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世紀60年代初,察哈爾地區發生了3次3批察哈爾蒙古舉家帶口,吆趕牲畜,遷徙新疆,屯戍於塞外要衝博爾塔拉,遂成為這裡永久居民,世代保家衛國的悲壯義舉。這便是歷史上有名的“察哈爾西遷,屯駐戍邊”事件。他們肩負著戌邊固防重任,為保衛西北邊疆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察哈爾蒙古西遷新疆駐守於博爾塔拉,被當代學界讚譽為“當時發生在博爾塔拉草原上‘驚天地、泣鬼神’兩大事件之一”。這兩件大事,其一是察哈爾蒙古西遷戍邊,另外一件是土爾扈特蒙古東歸。這兩部蒙古族部落從此聚合沿革,成為了新中國成立後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主體民族。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遷戍邊
- 發生時間:1762年3月15日
- 發生地點:察哈爾 新疆
- 主要人員:蒙古察哈爾部
- 第二次西遷戍邊: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初九起程
- 第三次西遷戍邊: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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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背景
察哈爾蒙古西遷戍邊史挖掘研究近30年,社會各界紛紛給予積極評價:說西遷行為之剛性,決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平民遷徙;說西遷征途之騫遠,決不啻為萬里之遙;說西遷官兵心甘情願塞外為家,這是一種團隊榮譽;說西遷戍邊體現了一種利益之高尚和價值的追求;說西遷歷史載入國史檔案,未見他例。撇開察哈爾蒙古西遷戍邊那個年代國家政權性質不說,也不去評說為何單從察哈爾部落中挑選攜眷官兵去西陲戍邊的歷史糾結,而集思廣益,拋磚引玉,就西遷戍邊這件事本身而言,試圖說明:第一、西遷戍邊是政府行為。第二、西遷戍邊是相對早期的萬里長征。第三、西遷戍邊是相對早期的屯戍兵團。第四、西遷戍邊捍衛了國家核心利益,體現了中華民族核心價值觀。第五、就這段歷史被收藏現狀而言,在全國同類地區中是惟一的。
事件經過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第一批西遷官兵1000人從察哈爾八旗中心達蘭圖魯陸陸續續出發,一路上沿著蒙古草原“如同遊牧,養畜徐行”。第二年三月六日,陸續抵達烏魯木齊。留駐烏魯木齊察哈爾兵150戶,移駐庫爾喀喇烏蘇50戶,連同家眷542人,派駐伊犁843人陸續編隊起赴伊犁,四月十五日抵達賽里木湖。⑥從此在那裡安營紮寨,駐守邊疆並發展生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二月九日,大學士傅恆以“現駐涼州、莊諒滿州蒙古兵並無用處,久閒安逸,必致庸懦,及便省新疆換防之煩”為由上奏朝廷,建議再續察哈爾官兵1000人攜眷前往伊犁駐防,此議又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這就是第二批西遷戍守新疆的察哈爾蒙古兵。⑦
第二批攜眷移駐的察哈爾兵1000人,解送4萬隻羊到伊犁。西遷兵丁分兩隊出發,前隊官兵500人在濟爾噶朗圖塔拉(今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境內)會合,由總管達克塔納統率,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初九起程,“攜帶羊群,徐徐前行”,七月二十五日抵達推河,八月二十六日到達扎布噶河流域,在庫布庫爾赫勒越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三月初二啟程,西進伊犁。這批兵丁最辛苦,沿途要照顧羊群,因此不能快速行走,“間行間歇”,花了1年2個月時間到達伊犁,比第一批及其後隊多用2個月時間。後隊兵丁500人起程時,兩旗編為1隊,八旗編為4隊,連同1000戶家眷共2013人,由鑲紅旗察哈爾總管成果率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四月二十五日由濟爾噶圖塔拉起程,七月二十九日抵達推河之烏蘭額爾濟,八月十八日抵達扎布噶之察罕托輝,稍作休整後,八月二十九日啟程,九月二十七日抵達巴里坤,在巴里坤越冬,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正月十九日啟程,二月二十三日抵達烏魯木齊,三月初一繼續西行,三月十一日抵達瑪納斯,三月三十日抵達晶河,四月抵達伊犁。⑧
察哈爾兵在行走途中是很辛苦的,他們拖兒攜女,還要照看牲畜,長途跋涉在茫茫的戈壁灘,遇到乾旱,還會出現人和牲畜渴死的現象。有時乾糧接濟不上,“口糧斷絕者,以衣物向卡倫兵丁換取糧食”,而且蒙古高原冬季漫長,他們常常遭受寒冷之苦。遇上峻險之地,行走更加困難。但是勇敢堅強的察哈爾人民,經受了各種各樣的考驗,勝利地走完了這舉世罕見的西遷戍邊行程。
除了以上兩批西遷的察哈爾官兵外,還有部分察哈爾八旗婦女遷移新疆。由於伊犁厄魯特單身男丁較多,因此清廷決定在察哈爾八旗(張家口外)買娶察哈爾婦女,嫁給厄魯特單身男丁。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六月間,軍機處派出欽差大臣柏堃、留保住前往察哈爾八旗駐牧地達蘭圖魯與察哈爾都統巴爾品等會晤,責成巴爾品協助辦理。軍機處特彆強調“按其自願,不得逼迫。”巴爾品立即從張家口稅務監督處支取收買婦女所需銀兩,與副都統常青、總管七十等員,督促收買、登記的事宜。為完成任務,各旗官員逐旗動員,宣傳,挑選出15歲以上、40歲以下的包衣婦女(指無依無靠的孤女)、寡婦共420人。⑨第三批西遷新疆義婚的包衣婦女420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六月十三日在達蘭圖魯匯合,移送頭台察汗托洛蓋居住,42人編為1隊,共編10隊,護送官員20人,每隊各有官員2人護送。其行走路線仍走蒙古高原,抵達烏里雅蘇台後,遣回察哈爾官員,由烏里雅蘇台將軍派員護送至烏魯木齊或巴里坤。十隊陣容,二十七日開始起程,十月底行抵烏魯木齊,進行短期休整。十二月十三日到達伊犁。從達蘭圖魯到伊犁的路途6個月中,倖存到達終點的有378人,行走途中因病和其他原因共死亡42人。
事件結果
清政府駐防新疆伊犁地區的軍隊,由三年一次更番戍守,到攜眷長期駐守,適應了當時新疆政治、軍事、經濟形勢發展的需要。察哈爾八旗等官兵的西遷戍邊,是新疆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也是內蒙古等地區察哈爾八旗人民具有重要意義的大事。西遷之舉,不僅改變了西遷者自身的命運,而且對新疆伊犁地區乃至整個西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都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後來歷朝各代、各個時期邊境地區的安定與發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
社會評價
察哈爾八旗兵丁及家眷三次西遷戍邊這段悲壯的歷史,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光輝的一頁。他們辭別親人,離開故土,踏上茫茫草原、戈壁,冒著寒風,頂著酷暑,忍受著飢餓,安家在萬里之遙的西北邊疆,再也沒能回到故鄉,有的甚至把鮮活的生命留在西遷的路途,長眠於異地他鄉。這種愛國主義情懷、英雄主義壯舉、甘於奉獻精神,值得後人永遠銘記,時刻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