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景淵，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筆名勞隴。翻譯家。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團結委員，民革河北省委員會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許景淵
- 出生日期：1912.12
- 職業：翻譯家
- 筆名：勞隴
許景淵（勞隴）,生平年表：,出版翻譯書籍：,學術論文：,學生回憶文章：,
許景淵（勞隴）
（1912.12-2006.3.7)
生平年表：
1912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無錫縣一個小職員家庭。
1934年畢業於北平海關學院，在舊海關工作近15年，歷任各關及上海總稅務司的稅務員、幫辦及代理副稅務司等職務。
1943年冬曾協助陳雙玉同志組織領導海關歷史上第一次罷工運動，後來參加了地下黨的外圍組織（職協）。
解放初在上海海關軍代表辦公室工作，1949年10月海關總署成立，被派任為人事處的科長。
1951年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入黨申請，未獲批准，根據領導同志意見由孫恩元（中共和民革交叉黨員）介紹於1951年10月加入民革組織，其後因“右派”問題，入共產黨遂成泡影。
1954年調任外貿部進口總公司電訊處的科長。
1951-195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外貿系學習畢業。1957年整風運動中因寫大字報提意見，被劃為“右派”分子。
1958年下放山西及河北農村勞動鍛鍊改造思想。第二年妻子因精神受打擊心臟病發作突然去世。在勞動改造中，他冒險搶堵洪水，幾乎喪命。
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後，派往山西晉南專區物資局任倉庫保管員，由於悉心鑽研業務改革倉庫設計，成為晉南地區樣板，連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省局通報全省表揚。
1964年在原領導同志的推薦下，根據專業歸隊的政策，調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任英語教員。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因舊海關的工作關係，被誣為“潛伏特務”，受“逼供信”晝夜不停，神經緊張，一夜之間雙耳俱聾。
1970到河北饒陽幹校勞動。
1974年分配到河北大學外文系工作。
1982年調回國際關係學院英語系任教。
1982年評為副教授；1985年73歲時再次提出入黨申請，直至1996年獲得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45來的最大心愿。1987年評為教授，1988年被北京師範大學聘任為兼職教授指導北京師範大學研究生的翻譯理論研究。
1992年10月經國務院批准為對高等教育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高級知識分子，並發給政府特殊津貼。
2006年3月7日早6時，因呼吸衰竭搶救無效逝世，終年93歲。
出版翻譯書籍：
《七大洲風雲四十年》（C.L.蘇茲貝格著）
《美國總統列傳》（大衛.C.惠特尼著）
《四海之內---東方和西方的對話》（李約瑟著）
《勞倫斯傳》（R.奧爾丁頓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再版修訂）
《三怪客泛舟記》（J.K傑羅姆著）
《朱門》（林語堂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神的面具、東方神話》（J.坎貝爾著）
《走出危機》（E.戴明著）。
學術論文：
撰寫學術論文20餘篇，發表於全國性學術標誌，其主要的有：
“No Context, No text”、（《翻譯通訊》1979年第4期）、
“詩的翻譯”（《翻譯通訊》1980年第5期）、
“望文生義---試談深層結構分析及翻譯”（《外國語》1984年第2期）、
“從奈達翻譯理論的發展談直譯和意譯問題”（《中國翻譯》1989年第3期）、
“殊途同歸---試論嚴復”、 “奈達和紐馬克的翻譯理論的一致性”（《外國語》）1990年第5期）、
“再論直譯與意譯---對奈達和紐馬克的翻譯理論的一點商榷”（《國際有關係學院學報》1994年第3期）、
“試論現代翻譯理論研究的探索途徑”（《外國語》1994年第4期），等等。
學生回憶文章：
勞隴：水仙辭韻
“信步閒遊，似孤雲飄緲，把幽谷巉岩繞遍；驀回首，水仙花開，璨璨金盞一片。綠蔭下，翠湖邊，迎風弄影舞翩躚。”
不明就裡的讀者，或許會以為這是某個唐宋詞人的佳句。如果我說是出自當代人，大家也許會以為是哪位善舊體詩詞的詩人作品。
都不是，它是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水仙》（The Daffodils）一詩的中譯文，譯者是本文的主人公翻譯理論家勞隴教授。他把其題目都翻譯成《水仙辭》。
古今百年間，《水仙辭》不乏佳譯，在文壇上流傳頗為深遠,但多是自由體.而勞譯卻別具一種飄逸雋永流麗的宋詞特色，刊出後，博得一片讚美,估計短時間內難以被超越了。
我有幸在1970年代末就欣賞到了這篇尚未發表的譯文，是在勞隴給我們本科生開的翻譯課上。那是文革後百廢待興的年代裡，我成了77級的一員上了大學學習英文。進校後不久就發現系裡經常出現一個拎著一個破布兜子（裡面全是書），耳朵上捂著個用發黑了的白膠布粘住的破助聽器，跟誰說話都在狂吼的聾老頭，大家都十分尊重他，他是那個年代裡少有的教授！別人告訴我他叫許景淵，本來是北京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文化大革命時代那個學院解散了，教師們都散落到了別的學校，這位老教授被派到了當時在天津的河北大學，後來河北大學隨著省政府從天津搬遷到了保定，勞隴自然也就流落到了保定。當初的河北大學在保定的郊外，雖不偏僻卻荒涼。大學北院是當年的省政府舊址，還很雅致，可外文系所在的南院卻是新開闢的校區，荒蕪一片，連條柏油路都沒有，一到下雨天外文樓就成了一座泥濘中的孤島。他是個大學者，能寫一手漂亮的舊體詩，對翻譯理論頗有研究。這樣的人淪落到那個寒傖的地方大學，真是很委屈他。但我們卻因禍得福，在一所普通大學裡卻有這樣一位頂尖的教授當我們的老師。那個時代的河北大學很有一些他這樣的特殊人才。系裡還有一位英文精妙絕倫的老師，是當年中央大學的高才生，因為在反右中被打成政治犯在河北省監獄關押了二十年，平反釋放後“就地安置”，成了我們的老師，他的專長是漢詩英譯，其譯文在美國炙手可熱，他的英文一派古典風範，令我們的外教驚嘆：在美國能寫此等優雅英文的人都難覓。那個特殊的年代裡，我們這些沒有進入一流學府讀書的低分考生，怎能不感念自己是“因禍得福”呢。
不久這個讓我們望而生畏的大教授居然開始給我們上翻譯課了！他的第一堂課就講湖畔詩人華滋華斯的《水仙辭》，那一篇譯海絕筆十分令人傾倒。以後這篇譯文就發表在了著名的《翻譯通訊》上，為整個譯界耳熟能詳。
但誰也無法相信，他“磨”這首詩的環境竟是那樣一間黢黑的小平房。那個時期學校里的住房條件很差，他就住在一間普通的小平房裡，天天能看見他端著飯盒去很遠的食堂買飯，買飯的路是校外通往學校門口的一條沒有柏油的泥土路，雨雪天裡十分泥濘。他蹣跚在泥土路上，衣著簡樸甚至可以說不修邊幅，不像文學家，倒像天天扎在實驗室里的科學家似的。
但審美的心靈是自由而廣闊的，什麼現實的惡劣狀況都無法阻隔。往往審美主體的境界與客體的境界之間有巨大的反差。至今，我耳畔縈迴著的仍是他用濃重的無錫腔吟誦的《水仙辭》中譯文。我知道他出身於無錫的名門，與無錫錢家是親戚。跟他談起我遠在福州的導師是林則徐的五世孫時，他給了一個驚喜，告訴我說他和林則徐也沾親，他某一代祖母是林公的姑母，也就是說林則徐應該是他某一代祖父的表外公。這個世界有時真的是很小，有時也很大。他和我的導師居然有親緣，但這個大家族在幾代之間就散落全國各地，成為路人，互不相干了。貴族血緣的他（包括我的導師），由於命運使然，與武絕緣投身於文學。當然我深知這是性情所至。偶然的弄文學是不會如此嘔心瀝血的。他自己（據說）半輩子中寫了一大厚本子舊體詩，連中文系的老先生們都深為嘆服。以深厚的中文功底和文學素養去弄翻譯，怎能不出驚世之作呢？
他是一個一點政治都不懂的人，卻不知怎么在1957年的運動中獲得了個右派“桂冠”，一戴就是20年，一直受歧視和壓抑。文革中遭批鬥，被革命小將把耳朵打聾，他後來乾脆給自己起了筆名叫“勞隴”，是“老聾”的諧音，以此紀念一段非人恐怖的歲月。
他的翻譯事業其實是在文革後才開始的，可謂晚矣。先是為國家翻譯聯合國各種檔案，後來才真正“靠”上文學。他深感時光的緊迫，別有一種“不用揚鞭自奮蹄”的苦幹精神。國際關係學院恢復後，他又回到了北京。平時除了偶爾從西郊趕到王府井的戲院聽些個古裝大戲和帶帶研究生，他是黑夜白日地坐在書房裡與書為伍。最讓他焦心的問題是翻譯界愈來愈走向虛無，人們似乎都相信翻譯就是把兩種語言互相倒騰一下，沒理論。於是，翻譯界急功近利，抱本新英漢詞典逐字查下來串成中文出成果者雨後春筍般蓬勃湧現，小荷處處露尖尖角，出水卻不見半點泥。概念錯誤百出，譯不出來就編名詞兒，害苦了不懂外文只好埋頭讀譯文以此吸取洋營養的人。——忽爾“消解主義”——忽爾“解構主義”——忽爾又“分解主義”，這還算輕的，只是讓你眼花。頂讓人無奈的是打著“直譯”或“意譯”或“信可犧牲達雅”或“達字第一”等等理論把人家的原文強姦，或“硬譯”成讓人看似天書（其實原文並不難），或“達雅”成相去甚遠甚至相反的意思。比如譯現代派的詩就是一絕好例證。到底現代派詩是不是我們看的中譯文那個樣子？不少譯者甚至名人在半懂不懂狀態下照字面意思按原來的詞序抄寫般地“翻”過來，還要國人也依此方式作詩即成現代派詩人。熟不知，中國詩如果不加任何技巧地弄成外文，就會淡似白水甚至給人“中國人發傻”的感覺。宗璞先生作品中頗有用心引的一首古詩就讓什麼人譯成了英文大白話。虧得宗璞諳英文，對此提出批評。換個不識洋文的，還以為自己的一片心血早博得洋洋激賞了呢！
勞隴先生多年來一直在不斷地在《中國翻譯》（前身是《翻譯通訊》）和《外國語》等專業雜誌上發表論文，探討“直譯”、“意譯”、“譯詩象詩”、“神似”、“形似”、“神寓於形”等根本性問題，通過具體闡明錢鐘書先生的“化境”假說，從根本上解決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他對問題的研究涉及文學、語言學、符號學、心理學等學科，其實是通過探討翻譯問題，達到了對人的心智活動的昭示。這使我想起北大趙蘿蕤先生說過的一段話：“一個真正的文學博士在進行文學研究之前所受到的全面嚴格訓練，使他可以研究任何人文學科。”我想這就是為什麼西方的文科博士統稱為PH.D（哲學博士）了。勞隴先生雖沒有博士頭銜，但他走了博士的道路。勞隴先生的簡歷列入某某名人詞典了，劃入語言學家之列。
在搞研究之餘，勞隴先生不斷推出譯作，以實踐他的理論。他譯的李約瑟著《四海之內》是國內公認的佳譯；《三怪客泛舟記》更見他的幽默睿智的語言天才。還翻譯了林語堂的名著《朱門》。
他不懂政治，有時天真得像個老小孩兒。頗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義氣。抨擊時弊，疾惡如仇，常為點子不順眼的事氣得什麼似的。有一陣子一些學者提出要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勞隴一怒之下寫了文章，頗有血性地理論一番。那熾熱的文字令我這未老先衰青年汗顏。後來他看了電視劇《渴望》，居然被裡面的孝順媳婦形象感動得直流淚，激動之下給《北京晚報》寫了信表揚那個電視劇。老人離開故鄉無錫多年，總是想念家鄉的小吃，只要進城到王府井的老劇院聽京劇，就必然要擠公共汽車來東四十二條的稻香村食品店來買些南味點心，特別是那種無錫的小排骨“解饞”。因為我當時所在的出版社就在稻香村附近，他每次來稻香村買了東西，都順便來我辦公室坐坐，帶來他新發表的翻譯理論文章的複印件給我學習。他在我辦公室山呼海嘯地喊一通話，然後拎上他的無錫美味高高興興地擠公車回頤和園附近的家，那種勁頭真讓我羨慕。因為我知道，從東四回頤和園，要擠車近一小時到動物園，再和無數的外地遊客一起擠上332路車，晃蕩一個小時左右才能到家。那二個小時連年輕人都犯怵，一個古稀老人怎么吃的消？可他為了自己的文化生活和老家口味小吃，就是能那么精神抖擻地擠車。我的同事每次聽他吼著談翻譯理論，就躲到別的辦公室去，等他走了才回來，總要揶揄我一番：天啊，你就是讓這種瘋狂的學究兒教出來的呀，你可別哪天也變成這樣，那我們只能把辦公室讓給你一個人了。可我告訴他們勞隴的耳朵是如何遭難的，大家都難掩唏噓並為他的頑強精神打動。等大家看到他翻譯的書稿，簡直驚叫起來：那遒勁的字型，一看便知老先生的書法功底；那幾乎沒有改動就一氣呵成的譯文，流暢考究，如同大作家的創作一般。大家都說，這樣的才氣，居然一直沒有得到施展的機會，竟拖到了古稀之年，實在是可惜。作為他的學生，我一直在催著他翻譯些東西，才有了他晚年的《三怪客泛舟記》和《朱門》，總算對他蹉跎的青春和荒廢的才藝有所彌補。如果不是反右和文革這些運動對他的摧殘，他能翻譯出多少傑作來，我們的譯壇就會有一顆耀眼的文學翻譯的北斗星。相形之下，我幫他出版的那點東西，對他來說不過是小試牛刀，都不是外國文學名著，僅僅是讓他在晚年“消磨時光”和“有事做”而已。
對於我，老師其實一直想栽培我做些翻譯理論的研究，可我卻鬼迷心竅，一心喜歡翻譯勞倫斯和寫小說，辜負了他的希望和厚愛。老師對我的勞倫斯翻譯和研究表示很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勞倫斯這個人“品行不端”，理由是勞倫斯和家鄉和女友交往多年甚至行了男女之道，卻仍然“甩了人家”和一個教授的妻子私奔，簡直是大逆不道，這樣的作家不值得研究和翻譯。對我寫的小說《混在北京》他也持批評態度，哈哈笑著說我怎么寫了那么些庸俗的男女，雖然刻畫得“逼真”，但是趣味不高雅。他欣賞的是《渴望》這樣寫中國婦女心靈美的小說。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我所從事的最主要的兩樣“事業”，自然讓我無地自容，但他是老師，我也只能沉默。但讓我這個情趣不高雅的人去鑽研翻譯理論，斷乎是朽木難雕。老師見不能改變我，也就不再鼓勵我了。
他還會經常把他的學生翻譯和寫作的一些西洋文學理論和詩論轉贈給我，笑說：這些個新玩藝兒我是懶得看了，給你吧，別還我了。我因此得了好幾本諸如《文學反應動力學》之類的玄妙理論書籍。老師如同厭惡勞倫斯一樣，不接受這類高談闊論，只顧研究他熱心的奈達之類的翻譯理論家的著作，不停地在雜誌上發表文章與人爭論得天翻地覆，他女兒對我說他簡直就像堂·吉可德大戰風車，與凡是不同意他的理論的人進行爭論，耄耋之年照樣戰鬥不息。有一次過年我去看他，他拿給我一份發表在《外國語》上的論文說那是他的封山之作，為他晚年的翻譯理論做了一個完美的總結，可以休息了。可惜他的那些論文因為難以為出版社賺錢甚至是“平本”而沒能結集出版，估計他是帶著這個巨大的遺憾辭世的，無論如何那是一個老學者晚年的心血，而且是很有經典價值的翻譯理論。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熱心於研讀姻堂兄錢锺書的詩作，還自費把他與錢先生唱和的一些詩稿及往來信件印成小冊子分發給親朋好友學習，我有幸得到了一冊，那是我從他那裡得到的最後一份饋贈。
而我卻對老師無以回報，只能把我出版的一些勞倫斯作品譯文和長篇小說、散文寄給他，他會偶爾用顫抖的手寫信來表揚我勤奮努力。最後一次去看他時，但還說：翻譯這東西等你老了再做還來得及，現在趁著年輕，你應該把主要經歷用在創作上，畢竟那是你自己的東西，翻譯畢竟是別人的東西。我懂得他的心思，他雖然不喜歡我寫的東西，也不喜歡勞倫斯，但兩者相比，他更願意我做些創作，因為那畢竟是原創。或許，他說這番話是因為他自己一直寫舊體詩的緣故，深得創作的甘苦：詩言志與借他人之酒澆心頭塊壘相比畢竟更直接暢快。對我這個沒大出息但又固執的差學生，他能點播的也就這些了：在兩樣他都不喜歡的東西里挑選了一個他認為更有價值的，我自嘲為：兩害之中取其輕。沒有辦法，我是個胡同大雜院裡長大的野孩子，過於放任自由，幾乎讓所有喜歡我並有意栽培我在某一方面發展的老師都失望了，這其中包括大學者勞隴。這也就是我至今既非學者也非作家，既不當官也不發財的原因吧。但我的確得到了勞隴這樣的名家的青睞和栽培，那是我的福分，我應該感謝一輩子的。
2000年我在英國旅遊時，發現湖區賣的明信片中有一種水仙花圖案旁印著華茲華斯的《水仙辭》，就想，這首英文詩下面再印上勞隴的中譯文就十全十美了，他的譯文應該是全世界所有語言中最美的譯文了。譯者曾經是我過從甚密的老師。
(本文首發於1989年11月29日的《新聞出版報》，署名畢冰賓，有大幅度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