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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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後現代主義語境下，作者是兩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海勒開創了美國“黑色幽默”小說創作的先河，余華堪稱中國當代先鋒小說家裡的領軍人物，兩位作家小說文本中的人物、主題、敘事方式都呈現出有別與傳統文學的個性特徵，體現了顛覆現實主義“客觀真實、表達”“心理真實”的解構觀念。
本書分為兩個層次，在對小說文本多角度分析闡釋的基石上，提升出其解構主義創作方法論的意義。
第一層次，通過對兩位作家長篇小說的細讀，從以下四個方面論述了他們差異中的共性。
第一，不同歷史語境中兩位作家遭遇了本質上相同的時代的“無序”，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作家對現實的認識，促使二者選擇背離傳統的創作路徑；第二，對經典解構和宏大敘事質疑之後執著對荒誕世界、苦難人生的書寫，以“黑色幽默”方式表達出緩解苦難的解構性特徵；第三，從對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描寫中表達對“大寫人”的意義的消解；第四，從時間、重複、反諷、悖論等敘事策略上進一步體現對小說主體意義的消解。
第二層次，通過兩位作家小說文本的個案分析，從他寫作思路和創作觀念中，闡釋和論證解構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理念，更重要的還在於它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創作方法。
海勒和余華在創作實踐中為我們建構了這樣一種解構主義的創作類型，即表現為三個方面特徵，第一，在文本創作中表現為對既成的權力敘事和主流話語的某種叛逆性，對主體意義的解構性。
與傳統文學相比，它表現為關注心態而非形象、關注命運而非性格、關注自我而非權威、關注平面而非深度、關注瑣碎而非英武的反駁傳統姿態。第二，在寫作姿態上表現為黑色幽默式的零度情感狀態。作家以轉移讀者視線的方式把令人恐懼的、觸目驚心的事實淡化為現代社會見怪不怪的普遍現象，以此稀釋和消解故事帶來的恐懼和悲傷情感，暗示人無能為力的被動生存狀態。第三，在文學觀念上，表面為藝術上的前衛性和先鋒實驗性。具體表現在對已有文體規範和表達模式的破壞性和變異性上。
編輯推薦
序
褚蓓娟於2003年入讀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攻取博士學位。在選擇研究對象的時候，她選擇了余華和海勒，我以為，這個題目難度很大，提示她至少要考慮以下兩點：余華和海勒都是當代世界文學中的重要作家，研究他們中的任何一家都可以最終形成頗有份量的博士論文，現在同時研究他們兩個人，無疑要付出比只研究一個人多一倍的努力；再則，海勒是美國黑色幽默小說的代表之一，余華是當代中國文學中所謂先鋒派的一員主將，將他們置於同一個研究架構中，加以比較，自然不無道理，然而，這種類型的比較研究無疑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做不好，就會變成x加Y之類膚淺的比附，最終可能徒費心力，未必討好。我還對她說，如果一定要做這個題目，就必須選擇一個獨特的視角，在較深的文本與理念層面開掘，才有可能避免事倍功半的結果。經過審慎的思索，她還是堅持要啃這塊硬骨頭，想到她對這兩位作家已有較深的認識，況且她的理論功底也不錯，更重要的是，她有不同尋常的毅力和韌性，我便同意了。
褚蓓娟果然沒有辜負我們和她自己的期許，將這個難度很大的題目做到了一定的深度。關鍵正在於她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這個視角就是體現在中美這兩位作家身上對傳統的創作觀念與方法的解構性立場。從文本的細讀、從同異的對比中，她看到兩位作家都關注人生的苦難與世界的荒誕，然而，他們不再用傳統的眼光，而是用當代人充滿疑慮、充滿揶揄、極端冷峻、頗具消解力的眼光來審視這種苦難與荒誕了，於是，他們的文本中便充滿了消解的張力，充滿了批評家們稱之為“黑色幽默”的那種意味。具體而言，他們不再像傳統文學文本那樣關注形象、性格、典型、深度，而是更多地關注心態、命運、自我、平面；不再像傳統作家那樣取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而是表現出所謂“零度寫作”的狀態。因而，實現了對傳統權力敘事與主流話語的顛覆與消解。由此，褚蓓娟提出，這兩位作家通過不同的書寫內容和許多局部的差異奉獻給讀者一種“解構性文本”，並得出結論說，解構主義不僅是一種文學和文化理論，也是一種創作理念和方法。這個結論不是拍腦袋空想出來的，而是在對兩位作家認真的比較研究中得出的。也許這正是這篇論文的學術價值之所在。
褚蓓娟這篇論文顯然是平行研究一個頗有意義的個案。由此也引發了我一點關於平行研究的感想，不妨在這裡稍加申說。20餘年前，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被引入國內學界，平行研究作為比較文學中一種重要的方法受到推崇，一些學者寫出了對兩個不同民族的作家、作品加以平行比較的論文，這些論文由於滿足於排列同異而往往無所發明，被譏為“x加Y”模式。於是，許多人在平行研究面前茫然不知所措，以為一談兩個對象(作家、作品或其他文學現象等)的同異，就必然落入“x加Y”的窠臼。我總覺得問題不在談不淡同異上。事實上，比較研究的論文，□有不談同異的。1979年，錢鐘書隨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美時，曾與哈佛大學的勒文、紀延、耶魯大學的小奈爾遜等著名美國比較學者談論比較文學，認為“各國文學在發展上、藝術上都有特色和共性，即異而求同，因同而見異，可以使文藝學具有科學的普遍性”。這裡顯然將“同”和“異”作為對不同民族文學進行比較研究的前提，或者說基礎。事實上同異(或者說異中之同，同中之異)的探討應該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如果說，影響研究以事實聯繫為出發點，那么平行研究就必然以同異探討為出發點。問題的關鍵不是要不要談同異，而是看你如何談同異、為什麼淡同異。倘若你沒有經過審慎的抉擇，沒有經過縝密的思考，像巴爾登斯伯格所說的那樣“僅僅對兩個對象同時看上一眼就作比較，僅僅靠記憶和印象的拼湊，靠主觀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東西扯在一起來找類似點”，就必然將真正的同異研究變成隨心所欲的牽強比附。更重要的是，談同異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語境，有一個特定的角度。此外，討論同異，必得有清晰的目的，不能僅止於談同異，如果滿足於羅列同異，就成了為比較而比較，失去了比較文學旨在通過不同文學的類同與對比，達到互通、互釋、互補、互證，從而求得共同詩心與文心的目的。明確的語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平行研究的“可比性”(comparativeness)。沒有可比性的平行研究，不是真正的、有意義的平行研究。錢鐘書的論著中，可以說處處在談同異，但又處處不僅在談同異，他的任何一則包含同異的探討都有明確的語境、特定的角度和清晰的目的。譬如在i寸淪王國維時，他聯想到王氏在《紅樓夢評論》中反覆稱述叔本華的理論，並以此為據，斷言《紅樓夢》是“悲劇中之悲劇”，然而，他指出，靜安“似於叔本華之道未盡，於其理為徹也”，於是進一步闡釋叔本華在其《意志與觀念的世界》一書中所講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快樂出乎欲願。欲願者，欠缺而又所求也。欲饜願足，樂即隨減。故喜樂之本乃虧也，非盈也。願足意陝，為時無幾，而怏怏復未足矣，忽忽又不樂矣，新添苦惱與厭怠、妄想，百無聊賴矣”。接著，他徵引佛經、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義大利人魏利、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康德、中國文人稽康與史震林等人類似而又不同的說法，加以辨析，旨在說明人心厭足，饜即成厭的道理。由此看來，木石姻緣未就，並非“悲劇之悲劇”，倘“寶黛良緣雖就，而好逑漸至寇讎，‘冤家’終為怨耦，方是‘悲劇之悲劇”’。錢鐘書稱讚王國維於“西方哲學，本色當行，弁冕時輩”，於叔本華哲學也曾“口沫手胝”，但對叔氏的理論卻未能盡其道，徹其理，因而對《紅樓夢》的解析就難免“附會”之弊，最終導致“強合則兩賢必至相□”的結果(參閱《談藝錄》中華書局本，1984，第348-52頁)。錢鐘書著述博大精深，像這樣精彩的比較研究在在皆是，不勝枚舉。錢氏的範例告訴我們，平行研究不可避免要討論同異，倘若我們能將這種討論置於一個具體明晰的語境中，懷抱求取共同文心、詩心的目標展開討論，我們就能使這樣的同異研究具有所謂的“可比性”，並取得有意義的學術成果。
平行研究突破了影響研究只討論淵源、影響、原因、結果的樊籬，將比較文學從只強調“事實聯繫”的狹窄領域引導到超越事實，甚至跨越學科的廣闊世界，從一個角度看，這應該是其一大功績，然而從另一角度看，這又未嘗不是其一大弊病。當今比較文學在世界上許多地方都在向比較文化的方向發展，比較學者動輒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更遑論跨學科，他們關心的已經不再是文學問題，而是漫無邊際的文化問題，比較文學因此喪失了其文學研究的本質特徵。造成這樣的後果，我想，平行研究標舉“跨學科”研究是不能辭其咎的。然而，對平行研究這種雙刃劍的性質，在20年前我撰寫《比較文學概論》時是缺乏認識的。後來，我逐漸悟出了其中的問題，在一些文章中，明確主張將比較文學限定在文學本體的範圍內，反對比較文學的泛文化化。我提出，不論做影響研究，還是平行研究，抑或跨學科研究，比較學者都必須以文學問題為出發點，以文學問題為歸宿，將文學的研究貫穿於研究過程的始終。我甚至主張大體厘定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界限，將一般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smdies)作為比較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我的這個主張得到了一些比較學者的贊同，當然也有一些學者不以為然。在過去的20餘年中，我一直關注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以為作為一個新學科，不對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基本問題做出相對明確的界定，它的健康成長就難以保證。也許有人會說，與其爭論諸如“什麼是比較文學”之類的理論問題，不如去做具體比較文學的實踐。這話從一定角度講不無道理，然而，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在“做什麼和怎么做”的問題尚未明確之前，怎么能做得好呢?事實上，從今天比較文學界的現狀看，許多人都在講比較文學，做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似乎也確然成了一門“顯學”，然而，許多人還沒有真正弄清譬如如何做平行研究等一些基本問題，許多冠以比較文學的論著還很難說是真正的比較文學論著。這樣看來，弄清這一學科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方法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有意義的。當然，事物之間、概念之間並非涇渭，確定性只是對不確定性而言。即以平行研究與影響研究這兩種方法而論，兩者往往有密切的關聯。影響研究固然側重事實聯繫與歷史脈絡，但未必不做審美評價，反過來，平行研究固然強調比勘同異，求取共同的詩心和文心，但未必一定要捨棄歷史的脈絡。以余華和海勒而言，余華說自己沒有讀過《第二十二條軍規》，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受“黑色幽默”的其他作家和整體氛圍的影響，或者受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蓓娟這本書的附錄中就記錄了余華不否認自己“讀過一些”其他“黑色幽默”作家的作品；我記得有一次與澳大利亞一位喬伊斯學者和余華一起聚談時，他也明確地承認卡夫卡、福克納等西方現代派作家對他的影響，因此，我們完全可能在進行平行研究的同時，將他置於當代中西文學交流的歷史語境中。再說，我雖然主張將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分開來，但我毫無割裂二者之意。我只是希望跨學科和跨文化研究不要走得太遠，仍然能夠固守文學中心、文學本位的理念。我以為，強調對比較文學基本理論的探討與界定，強調將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分開，對一般文學研究者依然是切合實際的。當然，在那些鴻儒巨擘面前，任何定義都會顯得蒼白。譬如，對錢鐘書這樣學貫古今中外的曠世奇才來講，還有什麼必要區分比較文學和比較文化呢?事實上，他的研究早已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比較文學，進入整個文化與學術研究的無限境界了。韋勒克在一篇文章中說，比較文學其實就是文學研究；錢鐘書始終不承認自己做的是比較文學，他的學術視野無疑是整個人類的文學與文化，他的全部著述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希望，我們在對像他這樣的學術大師表示無限崇敬的同時，也能像褚蓓娟那樣，在有限的、明確的比較研究中做一些具體而微但結實且富有意義的工作，為平行研究提供更多一些可供參閱的例證。
蓓娟的這篇論文答辯之前曾八易其稿，現在又做了進一步修訂，即將出版，在這個時候，我寫了上面一些也許並非毫無瓜葛的感想，與蓓娟共勉。是為序。
劉象愚
丁亥年盛夏於京師
作者簡介
褚蓓娟，安徽巢湖人，文學博士，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先後就讀於安徽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北京師範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在《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研究》、《清華大學學報》等核心期刊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重要觀點被《新華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刊物多次摘錄或轉載。參編《新編外國文學》、《外國文學教程》、《外國文學新編》等高校教材多部，參譯《後現代主義百科全書》等。
目錄
序
導輪
第一章背離傳統創作的路徑：解“合法化”
第一節顛覆性思維方式探源
一“理想模式”的坍塌
二“深度模式”的削平
第二節創作生成的歷史語境
一時局的動盪
二“文革”的無序
三猶太性
第三節先鋒的實驗
一同源影響
二反現代的冒險
三走向“黑色幽默”
第二章解構的文本
第一節解構經典
一傳統經典
二紅色經典
第二節質疑巨觀敘事
一顛覆英雄主義理想
二淡化愛國主義精神
第三節消解存在之“重”
一存在之“重”
二“黑色幽默”
第三章主體的消失
第一節強勢群體
一強勢群體的表現形態
二強勢群體的特徵
第二節弱勢群體
一弱勢群體的表現形態
二弱勢群體的特徵
第三節消解“人”的意義
一人本精神的失落
二人本理性的質疑
第四章消解主體的敘事策略
第一節敘事時間
一敘事時序
二敘事重複
第二節敘事人稱
一有效的距離控制
二多維的敘事視角
三悖論及其反諷
結語
附錄一餘華答作者
附錄二海勒大事年表
參考文獻
後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