢語表達，還能減少漢語語法觀點分歧多的現象；其次，借鑑外國語言各方面的長處。王力先生說：“‘馬氏通文’模仿拉丁語法。早期的語法著作大都以印歐語法為藍本。英語語法出自於拉丁語法，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脫離它的窼臼呢。”（摘自王力著“中國現代語法”）如在英語裡，有可數和不可數名詞之分並且這兩種名詞被規定用不同的詞或詞組來修飾。這種嚴謹精確合理的認知態度是值得我們借鑑的。我們知道，詞語是概念的語言形式，概念是詞語的內容。明確的概念要用準確的詞語表達出來。區分可數和不可數名詞可以加強我們鑑別詞義的意識，培養嚴格劃分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習慣。嚴謹精確合理的表達有助於培養理性思維。不嚴謹精密合理的思維，在其運行過程中，易導致概念不清，偷換概念等特定的思維出現偏差的現象。這樣改動看似羅索，但它能使我們的思維更接近客觀事實與客觀事實相吻合，因而能窮盡我們的思維，使我們的思維更到位。筆者建議，“很多”只被用於修飾可數名詞，“太多”被用於修飾不可數名詞，而“許多”於可數和不可數名詞，並僅被用於口語上；嚴格規範虛詞功能：例如，區分是連詞的‘和’，‘跟’，‘同’，還是介詞‘和’，‘跟’，‘同’就是很好的範例。“作連詞的‘和’，‘跟’，‘同’，由於它們連線的前後兩項是並列的，因此可以調換次序；介詞的‘和’，‘跟’，‘同’的前後兩項不是並列的，不能調換次序……”“不少人建議，‘和’，‘跟’，‘同’在使用上應有分工，讓“和”作連詞，“跟”，“同”作介詞。目前不少文章和檔案都採納了這個建議。例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長期鬥爭，終於獲得了民主革命的勝利。這句話中的‘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進行了長期鬥爭’的‘同’是介詞，‘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和’是連詞。”（摘自“語法邏輯修辭講話”第32-33頁趙壽安陳壽立著廣西人民出版社）再如，句子“院子裡打掃得乾乾淨淨”一定要有“被”字！又如，在中國小校課本中嚴格規定，凡人等的複數，則必須要被加上“們”。“一個簡單句可以表達一個判斷，也可以表達多個判斷。例如，‘這個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學，還沒有工作。’這句子可以表達兩個判斷：一個是‘這個/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學’（孩子是一個——）；另一個判斷是‘這個工人的/孩子正在上學’（孩子可以不止一個）。這就是所謂歧義句。這種句子要放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才能確定它所表達的判斷。”（摘自張志公著“現代漢語”中冊第281頁中央廣播電視大學教材）筆者認為，加“們”可消除這種歧義現象。如果句子易產生歧義，則思維就是不精確，這也就難以有正確推理判斷。另外，我們還應該更仔細地使用詞語，如不要統一用“問題”來代替“論題”或“難題”，就像英語裡有Issue,questionandproblem（論題，問題和難題）之別等等。以上這些改動看起來是細微的，但細節往往能決定我們所做之事的成敗。

妨礙我們思維的細化深化窮盡到位

漢語不是屈折語，沒有形態上的嚴格約束，這會容易導致我們的思維及其表達更鬆散而出現閃失錯位。而漢語變成屈折語不是一個一時半會能解決的難題，甚至因其是難以被解決而只好被將就著用下去，因而我們更應該對我們的語言嚴要求，目的是使我們的語言的表達更嚴謹精密合理，使我們的思維更有邏輯性，從而促進我們的思維，使之更能正確地反映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順便提一下，作為漢語書面形式的漢字，它是由象形文字發展起來的，始終保持著象形的特徵。漢字的演變是形體的變化，在文字的本質上並沒有改變。這就是說，漢字形體雖然經歷了長期的演變，但是，至今仍沒有完全擺脫象形文字的原始的特徵。漢字只表音節，不表音素，這是我們抽象思維能力不高的表現。漢字的表音功能低下，人們無法從漢字的形體辨別出它的讀音。文字的慢進化影響了漢語的表達能力，進而也會影響到我們的思維。即使將來某一天，漢語全面拼音化了，如果我們現在不在完善漢語表達上做更多的工作，沒有一個使漢語表達更具邏輯性的理性規範過程，到時，其結果也只是漢語是更易書寫和拼讀吧了，而沒能為改善我們的語言表達做更多的準備。

中國基礎教育將走進非常嚴峻的境地 中國著名教育評介和教育管理專家陳玉琨說過這樣一段話“有人說我們的基礎教育不錯，高等教育不行，說中國教育‘贏在起點，輸在終點’，我不同意這么說。其實我們在起點就輸了。在課堂里，我們只注重學生的基本知識和基礎技能，而忽視了對知識的運用能力，尤其是高層次思維能力的發展。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後勁’，可以在考試成績上超過人家，但一遇到實際問題就不行。這種情況亟待改變，否則，中國基礎教育將走進非常嚴峻的境地。”（摘自“羊城晚報”4月28日報導。）這裡，思維的問題同樣被提及。可見，思維能力的培養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我們不重視這方面的培養，那么，其結果可能就是“輸在了起點上”。思維和語言密不可分。智力後天因素之語言能力的開發培養，就是思維能力開發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可以起到潛移默化的智力培養作用，因為，當嚴謹精確合理的語言表達形成習慣後，會促進我們的邏輯性的思維習慣，而這種習慣通過世代傳承，可以演化成為先天的智力。

中國基礎教育將走進非常嚴峻的境地

語言邏輯項目研究和成果

按照“內容密切相關，篇章相對獨立”的原則，圍繞“語言、邏輯、認知”這個核心，從以下6個方面展開研究工作：

語言基礎和語言轉向 西方語言學、邏輯學和哲學的語言基礎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數位化是這種語言變革的結果，認知科學也是由喬姆斯基的語言學革命所引發的。這一部分用兩章的篇幅，認真透徹地分析了哲學的語言轉向及其影響；然後闡述語言、邏輯與哲學基礎的變革；並討論了現代科學的邏輯基礎問題。在這些討論中，作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如：數位化只有兩個初始符號“0”和“1”的形式系統，是形式化最典型、最完美的表現。現代計算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符號語言和數理邏輯。計算機從最初單純的數值運算，發展到文字處理，直到今天能夠處理聲音、圖形、圖像的多媒體，都得益於“數位化”技術。所謂數位化，就是用“比特”（二進制數的一位，即0或1）作為信息載體，用以存儲、加工、傳輸所有信息。計算機的數值運算技術帶來高速數值計算的時代，文字處理技術帶來“辦公自動化”時代，多媒體技術則帶來“多媒體”和“虛擬現實”的時代。

語言基礎和語言轉向

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 語言邏輯是現代語言學和現代邏輯學交叉發展起來的新興學科。語言邏輯研究語言和語言學中的邏輯學問題，同時也研究邏輯學的語言基礎問題。語言邏輯按照語形學（syntax）、語義學（semantics）和語用學（pragmatics）的研究架構展開研究。其中，語形學也叫語法學，是研究符號空間排列關係的理論，代表性人物是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喬姆斯基。語義學是研究符號與所指稱的對象的關係的理論，代表性人物有美國邏輯學家克里普克、美國數理邏輯學家蒙太格等人。語用學研究符號與符號使用者之間的關係，代表性人物有牛津分析哲學家奧斯汀、美國心智哲學家和語言哲學家塞爾等人。這一部分討論了語言哲學的產生，語言哲學基礎和方法的變革，語言邏輯的對象、方法和意義，符號學三分法對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的影響，最後討論了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的代表性人物喬姆斯基的語言理論和貢獻。

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

語用學和語用邏輯 語用學是語言哲學和語言邏輯的重要研究領域，言語行為理論是語用學的核心理論，語用邏輯是由美國著名心智和語言哲學家塞爾及其合作者所創建。“語用學視野中的邏輯學”一文介紹這方面的發展背景和國內外的重要研究成果，已在《光明日報》理論版發表，《新華文摘》詳細轉載。“命題的語用邏輯”、“量化的語用邏輯”和“模態的語用邏輯”三篇文章詳細介紹作者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用邏輯方面的獨特研究成果，是《言語行為理論和語用邏輯》的主要內容。這些成果在語用邏輯的形式化研究和將其套用於人工智慧方面，受到國際同行的關注和好評。世界著名心智和語言學家、美國總統獎章獲得者塞爾教授高度讚譽作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績；本書還被本書被UniversityofAlbertaLibraries等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大學圖書館列入“語言學和哲學”（Linguisticsandphilosophy）類推薦書目。《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均發表該書書評。《中國哲學年鑑》“新書選介”對該書作專門介紹，並連續多年對該書及相關成果作專門介紹和評論。《哲學動態》、《學術界》等多家雜誌發表張斌峰等人的文章，評介這一方向的發展和作者的貢獻。

語用學和語用邏輯

數位化與虛擬化 數位化是本研究項目的研究重點之一。“論數位化”一文即為此而作。本文分析了基於二值邏輯的數位化系統的基本方法及其知識系統的非智慧型化特徵，證明了多值邏輯數位化系統的智慧型化特徵，論證了多值邏輯在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機理論上的套用，並對數位化的哲學問題及數位化的意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數位化是資訊時代的新階段，它制約著全球化進程，並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本文是國內最早系統闡述數位化理論的學術論文之一。本文在《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發表以來，反響強烈，僅據“中國學術期刊網”統計，在國核心心期刊被引用超過20次；在國內外學術網站被引用數十次。“論虛擬化”一文是其姊妹篇，本文全面論述了虛擬化的有關理論問題。作者指出，繼數位化之後，虛擬化時代已經到來。虛擬化經歷了虛擬物性、虛擬物體和虛擬人三個發展階段。憑藉虛擬技術，物性可以在虛擬時空真實地被感知；憑藉虛擬技術，物可以藉助物性的形式在虛擬時空中存在；憑藉虛擬技術，人終將被虛擬。本文最後從虛擬時空與虛擬存在、虛擬主體與虛擬認知、數位化存在與虛擬文化三個方面論述了哲學的理論創新，並討論了數位化的限度問題，指出數位化和虛擬化必須服從人類理性和自然法則。本文是作者的新作。“論數位化與人文精神”一文，是作者在“數位化與人文精神全國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作者指出，數位化是人類理性的偉大創造，數位化必將發展到虛擬化，數位化和虛擬化將促進人類文化發展，它們的靈魂是人文精神，應該服從人文精神的指引和人類理智的約束。

數位化與虛擬化

邏輯與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的發展從一開始就和語言與邏輯密不可分，語言學、邏輯學和人工智慧是認知科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哲學家如何理解人工智慧”一文介紹和分析了著名心智和語言哲學家塞爾提出的“中文房間”模型，它已經成為人工智慧的新標準。“套用於人工智慧的邏輯學”根據國外的文獻資料，分析各種非標準邏輯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慧中的套用，詳細給出模態邏輯、多值邏輯、直覺主義邏輯、時間邏輯在人工智慧中的具體套用。“語用邏輯及其在人工智慧中的套用”給出關於語用力量F的形式系統，分析了計算機語言的語用邏輯特徵，並將語用邏輯套用於Prolog語言的語義分析和人工智慧的學習策略。“一個與盧卡西維茲不同的亞里士多德三段論形式系統”依據亞氏本人的思想，從3條公理和4個斷定命題出發，用形式化的方法重新構造了亞氏三段論的理論，證明了系統內所有的有效式，並證明了系統的一致性和完全性。本文雖然是作者早期之作，但因亞氏三段論形式系統和計算機三段論自動推理系統是人工智慧的重要領域，清華大學認知科學基地張寅生博士後近期已將此系統套用於人工智慧研究，在計算機上實現了三段論自動推理，故將此論文收入。

邏輯與人工智慧

邏輯學與認知科學 認知科學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美國誕生並在全世界得到迅速發展的一門新興交叉學科，它集哲學（邏輯學）、語言學、心理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和神經科學為一體，研究人類心智的奧秘。它是美國兩大科學計畫（人類基因組計畫和人類認知組計畫）之一，是各國競相爭奪的目標，是歐美世界一流大學全力發展的新興學科。認知科學的誕生與語言邏輯的研究密切相關。在以上背景下，我拓展了本項目研究範圍，將語言、邏輯和認知的研究結合起來。“認知科學背景下的邏輯學”提出，有必要建立認知邏輯的學科框架，它包括哲學邏輯、語言邏輯、心理邏輯、文化與進化的邏輯、人工智慧的邏輯和神經網路的邏輯，其中，語言邏輯、心理邏輯、文化與進化的邏輯是新興交叉的研究領域，對邏輯學的發展具有挑戰意義。“心智科學的若干重要領域探析”對心智科學（即認知科學，著重點不同）的歷史與現狀進行分析，特別分析宗教與認知、哲學與認知的關係，提出心智科學的一些重要領域和問題，如心智的起源與性質、心智與語言的關係、人工智慧與人類智慧型、人類心智與進化等，並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經驗在認知中的作用”從認知科學的經驗轉向入手，分析了認知科學的經驗特徵對語言學、哲學和邏輯學的影響，並詳細討論了認知科學經驗轉向的意義。“語言、邏輯與認知”是作者的新作。本文分析弗雷格邏輯的反心理主義特徵，論證了弗雷格以後邏輯學向心理主義的復歸。文章論述了心理邏輯的對象和方法，作者指出，心理邏輯將邏輯分析與心理分析結合在一起，重新考慮人的因素和心理因素對人類思維的影響。在認知科學的背景下，邏輯學只有重新回歸於人，才能在探索人類心智奧秘的過程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一組文章發表以後，在各學術期刊和學術網站被廣泛引用和轉載，說明人們對認知科學這個新興學科以及語言、邏輯與認知這個交叉領域的關注。

邏輯學與認知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