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罕有會得到中國知識人的熱烈喝彩的，小森陽一卻是個例外。他對日語民族主義“忤逆式”的批判；對多種領域——語言學、歷史學、思想史、國語學等等決定性的置換；從國語視角對日本現代化的全盤考量，都引發了國內知識界的強烈共鳴和思考，而這一切，都在本書中的文字得到了見證。
基本介紹
- 書名：話語行動譯叢•日本近代國語批判
-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
- 頁數：311頁
- ISBN：720604400X
- 品牌：吉林人民出版社
- 作者：小森陽一 汪民安
- 出版日期：2004年8月1日
- 開本：32開
- 定價：18.0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日本學者罕有會得到中國知識人的熱烈喝彩的，小森陽一卻是個例外。他對日語民族主義“忤逆式”的批判；對多種領域——語言學、歷史學、思想史、國語學等等決定性的置換；從國語視角對日本現代化的全盤考量，都引發了國內知識界的強烈共鳴和思考，而這一切，都在本書中的文字得到了見證。
作者簡介
作者：（日本）小森陽一 譯者：陳多友 編者：汪民安 陳永國
小森陽一（1953-），日本著作批評家，東京大學教授，著有《作為結構的敘事》、《作為文本的故事》、《日本近代國語批判》、《後殖民》、《天皇玉音放送》等著作。
小森陽一（1953-），日本著作批評家，東京大學教授，著有《作為結構的敘事》、《作為文本的故事》、《日本近代國語批判》、《後殖民》、《天皇玉音放送》等著作。
媒體推薦
譯者序
德希達在分析卡夫卡小說《在法面前》的同名隨筆時，揭示了作為“法”的一種制度化存在的文學與“法”本身在起源上的關聯。(中譯見雅克·德希達著《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在該篇隨筆中德希達這樣解釋道：“法被授予絕對的權威，它一定是沒有歷史、沒有起源或任何衍生體的。這大概就是法的法。……每一種法中隱而不見的東西，就有可能是法本身，它制定這些法的法。是這些法的法。這一疑問與求索是不可避免的，它導向了朝向法的位置與本源不可避免的旅程。”德希達揭示出，所有的“法”背後在其起源上都是暴力的。自然，語言作為一種“法”其背後的暴力性亦不例外。小森陽一在本書中的問題意識毋寧說恰好就表現在這裡。換言之，在近代日語、在作為與近代民族國家(它本身便是一個“法”)相配套的“國語”確立過程中，究竟存在過一種什麼樣的歷史語境？它是怎樣演變的呢？還有，近代日語之“國語”的確立過程——用德希達的話語來說就是它的立法過程——又是如何展開的呢？立法背後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日語這一語言的“法”體系背後的神秘之法究竟是什麼呢？等等。
在具體涉及對這本書的觀感之前，筆者先就本書的作者作一介紹。小森陽一教授現任職於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綜合文化科語言情報專業，由於他出色的學術成就被公認當今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藝批評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日本近代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現當代思想及文學、社會批判等等。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他就以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方面的卓越創建開始對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界形成巨大影響，(具體可參考島村輝《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現狀及方法論變遷》，華中師範大學《外國文學評論》2002年6月期)成為繼前田愛之後日本“文本派”理論的核心人物。儘管他本人未必喜歡“文本派”這樣的圖式化標籤(因為時他本人來說，文學的方法論是一高度政治化的選擇，決非形式主義式的理論欲望所能盡述)。附帶提及，他的日本文學研究理論，尤其是小說敘事理論，對中國乃至世界學界也都會起到一定的啟發作用，因為他一直強調日文作為“漢字假名混合文體”的事實，並致力於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將其理論化，且付諸自己的實際研究中。進入90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日本的政治氣候也發生了多樣性變化，加之他本人得天獨厚的政治敏感性，致使他的批評活動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政治色彩。面對近年來日本政治上所出現的保守傾向，作為一名富於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始終是日本批判性知識分子中最核心、也是最尖銳的一位批判家。
《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一書在小森陽一豐富的著述中並不能算作最重要的著作，也決不是其專業領域中代表性發言(事實上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後記中所言，他參考了日本許多既有的研究成果)。應該說，因為其過盛的批判意識，本書常常會令中國讀者自然而然揣度起其文字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在現實中的投影(對於小森而言，語言的問題也許更多是政治的問題。無論如何，本書對中國讀者來說將是非常新鮮的，因為他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甚為陌生的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日本的認識不能不說甚為片面。
……
德希達在分析卡夫卡小說《在法面前》的同名隨筆時，揭示了作為“法”的一種制度化存在的文學與“法”本身在起源上的關聯。(中譯見雅克·德希達著《文學行動》，趙興國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在該篇隨筆中德希達這樣解釋道：“法被授予絕對的權威，它一定是沒有歷史、沒有起源或任何衍生體的。這大概就是法的法。……每一種法中隱而不見的東西，就有可能是法本身，它制定這些法的法。是這些法的法。這一疑問與求索是不可避免的，它導向了朝向法的位置與本源不可避免的旅程。”德希達揭示出，所有的“法”背後在其起源上都是暴力的。自然，語言作為一種“法”其背後的暴力性亦不例外。小森陽一在本書中的問題意識毋寧說恰好就表現在這裡。換言之，在近代日語、在作為與近代民族國家(它本身便是一個“法”)相配套的“國語”確立過程中，究竟存在過一種什麼樣的歷史語境？它是怎樣演變的呢？還有，近代日語之“國語”的確立過程——用德希達的話語來說就是它的立法過程——又是如何展開的呢？立法背後的意識形態，或者說日語這一語言的“法”體系背後的神秘之法究竟是什麼呢？等等。
在具體涉及對這本書的觀感之前，筆者先就本書的作者作一介紹。小森陽一教授現任職於東京大學教養學部綜合文化科語言情報專業，由於他出色的學術成就被公認當今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文藝批評家。他的工作主要涉及如下幾個方面：日本近代文學研究、文藝理論、現當代思想及文學、社會批判等等。早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他就以日本近代文學研究和文藝理論方面的卓越創建開始對日本近代文學研究界形成巨大影響，(具體可參考島村輝《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界的現狀及方法論變遷》，華中師範大學《外國文學評論》2002年6月期)成為繼前田愛之後日本“文本派”理論的核心人物。儘管他本人未必喜歡“文本派”這樣的圖式化標籤(因為時他本人來說，文學的方法論是一高度政治化的選擇，決非形式主義式的理論欲望所能盡述)。附帶提及，他的日本文學研究理論，尤其是小說敘事理論，對中國乃至世界學界也都會起到一定的啟發作用，因為他一直強調日文作為“漢字假名混合文體”的事實，並致力於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將其理論化，且付諸自己的實際研究中。進入90年代，隨著社會經濟狀況的變化日本的政治氣候也發生了多樣性變化，加之他本人得天獨厚的政治敏感性，致使他的批評活動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政治色彩。面對近年來日本政治上所出現的保守傾向，作為一名富於良知的知識分子，他始終是日本批判性知識分子中最核心、也是最尖銳的一位批判家。
《日本近代國語批判》一書在小森陽一豐富的著述中並不能算作最重要的著作，也決不是其專業領域中代表性發言(事實上如作者本人在日文版後記中所言，他參考了日本許多既有的研究成果)。應該說，因為其過盛的批判意識，本書常常會令中國讀者自然而然揣度起其文字背後所隱含的文化民族主義歷史在現實中的投影(對於小森而言，語言的問題也許更多是政治的問題。無論如何，本書對中國讀者來說將是非常新鮮的，因為他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甚為陌生的日本文化民族主義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日本的認識不能不說甚為片面。
……
圖書目錄
譯者序
一 發現“日語”
1．“言”與“書”之間
2．“清朝考證學”與“國學”的方法
二 近代民族國家與“日語”
1．作為新型媒體的演說
2．演說與翻譯
3．報紙與自由民權運動
4．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出現
三 天皇的“日語”
1．作為文本的《軍人詔敕》
2．從《軍人詔敕》到《教育詔敕》
3．“臣民”意識與殖民地
四 言文一致的幻想
1．“國宇”改良問題
2．小說與“言文一致”
五 戰爭與“日語”
1．“國家”與“國語”
2．“國語”的凝聚力
六 殖民地占領與近代日本文學的成立
1．台灣的殖民地化與“日語”
2．“文學”的“日語”
3．“敘述部分”與“台詞”的分離
七 “標準語”稱霸
1．書寫聲音
2．普選與圓本
3．階層化“日語”
4．殖民地“日語”
八 戰敗後的反覆
1．“當用漢字”與“現代假名用法”
2．戰後“圓本熱”與“國民文學論爭”
作者後記
一 發現“日語”
1．“言”與“書”之間
2．“清朝考證學”與“國學”的方法
二 近代民族國家與“日語”
1．作為新型媒體的演說
2．演說與翻譯
3．報紙與自由民權運動
4．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出現
三 天皇的“日語”
1．作為文本的《軍人詔敕》
2．從《軍人詔敕》到《教育詔敕》
3．“臣民”意識與殖民地
四 言文一致的幻想
1．“國宇”改良問題
2．小說與“言文一致”
五 戰爭與“日語”
1．“國家”與“國語”
2．“國語”的凝聚力
六 殖民地占領與近代日本文學的成立
1．台灣的殖民地化與“日語”
2．“文學”的“日語”
3．“敘述部分”與“台詞”的分離
七 “標準語”稱霸
1．書寫聲音
2．普選與圓本
3．階層化“日語”
4．殖民地“日語”
八 戰敗後的反覆
1．“當用漢字”與“現代假名用法”
2．戰後“圓本熱”與“國民文學論爭”
作者後記
文摘
書摘
針對藩閥政客與政商五代友厚互相勾結、政商對殖民利益進行壟斷，以及針對開拓使對投入巨額稅收的殖民地進行壟斷性經營的批判，這些批判活動只是這場戰役的開始。
繼《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之後，《郵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東京黎明新聞》等報社業也立即參與了這場反政府運動。而此時此刻，一個以明治天皇、有栖川宮熾仁、大隈重信、大木喬任、黑田清隆參議等人為核心的、上千人規模的大型巡幸計畫正在籌劃之中。就在視察隊伍即將出發的7月30日，黑田清隆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處理北海道開拓使官有物產的“御準”。因此，正式出發定在8月1日。隨後，新聞界對低價轉讓行徑的批判達到了頂峰。就連原本屬於親政府派的“東京日日新聞”也轉而批評起政府。三宅雪嶺在《明治政史》中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自維新以來，日本舉國上下，不分愚智，非議政府舉措之程度，皆未及此時之烈也。”
當然，對政府的批評不只是停留於報紙上。8月25日，在東京新宮座，9月24日，在東京淺草井生村樓，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演講集會。而且，此時輿論對低價處理國有資產所持的反對意見，逐漸演變為對腐敗的政商勾結的藩閥政治所做的強烈批判。輿論普遍認為，要徹底杜絕政治腐敗，只有設立國會，建立立憲制。迫於輿論界的窮追猛打，政府只得在天皇巡幸東北及北海道地區之後的10月11日夜晚，緊急召開會議，討論對策。會議決定中止上述北海道轉讓提案。與此同時，以天皇的名義約定10年後設立國會。這便是所謂的《設立國會敕命》得以公布的源頭。這一事件的平息，是報紙與演說這兩種新型媒體聯手取得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勝利。他們將反腐敗與要求政治體制變革結合在一起，針對成型期的天皇制權力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鬥爭。自此，通過報紙政論與演說這兩種新型媒體獲得政治主體地位的人們，可以與權力相抗衡了。
但是，在這次由天皇召集的會議中，還發生了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那便是俗稱“明治14年政變”的突發事件。參議大隈重信遭到罷免。直至1880(明治13年)的年末，政府中的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設立國會，向立憲議會制過渡為時尚早。但是，大隈重信在翌年3月和1882年末分別召集議員議事，並在1883年秘密地向有栖川宮熾仁提交了一份洋洋灑灑的建議書，主張在欽定憲法體制下設立國會，採取英式議會內閣制。得知這一訊息後，伊藤博文也在7月初向三條實美及岩倉具視提交了諮詢書。然而，恰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了“北海道開拓官低價轉讓事件”。正因為如此，政府內部盛傳大隈重信將要發動一場反政府運動。事實上，福澤諭吉影響之下的交詢社及慶應義塾甚至被懷疑為這次反政府運動的大本營。(松尾章一《近代天皇國家與民眾·亞洲篇》上卷，法政大學出版社，1997年)
當然，福澤諭吉與三菱公司的老闆岩崎彌太郎過從甚密。三菱公司在大藏卿(相當於財務大臣——譯者注)大隈重信的任內，換言之，也就是在西南戰爭的物資運輸過程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作為政商，通過經營造船、海運以及保險業，該公司與住友、三井並列為三大財閥。政府中伊藤博文與大隈重信之間的對立、財經界五代與岩崎彌太郎之間的對立所構成的爭霸格局，通過演說與報紙的方式，日益演變成政府與民權派之間的對立。在《設立國會敕命》頒布的同時，以肥前(舊國名，在今佐賀縣——譯者注)為地盤的大隈重信派的勢力被一掃而光，其黨羽被悉數逐出政府。這一結果反而為薩摩與長州確立藩閥政權鋪平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伊藤博文反過來利用了以報紙與演說為手段的反政府運動的成果，藉此成功地在政府內部完成了一個鬥爭過程。
本應在政府內部得到處理的問題，因為媒體而被捅至外界；外界的討論反過來又動搖了政府內部，因為這一結果所造成連鎖反應使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迎來了新的局面。這是一次公眾媒體輿論與政府權力之間的互動，對於許多政治主體來說，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了。但是，在此之後，伊藤博文影響之下的薩摩藩、長州藩政權，基於如此前車之鑑，反過來加強了對新聞與演說的打壓。
4．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出現
《設立國會敕命》頒發後的1881年(明治14年)10月27日，自由黨宣告成立。該黨主張普選和一院制，並呼籲主權在民。但是，這個黨派的成立並非所謂的民權派的大團結。事實上，曾在組建自由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沼間守一卻率領他影響之下的櫻鳴社成員們，加入到了因“明治14年政變”而下台的大隈重信的立憲改進黨。後者是在1882年3月宣布成立的。隨著這兩個政黨的成立，全國的新聞業也重新進行了整編定位。其結果是相關報紙分作自由黨系列和民權黨兩個系列。後來政府系列的立憲帝政黨也宣布成立。但是，民權黨非但沒有有效地將運動整合起來，反而與自由黨相互攻訐。尤其是圍繞自由黨代表板垣退助出國一事，改進黨就其資金問題大做文章，這更加速了民權派的分裂。
在如此動盪不定的情勢之下，福澤諭吉遵循“不偏不倚”的宗旨，創辦了一家大型報紙《時事新報》。該報的第一六九號刊登了一篇題為《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署名為“梅家元園子”(即日文速記法發明者田鎖綱紀——譯者注)的報導：
今我邦府有府會，縣有縣會，郡有郡會，區有區會，町村有叮村會。此外，大小之公私聚會，必有其地點。在諸如此類之聚會中，如一時之宴會等，國家不需其議事之記錄。然，若其為與會之會議，且就某一議案做一議論之時，或為世務諮詢，意見交換等之需時，皆需記錄會議之內容。並將其或公諸於世，或 不公諸於世，將其永久保存，亦未嘗不可。加之，時至文運興隆，報章雜誌之刊行、流行之今日，學術之講義，辯論家之演說，法庭之口供，諸如此類之百般事實，夕聞之於耳，則朝記之於諸報章雜誌。新聞記者之職，當是何等繁瑣至極之職也!
該報導在此詳述了“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必要性。其大前提已經意識到了新型聲音媒體與報章雜誌這一鉛字媒體的大幅增加，並且大行其道的事實。以1879年(明治12年)東京府會召開首次地方議會為肇端，全國的各個行政單位都相繼設立了各自的議會。這些議會規定作為會議記錄，會議上的討論內容必須以文字記錄的形式予以保存，其內容也有必要公諸於眾。而且，不僅僅是議會，學術演講、講課內容、法庭上的辯論等以廣義的“演說”形式進行的許許多多口頭言論，都有可能作為鉛字發表，所以，都必須將其聲音記錄下來。
“旁聽記錄方法”這一新型書記技巧，以“演說”這種聲音媒體和報章新聞的鉛字媒體為媒介，作為一種可以相互轉換的中間媒體，終於粉墨登場了。然．其實際情況又怎么樣呢?
……
針對藩閥政客與政商五代友厚互相勾結、政商對殖民利益進行壟斷，以及針對開拓使對投入巨額稅收的殖民地進行壟斷性經營的批判，這些批判活動只是這場戰役的開始。
繼《東京橫濱每日新聞》之後，《郵政報知新聞》、《朝野新聞》、《東京黎明新聞》等報社業也立即參與了這場反政府運動。而此時此刻，一個以明治天皇、有栖川宮熾仁、大隈重信、大木喬任、黑田清隆參議等人為核心的、上千人規模的大型巡幸計畫正在籌劃之中。就在視察隊伍即將出發的7月30日，黑田清隆才好不容易得到了處理北海道開拓使官有物產的“御準”。因此，正式出發定在8月1日。隨後，新聞界對低價轉讓行徑的批判達到了頂峰。就連原本屬於親政府派的“東京日日新聞”也轉而批評起政府。三宅雪嶺在《明治政史》中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自維新以來，日本舉國上下，不分愚智，非議政府舉措之程度，皆未及此時之烈也。”
當然，對政府的批評不只是停留於報紙上。8月25日，在東京新宮座，9月24日，在東京淺草井生村樓，都舉行了大規模的演講集會。而且，此時輿論對低價處理國有資產所持的反對意見，逐漸演變為對腐敗的政商勾結的藩閥政治所做的強烈批判。輿論普遍認為，要徹底杜絕政治腐敗，只有設立國會，建立立憲制。迫於輿論界的窮追猛打，政府只得在天皇巡幸東北及北海道地區之後的10月11日夜晚，緊急召開會議，討論對策。會議決定中止上述北海道轉讓提案。與此同時，以天皇的名義約定10年後設立國會。這便是所謂的《設立國會敕命》得以公布的源頭。這一事件的平息，是報紙與演說這兩種新型媒體聯手取得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勝利。他們將反腐敗與要求政治體制變革結合在一起，針對成型期的天皇制權力進行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鬥爭。自此，通過報紙政論與演說這兩種新型媒體獲得政治主體地位的人們，可以與權力相抗衡了。
但是，在這次由天皇召集的會議中，還發生了一件具有決定意義的事件。那便是俗稱“明治14年政變”的突發事件。參議大隈重信遭到罷免。直至1880(明治13年)的年末，政府中的大多數人仍然認為，設立國會，向立憲議會制過渡為時尚早。但是，大隈重信在翌年3月和1882年末分別召集議員議事，並在1883年秘密地向有栖川宮熾仁提交了一份洋洋灑灑的建議書，主張在欽定憲法體制下設立國會，採取英式議會內閣制。得知這一訊息後，伊藤博文也在7月初向三條實美及岩倉具視提交了諮詢書。然而，恰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了“北海道開拓官低價轉讓事件”。正因為如此，政府內部盛傳大隈重信將要發動一場反政府運動。事實上，福澤諭吉影響之下的交詢社及慶應義塾甚至被懷疑為這次反政府運動的大本營。(松尾章一《近代天皇國家與民眾·亞洲篇》上卷，法政大學出版社，1997年)
當然，福澤諭吉與三菱公司的老闆岩崎彌太郎過從甚密。三菱公司在大藏卿(相當於財務大臣——譯者注)大隈重信的任內，換言之，也就是在西南戰爭的物資運輸過程中，獲取了豐厚的利潤。作為政商，通過經營造船、海運以及保險業，該公司與住友、三井並列為三大財閥。政府中伊藤博文與大隈重信之間的對立、財經界五代與岩崎彌太郎之間的對立所構成的爭霸格局，通過演說與報紙的方式，日益演變成政府與民權派之間的對立。在《設立國會敕命》頒布的同時，以肥前(舊國名，在今佐賀縣——譯者注)為地盤的大隈重信派的勢力被一掃而光，其黨羽被悉數逐出政府。這一結果反而為薩摩與長州確立藩閥政權鋪平了道路。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伊藤博文反過來利用了以報紙與演說為手段的反政府運動的成果，藉此成功地在政府內部完成了一個鬥爭過程。
本應在政府內部得到處理的問題，因為媒體而被捅至外界；外界的討論反過來又動搖了政府內部，因為這一結果所造成連鎖反應使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迎來了新的局面。這是一次公眾媒體輿論與政府權力之間的互動，對於許多政治主體來說，這一點再明顯不過了。但是，在此之後，伊藤博文影響之下的薩摩藩、長州藩政權，基於如此前車之鑑，反過來加強了對新聞與演說的打壓。
4．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出現
《設立國會敕命》頒發後的1881年(明治14年)10月27日，自由黨宣告成立。該黨主張普選和一院制，並呼籲主權在民。但是，這個黨派的成立並非所謂的民權派的大團結。事實上，曾在組建自由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沼間守一卻率領他影響之下的櫻鳴社成員們，加入到了因“明治14年政變”而下台的大隈重信的立憲改進黨。後者是在1882年3月宣布成立的。隨著這兩個政黨的成立，全國的新聞業也重新進行了整編定位。其結果是相關報紙分作自由黨系列和民權黨兩個系列。後來政府系列的立憲帝政黨也宣布成立。但是，民權黨非但沒有有效地將運動整合起來，反而與自由黨相互攻訐。尤其是圍繞自由黨代表板垣退助出國一事，改進黨就其資金問題大做文章，這更加速了民權派的分裂。
在如此動盪不定的情勢之下，福澤諭吉遵循“不偏不倚”的宗旨，創辦了一家大型報紙《時事新報》。該報的第一六九號刊登了一篇題為《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署名為“梅家元園子”(即日文速記法發明者田鎖綱紀——譯者注)的報導：
今我邦府有府會，縣有縣會，郡有郡會，區有區會，町村有叮村會。此外，大小之公私聚會，必有其地點。在諸如此類之聚會中，如一時之宴會等，國家不需其議事之記錄。然，若其為與會之會議，且就某一議案做一議論之時，或為世務諮詢，意見交換等之需時，皆需記錄會議之內容。並將其或公諸於世，或 不公諸於世，將其永久保存，亦未嘗不可。加之，時至文運興隆，報章雜誌之刊行、流行之今日，學術之講義，辯論家之演說，法庭之口供，諸如此類之百般事實，夕聞之於耳，則朝記之於諸報章雜誌。新聞記者之職，當是何等繁瑣至極之職也!
該報導在此詳述了“日本旁聽記錄方法”的必要性。其大前提已經意識到了新型聲音媒體與報章雜誌這一鉛字媒體的大幅增加，並且大行其道的事實。以1879年(明治12年)東京府會召開首次地方議會為肇端，全國的各個行政單位都相繼設立了各自的議會。這些議會規定作為會議記錄，會議上的討論內容必須以文字記錄的形式予以保存，其內容也有必要公諸於眾。而且，不僅僅是議會，學術演講、講課內容、法庭上的辯論等以廣義的“演說”形式進行的許許多多口頭言論，都有可能作為鉛字發表，所以，都必須將其聲音記錄下來。
“旁聽記錄方法”這一新型書記技巧，以“演說”這種聲音媒體和報章新聞的鉛字媒體為媒介，作為一種可以相互轉換的中間媒體，終於粉墨登場了。然．其實際情況又怎么樣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