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肇嵐

個人經歷

一位下鄉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於黑土地上。從團部傳來的一則源自北京的訊息，攪動著這顆27歲的尚不安分的心。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後，全國性的高考正式恢復。這位沒有放棄讀書，於繁重插隊勞動鍛鍊出堅強意志的年輕人，茫然中發現了一絲希望的星火。根據教育部的記錄1978年，中國金融破冰。1978年3月，人民銀行與財政部分設，初步恢復了銀行原有的功能。當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社會拉開經濟變革的序幕。春天的氣息涌動，傳遞至邊疆。黑河，黑龍江最北。一位下鄉10年的上海知青正逡巡於黑土地上。從團部傳來的一則源自北京的訊息，攪動著這顆27歲的尚不安分的心。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之後，全國性的高考正式恢復。這位沒有放棄讀書，於繁重插隊勞動鍛鍊出堅強意志的年輕人，茫然中發現了一絲希望的星火。根據教育部的記錄，1978年全國高考有610萬人參加，只錄取40.2萬人！考上大學，重回上海工作，就職於上海政府經濟管理部門，這位青年實現了人生最重要的飛躍。10餘年之後，他成為太平洋保險工號為006的員工。再過10年，年輕人不再年輕，他不僅是太平洋保險創業的元老，還最終成為太平洋人壽的領軍人。一個上海式的草根奇蹟——下過鄉，插過隊；堅持學習，考上大學；重回上海工作，親歷中國騰飛30年。30年驀然回首，已是英雄遲暮。這位年輕人就是後來任太平洋壽險董事長的金文洪。同一年出生，同一樣草根，生於上海崇明島的楊超，也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自己的金融之路。1976年，楊超只是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一名普通的行員。但是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的他卻有同齡人不具有的優勢——外語。當同齡人還在千軍萬馬擠高考獨木橋的時候，楊超卻可以抓住機會謀劃海外學習。1981年，楊超留學英國，沒有人知道這個口袋窘迫的中國青年面對發達資本主義世界時候的尷尬，除了親歷者本人。回國後，楊超出任人保上海浦東分公司總經理。20餘年之後，楊坐定中國最大壽險公司的頭把交椅，而青澀只留給了回憶。連結：王侯將相，寧有種乎？20世紀80年代，一些未來將影響中國保險市場格局的人，此刻正隱匿於芸芸眾生之中，過著與保險無關的小日子。1986年夏天，長江、淮河發大水。時任安徽省委辦公廳秘書的馬蔚華，騎著腳踏車在合肥的省委大院裡進進出出，時刻準備著下到長江、淮河一線去支持抗洪防汛工作；而遠在南國的31歲的馬明哲卻正在為能否重開招商局100年前的保險公司而冥思苦想。作為一名普通的社保公司幹部，馬明哲還記得1986年的夏天，他乘渡輪到香港去見時任蛇口工業區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袁庚時忐忑不安的心情。再如陳東升，這位著名的“92派”1992年，受鄧小平南方談話影響而下海創業的企業家，其中多數為青年政府官員和知識分子。企業家，20世紀80年代正在為外經濟貿易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幹活，其受《財富》雜誌啟發而首創的“中國500家最大企業”排行榜，為他積累了最初的企業資源。還有未來成為新興公司合眾人壽董事長的戴皓，1989年剛剛大學畢業，尚未涉足金融界。和戴皓一樣抓住機遇，創立國內第一家專業車險公司——天平保險——的幕後老闆，以囤積法人股而威震江湖的劉益謙“劉老闆”此時尚在擺攤。1984年，劉老闆在上海老城隍廟的豫園附近租了一個十幾平米的商鋪，乾起了百貨批發兼零售。他同時是“改革開放後，上海市第一批有牌照的出租司機”，完全沒有點滴的金融相。真正感覺到政策融化的，還是身處北京的“老人們”。1979年，鄧小平提出了“必須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在此思想指導下，當年相繼設立了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三大國有銀行（工行為1983年成立）。留存不多的老保險人開始鼓動、串聯，向上反映，寫信給人保總公司、人民銀行總行、財政部乃至國務院，要求恢復國內保險業務。1979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人民銀行中分設（1984年正式分離），中國保險商業歷程翻開新的一頁。《上海地方志》記載，“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於1979年5月1日恢復建制。1980年1月1日起正式對外辦理保險業務。1979年4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分行行長會議紀要》（以下簡稱“會議紀要”），摘掉了壓在保險頭頂的政治帽子，“逐步恢復國內保險業務”。會議紀要通過半年後，1979年11月19日至27日，停辦20年之後，全國保險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東拼西湊，共有130多人參加，其中就包括時任人保公司副總經理的宋國華（當時人保總經理由馮天順擔任）。宋國華是會議的主要發言人之一，但是他其實很躊躇。需要解決的問題很簡單，只有一個，即說明“保險必不可少”。但是，這並不容易，因為當時的政經氣氛尚未完全解凍。頗有策略地，宋國華為自己的發言戴上紅色的皮套。他引用《資本論》中“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失後，補償損失的保險基金仍需繼續存在”，以及《哥達綱領批判》中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總產品的分配公式，即應該從社會總產品中扣除“用來應付不幸事故、自然災害等後備基金或保險基金”等，以此說明保險的必要性。這種中國式的論證方式，現時看來有些荒誕不經。雖然恢復保險業務箭在弦上，但是“計畫”的烙印明顯。“為了使企業和社隊發生意外損失時能及時得到補償，而不影響財政支出，根據為生產服務、為民眾服務和自願的原則，通過試點，逐步恢復。”恢復保險不是為保險的真意——分散風險，而是為了“不影響財政支出”。“（保險公司）受保險總公司和人民銀行的雙重領導。業務上以保險公司總公司領導為主”，保險官辦官管色彩濃重。會議整整開了8天，那個時候，會議似乎都很長。會議最終明確：1980年京、津、滬3市可以在全市逐步展開保險業務；省和自治區原則上可以各選擇3到5個大、中城市試辦，省和自治區首府所在地和個別工商業比較集中的大城市可先走一步。這一目標其實有點冒進，因為當時的保險行業是“三無”——無機構、無人員、無辦公用房。連人保總公司都人手缺乏，多方設法動員歸隊的“老保險”只有兩三人，不得已還從江蘇、上海借調幾名“老保險”才算開張；辦公地點落腳於北京西城區西交民巷22號，在那裡直到1986年，阜成門的新大樓落成。思想的禁錮被打破之後，中國社會到處萌發出勃勃生機，保險行業亦不例外。1980年1月1日清晨，《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迎接大有作為的年代》刊發在各大報紙頭條。“這是我們乘風破浪的年代，大有作為的年代。”昂揚有力的措辭仿佛是第一縷照進人們心裡的“80年代”的曙光。就在這一天，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分公司正式復業，停辦了12年的上海國內保險業就此重獲新生。上海保險復業的起點——圓明園路34號4樓，見證了那些重獲生機的日子。“最早的那幾年，分公司約摸20幾個人擠在一間20平米的房間裡辦公”，時任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經理魏原傑曾經回憶。沒有沙發、更沒有打字機，就連籌備初期的幾張辦公桌都是歸隊“老保險”從原單位帶來的，“完全是白手起家”。實際上，恢復的速度比預想的快得多。1979年11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市保險公司黃浦區辦事處辦理了上海復業之後的第一張保單——上海港務局港內駁船運輸公司投保的一份國內貨物運輸險。這份保險約定從 1980年1月1日起生效，契約期1年。這筆保單的背後並非是“市場”，而是一位善用關係，剛剛歸隊的“老保險”找到在港務局上班的“發小兒”，才迅速“搞定”的。1980年1月3日的《解放日報》刊發了上海國內保險復業的工作報導。根據報導，當時恢復辦理的業務有企業財產保險、家庭財產保險、機動車輛保險、國內貨物運輸保險及船舶保險5個財險險種。並且在1979年12月25日以前，“已經預先辦好手續的就有267個單位，保險金額達11億元，保費收入達274萬元”，引領全國風氣之先。到1980年底，當時除西藏、台灣以外的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恢復了保險公司分支機構。各級機構總數達到311個，專職保險幹部已有3423人。此時的保險都是各自為政。人事級別上，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直接隸屬於中國人民銀行，為局級專業公司。而各地保險公司相當於當地人民銀行“處一級企業單位”，尚達不到“局級”。多年以後，地方的保險公司才升格成為所謂的“局級單位”。《上海地方志》記載，1984年11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與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脫鉤，確定為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直接領導的副局級經營實體。1985年升格為正局級。職位分配上，保險公司省（市）分公司經理可由人民銀行省（市）分行的一位副行長兼任，副經理應配備處長或者副處長級幹部擔任。各分、支公司內部可以根據業務和人員編制情況，分設若干科（股）。管理體制上，基本沿襲20世紀50年代的總、分、支公司的垂直領導模式。活脫脫一個行政機關！1982年12月，國務院批准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章程》，同時成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董事會、監事會。頗有戲劇色彩的是，這一市場化的公司治理結構並非出於市場本意，而是“對外交流的需要”，其實質依然是計畫的要求。因為對外需要才成立公司董事會，這在中國國營公司治理變遷歷史中也是值得書寫一筆的趣事。翌年7月28日，人保在北京召開董事會和監事會成立大會，宣布了公司章程。其第一條規定：“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營企業，是經營保險業務的專業公司。”第四條規定：“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的資本金為人民幣5億元。”5億元資本，成為1978年之後中國保險行業的資本原點。“資本”和“資本金”首度出現在復業後的國內保險行業。而資本，以及背後的資本大鱷們未來將成為決定中國保險行業走向的決定力量之一。1984年12月，人保迎來新“當家”。於香港創立中國再保險（香港）有限公司這是中國人在海外創辦的第一個專業再保險公司。的秦道夫被調回北京，擔任人保的總經理，至1990年卸任。而卸任之後，秦還擔任過中國第一部《保險法》起草小組組長。人保改為公司制之後，上收了部分權力。但是轉軌時期，中國經濟“一放就亂，一收就死”，保險行業也沒能例外於這一悖論。弊端逐漸顯露，例如總公司統收統支、統一核算、統一交稅，對分支公司管得過多，統得過死；地方各級保險公司的責、權、利互不掛鈎，不負盈虧責任，不擔風險；分配上又存在乾多乾少一個樣，乾好乾壞一個樣的平均主義。國有企業體制病該有的，人保也都有。改革這些弊端，當時最為流行做法便是“放權讓利”，搞承包，保險行業也祭出了類似的絕招。1984年12月，人保召開了全國保險工作會議，歷時9天，通過了“放權讓利”方案。核心的內容包括“兩改進”、“四下放”。“兩改進”中，首先改進了核算管理辦法，總公司和分公司實行兩級核算，自負盈虧。總公司以前積累的保險準備金，也按照1984年的業務量，按比例“分家”給各個分公司；第二改進了利潤留成辦法，利潤留成比例由5%提高至7%。“四下放”中，第一下放了業務經營自主權，分公司可以自己開發產品；第二下放幹部管理權，總公司只管省一級；第三下放了自有資金運用權；第四下放了財務費用管理權。“放權讓利”之後，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人保深圳分公司，成為人保系統內第一家“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主經營、自擔風險、實行分保制度的公司”。但是，這樣的做法，依然引起爭論。例如分保規定，1984年12月26日，秦道夫在全國保險工作會議上總結時稱，“分保，即各省級分公司至少以30%的業務分給總公司，自留業務最多為70%。在討論中多數同志認為這個比例是合適的，也有的同志認為分給總公司的比例過高，分公司得利減少，因此建議實行二八開分保。”再如，既然總公司和分公司之間實行了獨立核算，那么市、縣公司和分公司之間是否也可以照此辦理呢？不過，“由於保險的特殊性，保險基金宜於適當集中，而不宜於過分分散”，同時“有的市、縣公司領導力量薄弱，業務和財會人員不足，業務水平偏低”，這一想法被否決。不能否認，這樣的做法對於激發保險公司分公司的積極性起到過正面的作用。同時，1987年起，中央財政和地方實行分享利潤的做法，對保險公司的所得稅和調節稅，中央和地方各得50%，另外地方還可以得到近10%的營業稅。這樣的分配機制，極大地刺激了地方扶持保險公司的力度。但是，伴隨時間推移，這種簡單“放權讓利”的改革顯現出越來越多的缺點。例如，部分分公司成為一個“獨立王國”，水潑不進，針扎不進。同時由於下放了自有資金運用權，保險資金一度出現了“亂投資”的風潮，製造了中國保險行業一筆大大的壞賬。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那場經濟過熱，也沖暈了保險公司的頭腦。缺乏監管、無人管教、無法可循的保險公司，盲目投資於房地產、有價證券、信託，甚至委託貸款。當年海南房地產的泡沫中，亦有保險資金的部分功勞。巨觀調控急剎車之後，最終導致較大數量的不良資產。因此，後來的保險公司總公司，又收回了很多的許可權，例如產品開發和資金投資權等。從“放，到收，再到放，最後又收”，中國的保險行業經歷多次似乎重複，但又不同的螺旋式進化。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商業保險，確切地說是人保一家公司的生意。不過，獨家壟斷的時間並不算太長。1982年，香港民安保險公司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在深圳設立了分公司，打破了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獨家經營的傳統格局。這僅僅是一個開始。1985年3月，國務院頒布《保險企業管理暫行條例》。根據該條例，1986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牧業生產保險公司。頗有意味的是，這個國內保險行業較早的管理檔案其實是由人保代為起草的，人保為自己埋下了打破自身壟斷的伏筆。隨後，兩家銀行，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分別於深圳和上海，發起成立了日後國內第二大和第三大的保險公司——平安保險和太平洋保險。回顧整個20世紀80年代，儘管中國保險行業開始甦醒，但是其實仍然處於冰河世紀。不僅規模小，主體少，而且業務單一，經營落後，保險整個行業的規模甚至不及四大國有銀行任何一個分行的資產規模大。但是，冰河世紀同樣孕育希望，平安保險和太平洋保險就是兩顆希望的種子。1980，格林伯格設局：中美保險始亂終棄1972年，尼克森首次訪華，中美外交破冰，一個美國商人興奮莫名。1975年，他迫不及待地乘專機飛抵北京。對於尚處冷戰中的“紅色中國”而言，儘管已經有解凍的些許氣息，但是這人的行程頗不尋常：他不是來游長城，看兵馬俑，而是來與人保談生意——商討索賠與再保險協定，使他與中國保險，乃至中國經濟改革結下了不解之緣。1980年，這個生意人的冒險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打破了紅色中國的堅冰，聯手當時中國唯一的保險公司——人保，成立了1978年之後中國第一家合資保險公司，名曰“中美保險公司”。這位不凡的美國商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國國際集團（AIG）的掌門格林伯格。他未來將行走中國政商兩道，數度於關鍵時刻脫穎而出，名動保險江湖。圖212005年世界各國（地區）人壽保險密度和保險深度資料來源：2006年第5期瑞士再保險公共場公司Sigma Report，《中國統計年鑑2006》。說明：保險密度為人均保費，即保費/人口數；保險深度為保費/GDP。格林伯格是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老朋友，據稱也是使用基辛格開設的諮詢公司時間最長、付費最多的客戶。1982年，格林伯格還聘用基辛格擔任他的國際參謀，每年向基辛格支付數百萬美元的諮詢費用。而基辛格恰是打破中美關係堅凍的關鍵人物。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已經有近10家的外國公司在北京設立聯絡處，開始打探中國市場的訊息，覬覦中國市場這最後一塊，也是最大的一塊保險窪地。即使到2003年，中國保險密度為287.44元，保險深度為3.33%，依然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當時很多國外公司的聯絡處設立在北京友誼賓館等多家特許賓館之中。外國保險公司的“飯店聯絡處”，也成為當時中國保險市場的一景。但是，除了這位美國商人，多數外國保險公司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才陸續獲得一紙牌照。比較“中美保險”，時間上更是晚了至少15年！1980年9月，美國國際集團和人保各出資250萬美元，在百慕達註冊了“中美保險公司”，各占50%股權，開始在香港（1985年設立）和紐約（1982年設立）經營業務。1984年5月1日，格林伯格夫婦和董事弗里曼乘坐專機到達北京，第二天參加中美保險股東及董事會議；5月3日，拜會中國副總理田紀雲；5月4日與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會談。受接待的規格之高，可見一斑。但是，中美保險成立之初，合資雙方其實是各懷心思。這家背景非凡的公司，最終卻黯然收場。對於格林伯格而言，中美保險就是其曲線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格林伯格一直期望中美保險能夠開拓中國內地市場。不過，這和中方共同開拓美國以及海外業務的初衷背道而馳（根據1980年9月27日雙方簽訂的股東協定，公司的業務方針是經營美國、加拿大的保險業務和世界性的再保險業務，以及雙方同意的、與中國貿易與商業活動有關的保險業務）。但是美方挺進中國市場的企圖與當時的政策直接對撞。暗戰由此展開。1986年2月27日，人保在一份匯報材料王安：《保險中國200年》，中國言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200頁。中寫道：“近年來由於美國保險市場競爭激烈，業務質量不好，各保險公司均無利可圖，美方又不願意承保小額的當地業務，因此，以美國業務成本高、不賺錢為理由，美單方面決定縮小甚至停做美國業務，把注意力轉向中國保險市場，並且派員在我國一些對外開放城市活動，首先擬打進經濟特區和開放城市。”但是，中方絕不會因為合資公司不賺錢就打破不開放的鐵律，而且中方其實也有自己的考慮。上述材料還提及：“關於外商在我國設立機構經營保險業務問題，國務院辦公廳曾發文批轉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關於發展涉外保險業務增加外匯收入的報告》第五條中已明確：‘除國務院批准者外，一般不允許外國保險公司來華開業，以免大量保險費外匯外流’。”當時特殊情況下的外匯政策，成為格林伯格翻不過去的“五指山”。爭執在所難免，這成為有據可查的中國合資保險公司糾紛第一案，其情狀正如當前中國企業之海外併購風險一般。中方抱怨稱：“1984年起，美方態度急驟改變，借美方管理紐約分公司的便利，違背雙方協定精神，獨斷專行，在處理業務、人事和財務方面，漠視我方權益，對方將大量質量差劣的業務契約轉入合營公司，因而導致中美公司業務上大量虧損。繼而又單方面決定收縮紐約分公司，並裁員。停做美國地區業務和國際再保險業務，使業務活動接近停頓，機構處於接近散攤的困境。”1984年，雙方又增資250萬美元，並在香港開設分公司，但矛盾並沒有緩解。中方指責稱：“（美方）仍以美、加市場不佳為藉口，停止在美國承保業務，甚至增加保費三四倍以逼我駐美使館領館的房屋、汽車的保險停保或者轉保，造成使館的困難和有關經紀人的不滿，也影響中國的信譽。”對於格林伯格進入中國市場的期望，中方則堅決認為對方應該緩行：“多年來，保險行業一直是西方已開發國家在國外獲取非貿易外匯的重要渠道，為此許多開發中國家紛紛採取限制外國保險公司進入境內營業的措施。目前我國如允許外國公司進入境內開設機構營業，對於引進外資和外國先進技術並無益處，相反，必然要引起大量保險費外流，對我積聚外匯資金不利。”不僅如此，中方的匯報還揭了美亞保險的“老底”，認為美亞曾經就是一個“皮包公司”：“美國美亞保險集團是1919年在上海起家的美商公司，經過30多年的經營，該公司由一個皮包公司發展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的億萬資產保險公司，新中國成立後才被迫撤離上海。目前該公司正想盡辦法，回到中國開設機構經營保險業務，當他們發現我們並不支持其來華設立機構的時候，便採取不合作態度。”中方認為，雙方已經“同床異夢”，但是，“我方不宜主動提出拆夥”，不過“要作最壞的打算，考慮散夥”。此時中美保險已經形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不過，對於這段爭論，除了中方略有記載之外，絲毫不見美方的觀點。或許對於一開始就存有私心的格林伯格而言，這一段回憶不堪回首。幾經博弈之後，1978年後的第一家合資保險公司，中美保險終於被股東拋棄。1994年，中美保險散夥，投資的1000萬美金打了水漂（成立後合資雙方都有增資）。不過，這種結局已經無關痛癢。畢竟，1992年，格林伯格已經拿到了中國保險市場第一張入場券。散夥之時，中美保險的紐約業務被美方以1美元買斷，而香港的業務由人保接手。不料，接手之後中方才知道，其中暗藏地雷——香港工程勞工險，其後續責任大大超出預期。這些業務先由人保承接，分家之後轉至中國再保險公司，成為中國保險業的一筆壞賬。美國的保險“次貸”：“長尾”壞賬剛剛恢復的中國保險業，很快就為自己的衝動和不專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為賺取當時緊缺的外匯，同時急於向世界表明自己的存在，人保開始介入大量的海外業務，1980年至1984年達於頂峰，每年新接和續轉的業務達到1000多筆。殊不知這些業務中有些是風險極高的“毒藥”，尤其是來自美國的責任險業務。一般而言，責任保險是以索賠發生為承保基礎，即保險人只賠付保單年度內收到的索賠；而人保分入的業務是將責任保險的保險責任擴展至超過保單年度。這樣，即使保單到期，責任卻遠沒有結束，即所謂“長尾業務”。這些“長尾業務”成為中國保險行業第一筆大的壞賬，其負面影響將綿延近20年！同時，這些未結束的責任到底有多大的風險，誰也不知道，其賠償往往是一個天文數字。不僅中國，“長尾業務”讓20世紀80年代的全球再保險公司和保險主體都吃盡苦頭。美國是一個責任險異常發達的市場，其保費規模甚至超過財產保險。美國的責任險包括石棉污染（asbestospollution）、環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和健康損害（health hazards）等，簡稱“APH”。其中尤其以石棉污染最為典型。“石棉”(asbestos)是一組硬度高而柔軟性好的自然礦物質纖維的統稱，被廣泛套用於各行各業。但是，石棉纖維物質容易變成充滿細微顆粒的粉塵，容易被人吸入或吞食進體內，從而引起嚴重的健康問題。石棉因其危害面廣、給人身造成的疾病潛伏期長、法庭判決的賠付金額高而聞名於世，並且賠款逐年增長。數據顯示，美國石棉損失和理算費用方面的已決賠款由1995年的13億上升到1996年的20億美元，增幅為58%。它不僅使石棉產品的製造商和銷售商紛紛破產，還讓保險公司和再保險公司受到重創。但是，20世紀80年代，世界其他國家對於美國責任險的保障範圍、美國的法律程式，以及各州不同的法律內容並不十分了解，加之當時國際市場承保能力過剩，保險公司往往忽略了再保險賠款滯後的特性，盲目承保，因而損失慘重。由於美國法律側重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即對保單持有人的保護，較傾向於作出對保險公司不利的解釋。另外，集體訴訟（masstort）在美國十分普遍，而賠款往往又是天文數字。美國的責任險毒藥到底有多毒，即使保險行業的專業人士也無法準確估計。比如，1997年，英國勞合社成立了一個理賠公司——Equitas，專門處理這種1993年以前未了的責任；該理賠公司獲得的未了責任準備金高達146億英鎊。截至2000年3月31日，該公司石棉污染和健康損害責任(APH)已占未決賠款的65%，而1999年為55%。連Equitas的董事長也哀嘆道，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到時候將會耗盡Equitas的準備金。由於不能向第三方追索，從邏輯上講，Equitas將會垮台。根據美國著名諮詢公司Tillinghas的報告，美國責任險的賠款最終會達到2000億美元，其中60%的賠款來自石棉污染，而保險公司則要承擔50%的石棉賠款。普遍認為，僅石棉污染責任準備金缺口就至少有200億至300億美元。亡羊補牢。1992年，人保總公司再保部成立理賠小組，專門處理美國的責任險賠案。由於美國責任險太不確定，人保傾向於壯士斷腕，一次性結清。自1991年至2005年上半年，人保以及後來的中國再保險集團結清了大小賠案100多個，結清並結束契約2100多個。最大的一個賠案涉及300多個契約，美方索賠4800萬美元，最終以2800萬元結清。2006年之後，由於大案多數被結清，“長尾業務”壞賬的負面影響至此才得以逐漸撇清。青蔥的精算童話市場層面，國內保險開始恢復；但是專業層面，商業保險的核心卻鮮有人知曉。1949年之前，中國曾有3位號稱“精算師”的人才——獲得北美精算協會（SOA）準精算師（ASA）資格。巧合的是，3人在1924年至1925年期間同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學習人壽保險精算學，師從精算學術權威詹姆斯·格羅威教授。第一位名叫陳思度，廣東人。陳思度回國後任華安合群保險公司壽險計核員，後又兼任太平人壽保險公司精算師，著有《人壽保險責任準備金》兩冊，新中國成立後轉道香港，任永安人壽保險公司精算師至去世。第二位為陶聲漢，新中國成立前曾任中國保險公司副經理、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兼精算師，20世紀50年代在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主持人身保險工作（人身保險處處長）。後因國內保險業停辦而從事教育工作。改革開放之後，他以80餘歲的高齡筆耕不輟，撰寫了多部人壽保險精算方面的專著和論文，填補了國內精算研究幾十年來的空白，1994年逝世，享年95歲。第三位為李守坤，河北人，曾任寧紹人壽保險公司秘書長兼精算會計主任，該公司後因惡性通貨膨脹而瀕臨癱瘓，李守坤因擅長精算又被中國保險公司聘任，於1948年病故。1949年之後，新成立的人保基本沒有人壽保險業務，財產保險和人身意外保險也帶有濃厚的“計畫色彩”，精算技術可有可無。1958年至1978年，國內保險業務全部停辦，精算沒有存在的土壤。1983年，成為國內保險精算一個新的起點。這一年，人保上海分公司的烏通元兼任總公司的海外機構精算師，成為保險業恢復後第一位從事精算實務工作的人。烏通元號稱“精算師”也是因為“對外交流的需要”。改革開放之後，人保的涉外業務發展更快，逐步在香港、澳門、新加坡以及英國等地增設了一些海外機構，根據當地的保險行業管理慣例，公司需要指定精算師簽署有關報告。同一年的11月，另外一個幸運兒被人保派至香港友邦保險學習精算實務，為期半年。1988年，他將自己的講義整理成書——《壽險基礎數理》，據稱這是國內第一本精算教材。這個幸運兒就是萬峰。此後，萬峰“26年來，一天也沒有離開壽險”，2007年，他“幸運”地出任國內最大壽險公司——中國人壽的總裁。實務先行之後，精算教育於國內漸次開花。1987年10月18日，大洋彼岸，和中國精算有緣分的美國SOA（美國精算協會）在加拿大蒙特婁召開年會，會上討論了一位華人教授提出的關於支援中國開展精算教育的建議。一個月之後，1987年11月27日，SOA會長Ingraham與這位華人教授一道，赴南開大學簽署了“關於聯合培養保險精算研究生的協定書”，並於1988年9月招收了首屆精算研究生班，中國正式開始引進美國的精算教育。由於這段淵源，南開大學亦成為國內精算師的搖籃。這位首開內地精算教育先河的華人教授就是段開齡先生。對於段開齡先生，保險業圈外人士知之甚少，但是其先祖卻是赫赫有名，段先生為北洋政府段祺瑞之後人。引入海外精算教育10年之後，1997年6月，從英國學成歸來的學子——謝志剛選擇另外一種方式推動精算教育。他於上海財經大學創刊中國第一本精算專業刊物《精算通訊》，堅持發行10年之久。謝志剛教授和其研究團隊，持續追蹤、研究保險監管最新發展，專注保險公司償付能力，成為國內著名的保險監管“腦庫”之一。借鑑海外的精算職業體系，中國於20世紀末設計了自己的精算師考試和制度，“中國精算師”成為國內保險業“皇冠上的明珠”。1999年11月20日，保監會公布通過首次“中國精算師”資格考試的43人名單。第一批“中國精算師”中，南開大學畢業生占據半壁江山，而這首期精算師多數都成為了中國壽險行業的高管。表23首批中國精算師名單及獲得資格時就職單位姓名畢業學校就職單位姓名畢業學校就職單位傅安平南開大學保監會包虹劍南開大學太平洋保險公司丁昶南開大學保監會李俊南開大學太平洋保險公司詹肇嵐南開大學中國保險學會沈成方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弋雪峰南開大學中國人壽（深圳）任廣通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黃慎平南開大學中國人壽（澳門）陳兵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陳尉華復旦大學太平洋保險公司龔興峰中央財經大學新華人壽鄭韞瑜復旦大學太平洋保險公司楊智呈中央財經大學新華人壽趙曉強中央財經大學中再趙建新中央財經大學泰康人壽利明光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壽李志遠華東師範大學中國人壽（上海）崔丹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壽陸萬春華東師範大學平安（上海）(續表)姓名畢業學校就職單位姓名畢業學校就職單位牛增亮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齊美祝湖南財經學院太平洋保險公司譚寧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王臻瑩湖南財經學院上海社保局劉開俊南開大學泰康人壽婁道永上海財經大學中國人壽（上海）張晟南開大學泰康人壽姚眾志中國人民大學天安保險李秀芳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劉君怡南開大學平安總公司胡敏復旦大學友邦（上海）洪令德美國美國恆康人壽林紅復旦大學友邦（上海）麥建源英國中保—康聯陳海峰復旦大學友邦（上海）尹奇敏加拿大金盛人壽余躍年復旦大學友邦（上海）黃振國香港摯城顧問公司蔡廉和復旦大學友邦（上海）周希賢香港友邦（深圳）王龍根復旦大學中宏人壽殷曉松澳大利亞友邦（廣州）黃文軍復旦大學中宏人壽資料來源：《精算通訊》第二卷第二期回顧這段童話般的經歷，多數人感慨萬分！2007年9月，第八屆中國精算師年會上，第一批中國精算師，曾任聯泰大都會副總經理的包虹劍就動情地回憶：“回顧我們這一代精算人員成長過程，既讓人感覺到機遇對我們的無限青睞，卻也有歲月如斯的無奈。”連結： “生命表”照亮青春國內壽險起飛之前，尚缺一基石——生命表，這張重要的“表”是壽險產品定價和評價的基礎。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只能從鄰國日本“進口”這張“表”。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壽險業恢復後，長期借用國外的生命表。起初人保借用日本全會社第二回生命表，開發了簡易人身保險、福壽安康保險和城鎮養老保險等險種。但是，日本經驗死亡率與中國的死亡率存在差異，這使中國壽險業不能準確、合理地制定保險費率和提留壽險責任準備金。1992年，受當時的保險監管機構中國人民銀行保險司的委託，人保人身保險部精算處承擔了新中國第一張經驗生命表的編制工作。編制小組由時任精算處副處長的李政懷，以及處內成員詹肇嵐、范平和崔正宇等組成。1992年下半年，編制小組開始著手研究編制生命表的可行性。1993年，小組設計了總體方案和編製程序。1994 年方案正式開始實施。當年7月底，中國第一張經驗生命表——“中國人壽保險經驗生命表(1990—1993)”誕生，俗稱“93生命表”。歷時三年的編制工作，為參與其中的年輕人後來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事隔十年之後，詹肇嵐仍然頗有感觸，“當時是非常好的機會”。詹回憶，1992年他只有27歲，為1991年畢業的南開大學首屆精算研究生。李政懷、范平和崔正宇等人，當時也只有三十一二歲。1996年，人保分拆，詹肇嵐進入了中國人壽業務管理部。2000年，詹正式進入東方人壽保險公司籌建部，主要負責精算工作；東方人壽籌備不成，詹肇嵐二度創業，參與新公司國民人壽（現更名為“嘉禾人壽”成立一年多之後，國民人壽遭一家名為“國民保險代理公司”的代理公司狀告“名稱侵權”，敗訴後被迫更名為“嘉禾人壽”，成為保險行業首例，亦是唯一一例。）的籌備，擔任精算負責人。完成第一張生命表的編制後，領頭的李政懷於1996年轉赴香港太平人壽保險公司，歷任董事總經理、太平投資管理公司和太平信託公司董事長。2001年，李政懷回國參加生命人壽保險公司的籌建，並擔任總經理。另外一位參與生命表編撰的是傅安平，他也是詹肇嵐的同學。傅此時在保險司拿著“金飯碗”，1998年保監會成立後，傅出任保監會人身保險監管部副主任，後轉任北京保監辦副主任，繼續暢遊宦海。不過，這張生命表也存在缺陷。首先是數據並不全面。當時的壽險遠不如現在的規模；同時，原生命表的數據都取自當時的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儘管當時人保的市場份額非常大，但是仍然不能說完全代表了行業的平均水平。二是1993年前，人保的壽險業務中有95%以上都是團險業務，這和當下以個人壽險為主的壽險產品結構大相逕庭。三是伴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中國人口的壽命穩步延長，這極大地改變壽險定價的基礎——死亡率。因此，這張短短三年就新鮮出爐的生命表，勢必迎來第二次的修改大動作。2005年，中國生命表二度出爐，成為當年保險行業唯一可以和人民幣匯率改革、股權分置改革、國有銀行改革相提並論的大事件。放眼全世界生命表編制歷史，這張生命表的數據量數一數二。其數據來源於6家公司：中國人壽、平安、太平洋、新華、泰康、友邦等，共1.2億多條保單記錄！新生命表出台，市場一度擔心壽險產品會漲價。其實這是一個認識誤區。理論上，由於生命表的平均壽命延長，死亡保險產品的價格應當下降，生存（養老金）保險產品的價格會上漲。但是，由於壽險產品的價格取決於對死亡率、利息率、費用率三個因素，只要此消彼長，就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表242000年—2003年非養老金業務表平均余命與1990—1993年比較年齡 2000—2003 1990—1993 改善年齡 2000—2003 1990—1993 改善年齡0 76.7 73.6 3.1 80.9 77.8 3.15 71.9 69.3 2.6 76.1 73.3 2.710 67 64.5 2.5 71.1 68.5 2.715 62.1 59.7 2.5 66.2 63.6 2.620 57.3 54.9 2.3 61.3 58.7 2.630 47.6 45.4 2.2 51.5 49 2.540 38.1 35.9 2.2 41.7 39.3 2.450 28.9 26.9 2 32.1 30 2.260 20.2 18.8 1.4 23 21.3 1.770 12.8 12 0.8 14.8 13.8 180 7.1 6.9 0.2 8.3 8 0.3馬明哲舊瓶裝新酒1986年，對於年輕的馬明哲而言，意義非凡。這一年夏天，馬明哲第一次坐輪渡到香港，去面見當時被蛇口人看做“神”一樣難以見到的，時任蛇口工業區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的袁庚，推銷自己創建保險公司的構想——“100年後我們重操舊業好不好？”不過，當時的馬明哲遠沒有上述的文字般煽情。忐忑不安、又驚又喜才是他真實的心境。作為蛇口區的一名社保公司普通幹部，馬明哲儘管已經實現人生的超越，但是和蛇口的掌舵人比較，馬明哲彼時只能高山仰止。1955年底出生的馬明哲，祖籍吉林。父親是軍人，馬隨父南下廣東湛江，而馬明哲的母親屬於歸國華僑。馬明哲的生命軌跡極有典型意義，生於抗美援朝結束後，成長於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讀書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上過山下過鄉，當過知青。但是，馬明哲沒有走上尋常路。在那個汽車極為稀缺的年代，他學會了開車。“醫生、司機、豬肉佬”是那個時代的“三大寶”，司機的身份讓人眼熱。“開車是件辛苦的活，而且經常要為建設工地拉炸藥，很危險，很多人都不願意乾。我卻喜歡。”馬明哲表示，“當時世界是封閉的，我卻能開著車跑到廣州、佛山、番禺、韶關，看到外面的情況”。不過，馬明哲並沒有止步於司機。平安的內部報刊《中國平安報》記載了馬明哲的一個小細節：“我小時候讀書沒機會學英語，但是英語非常重要，怎么辦？學，不懂就問。20年前我從26個字母學起，把《新概念英語》里近萬個單詞，都記在一張張小卡片上，一張卡片十個單詞，十張卡片一小捆，每天帶幾捆在身上。後來一捆捆卡片裝了一個大紙筐。當時，誰問我哪個單詞在《新概念英語》第幾頁第幾行，我都可以大概告訴他。”知青返城，會開車的馬明哲回到了湛江地委公交系統政治部，以工代乾，有了幹部身份。因為這個身份，到了1983年，馬明哲神奇般轉到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蛇口工業區。這一年，蛇口發生了幾件大事。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視察蛇口；4月，蛇口工業區第一屆管委會由民意推選的15位候選人進行答辯；5月，袁庚忙著處理工業區內港資企業凱達廠的勞資糾紛。這期間，或許只有少數人才能注意到初來乍到的馬明哲。1985年，蛇口工業區成立社保公司。1986年，馬明哲已經從社保公司經理助理升任副經理，主持社保公司工作，這是馬明哲主創平安保險的起點。此時的馬明哲已經接觸到了商業保險，“當時國家法律規定所有在華的外資企業都必須買保險。但那時候中國保險業剛剛恢復，提供給所有外資企業的保險只有一個產品。而且價格貴，服務態度差。社會又有需求。我便下決心搞一個保險公司”。1986年正逢招商局集團慶祝成立一百周年，馬明哲從招商局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尋找到了機會——保險招商局，第一家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商業保險公司。面見袁庚，成為馬明哲的又一次魚躍。“小馬是哪個單位的？我見過，面熟。”見面之後，笑眯眯的袁庚試圖讓馬明哲輕鬆下來。馬明哲則把準備多日關於重操舊業，創建一家現代商業保險公司的必要與前景，表述得簡明扼要。以實幹家著稱的袁庚很是贊同。“袁董，你寫信，我去跑。”靈機一動的馬明哲抓住機會。隨後，袁庚給當時國務院財經小組副組長張勁夫、人民銀行行長陳慕華，副行長劉鴻儒等寫信，希望能夠延續保險招商局百年的薪火，成立一家新的保險公司。“一可為蛇口工業區的發展提供金融保障，又可突破中國金融體制的計畫限制，探索股份制保險公司的道路。”袁庚在信中寫道。未成曲調先有情。1987年的一天，香港太平、民安兩家保險公司遞過來的名片啟發了開始籌辦新公司的馬明哲，這家將要成立的保險公司被以“平安”命名。“平安”二字正合傳統文化，暗扣保險理念。此後，“中國平安，平安中國”行銷口號讓這家公司占盡口彩。不過，即便懷揣袁庚的親筆書信，馬明哲申請牌照之路也並不平坦。多次被駁之後，馬明哲決定直闖中南海找張勁夫。臨行之前，招商局集團北京辦事處的人一本正經地告訴馬明哲：“到了中南海，可千萬不要隨意停留，也一定不要把手揣在兜里。否則，很容易會被當成特務，藏著的機槍就會伸出來！”馬明哲信以為真，在中南海始終戰戰兢兢，亮著雙手，不敢稍有停留。《平安之路20年》，“百年圓夢”。這成為艱難申請過程中的一段小插曲。見到張勁夫，馬明哲印象深刻。“也許是天意，領導接見了我這樣的小人物，張當場就批示我的建議（設立新保險公司）可行。我著急地問，是否可以由我直接帶回去，他說‘這東西怎么能帶呢’。”1988年3月21日，馬明哲們時任招商局集團副總的車國寶亦為平安牌照奔走良多，而招商銀行的牌照和車國寶直接相關。的奔走終有結果。人民銀行同意蛇口工業區社會保險公司（受當時政策所限，統一招商局集團不能直接“露面”）和工商銀行深圳信託投資公司分別出資49%和51%，合資成立“平安保險公司”，註冊資本4200萬元。這一張牌照於當時極為珍貴，不僅成就了中國第二大保險公司未來的路，而且第二批新牌照的批准要等到8年之後的1996年。馬明哲認為，平安之所以能夠獲得牌照，是占了天時地利與人和。“（首先是）改革開放提出外商來投資的需求，這是核心，沒有這種需求國家是不會批准的，這也是所謂的天時；而深圳作為特區卻有地利之優；我以保險招商局重操舊業為理由，打動了袁董，並獲得支持。”4月15日，平安賺取了第一筆保費43998元。5月27日，平安開張。舊曆載，1988年5月27日乙巳時（上午9~11點）宜求財、見貴；庚午時（11~13點）宜祈福、求財、開市、交易。不管這一黃道吉時出於有意或是無意，但是馬明哲開始了中國保險史上一段最為著名的“馬氏傳奇”。對於“袁董”，馬明哲感恩備至。對於網上流傳的，馬曾為袁司機，因此受到額外恩惠的傳言，馬明哲幽默地謙虛道：“袁董那時候就是個神啊，能在電梯遇到都是榮幸。我在上山下鄉時確實做過司機，這在當時還是選拔去的，但我哪裡有給袁董做司機的榮幸？”早在平安保險成立前一年，招商局集團下的另一家金融機構——招商銀行於1987年成立。人們曾如此描述這兩家深圳金融機構的“窮”出身：“蛇口中心區的招商路不過數百米，馬路南頭，招商大廈敦敦實實地盤踞著，招商銀行在一樓，像個現在的支行，馬路北頭是平安保險，也在一樓，像個專賣店或事務所。”馬明哲坦言：“那時哪有所謂一樓，整個平安也就在一樓一個小小的地方，只有600平方米，扣除洗手間和樓梯就只有400多平方米。還趕不上現在平安大學的一個大教室！”馬明哲就職平安保險第一任總經理，在招兵買馬的過程中，有很多來自原人民保險公司的科長、處長扳著手指頭算了算馬明哲的行政級別：“哎呀，他馬明哲才頂多是個科級幹部嘛。”不過，成立之初的平安卻獲得了部級領導的敲打——成立之際，陳慕華還通過人特別轉達一句話：“希望把平安辦成改革的產物，而不是改革的對象。”此後的20年，平安借外資，用洋人，搞股份制，做員工持股，堅持金融控股，嘗試海外上市。馬明哲善用他山之石的本領有口皆碑，他那句“有橋就走橋，沒必要摸著石頭過河”的“過橋論”，成為不可複製的業界經典。“過橋論”意味著，如果這河上有橋，付點過橋費就可以跑過去，那何必冒著危險、花費時間摸著石頭過河；馬明哲還有一句仿“貓論”的名言，“不管洋貓土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成為平安吸收海外人才和智力的邏輯原點。創業之路，篳路藍縷。1988年平安成立之時，正值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改革開放尚處於初始階段，整個國家的政策法規、人民意識、社會環境都落後。不要說是平安，甚至有不少人都不知保險為何物。保險業務員外出銷售保險，還被以為是賣保險箱的。這樣的笑話不僅平安遭遇過，很多恢復國內業務之後第一代的保險人都有類似的經歷。對於平安而言，打開局面更難。彼時，整個商業保險市場剛起步不久，人保還處於獨家壟斷的狀態。對於初來乍到的平安，深圳市一位公安局長覺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兩家保險公司呢？如果有兩家公安局，誰管誰啊？”不過，平安硬是虎口奪食。平安“經營方式比較靈活，業務發展很快”，1988年成立後前7個月的保費收入就為600萬元，至1990年已經達到5962萬元，增長了近10倍。這背後的秘訣其實也簡單。曾擔任平安產險副總經理的孫建平回憶，到平安報到的第二天，深圳代理處的主任孫兵（後離開平安，出任新華人壽總裁）指著窗外國貿高樓，說：“這半個月先跟著我跑。我們這半個月的任務就是摸情況，從51層深圳房地產公司開始，一直到最底層。”這僅僅是表面。彼時的平安洋溢著一種創業的精神。例如，平安的常務副總孫建一來平安之前，已經是武漢人保的一位年輕的副總，但是到了平安竟從業務員做起。馬明哲親眼看見，當時財務部一位20多歲的經理，拿出一張8分錢的郵票和信封沖孫建一說：“哎，老孫頭，幫我寄封信。”孫建一應道：“好，我去。”於是，孫走路去郵局。對於“老孫頭”，孫建一曾有一自我說明。他在《老孫頭自白》一文中寫道：“想當初，當科長，主任找我談話：你現在職務高了，要去掉小孩子氣，拿出工作魄力來；當副總，組織部找我談話：你是最年輕的局級幹部，不能驕傲。在人保系統開會，便覺得小孩參加大人聚會。而到平安，稱呼多了，叫‘老孫’還嫌嫩，後面加了個‘頭’，‘老孫頭’，索性倚老賣老。”這種水泊梁山式的英雄主義成為平安初創時最為特別的氣場。其實，當時的平安並不能天天都能吃肉喝酒。實際上生活條件艱苦，員工全部住在6~8個人一間的集體宿舍，有的甚至睡在辦公室。有員工到北京出差，住的地方太差，甚至被老鼠咬傷腳趾。那個時候平安幾乎每個業務員身上都懷揣“三寶”——地圖、名片和公司的營業執照複印件（因為擔心被誤解為當時流行的“皮包公司”）。貧賤不能移。於艱難困苦之時，馬明哲為平安畫了一個大大的餅。1995年，馬明哲曾向公司1000名員工贈送了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是《億兆傳奇》，講的是台灣國泰人壽創業發展歷程。國泰用30年時間，成長為台灣最大的保險企業，總資產達到近3500億新台幣（折合人民幣相當於1000億元左右）。除了書，馬明哲還在每本書里都附了一封簡訊。信中，馬明哲激揚不已：“我們一定能夠創造出比國泰人壽更壯觀的奇蹟。再過十年、二十年，我們希望同樣的歷史，由平安人來創造。”當時看來遙不可及的夢想，於10年之後果真成為現實。2005年國泰總資產大約是4600多億人民幣，如果單純按保險業務計，剔除銀行資產後，國泰的總資產和平安相差不多（平安的總資產為3000多億元）；從公司市值看，國泰和平安均已是千億市值公司，而後者的成長性更好。不過，在馬明哲實現“億兆傳奇”之前，尚有多個磨難於前等著他，這其中就包括分業之爭、投連風波，甚至包括針對其個人財富神話的質疑等。中國保險業自誕生以來，一直就陷於一個怪圈，理論與實踐脫節，發展與規範脫節，監管與市場脫節，走一步算一步，行的是“先污染後治理”之道。這個怪圈，年輕的平安保險同樣會親歷。推薦 “冒險王”傳奇回試讀目錄 >迷失的盛宴
作者: 陳懇
副標題: 中國保險產業1919-2009
isbn: 7308071421
書名: 迷失的盛宴
頁數: 318
定價: 42.00
出版社: 浙江大學出版社
裝幀: 平裝
出版年: 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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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肇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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