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悟票

“覺悟票”發行與20世紀50年代，目前已知的“覺悟票”，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河南林縣（今林州市），是一種帶有獎懲性質的票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覺悟票

基本定義

“覺悟票”是一種帶有獎懲性質的票證，發行於文革時期。

歷史意義

見證經濟

糧票，是計畫經濟時代一種很常見的產物。從1955年開始發行到1993年徹底退出市場，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民須憑糧票才能購買糧食。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見證了我國計畫經濟時代商品短缺的一幕。這期間出現了各式各樣今人難以想像的票證，有板凳票、蠟燭票、也有尿票、糞票，甚至還有“語錄票”、“文盲票”。但要說最罕見，最具有意義，可能還得數本文介紹的這種“覺悟票”。

時代產物

什麼是“覺悟票”？有些讀者可能會望文生義地以為，“覺悟”這個定語與糧票上加毛主席語錄類似，僅僅反映時代的特徵，而不具有實質意義——那個時代的人就該有覺悟，領糧票就是收穫“覺悟”。但這么理解是不對的。把覺悟票翻到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用法。

使用方法

1、為考核勞動好壞，分別印製紅、綠兩種票色。

2、對勞動好、踏實、幹勁大，發紅票；對勞動差、沒幹勁、不能按時上工、下工發綠票。

3、參加勞動的人必須隨天發票；不參加一律不發票。

4、全月不曠工和全紅票為一功，記在功過簿。

5、每月領七張綠票以上記一小過，記在功過簿。

產生緣由

“覺悟票”是一種帶有獎懲性質的糧票。再仔細觀察，上面貼出的幾張覺悟票，標註的時間都是1959年，那么就很容易聯繫想到，1959年，正是我國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時期。那時候，幾乎所有地方都採用了平均主義的供給制，乾多乾少、乾好乾壞一個樣。“一大二公”和 “大鍋飯”，嚴重損害了民眾利益，挫傷了民眾的積極性，破壞了農村生產力。這帶有獎懲性質的“覺悟票”，正是取代“大鍋飯”、獎懲罰懶鼓勵人們積極勞動的新事物。雖然表面上是希望大家講“覺悟”，但誰都可以看出來事實上起作用的，是票背面的5條措施。

有人認為，“覺悟票”是某位大隊支書想出來的，並流傳到多個地方，如今看到的“覺悟票”有多個公社的版本即是明證。但一個讓人驚訝的事實是，的目前已知的“覺悟票”，都是來自同一個地方——河南林縣（今林州市）。而且，根據各種“覺悟票”的樣式相像程度和用法幾乎相同，雖然沒有別的佐證，筆者也敢斷言，林縣各種“覺悟票”的發行肯定跟縣級的領導有關。而在全國其他地方，從未發現過類似的票證。

為什麼是林縣？為什麼只有林縣？五、林縣書記楊貴與“覺悟票”背後的反左故事。1、毛澤東時代水利標本：不僅僅只有“紅旗渠”。　河南林縣，位於太行山東麓，境內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嚴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區窮縣之一。建國以後，這裡的人們憑著堅強的意志與艱苦的環境作鬥爭，連續鑿出愛民渠、英雄渠與紅旗渠等引水渠道。尤其“紅旗渠”被周恩來稱為“人工天河”，成為上世紀60年代全國著名的樣板工程。也讓林縣因此揚名天下。

林縣之所以能成為毛澤東時代的水利標本，原因在於這裡有非常樸實勤勞的人民，還在於有一位非常出色的領導人楊貴。楊貴從二十六歲起在這個縣當了十八年縣委書記，既熟悉當地情況，又具有很強的領導能力，更重要的是，在特殊的時候，他敢說真話。

浮誇風

大躍進開始以後，河南迅速開始批判省委書記潘復生犯“右傾機會主義”，隨後各地就颳起了“浮誇風”、“共產風”。林縣隸屬的新鄉地委召集縣委書記匯報糧食產量。各縣的書記都不敢首先開口，最後楊貴被推舉首先發言。結果楊貴按照之前自己的調查老老實實地匯報“畝產114斤”。不等他說完，調查專員就氣得質問他是否瞞產。而在後來其他人紛紛報上畝產350斤、400斤的時候，楊貴不為所動，依然堅稱林縣畝產只有1百多斤。正是他的實事求是，讓林縣避免了國家過高的徵購任務。而離林縣不遠的信陽，則因為虛報產量，導致國家徵購糧食過多，第二年釀成了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

3、楊貴向毛澤東匯報：大煉鋼鐵顧不上收莊稼?　1958年底，毛澤東視察河南，讓大家匯報有關人民公社、大躍進，全民辦鋼鐵的情況。當楊貴匯報時，毛澤東問到煉鋼的具體情況，楊貴再次如實匯報煉鋼大多數煉出來的是硫鐵、鐵渣，能用的灰生鐵非常少。楊貴甚至主動提起了莊稼收成的情況，稱壯勞力出來辦鋼鐵，莊稼顧不上收，棉花顧不上摘，大好年成白白荒廢了。楊貴的匯報直接促成了中央兩次鄭州會議上開始糾“左”，糾“浮誇風”、“共產風”。

百日休整

1960年，在楊貴的領導下，林縣開始了修築紅旗渠。而同時期的其他地方，正遭遇著嚴酷的三年困難。1960年底，全國實行“百日修整”，基本建設項目全線下馬。紅旗渠卻因為儲備糧充足而堅持繼續建設。在河南普遍出現大規模饑荒的時候，楊貴驕傲地宣稱“林縣沒有因為修渠餓死過一個人”。61年林縣甚至還從儲備糧中拿出1000萬斤支援了遭災的地區。這一切都是得益於林縣沒有虛報產量。當年，對“左”風憂心不已的譚震林副總理來視察，聽說林縣不顧禁令在大搞建設，同時還調糧給外縣，以為林縣肯定會出大問題，立刻準備糾“左”。但聽到楊貴的解釋並親自調查後，譚震林高興地讚揚了林縣取得的成就。　在特殊的年代，一個書記只要能堅持反“左”，就能對民眾作出莫大的貢獻。“覺悟票”就是林縣這段反左故事最真實的記憶。然而可惜的是，也只有林縣出現了“覺悟票”，廬山會議後，風向從糾“左”突變為“反右”，能夠繼續堅持反左的地方領導太少了。

走資派

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楊貴自58年起的種種做法遭到了清算，造反派羅列了楊貴的許多罪名，說在楊貴領導下的林縣根本不是“紅旗縣”（因林縣在河南省改造貧困山區成績突出並修建紅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評為全省紅旗縣），而是“黑旗縣”。“紅旗渠”也不是“紅旗渠”應叫“黑旗渠”。楊貴也被安上了“走資派”、“黑幫”、“壞人”等頭銜。楊貴被打倒前，在幾位北京記者的掩護下去了北京“避難”了幾個月，得到周恩來的保護後，才重新返回林縣任職。6、1972年，從安東尼奧尼《中國》看真實的林縣　1972年，義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訪華，並拍攝了一部惹下巨大風波的紀錄片《中國》。林縣作為“中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山區”，被安東尼奧尼看中，作為拍攝素材。在安東尼奧尼的鏡頭之下，這個社會主義人民公社的樣板呈現出破敗的房屋，泥濘坎坷的巷道，街上人煙稀少。被評價為 “這是林縣，這個省份的貧窮一目了然。”在充分的集體化之下，農民們僅被許可在非常狹小的市場買賣自己的產品，而嚴格來算，這也是應該被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尾巴”的。

安東尼奧尼如此描繪沉默而貧窮的林縣——“幾乎感覺不到感情和痛苦，它們被隱藏在儉樸和含蓄的後面。”楊貴的反左讓林縣免於了飢餓，但也就僅此而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