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教授是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斯特林(Sterling)教授，農業研究項目主任，曾任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Princeton)]研究員和柏林高級套用科學研究所的古根海姆研究員。他是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以及東南亞研究會(Council on Southeast Asia Studies at YCIAS)成員。1997～1998年斯科特教授被選為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國家的視角》出版於1998年，並在2000年獲比較研究學會的馬特·達根獎(Mattei Dogan Award)。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詹姆斯·C.斯科特
- 國籍：美國
- 民族：美利堅族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耶魯大學
- 主要成就：他是美國藝術和科學研究院以及東南亞研究會成員
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主席 - 代表作品：《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等
研究興趣,著作,評價,
研究興趣
他的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係等。
著作
《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
《比較政治腐敗》(1972)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
《弱者的武器》(1986)
《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
《國家的視角 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
評價
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與人類學教授詹姆斯·斯科特筆下的東南亞農民,是處於低下社會地位的小農(peasant)。他們雖然作為農業社會的人口主體,在各種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卻從來是無聲者和無名者,是少有文字記述其歷史的群體;他們即使偶爾出現在歷史記錄中,也不是作為歷史的參與者,而是作為徵召、稅收、勞動、土地產出和穀物收穫的貢獻者,因而只是在統計學意義上以數字形式出現的無名者。但農民在歷史中的消隱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受注意,歷朝歷代的統治者也不可謂不關注農民,但關注的原因在於,農民在很長的時間裡一直是索取的對象,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源——農副產品、稅、費和廉價勞動力——的提供者;而且農民的生存境況和由此導致的集體行動常常關乎整個社會的安定或動盪,甚至導致王朝的更名易主,這便是各個社會的統治者都諳熟的“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對農民的關注,對解決農業、農村問題的呼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出於這樣一種危機意識:農民的生存狀況過於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或者不如說出於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反應。人們會以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或流民之患為例,提請決策者和世人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顯而易見,出於“危機”反應的對農民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城市既得利益階層的立場。農民在這樣的關注眼光中是作為治理對象、防範對象和憐憫對象而存在的。
以農民的眼光來注視,以農民的立場來思考,已有的農民社會經典研究無疑不能忽視。詹姆斯·斯科特繼《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之後,又以《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隱藏的文本》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理解農民反抗與農民政治的灼見。介紹其富於洞察力的研究,對於關注農村社會與農民問題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問題都是有重要意義的。
弱者的武器: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 斯科特首先反思並批評了許多關於農民革命的研究只對那些在國家層面造成大規模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感興趣。這類研究主要集中於有組織的、正式的、公開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顯然對國家造成威脅,即使只有短暫的片刻。但就發生而言,所謂農民的真正的反抗是相當稀少的,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擊敗;即便是非常罕見地成功了,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斯科特在此區分了所謂“真正的”反抗與象徵的、偶然的甚至附帶性的反抗行動,並且不同意將非正式反抗視為無足輕重和毫無結果的。不難理解,在歷史中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運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通常為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若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農民也因而被認為是政治上無效的階級,除非他們被外來者加以組織和領導。
斯科特以自己在馬來西亞農村的田野工作材料為證據,指出上述視角所遺漏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對於多數從屬階級來說是過於奢侈了,因為那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有鑒於此,他認為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即農民與從他們那裡索取超量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常的卻是持續不斷的爭鬥。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怠工等等。這些被稱為“弱者的武器”的階級鬥爭形式具有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事先的協調或計畫,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路,通常表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而且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對抗權威。
了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更有利於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對抗統治秩序所做的一切。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在稅收、作物分配、發展政策或煩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直接對抗權威;他們更可能通過不合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治理策略。
這類反抗的技術長期以來是最有意義和最有效的。因為它們適合於農民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特點:一個散布在廣大鄉村的階級,缺少正式的組織和紀律,為了廣泛的游擊式的防禦性鬥爭而裝備起來。日常的反抗形式是一種沒有正式組織、沒有正式領導者、不需證明、沒有期限、沒有名目和旗號的社會運動。然而農民這些卑微的反抗行動不可小覷,大量的微不足道的小行動的聚集,就像成百上千萬的珊瑚蟲日積月累地造就的珊瑚礁,最終可能導致國家航船的擱淺或傾覆。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為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斯科特認為,無論國家會以什麼方式做出反應,我們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農民的行動改變或縮小了國家對政策選擇的範圍。正是以這樣一種非叛亂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壓力以外,農民經典性地表現出其政治參與感。因而,任何一種農民政治學的歷史或理論若想證明農民作為歷史行動者的正當性,必須掌握農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繼農民的日常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之後,斯科特又推出了“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這一概括農民行為選擇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性概念。通過這一概念斯科特進一步闡述底層群體的意識形態特徵,並以此解釋和理解底層群體的難以捉摸的政治行為。這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是千百萬人日常的民間智慧的重要部分,它們與“公開的文本”的比較為理解支配與反抗提供了根本性的新方法。
作為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意識形態的隱藏的文本,不僅是一種話語、姿態和象徵性表達,也是實踐的依據。斯科特在東南亞一個小村莊的田野研究工作證明了農民的反抗實踐與反抗話語的相互依存與相互維繫。而且,支配與占有的緊密聯繫意味著不可能將從屬的觀念和象徵從物質剝削過程中分離出來。同樣,也不可能將對統治觀念的隱藏的象徵性反抗從反對或減輕剝削的實際鬥爭中分離出來。農民的反抗,一如統治者的支配,是在兩條戰線上作戰。隱藏的文本不僅是幕後的惱怒和怨言,它也是為減少占有而在實際上被實施的計謀(偷竊、裝傻、偷懶、逃跑、放火等)。關鍵在於,隱藏的文本不僅闡明或解釋行為,它還有助於建構行為。
農民反抗與底層政治的特殊邏輯 “弱者的武器”與“隱藏的文本”使得底層政治的偽裝邏輯擴展至它的組織和實質性方面。因為公開的政治活動代價過高,幾乎是被排除的,因而反抗主要依託於非正式的親屬網路、鄰里、朋友和社區而非正式的組織。非正式的市場、鄰居、家庭和社區的集合既為反抗提供了結構,也為其提供了掩護。由於反抗是在小群體和個體層面進行的,即使規模稍大也會使用民間文化的匿名性或種種實際的偽裝,因而適合於對付監視和鎮壓。在這種非正式反抗中,沒有可供逮捕的領導人,沒有可被調查的成員名單,沒有可以指控的宣言,也沒有吸引注意的公開活動。可以說它們是政治生活的元素化形式。這些元素化的形式也有助於解釋底層政治經常不被注意的原因。底層政治的邏輯是在其經過之處幾乎不留痕跡,通過掩蓋痕跡不僅可使參與者的危險減至最小,而且消除了許多可能讓社會科學家和歷史學家相信現實政治正在發生的證據。
底層政治本身的性質及其對立面出於自身利益的默不作聲共同造成一種“合謀的沉默”,幾乎將這些日常反抗形式從歷史記載中完全抹去。歷史與社會科學由於是知識分子用文字書寫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有文化的官員所創造的,因而不可能揭示那些沉默的、匿名的代表農民的階級鬥爭形式,這就是被斯科特比喻為紅外線的底層政治。與那些公開的民主政治、目標明確聲音洪亮的抗議示威不同,這些由從屬群體日常使用的謹慎的反抗形式超出了政治活動光譜的可視範圍。
就此而言,書寫未被書寫的反抗史並賦予其政治地位,理解和分析農民的“弱者的武器”,就成為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斯科特將來自村莊研究的本土見解與更大的關於階級的社會經驗以及典型的階級鬥爭語境聯繫起來。通過深入地分析象徵性反抗的日常形式和經濟反抗的日常行動的方法,達到對於階級意識和意識形態霸權的理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斯科特對於日常形式的反抗與統治意識形態之間微妙關係的探究,他並不否認馬克思關於“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統治的意識形態”的經典論斷,但他更為強調的是,認清在何種程度上統治階級能夠將自己的公正社會秩序的想像,不僅強加給被統治階級的行為,而且強加給他們的意識。他的底層視角使他能夠重新思考霸權(hegemony)概念及與之相關的“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神秘化”(mystification)等經典概念:葛蘭西的霸權概念雖然闡明了統治階級不僅要支配物質生產方式,也要支配象徵生產方式的要求,但是不能正確地解釋現實中的階級關係和大多數情境中的階級衝突。原因在於,霸權概念忽略了大多從屬階級能夠在其日常物質經驗的基礎上對主流意識形態進行洞察和去神秘化的程度。霸權理論還經常混淆何為不可避免與何為正當的區別,而這種錯誤從屬階級是很少會犯的。在強大的經濟占有、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支配情境中,農民運用屬於自己的“弱者的武器”和“隱藏的文本”,以堅定而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我們從這一切當中看到的是避免最壞的和指望較好的結果的一種精神與實踐,而這恰恰構成了支配與反抗的歷史和持久存在的張力。
從《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到《弱者的武器》和《統治與抵抗的藝術》,我們不難看到,斯科特對東南亞農民的行為選擇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在實踐層次上是不斷推進的。如果僅僅關注正式的反抗行動,或如果僅以“生存倫理”(subsistence ethic)來解釋東南亞農民的行為,我們就無從理解為何當他們進入生存絕境時仍未有公開的反抗;而處於如此情境尚不反抗,真不知還有什麼能夠讓他們奮起反抗了。對於農民的政治行動,僅用生存倫理的邏輯無法解釋,還必須加上對壓制制度、暴力強度和意識形態治理的考量。面對強大而嚴密的統治,對立的雙方因力量強弱過於懸殊,無從形成真正可以稱為對抗性的對立面,無從形成對壘的雙方,因而弱勢一方反抗的邏輯就會發生扭曲和畸變。這種反抗可能形成霍布斯所描述的“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卻不可能有助於改善他們的生存境遇,或使社會的制度安排變得比較合理。除此之外,反抗的偽裝性,即以表面的順從代替實際的反抗,有可能反而強化了統治權力,“弱者的武器”在上述扭曲的反抗邏輯中也有可能反而變成強者的工具。
介紹斯科特關於農民反抗和底層政治的研究,我們可以獲知的不僅是非正式反抗與底層意識形態長久以來不被注意的實際存在,更有支配與反抗之間複雜和微妙的互動關係。而這些,如果沒有對於農民社會與農民權利的真正關心和理解,沒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底層視角,是不可能達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