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會學史(history of Western sociology)是作為一門獨立的經驗科學的社會學在歐美等國發生、發展的歷史。西方社會學的發展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個相對獨立而又互有聯繫的階段，即19世紀3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創立階段、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制度化發展階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當代發展階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方社會學史
- 外文名：history of Western sociology
- 定義：社會學在歐美等國發生髮展的歷史
- 歷史創建年代：19世紀30～40年代
創立時期,歷史淵源,重要人物,流派,學科化階段,初級階段,社會事實,理解的社會學,動態均衡系統,制度化時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當代,當代模式,當代發展趨向,經驗科學,自然主義,社會學本土化,參考書目,
創立時期
歷史淵源
一般認為，社會學產生於19世紀30～40年代的歐洲，它是當時歐洲社會、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長期發展的產物。
作為綜合研究人類共同生活的條件和社會運行機制的社會學的產生，是人類知識逐漸積累和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繼承和發展了人類幾千年來的文明成果，特別是18世紀至19世紀30年代的科學成果。多數社會學者傾向於認為社會學的創始人是法國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
孔德在《實證哲學教程》(1830～1842)中最早使用“社會學”這一術語，認為它是系統表述社會秩序和社會進步的一門綜合性科學。社會學在孔德那裡，被看作是“社會物理學”，就其性質而言，和自然科學沒有區別，它可分為研究秩序結構的“社會靜力學”和研究進步過程的“社會動力學”；就其方法論而言，社會學又相當於生物學，二者的區別僅在於：生物學研究有機體的“組織和生命”，而社會學則研究社會的“秩序和進步”。
孔德嘗試用實證方法對過去時代關於社會、人文、經濟和歷史的知識進行綜合。他反對一切空想的、批判的社會學說，而把重建法國大革命後的社會的希望寄托在工業社會自身的秩序上，並以此作為他的社會學所要完成的任務。
重要人物
社會學創立時期的另一重要人物是比孔德稍後的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他所建立的社會學體系的兩個主要方面是普遍進化原理和社會有機體論，這也是後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基礎。斯賓塞在其三卷本的《社會學原理》(1876～1896)中，集中闡述了社會是一個有機體或超有機的集合體思想。認為社會與其周圍環境之間的關係是由能量守恆定律來調適的；這種調適既表現在社會與其環境之間的生存鬥爭中，也表現在不同類型的社會之間，以及構成某一社會的個體的人之間的生存鬥爭之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由競爭、自然淘汰是有機界的普遍法則，也是推動社會進化和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因。
流派
在社會學創立時期，還出現過不少以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的實證主義社會學流派，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地理環境決定論、社會有機體論、人種中心論、社會進化論、機械論以及社會統計學派等。這一時期的社會學具有經驗主義色彩，拒斥抽象思辨，主張從整體角度研究社會。在方法論上，堅持統一的科學觀，反對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作明確的區分；主張社會學沿用自然科學方法並以自然科學研究模式為社會學研究的理想模式；強調社會學是一門純粹經驗的科學，應以實然存在為研究對象，而不涉及應然價值的問題,亦即主張在事實與價值之間作出明確劃分；在對社會結構的認識上，基本沿襲孔德的秩序——進步亦即結構——過程的二分法，以整體均衡和秩序為前提預設，強調社會學以調適人際關係、醫治社會弊病為目的，具有明顯的社會改良主義色彩；在對社會過程的解釋上，尤其是對社會變遷的原因和動力的認識，還帶有歷史唯心主義的因素。
學科化階段
初級階段
社會事實
迪爾凱姆繼承並發展了孔德的實證主義思想，他強調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是“社會事實”而不是作為社會原子的個人，並反對把社會現象化約為生物因素或心理因素的各種形式的還原主義。這種以社會為分析單位和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現象的觀點被稱為“社會學主義”。迪爾凱姆重點關注與社會結構相關的社會秩序和進化問題，詳細論述了以社會分工形式為表現的人群組合的“機械團結”向“有機團結”的進化，以及使社會形成精神統合和團結協調一致的“集體意識”和“集體表象”問題，從維繫社會整合角度闡明了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變遷過程的功能機制。他的社會學觀點及其整個研究取向，為西方社會學奠定了理論和方法論的基礎。
理解的社會學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倡導一種“理解的社會學”觀點，他把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社會行動者的“主觀意義”，即驅使人們作出社會行動的動機和價值取向，並認為個體行動者是社會學分析的最基本單位。他基於對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區分，主張通過“理想類型”的純粹主觀思想建構，藉助價值關聯對行動者的主觀動機進行理解，同時排除價值干擾對社會行動的客觀可能性和適合的因果性做出解釋。韋伯的“理解”方法既是“理解性的解釋”，又是“解釋性的理解”。
動態均衡系統
義大利社會學家帕雷托把社會看作自身維繫動態均衡的系統，社會變遷是原有平衡的破壞復又逐漸恢復平衡的過程。他強調社會精英人物在社會發展中的主導作用，並率先從結構上研究上層人物和下層人物的社會流動。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開創了社會學理論中的意志說。
他把人群組合的形式分為靠傳統習俗禮儀維繫的“社區”（又譯共同體）和以理性、制度、規章維繫的“社會”;前者是由人的本質意志創造的有機說，後者則是由人的選擇意志決定的契約說。“社區”表征的是“文化”，與人的創造本能相聯繫,決定於人的本質意志；“社會”代表的是“文明”，與工藝技術相聯繫，起源於人的選擇意志。人類社會組織作為集體意志的表現，既有本質意志成分又有選擇意志成分。社會歷史發展則是由傳統性（本質意志）因素居多的“社區”向合理性（選擇意志）因素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的變遷過程，與這一過程同步發生的是由崇尚獨創性的“文化”向熱衷工藝技術的“文明”的變化過程。
這種從“文化批判”的角度看待現代文明的立場以及由此得出的對社會結構和過程的獨特見解，成為後來各種社會批判理論的思想來源之一。齊美爾把社會學規定為研究人們相互交往行動的純粹形式，而不是交往行動的具體內容。認為社會只是進行交往行動的個人的名稱，而不是真正的實在，社會的實在是構成它的眾多個體的人。他把社會學視為社會科學中的一般學科或“幾何學”，並嘗試對構成多種複雜社會現象的人們相互交往行動進行形式分類。
齊美爾的理論觀點被稱為社會唯名論，他的社會學被稱為形式社會學；他對交往行動中的衝突的論述，成為後來不同形式的衝突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他對社會學性質的看法，與迪爾凱姆的“社會學主義”大相逕庭，由此形成了一般理論中的社會唯名論和社會唯實論之爭。在這種關係到社會學學科根本性質的兩種理論觀點的爭論中，社會學研究在關注整體社會論述的同時，開始重視對具體個人行動的分析，巨觀社會學和微觀社會學逐步成為整個社會學研究的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制度化時期
美國
19世紀末，社會學傳播到美國，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思潮相結合，逐漸轉向採用自然科學的先進技術和方法，力求對社會現象作出精確的計量研究，注重解決實際社會問題的套用研究方向。20世紀上半期，美國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社會學家，他們在社會學理論和套用研究上取得巨大進展，從而為社會學這門獨立學科的制度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1892年，A.W.斯莫爾率先在芝加哥大學建立了第一個社會學系，1895年又創辦了《美國社會學雜誌》。1905年，L.F.沃德和W.G.薩姆納組建了美國社會學會。
美國早期幾位社會學家大多受過宗教教育，他們關注社會倫理道德和人的情操、精神生活問題，他們的社會學理論具有明顯的心理學色彩。
20世紀20年代，以R.E.帕克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對美國的都市化、移民、種族衝突、貧民、犯罪等問題做了大量實證的經驗研究，使社會學在解決實際社會問題中顯出了實效，對美國社會學向著套用研究方向發展起了重要作用。W.I.托馬斯和F.W.茲納尼茨基兩人合作使用了一種與自然科學的實驗過程相類似的調查方法，研究了在歐洲和美國的波蘭農民狀況，這對社會學用科學方法蒐集和分析資料起到了示範作用。
英國
社會學在英、法、德等國的發展 斯賓塞以後，英國最重要的社會學家是L.T.霍布豪斯。他於1908年創辦《社會學評論》雜誌，深受斯賓塞社會進化論的影響，但他不同意社會達爾文主義把生存競爭的生物性本能因素強調到絕對的地步，認為社會進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人的理性因素的作用。B.K.馬林諾夫斯基和A.R.拉德克利夫—布朗是英國社會人類學的代表。他們倡導功能方法，反對只對社會現象做經驗性描述，主張通過事實的功能來研究社會現象的發生、存在和消失的原因。
法國
20世紀初，社會學在法國的發展也與人類學密切聯繫在一起。迪爾凱姆領導的社會學年鑑派推動了20世紀上半期法國人類學的發展。他的學生M.莫斯用人類學材料進行比較分析，通過對“贈禮”的研究提出了贈禮和回贈的交換儀式理論。一些關注宗教活動的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一起創建了法國的宗教社會學，它是法國社會學中具有特色的分支學科之一。
德國
德國社會學具有注重歷史綜合和人文主義的特點。20世紀初,A.菲爾坎特繼承齊美爾的形式社會學思想，倡導“文化社會學”，主張對民族學、人類學和其他研究現代社會固有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各門學科的經驗資料進行理論分析，使社會學成為一門關於文化變遷的理論。 L.von維澤強調對德國的歷史社會學、社會地理學和民族社會學等進行“系統歸納”，目的是使社會學成為一門有別於歷史哲學和人類學的獨立學科。K.曼海姆的“知識社會學”觀點試圖從社會結構發展的規律和規範上研究人的思想、精神價值體系、政治觀點和群體組織的特點。30年代以前,德國的社會學有了很大發展，但A.希特勒上台後殘酷迫害猶太人和知識分子，致使大批社會學家被迫流亡國外，德國社會學一度陷於停頓狀態。
當代
戰後西方社會學概況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歷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以此為契機，社會學的發展也進入一個新階段。戰後，世界各國相對平穩的社會發展,以當代科學技術革命為標誌的社會生產力的騰飛，一方面使人類的社會生活增添了更豐富的內容，要求人們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作出相應的調整，由此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發展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更先進的技術手段，使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有可能進入更深的層面和更廣闊的範圍，在解決實際社會問題上更精確、更有效。
當代社會學從研究規模上看，除了具有社會學研究傳統的已開發國家外，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取得獨立後，也都陸續開展社會學研究，以解決自身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問題。在1982年第10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有150個國家和地區派出5200名代表參加會議的學術交流。從學科體系建設上看，無論是理論還是研究方法都日趨完備和嚴密，各分支學科以及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邊緣交叉學科迅速發展、分化。
50～60年代的社會學主流
由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T.帕森斯為代表的結構功能主義，在50～60年代曾是西方社會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理論和方法論。帕森斯著意對帕雷托、A.馬歇爾、迪爾凱姆和韋伯的不同理論觀點實行綜合，將英國的功利主義經濟學、法國的實證主義和德國的歷史主義傳統有機地結合起來，構築了一個以意志為起點的行動理論，用以取代美國盛行的實證主義變種──心理學主義的社會行為理論。
按照帕森斯的理論，每個行動者對手段和目標的抉擇具有一定的選擇自由，這種選擇深受環境的制約和影響，並須受到人們共有的規範性標準和價值觀念的調節。帕森斯強調對共同價值的意見一致是社會秩序形成的基本因素，他深入地探討了由不同人的主觀取向所導致的個體行動如何結合在一起構成相互依存的社會行動。
其中，他關於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成就表現與先賦性質、情感與非情感、專門性與擴散性、自我取向與集體取向 5種模式變項是對以社會行動為表現的人們需求滿足方式的論述，AGIL（適應、目標達成、整合、潛在模式維繫）分析模式是對社會系統功能要求的強調；兩者相互關聯又相互交織，從而使結構功能主義以高度理論抽象的形式實現對早期行動理論和功能主義的綜合。
作為一種社會學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的一個基本假設認為，社會是由諸多相互依存的單元組成的統一系統，內部存在著結構上的分工，每個單元都各自發揮著特定的功能，它們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維繫著社會作為一個整合系統而存在。倘若一個部分發生變化，勢必影響到其他部分乃至整體發生變化。系統一般維持均衡狀態，當受到外部或內部因素刺激時，原有的均衡被打破，系統內部開始進行調整，為適應變化了的新環境而出現結構分化，繼而吸收或同化干擾，爾後建立新的均衡。作為一種社會學分析方法,結構功能主義的基本戰略是，認清所研究系統的基本功能要求，分析滿足這些功能要求的特殊社會結構。
結構功能主義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綜合的巨型理論，是對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發展的概括，它需要在非西方國家的研究中得到證實。然而，用結構功能主義指導下的現代化理論、工業主義等概念研究開發中國家的變遷，由於未考慮不同民族和地區作為歷史的個體在文化背景和傳統上的差異性、特殊性，出現了許多與已開發國家發展模式完全不同的情況。結構功能主義從均衡出發強調社會是個自穩態系統，但現實社會中無處不見的諸多矛盾表明衝突比均衡更普遍存在。此外，這一理論忽視了作為社會生活主體的個人和小群體之間的互動，無法用它進行微觀社會研究，無法用經驗事實加以驗證。60年代以後，它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批評和修正。
諸種理論觀點並存的多元局面
60年代以後，結構功能主義的主導地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在批判帕森斯理論過程中，西方社會學出現了由不同理論和研究觀點組成的多元局面。其中結構功能分析在R.K.默頓的修正和引入某些新概念後，轉入能在經驗上驗證的“中層理論”探討，從而失去它在50年代作為一般社會學理論和方法論的地位。
在重新思考和批判帕森斯理論後出現的一些新的理論觀點中，主要有L.A.科瑟爾和R.達倫多夫的衝突理論，G.C.霍曼斯和P.M.布勞的社會交換論，G.H.米德、H.G.布魯默和E.戈夫曼的符號互動論，A.舒茨的現象學社會學和H.加芬克爾的民俗學方法論，以及以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為代表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
這些不同學派或理論觀點圍繞著基本理論上的自然主義抑或人本主義，以及方法論上的社會本位還是個體本位（研究起點），著眼點是社會均衡還是社會衝突（前提預設），側重面在社會結構還是社會過程（研究戰略）等等，出現了尖銳的分歧和對立。每種觀點在否定對立觀點的同時，都在竭力論證自己所持觀點的合理性,需要從先輩思想大師的遺產中吸取營養,以期在社會認識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層次上進行新的開拓，從而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認識的深化。
70～80年代以來的理論綜合狀況
在當代西方社會學的多元格局中，不同理論和觀點在彼此對立的同時，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出現了在研究主題和研究方法上彼此借鑑和互相滲透的融合態勢。倡導微觀結構研究的美國社會學家R.柯林斯，批評巨觀理論往往把結構與形成結構的過程割裂開來的傾向。他把社會結構定義為“互動儀式的鏈條”，試圖以此把交換理論和互動理論的某些觀點以及精神分析理論融合起來。他力求概括互動的本質、互動形成並再現巨觀結構和巨觀結構反作用於互動的基本特徵，同時借鑑馬克思、韋伯和迪爾凱姆的某些見解，使微觀結構研究成為一種綜合的理論研究觀點。
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教授A.吉登斯堅持社會學理論本質的批判性，在拒斥自然主義方向上力求對各派理論觀點作出綜合。他把結構界定為行動者在逾時空的互動脈絡中所使用的規則和資源，行動者正是使用這些規則和資源在具體時空中形成或再現結構。他認為，傳統社會學理論中巨觀——微觀、主觀——客觀諸如此類對立的二分法內容並不能構成二元論，只是同一實在的兩面。
人們在互動中使用規則和資源構成了日常生活中共有的社會結構，同時再現了構成結構的規則和資源。社會系統的結構特徵既是構成社會系統的手段，又是這種構建實踐的結果。因此，個體行動、互動、社會都是互相包容、彼此涵括的。
吉登斯受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C.列維——史特勞斯某些思想的影響，注重從一般結構原則和結構要素去看待不同社會，並把結構解釋為規則和資源，認為它們之間可以派生出許多不同的組合，吉登斯對社會結構的論述從不同方向把結構主義、功能主義、互動理論、現象學社會學和精神分析理論的各種思想融匯成一個概念體系。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教授J.亞歷山大，針對60年代以後在批判結構功能主義之後形成的以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民俗學方法論等為一方的微觀分析和以社會衝突論等為另一方的巨觀分析之間的對立，倡導“新功能主義”，主張對雙方都持開放態度，並力主在功能主義傳統背景下綜合上述理論。即通過重構帕森斯的行動理論綜合微觀理論的洞見，以探索聯結微觀個體行動與巨觀社會結構和制度的環節；在保持帕森斯的“規範秩序”前提下，強調對權力、強制、衝突、戰爭等問題進行巨觀分析的必要性，力圖把社會變遷研究納入帕森斯的“分化”理論之中。亞歷山大對80年代後期以來興盛的“文化社會學”給予高度重視，並力求在功能主義框架之內解決文化與社會、與人格系統的關係問題。
法蘭克福學派後期的主要代表J.哈貝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也是一種植根於批判理論基礎上對各種社會思想傳統實行綜合的嘗試。哈貝馬斯依據人類認識的旨趣，把知識分為經驗——分析的知識、形上學——歷史的知識和為獲取自由與解放的批判知識 3種類型。他強調，溝通行動理論是基於對傳統社會學思想進行批判反思的立場，將經驗資料和意義理解加以整合。
在這一整合下的資料和意義已不同於從技術控制觀點所掌握的資料及其變數之間的關係，也不同於單從溝通理解觀點所獲得的意義共識。溝通行動理論作為批判理論的當代變種，既是經驗分析的，也是意義理解的，同時還是批判反思的，是三者的綜合。哈貝馬斯意欲使自己的理論成為對來源於古典社會學家迪爾凱姆、韋伯和馬克思的思想傳統的當代各種理論觀點的一種批判性綜合。
當代模式
激進的自然主義或還原主義
這是以行為主義和社會生物學為代表的見解，堅持用實證主義來統一社會學認識，認為社會學從根本上是行為心理學和生物學的組成部分。
邏輯演繹主義
它不關心自然主義方法論所強調的現象的“內容”方面，注重現象的“形式”的邏輯的方面，提出要克服傳統歸納法的局限性，並藉助自然科學的實證經驗來建立理論認識的範式。這是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觀點。
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
主張超越傳統實證主義和人本主義的局限性，力求從廣闊的背景上看待和闡述社會學認識問題，並試圖把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同批判地分析孔德、迪爾凱姆、馬克思、韋伯和帕森斯所提出的重大課題結合起來，並以此作為建立新的社會學方法論的出發點。
當代發展趨向
經驗科學
在對這門學科性質的認識上，社會學的套用研究功能進一步得到了加強。普遍承認社會學是一門以套用研究為主的經驗科學。在學科建設上,套用研究與理論研究相結合，已為戰後世界各國社會學的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是促進學科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
自然主義
來源於古典社會學理論的自然主義——人本主義之爭在理論和方法論上表現得更趨激烈，涉及的內容更加廣泛和深入。通過理論和實踐的論辯，越來越多的人認同社會學的研究客體是一個紛繁複雜、變動不居的多維結構，在社會學認識中實證主義和主觀主義的一維獨斷論以及各種形式的還原主義觀點，受到越來越多的否棄。
早期和中期社會學發展中實證主義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當代社會學理論中人文傾向相對有所增強。結合當代社會發展的實際，博採先輩思想家諸家之長，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打破傳統的行動—秩序二元壁壘，已成為當前理論綜合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和探討；社會學思想中的三大傳統的代表人物馬克思、迪爾凱姆、韋伯的著作受到普遍的關注。
社會學本土化
在開發中國家，要學習和掌握社會學知識,更有效地為本民族的發展服務，必須解決把來源於西方文化背景的理論、概念與本地區、本民族的社會現實相結合的問題。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社會學在當前的發展，同樣面臨著把具有普遍性的一般原理、範疇、概念與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背景的比較研究相結合的重大課題，即當前受到普遍關注的社會學“本土化”問題。
參考書目
蘇聯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編，鄭杭生、賈春增、張進京等譯：《現代資產階級理論社會學批判》，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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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H.Turner,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ical Theory^，The Dorsey Press,Chicago,1986.）
PitirimAlexandrovitch Sorokin, Socioloical Theories of Today，Harper，New York,1966.
Jeffrey Alexander, Theoretical Loical in Socioloy.Routledge & KeganPaul,London,1982～1984.
