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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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就是冒險（《現場4》編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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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面臨著一個日益貧乏的創作場面。僅就詩歌現場而言，這基本上是一個破碎的、缺乏創造與激動、缺乏精神護持與道德自治的時代，那種持久的生命激情、創生精神、命名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變得越來越難以獲得。失去了創造能力的詩歌現場變得蒼白、膽怯、碌碌無為。這裡充斥著各種各樣的標準、規約、流派和主義，在眾聲喧譁中，詩人們以攻擊與自我攻擊為樂，呈現出一種小打小鬧的、自鳴得意的、自我重複與自我辯護的虛偽繁榮，卻難得一見那種百無禁忌的、“沉入心的苦井中”的、顛覆性的個人創造。

多年來，我們舉著一面叫“先鋒”的幌子，事實上乾的只是一些以破壞為樂、沒頭沒腦的小把戲。在“口語”的幌子下大噴口水、在“學院”的幌子下重複趣味、在“逸樂”的幌子下展示蒼白的人生景觀……在先鋒的幌子下，一切都遭到了質疑，紅男綠女們都開始放縱起來，仿佛周樹人也可以叫做周作人，仿佛先鋒也可以倒立。“……放縱的男人，放縱的女人。生命，重新變得痛苦、野蠻和短暫。”（鮑曼）不僅僅短暫，還有無聊、脆弱和浮泛，即鮑曼所言的“濫”——不知饜足的對表面欲望的不懈追求。於是“排行榜”變成了“恥辱柱”，“下半月刊”辦成了自留地，詩歌獎越頒越多，終於自己取消了自己——尼采有言，“在讚揚中比在譴責中有更多的糾纏不休”。

2

先鋒無罪，罪在對先鋒的誤解與利用，罪在詩人的短視、狹隘與偏見。

再次閱讀《詩人何為？》，依然震撼，依然為自己的淺薄、無知、狹隘而羞愧不已。“……在貧困時代里詩人何為？”面對上帝缺席、諸神逃遁、神性之光黯然熄滅的世界黑夜的時代，赫爾德林發出的曠野呼告讓我羞愧。我只是一個時代里的小詩人，我只是對這個時代病症的臨床症狀、精神世界的表皮現象稍有了解，但還未真正觸及時代的黑暗、語言的底里和神經，對現代生活、對“時代的精神狀況”，並沒有一種持續的刻骨體驗和精神歷險，我的貧乏顯露無遺。“有時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啟示之星奇異地閃光。”我再次感到羞愧。

什麼是現代生活？什麼是現代精神和現代視野？現代性不是對當前事物平面化的再現與碎片式批判，而是一種與時代之間的永不疲倦的糾纏與爭鬥。是一種通過斷裂與危機、創新與勇氣來“與自己的今天相對立”，從而創造新的價值觀念。正是這種自我與時代之間所形成的反諷和內心緊張，才是一個詩人張力與創造力的重要源泉。齊格蒙·鮑曼將現代性視為“一樁思的事情，是關切的事情，是意識到自身的實踐，是一個逐漸自覺的實踐意識”。據說現代性在西方已經結案，但在漢語的語境裡，它依然在不斷生成，並混雜著奇異的當代景觀。它變動不居，它總是逃掉，不過沒關係，“我們追求它，緊追不捨。”

現代性與先鋒具有某種天然的聯繫。歷史地看，先鋒派正是通過加劇現代性的某些構成要素，諸如斷裂、冒險與原創，通過把它們變成革命精神的基石而發其端緒。作為現代主義先驅者的波德萊爾，為現代主義所下的第一條絕對命令就是，要我們自己面向現代生活的原創力量。因此，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乃至稍後的時期，西方先鋒派的概念只是現代性的一種激進化和高度烏托邦了的說法。

現代是一種選擇，它所體現出的氣質是創造性、天才的樸素性和冒險的想像，這些特質與作為模仿才能的熟練、靈巧與趣味化是天然相對的。在此意義上而言，先鋒就是冒險，是對傳統與當下的持續不斷的偏離與批判，是一場除其自身之外別無盟友的痛苦戲劇。先鋒的道路並不就是絕望，雖然它有一種否定自身的“深刻的內在傾向”，但堪稱偉大者，定然能夠同時面對至深的痛苦和最大的希望，如魯迅所言，希望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在邪惡的時代，一個詩人要么裝聾作啞，要么震耳欲聾。裝聾作啞的危險在於有一天真的會變聾變啞，震耳欲聾的喧囂將最終走向自殺：通過建立自己的權威與標準而為先鋒豎起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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