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簡述是一篇作者代考的詳細介紹西藏佛教密宗形成發展歷史，以及密宗的各個不同派別的文章。主要講了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起中原文化和佛教思想以及印度佛教傳入西藏的影響，以及宗咯巴大師創立格魯派（黃教）的過程。但文中有許多不準確之處，如大寶法王應該是噶舉派（文中稱噶居爾派）的活佛，作者卻歸於薩迦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藏佛教密宗文化簡述
- 地點：西藏地區
- 文化類別：佛教
- 相關：學術問題
研究西藏佛教文化，是一個專門的學術問題，不是約略可以說明，也不是現勢所需要，現在只從幾個要點摘要述說，作為常識了解而已。並且依照歷史演變作階段性說明，比較容易清理出頭緒來。
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間，文成公主遣嫁於藏王以後，西藏才決心建立文化，派遣宗室子弟到印度留學佛教，依梵文“笈多”字型創製文字，翻譯佛經，並請北印度佛教密宗大師蓮花生到藏，建立密教，西藏文化從此奠定基礎。但當時從文成公主入藏的幾位儒生道士們，也播下了不少文化種子，據我所知道的，西藏原始密教，有一部分咒語和符籙與壇城等（壇城具有原始宗教圖騰的作用），與道教南宮正一派的很相似。同時在西藏，也可見到刻畫的八卦與太極圖。喇嘛們的卜卦方法，大體也用天干地支配合奇門遁甲的算法。就是到現在西藏所用的曆法名稱，還同我們古老的十二生肖象徵陰陽氣序的紀年方法一樣：例如鼠（子）年，牛（醜）月，虎（寅）時等類。還有在密教未傳入西藏之前，本土原來有一種巫教，俗名稱之為黑教或笨教，到現在仍然存在。現在的青康兩省邊境，大約還有黑教徒千餘人。這種巫教，與道教符篆派，更多相同之處。在元代與劉福通等的白蓮教，清代的紅燈照，都有關係。這類遠古遺留的巫祝與方術，不單是一個蠱惑性的邪術，有時候還牽涉到政治問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新疆西藏邊地的用兵，與明末遺老，隱跡邊疆，組織教民以圖復國的事有關，巫教也屢被運用。
文成公主是一個具有才能，並且有堅定宗教修養的女性，當其遣嫁西藏，從她個人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遭遇。以一個有高度文化水準，富於文明國度的知識女性，去做落後地區的妃子，確有無限悲苦和重大的犧牲之感。漢唐以來的和著政策，留給人們許多哀怨的思情。例如漢元帝時代的王昭君等人，都是為國家政策而犧牲自己個人幸福的偉大女性。所以後來詩人有諷刺“漢家長策在和蕃”的類似吟詠，隱隱約約都認為這種政策是民族的一種恥辱，其實，也只是一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的不同而已。文成公主的個人遭遇雖然不幸，她卻為唐朝降服了西藏，亦為西藏開闢了以後的文化基礎。西藏境內薩等地，有許多地方與寺廟建築，相傳都是文成公主或蓮花生大師看了陰陽風水才決定的，並且有若干地區，到現在還列為禁區，不敢動土開闢。西藏境內的五金礦藏很多但到現在還堅奉祖宗遺訓，不許開採。
西藏自初唐從印度傳入佛教，亦正當玄奘大師取經回國時期。那時印度佛學，已多為後期佛學，唯識、中觀、因明，與彌勒菩薩五明之教，特別昌明。般若畢竟性空與唯識勝義實有的論辯，各擅勝場。所以西藏的佛學，一直保有這種論主派明辨的學風，思惟極須正確，辯論務必精詳，往往為了一個問題，窮年累月，互相研究討論，孜孜不休。這種治學精神，非常值得欽佩，保持印度後期佛學的遺風（可參考唐玄奘法師傳）。就是現在的西藏，要考取得一個格西（法師）的資格，必須積十餘年學問，當著僧俗數乾人，或數萬人面前，公開辯論一個佛學主要題材，經大家傾服，才公認他的學問修養，可以做格西，才取得法師的資格。關於佛經的翻譯，因其文字根本脫胎於梵文，譯來比較容易準確，經典也多一些，大體與內地翻譯的差不多，但其精神，特別注重密教，所以密宗部分，比內地翻譯多了許多。其本土先哲著作，也很豐富。不過內地譯本，亦有少數為藏譯所無，如般若部的《大智度論》等。唯西藏人對佛學修養，自視甚高，認為內地幾乎無佛法，簡直有些閉戶稱尊的氣概。內地一般傾向西藏密宗的學者，甚至也隨聲附和，未免有冒昧學步，自他兩誤之嫌。
密教佛法部分，多半自蓮花生大師所傳，與內地唐玄宗時代，印度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傳入中國的密法，大致相同。我們的密宗佛法，由盛唐到宋元，都很盛行，到明朝永樂年間，才明令摒棄，除保有少數無關宏旨的咒語與方法外，都流傳到日本。現在是這樣分別：稱傳入日本的密宗叫東密，西藏的密宗叫藏密。藏密的特點，有些的確是東密所無：
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間，文成公主遣嫁於藏王以後，西藏才決心建立文化，派遣宗室子弟到印度留學佛教，依梵文“笈多”字型創製文字，翻譯佛經，並請北印度佛教密宗大師蓮花生到藏，建立密教，西藏文化從此奠定基礎。但當時從文成公主入藏的幾位儒生道士們，也播下了不少文化種子，據我所知道的，西藏原始密教，有一部分咒語和符籙與壇城等（壇城具有原始宗教圖騰的作用），與道教南宮正一派的很相似。同時在西藏，也可見到刻畫的八卦與太極圖。喇嘛們的卜卦方法，大體也用天干地支配合奇門遁甲的算法。就是到現在西藏所用的曆法名稱，還同我們古老的十二生肖象徵陰陽氣序的紀年方法一樣：例如鼠（子）年，牛（醜）月，虎（寅）時等類。還有在密教未傳入西藏之前，本土原來有一種巫教，俗名稱之為黑教或笨教，到現在仍然存在。現在的青康兩省邊境，大約還有黑教徒千餘人。這種巫教，與道教符篆派，更多相同之處。在元代與劉福通等的白蓮教，清代的紅燈照，都有關係。這類遠古遺留的巫祝與方術，不單是一個蠱惑性的邪術，有時候還牽涉到政治問題。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對新疆西藏邊地的用兵，與明末遺老，隱跡邊疆，組織教民以圖復國的事有關，巫教也屢被運用。
文成公主是一個具有才能，並且有堅定宗教修養的女性，當其遣嫁西藏，從她個人來說，是一種痛苦的遭遇。以一個有高度文化水準，富於文明國度的知識女性，去做落後地區的妃子，確有無限悲苦和重大的犧牲之感。漢唐以來的和著政策，留給人們許多哀怨的思情。例如漢元帝時代的王昭君等人，都是為國家政策而犧牲自己個人幸福的偉大女性。所以後來詩人有諷刺“漢家長策在和蕃”的類似吟詠，隱隱約約都認為這種政策是民族的一種恥辱，其實，也只是一個時代的政治觀念的不同而已。文成公主的個人遭遇雖然不幸，她卻為唐朝降服了西藏，亦為西藏開闢了以後的文化基礎。西藏境內薩等地，有許多地方與寺廟建築，相傳都是文成公主或蓮花生大師看了陰陽風水才決定的，並且有若干地區，到現在還列為禁區，不敢動土開闢。西藏境內的五金礦藏很多但到現在還堅奉祖宗遺訓，不許開採。
西藏自初唐從印度傳入佛教，亦正當玄奘大師取經回國時期。那時印度佛學，已多為後期佛學，唯識、中觀、因明，與彌勒菩薩五明之教，特別昌明。般若畢竟性空與唯識勝義實有的論辯，各擅勝場。所以西藏的佛學，一直保有這種論主派明辨的學風，思惟極須正確，辯論務必精詳，往往為了一個問題，窮年累月，互相研究討論，孜孜不休。這種治學精神，非常值得欽佩，保持印度後期佛學的遺風（可參考唐玄奘法師傳）。就是現在的西藏，要考取得一個格西（法師）的資格，必須積十餘年學問，當著僧俗數乾人，或數萬人面前，公開辯論一個佛學主要題材，經大家傾服，才公認他的學問修養，可以做格西，才取得法師的資格。關於佛經的翻譯，因其文字根本脫胎於梵文，譯來比較容易準確，經典也多一些，大體與內地翻譯的差不多，但其精神，特別注重密教，所以密宗部分，比內地翻譯多了許多。其本土先哲著作，也很豐富。不過內地譯本，亦有少數為藏譯所無，如般若部的《大智度論》等。唯西藏人對佛學修養，自視甚高，認為內地幾乎無佛法，簡直有些閉戶稱尊的氣概。內地一般傾向西藏密宗的學者，甚至也隨聲附和，未免有冒昧學步，自他兩誤之嫌。
密教佛法部分，多半自蓮花生大師所傳，與內地唐玄宗時代，印度密宗三大士——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藏傳入中國的密法，大致相同。我們的密宗佛法，由盛唐到宋元，都很盛行，到明朝永樂年間，才明令摒棄，除保有少數無關宏旨的咒語與方法外，都流傳到日本。現在是這樣分別：稱傳入日本的密宗叫東密，西藏的密宗叫藏密。藏密的特點，有些的確是東密所無：
（1）藏密融會印度婆羅門教、瑜伽術等的修身方法，進而修煉精神，升華超脫，以入佛法心要大寂滅海的境界。用現代術語說，是一種最高深的身心精神科學，實驗心物一元的實境。它的方法，也很合乎現代的科學化，所以現在歐美人士，如德法英美等國，傾心學習者很多，推崇備至。這一部分理論與方法，許多相同於內地正統道家傳承的方法，但非一般旁門左道可及。
（2）藏密中有一種調治心性之學的方法，如大手印、大圓滿等等，同內地的禪宗又極同，這種方法與學理，擺脫宗教的神秘色彩，直接證驗到“明心見性”的境界而且歷代傳承的祖師當中，亦有漢人，只是不及禪宗的神悟，始終落於簽象之中。密宗到底屬於秘密教，咒語的難解，效果的神奇，配合虔誠的宗教崇敬信仰精神，加上未經開發的森林地帶，與雪山的神秘性，故使整個西藏，永遠籠罩在神秘的氣氛當中。此外，密教還有一特點，其精神雖然出離世間，其方法不是完全遺世，它是聯合人性生活而升華到佛性境界的。因此他們的修持，有一部分包括男女雙修的雙身法，流弊所及，禍害叢生。宗喀巴大師的改革密宗，創立黃教，就是針對這種方法的反應。大家看過北京雍和宮的雙身佛像，一定會有許多疑問。其實，這只是密教的一種方法，說明人的生死之際，就在一念的貪慾迷戀，轉此一下子，可以使精神解脫，升華到身心物慾世界以外，趣入寂滅境界，得到不可思議的妙樂。可是正因為其方法，利用人性獸性的習慣而自求超脫，反容易被人託辭誤解誤做，唐到宋元明間，密教在西藏的情形便是這樣。甚至，牽連蒙古在內。
宋代有印度佛學大師阿底峽入藏，提倡正知正見，傳授中觀正見的止觀法門，著有《菩提道炬論》，影響西藏佛法甚大，由此種下了明代宗喀巴大師改革佛法的種子。那時，有一內地學禪宗未透徹的僧徒，名大乘和尚，跑到西藏提倡中國佛法，標榜無想念為宗，號召徒眾亦不少。後來與阿底峽弟子當眾辯論，被駁得體無完膚，狼狽而逃。所以西藏佛學界，一直認為內地無真正佛法，這很幼稚可笑、主觀的觀念，即栽植於這事上。抗戰時期，黃教東本格西，到成都講經，還是這樣說法，曾引起一場辯論。其實，他們對內地真正佛法的確茫無所知。就以黃教的中觀正見，所傳的止觀法門，與內地正統禪宗，及天台宗的止觀定慧法門相較，並不見有特殊的超勝地方。
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大師創立黃教，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與《略論》，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道的五乘次序，貫串戒、定、慧、解脫的究竟。同時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論，著有《密乘道次第論》。加以嚴守戒律，清靜專修，注重彌勒五論的發揚，確為西藏密教放一異彩，他的傳承教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自文成公主進入西藏，宗喀巴大師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峰。雖然如此，歷史的演變，盈虛消長，窮通變化，永無停止。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現在，大致分為四派。
明代永樂年間，宗喀巴大師創立黃教，根據阿底峽尊者的《菩提道炬論》，著作《菩提道次第廣論》與《略論》，以人、天、聲聞、緣覺、菩薩道的五乘次序，貫串戒、定、慧、解脫的究竟。同時又集合密教的修法理論，著有《密乘道次第論》。加以嚴守戒律，清靜專修，注重彌勒五論的發揚，確為西藏密教放一異彩，他的傳承教法，一直流傳到現在。自文成公主進入西藏，宗喀巴大師感化西藏，使西藏的文化，達到一個完整的高峰。雖然如此，歷史的演變，盈虛消長，窮通變化，永無停止。西藏密教，自初唐到現在，大致分為四派。
（1）寧瑪派（俗稱紅教），後又分為五小派。現在多半還流傳在後藏及青康等邊區。
（2）噶居爾派（俗稱白教），內分九小派。現在主要傳承，在西康打箭爐木雅鄉的貢噶山一帶。
（3）薩迦派（俗稱花教），從元代大寶法王以後，一直在前後藏各地及青康等處流傳。又循金沙江流域，如 雲南怒江、麗江等地，亦傳承此派密教，極具聲望。
（4）宗喀巴大師所創的黃教。現在前後藏的達賴、班禪，蒙古的章嘉大師等，都是掌教的領袖。現在美國舊 金山傳法的帝洛瓦喇嘛，也是蒙古有權威的有道高僧。
上面所講的前三派，都從歷代沿革改變而來。但依黃教看來，認為並非正見的佛法。黃教的修法，除中觀正見，止觀法門以外，密教佛法，特別注重大威德金剛修法與時輪金剛修法。如第九代班禪大師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後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關之初的幾位皇帝，都親自學習過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據幾位漢人喇嘛說：《大威德金剛儀軌》，雍正曾經親自翻譯一次，為歷來密宗譯本中最完善的一種。我曾為此譯本，多年尋訪，現在還未找到。由此可見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兩朝，對蒙藏的政策，從清廷立場來看，確有其獨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詳論。
現階段中的西藏，大體仍很保守，但上層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識，如一般大喇嘛與貴族們，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對於世界現勢並非不了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過他們是安於平靜無憂的生活，不想與外界多接觸，大有希望外界遺忘了他們一群的氣概。他們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是發瘋，科學領導世界人類會快速地走向滅亡之路。西方人偏重專制式的教條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學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升華，不是盲從迷信的。他們內心深知要西藏永遠安定，只有中國強起來才有保障，是有時間空間性的。並且有若干問題，實在也是以往處置錯誤，與邊地漢人的互相誤會逼迫出來的。
西藏的大喇嘛們，畢生修習密教佛法，是具有長時期嚴格的學術修養，加以數十年做工夫，實地體會的經驗，的確不能忽視。他們一個正式的喇嘛大師，從七八歲開始識字授學，就讀佛學，必須有十二年專心一志的研究，對於佛學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學成以後，參加大法會的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可以講經說法。再要專修佛法，還須從師學習密教，專其心閉關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達數十年以上的。所以他們對於“教、理、行、果”的過程，是經過篤學、慎思、明辨的嚴格程式。行為和技能的修養，根據大乘菩薩道，必須依次學習五明： 1）聲明（包括文字學，乃至外文等）
上面所講的前三派，都從歷代沿革改變而來。但依黃教看來，認為並非正見的佛法。黃教的修法，除中觀正見，止觀法門以外，密教佛法，特別注重大威德金剛修法與時輪金剛修法。如第九代班禪大師在北京南京各地，先後舉行時輪金剛法會，有十一次之多。清兵入關之初的幾位皇帝，都親自學習過密宗，如雍正、乾隆皆是此中行家。以前我在西康，據幾位漢人喇嘛說：《大威德金剛儀軌》，雍正曾經親自翻譯一次，為歷來密宗譯本中最完善的一種。我曾為此譯本，多年尋訪，現在還未找到。由此可見清朝在政治上的措施，任何事都很小心，所以雍乾兩朝，對蒙藏的政策，從清廷立場來看，確有其獨到的成功，在此不必詳論。
現階段中的西藏，大體仍很保守，但上層社會，確實具有高度的文化知識，如一般大喇嘛與貴族們，能通英文者很不少，對於世界現勢並非不了解，或者比一般看法，更有深刻的理解。不過他們是安於平靜無憂的生活，不想與外界多接觸，大有希望外界遺忘了他們一群的氣概。他們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發達是發瘋，科學領導世界人類會快速地走向滅亡之路。西方人偏重專制式的教條信仰，是盲目的迷信，缺乏智慧的分析，佛學是注重智慧的追求使精神和人格升華，不是盲從迷信的。他們內心深知要西藏永遠安定，只有中國強起來才有保障，是有時間空間性的。並且有若干問題，實在也是以往處置錯誤，與邊地漢人的互相誤會逼迫出來的。
西藏的大喇嘛們，畢生修習密教佛法，是具有長時期嚴格的學術修養，加以數十年做工夫，實地體會的經驗，的確不能忽視。他們一個正式的喇嘛大師，從七八歲開始識字授學，就讀佛學，必須有十二年專心一志的研究，對於佛學大多要全部了解。等到學成以後，參加大法會的考試，取得格西資格，才可以講經說法。再要專修佛法，還須從師學習密教，專其心閉關或住岩洞修持，往往有達數十年以上的。所以他們對於“教、理、行、果”的過程，是經過篤學、慎思、明辨的嚴格程式。行為和技能的修養，根據大乘菩薩道，必須依次學習五明： 1）聲明（包括文字學，乃至外文等）
2）因明（包括佛學教理的邏輯及至普通哲學等）。
3）醫方明（包括醫藥，方技，紅教的還有劍術武功等）。
4）工巧明（包括繪畫、雕刻、織毛氈等
5）內明（心性修養佛法的最高境界）。
一個真實有道行的喇嘛，具有這許多學術修養，實在不應該視為文化落後的人物，否則，不是盲目地自滿自尊，就是盲目地輕蔑他人。學問之道，首重虛心既不能自卑自輕，也不能自大自滿，必須要虛懷去接受，才能貫通。喇嘛們雖然為純粹虔誠的佛教僧徒，但是還須在普通佛教戒律以外，受有密教的特別戒律。為了護教護法，他們可以隨時放棄不殺戒，脫去僧衣，為抵抗侵略，掃滅魔軍而爭鬥的。
清末明初之間，漢藏文化，漸起溝通現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戰期間，在成都還掛有這塊招牌。民國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與多傑格西，到北京弘揚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興趣，所以有漢僧大勇法師赴藏學習的創舉。大勇到了西康就圓寂了，抗戰期間，據說已經找到大勇的轉身靈童，又入藏學密去了。以後有法尊法師、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學習，他們都是學習黃教，後來都名重一時。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學密宗，或學紅白等教，或專攻紅教。不過黃教的喇嘛們，始終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認為他們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視同外道。同時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們，也源源而來內地傳法，如紅教的諾那活佛，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諾那活佛，我是間接從學以外，此外幾位，都曾親自依止學過。據貢噶活佛同我說：內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內地，學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實在可喜。我當時說：此所以達摩大師來中國傳佛法心印，說東土有大乘氣象也。上面所述這幾位大師們，少數都經歷西南諸省會傳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漢口、上海等地的。影響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後春筍。若干人士，對內地自己的佛法，欠於真實了解，偏頗地傾向密教，視為最高無上的心理，似乎有嫌於高明。其實，多是不認識自己，對於藏文又欠修養，故有這種變態。這種現象與風氣，恰與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拋棄國粹，時間和情緒，都在同一時候產生，實在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病態。再說漢僧赴藏學習的學僧當中，有少數人受到當時政府駐藏辦事處的資助，回到內地弘揚密宗的，以法尊與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師，亦可弘化一方。法尊從事翻譯，能海從事傳法。還有一位學僧名滿空的，對於紅白花教了解頗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譯手筆。他們的藏文程度與佛法修養，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斷，可是翻譯法本，大都晦澀生硬，並不高明，覺得美中不足，內中有很多問題。倒是在藏學密的英美人士的譯本，反較為清晰，但又偏於科學的機械式，難以標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譯事業難以甚善甚美，不禁更為追懷前賢如鳩摩羅什、玄奘士師們的偉大智慧。
清末明初之間，漢藏文化，漸起溝通現象，北京有西睡文化院的成立，直到抗戰期間，在成都還掛有這塊招牌。民國初年，西藏喇嘛白普仁尊者，與多傑格西，到北京弘揚藏密，引起一般僧俗的興趣，所以有漢僧大勇法師赴藏學習的創舉。大勇到了西康就圓寂了，抗戰期間，據說已經找到大勇的轉身靈童，又入藏學密去了。以後有法尊法師、蜀僧能海、能是、超一等入藏學習，他們都是學習黃教，後來都名重一時。其他僧俗等，也有很多到康藏學密宗，或學紅白等教，或專攻紅教。不過黃教的喇嘛們，始終看不起其他各派的教徒，認為他們佛法已有偏差之嫌。甚至，視同外道。同時康藏各派的喇嘛活佛們，也源源而來內地傳法，如紅教的諾那活佛，白教的貢噶活佛，花教根桑活佛，黃教的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等。其中除諾那活佛，我是間接從學以外，此外幾位，都曾親自依止學過。據貢噶活佛同我說：內地人士，大乘根器很多，例如破哇一法，在康藏修持，得到成就者，十人中之二三而已。而在內地，學者差不多都能有小成就，實在可喜。我當時說：此所以達摩大師來中國傳佛法心印，說東土有大乘氣象也。上面所述這幾位大師們，少數都經歷西南諸省會傳法，也有深入中原，到漢口、上海等地的。影響所及，近年密宗佛法的盛行如雨後春筍。若干人士，對內地自己的佛法，欠於真實了解，偏頗地傾向密教，視為最高無上的心理，似乎有嫌於高明。其實，多是不認識自己，對於藏文又欠修養，故有這種變態。這種現象與風氣，恰與盲目地崇拜西洋文明，拋棄國粹，時間和情緒，都在同一時候產生，實在為這一時期中國文化的病態。再說漢僧赴藏學習的學僧當中，有少數人受到當時政府駐藏辦事處的資助，回到內地弘揚密宗的，以法尊與能海二人，各有各人的成就。他如超一法師，亦可弘化一方。法尊從事翻譯，能海從事傳法。還有一位學僧名滿空的，對於紅白花教了解頗多，一般所用密教法本，多是他的翻譯手筆。他們的藏文程度與佛法修養，究竟如何？我不能武斷，可是翻譯法本，大都晦澀生硬，並不高明，覺得美中不足，內中有很多問題。倒是在藏學密的英美人士的譯本，反較為清晰，但又偏於科學的機械式，難以標明理性的最高境界。可是翻譯事業難以甚善甚美，不禁更為追懷前賢如鳩摩羅什、玄奘士師們的偉大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